无论是基于策略或出于偶然，征税方式像是要将田赋归并在丁税内，政府把解交金额分配给各行省，用缴纳贡金人口数和应缴税款总数来表示。后者往往取决于前者，如果后者的数量极多，那么这个行省的贡金就很可能位于诸行省之首。丁口就是负担贡金的人头数，每个人头按比率得到定值税额，此定额不仅要被普遍接受，也是法定的算定值。一个负担贡金的人头，因意外事件影响和整体环境变化，所代表的身价经常会变动。有很多奇特状况被当作知识而得以保存，最重要的一个案例，是有关罗马帝国最富裕的行省，同时也是现在欧洲最光辉耀目的王国。君士坦提乌斯贪婪的大臣刮光高卢财富，每个人头每年的贡金是25个金币，接位的皇帝推行仁政将丁税减到7个金币。在极端剥削和暂时施惠之间寻求一个合理比率，丁税应定为16个金币，大约等于9英镑，这才是高卢征税的正常标准。但这种计算对有心人而言，很容易能够通过推论联想到两个困难，就是大家对丁税的力求平等和惩罚严厉性感到震惊万分，对其稍加解释也许可以令我们对有趣的帝国式微的财政状况有所了解。

其一，只要财产的划分出现不公平的状况就会引起不满，这是人性不变的法则。由于税收的评定应完全平等，其中绝大部分的人会被剥夺生计，此即罗马丁税的原则。但在执行时，人们却感觉不出不公平，主因是贡金乃根据实况来缴纳，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征收。几位贫穷的市民可合组成一个人头，共同分担税款，而富有的省民依据财产，可负担好几个名额的丁口。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生活在统治高卢最有成就的皇帝的时代，他曾提出最富诗意的要求，把自己负担的贡金，比拟为希腊神话里的怪物革律翁，恳请赫拉克勒斯大发慈悲，砍掉恶龙的三个头好拯救性命。西多尼乌斯是极为富有的诗人，他都不断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的脑海里可以浮现出许多高卢贵族像死去的海德拉（Hydra）一样，长着100个头，躯干伸展到整个国土，吞食着数以百计的家庭的景象。

其二，就高卢丁税平均值而言，每年的额度是9英镑，我们可拿来与当前国家的状况作比较。现在法国被专制君王统治，有一群勤勉、富裕和热情的人民，要想达成目标，还有相当的困难。法兰西的税收并没有因恐惧和奉承而加以夸大，不至于超过年度总额1800万英镑，由2400万居民来分担。其中只有700万人是有能力的父亲、兄弟或丈夫，此外都是不用纳税的妇女和小孩。每个负担贡金的臣民有相等的比率，每人不会超过50先令（20先令为1英镑）。但他们的祖先高卢人正常缴纳的税金，反而要高出四倍之多。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不全在于金银的缺乏或富足，而是古老高卢和现代法国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差别。如果国家的每位臣民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庞大的税额就会由全体人民来分担，不论是征自财产或消费。

古老高卢的大多数土地，跟罗马的其他行省一样，都是由奴隶耕种，农民受束缚的状况与严苛的奴役制度没什么差别。主人享受劳力的成果，大多数人处于贫穷状况，任何市民只要拥有相当财产，或过着温饱的生活，就会名列贡金名单上。这部分的人虽少，但很合理地要负担更大比例的丁税。这种主张的真相可用以下例证说明：埃杜伊人是高卢最有势力和最进步的部落或城邦，据有广大的区域，现在包含大约50万居民，隶属奥顿和讷韦尔两个主教辖区，等到增加沙隆和马孔以后，人口总数达到80万人。在君士坦丁时代，埃杜伊地区提供2.5万个人头数的丁税，由于这一地区的人民无法忍受贡金的重担，君主将人头数再减少7000个。刚好出现与明智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见解相类似的情形，也就是有自由权利和缴纳贡金的市民没有超过50万人。政府行政在正常状况下，每年支出大约是450万英镑，虽然看起来每人分担了超过正常四倍的税额，但皇帝直属行省高卢的征税，只是法国现在税收的四分之一。在君士坦提乌斯横征暴敛下算出来是700万英镑，在尤里安仁慈或明智的统治下则减到200万英镑。

地主深受其害的丁税，自由市民中富有而数量庞大的阶层却可以逃避。为了分享来自技艺和劳动，或存在于货币和商品中的财富，皇帝把分开计算且是个人的贡金，强加在臣民有关贸易的主体上。虽也有免税措施，但对时间和地点都有严格限制。像是允许地主出售自己土地的产品，对于自由行业者经过批准给予某些特权，但与商业有关的各方面，都因严格的法律规定而受到很大影响。亚历山大里亚有地位的富商，从印度进口宝石和香料供西方世界使用；放高利贷的人从金钱的利息中，谋得的不劳而获的可耻收益；手艺精巧的制造商、工作勤勉的匠人，甚至僻远乡村毫无名望的零售商，都要让税务人员进入他们获利的场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不光彩的俸给也甘之如饴，能够容忍公娼这门行业。这种施用于各行各业的普通税，因在第四个年度征收而被称之为“五年摊捐”。

历史学家佐西穆斯提到，每当接近这要命的期限，市民无不涕泪齐下，惶恐万分。税务人员为达成缴纳的金额，运用令人憎恶的不当方式，穷人经常受到鞭笞，才能被评定合于免缴税款的要求。佐西穆斯带有热情和偏见的控诉中提出的证词，根本无法证明是否属实，但是从这种贡金的性质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那就是决定配额的方式非常武断，征收方法极端严苛。商业行为产生不为人知的财富，技艺和劳力的利润并不很稳定，只能靠着自由心证来裁定财产估值。不像征收土地税的状况，可以用没收财产的方式获得欠税，很少损害国库的收益。在对商人的征税过程中，除了对身体施以惩罚以外，找不到让他们吐实的更好办法，就像商人的贸易，不能没有可见而永久的抵押品一样。过去用很残酷的方式对待无能力支付国家税款的债务人已被证实，却因为君士坦丁合乎人道的诏书而获得减轻，例如不允许滥用枷架和鞭刑，准备宽大和空气流通的牢房作为监禁之用。

普通税的征收是出于帝王的绝对权威，但偶尔呈献的“冠金”，却仍旧保留原来的名义和民众同意的形式，这是一种古老习惯。共和国的盟友把他们的安全和能够获得解救，归功于罗马武力的成就。意大利的城市，为了颂扬胜利将领的功绩，装饰凯旋式华丽的排场，就自动呈献金冠作为礼物，等到典礼完毕就将其供奉在朱庇特神庙，这是他们未来荣耀的纪念。随着热情和谄媚的风气开始盛行，热情的捐献不仅数量增多，尺寸和重量也加大。恺撒的凯旋式礼品丰富，以致巨大的王冠有2822个，总重量是黄金20440磅。深谋远虑的独裁官立即将这笔财富熔化，他认为花在士兵身上比用于神明更能发挥功效。以后的皇帝取法前贤并加以改进，将华丽的饰品换为帝国通行的金币，将这当作更容易接受的礼物。

自发的奉献最后成为欠恩应尽的责任，也不再限于凯旋式的场合，而被认为是君主国的城市和行省得到许可的一种行为，经常伴随着皇帝纡尊降贵地宣布即位、出任执政官、皇子出生、晋封恺撒、战胜蛮族，或者任何能为皇帝在位的记录踵事增华的实际或假想事件。罗马元老院的特别赏赐是黄金1600磅，大约6.4万英镑；抑郁的臣民用巧妙措辞加以颂扬，君王把这些无益但蓄意而为的证词，当成是忠诚和感恩的表示，心满意足加以接受。

一个民族若过分傲慢或自怜，都不可能对自己的实际处境做出正确的估计。君士坦丁的臣民觉察不到自身的才智和品德已经日趋堕落，使他们失去祖先所具有的尊严；但是暴政的疯狂、纪律的废弛以及赋税的日增，不仅使他们身受其害，而且让他们对此深感痛恨。历史学家不怀偏见，一方面承认民众的确有理由感到不满，同时也看到可以减轻苦难的有利条件。蛮族风暴转瞬间会使罗马帝国的伟大丧失基础，至今仍被拒止或阻挡在边境地区。整个地球有相当多的居民，在培育艺术和文学的园地中仍然享受着高雅的社交生活。民政体系的形式、权力和经费能够抑制嚣张跋扈的军人集团。尽管法律受到特权的破坏和巧辩的歪曲，罗马司法制度运用明智的原则，依然能够保持秩序和公正，这是东方专制政体难以想象的事。宗教和哲学对人类产生保护作用。自由权利这个名词，虽然已经不会使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感到惊愕，但能够提醒在位的皇帝，他所统治的国家并不是奴隶或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