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借用柏拉图神学的基本原则，特别提到这些原则经过神的核准，第二、第三世纪博学的长老受到鼓励，可以欣赏并研究雅典智者的著作，因为这些作品有不可思议的先见之明，其中之一就是预见到了基督教的改革。柏拉图可敬的名声经常被正统教会使用，以及被异端教派滥用，一般都是拿来支持自己的真理或是反驳别派的错谬。柏拉图评论者的妙思所建立的权威，以及逻辑辩证的运用技巧，被用来证明柏拉图的见解在遥远的后世的意义，同时这也让有创造力的作者保持谨慎的沉默。特别像是神秘莫测的三位一体，有关三个神格的性类、形成、区隔和平等，这些微妙而又深奥的问题，亚历山大里亚的哲学学院和基督教学校展开争论不休的激辩。热烈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探索深渊的秘密，导师和门徒的骄傲满足于文字的表达技巧。但是那些最明智的基督教神学家，像是伟大的阿塔纳修斯，他们坦承，无论如何用尽理解力去思索逻各斯的神性，辛劳的工作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产生反效果，思考得愈多理解得愈少，写作得愈勤愈是无法表达出自己的观念。人们在探索的每一个步骤，不得不认识到或者是感觉到，人类心灵的运思能力与所望目标的大小之间不可估量的差距。吾人可能会努力萃取时间、空间和事物的概念，这些概念与我们通过经验知识获得的理解力发生密切的关系，但是一旦我们想很快地合理推定属灵世代的无限的本质，通常就会从否定的概念推断出肯定的结论，如此我们就会陷入黑暗、困惑和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这些困难源于所讨论主题的性质，带着无法负荷的重量压在哲学和神学的争论者身上。但是我们也可能观察到两种最基本、也是最特殊的情况，从柏拉图学院的论点中辨别出正统教会的义旨。

其一，在一个哲学家所精选的社会中，其中的成员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格物致知的习性，在雅典的花园或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可以安静地沉思或是温和地讨论有关形而上学的一些深奥难解的问题。对于柏拉图学派的弟子而言，个人的思考不会指望别人有所理解，更不会激起大家辩论的热情，他们神游物外的深思，由于他人的怠惰、忙碌或是勤奋从事其他的学问，不会引起注意而受到忽略。但是等到逻各斯被揭露出来，成为基督徒信仰、希望和宗教崇拜的神圣目标之后，高深莫测的神学体系，被罗马世界每个行省数量庞大而日益增加的群众所接受，无论这些人年龄、性别和职业为何，都很少习于抽象的推理和切望的沉思，没有资格来判定神性的制度。

然而德尔图良大言不惭地提到，基督徒的神智可以回答任何问题，甚至那些难倒了最聪明的希腊智者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当目标离我们无限远，人类对它的理解程度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的确可以被计算为无限小。至于小到何种地步，就要用对固执和教条所产生的信心来加以衡量。这种沉思不再是打发时间的休闲活动，而变成当前生活中最严肃的责任，也是未来生活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这种神学成为个人沉思和公众谈话最常见的主题，相信是义务，怀疑是罪恶，错误是危险，甚至带来致命的后果。冷酷的哲学所呈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被虔诚的狂热精神激起腾空的烈焰，甚至就是普通语言表示的隐喻，也暗示了感觉和经验所造成的谬误的成见。基督徒憎恨希腊神话粗俗而龌龊的世代，忍不住要用大家熟悉的孝顺和父子的关系来加以证明。圣子的角色像是永恒从属于赋予它存在意义的创造者，但是由于世代继承的行为就精神和抽象的感觉而论，必定会传承自然之道的属性，不会在圣子和永恒全能的圣父之间，树立起权柄和时效的界线。基督去世后八十年，比提尼亚的基督徒在普林尼的法庭里宣称，他们把他当成神明祈求保护，他那神性的荣誉在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永垂不朽，所有的教派都尊他的名，自视为他的门徒。他们崇敬基督，恐惧任何异教崇拜，原本可能让他们断言逻各斯相等和绝对的神性，但他们忧虑会触犯到基督伟大的圣父和宇宙中那独一的至高权柄，害怕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他们迅速升至天国的宝座。基督徒由于这种对立的意向，内心会悬虑难安，甚至发生动摇，我们可以由神学家的作品看得出来，从使徒时代的末期到阿里乌斯争论开始，上述的忧虑在这段期间盛极一时。无论是正统还是异端教派，都需要信徒的赞同以增加他们的信心。就是最吹毛求疵的评论家也得承认，即使他们走运获得罗马正统教会的真理，也会用散漫、含糊甚至矛盾的语言，来陈述他们的概念。

其二，区别基督徒和柏拉图学派的首要条件是个人的虔诚，其次是教会的权威。哲学的徒众强调学术自由的权利，对教师尊敬的情感，往往体现于出手大方和自愿呈送束脩。但基督徒形成人数众多而纪律严明的社会，法律和官吏的管辖权很严格地运用在心灵的信仰上，想象力毫无拘束的漂荡状况，逐渐受到信条和忏悔的制约，个人判断的自由权利降服于集合公众智慧的宗教会议。神学家的权威为教会的位阶所决定，主教是使徒的继承者，对背离正统信仰的人施以教会的谴责。但在宗教争论的时代，任何压迫行为都会对心灵的反弹增加新的力量，一个精神上的叛徒的宗教狂热和固执作风，有时会为野心和贪婪的秘密动机所激发。形而上的论辩成为政治斗争的原因和借口，柏拉图学院的精妙之处成了党派倾轧的徽章标志，激烈刻薄的争论使双方本已分道扬镳的信条更扩大了分歧。普拉克西阿斯和撒伯里乌的黑色异端，长久以来竭尽全力要混淆圣父与圣子。只要他们对神格的区隔较之神格的对等，坚持得更为严谨而热烈，可能就会受到正统派的谅解和宽恕。等到争论的狂涛消退，撒伯里乌派的发展不再成为罗马、阿非利加和埃及教会所恐惧的对象，宣扬神学见解的浪潮开始平稳地流向对立的极端，就是出于其他宗派之口的受到谴责的名词和释义，最正统的神学博士现在也会拿来使用。

宗教宽容的诏书恢复基督教的平静和安宁后，有关三位一体的论争又在动荡不安的亚历山大里亚复活，那里是柏拉图学派、智慧才俊以及富有人士在古代的聚集中心。宗教纷争的火焰迅速从学术界传播到教士和人民中间，再散布到各行省和东部。有关逻各斯的永恒性这个玄妙的问题，在基督教大会和群众的布道会上也有人热烈鼓吹。阿里乌斯学说的离经叛道，通过他本人和对立教派的狂热宣扬，很快变得众所皆知，即使是态度最坚决的反对者，都承认这位杰出的长老学问渊博，生活上无可指责。他还在前一次的选举中，慷慨地拒绝登上主教的宝座。而阿里乌斯的竞选对手亚历山大后来却成了他的审判官，这一重大案件得以在他的面前进行法庭辩论。如果开始时亚历山大还有些犹豫，最后他却做出判决，认为这是一个有关宗教信仰绝对不容违背的原则问题。无所畏惧的长老决心要否定愤怒主教的无上权威，因而被排斥于教会的一切活动之外。但是孤军奋斗的阿里乌斯得到了人数众多这一派的支持，直接追随者中有2位埃及主教、7位长老、12位执事以及700名处女（简直可以说是不可思议）。亚细亚大多数主教都支持或赞成他的主张，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是通过两位欧西比乌斯的行动实现的，他们分别是恺撒里亚的最博学的高级教士欧西比乌斯，以及尼科米底亚的虽已成为政治家，却仍未失去圣徒身份的欧西比乌斯。在巴勒斯坦和比提尼亚召开的宗教会议，与埃及的宗教会议对抗。皇帝和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神学的论争上，经过整整六年后（318～325 A.D.），最后结果仍然要提交具有最高权威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做出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