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贝里乌斯和奥修斯的屈服，使那些信念毫不动摇坚持阿塔纳修斯伟大德行和宗教真理的主教，觉得自己更加光彩。他们的敌人那种奸猾而恶毒的用心，更剥夺他们共同商量和互相安慰的机会，把这些被流放的杰出教士分送到相距甚远的行省，并精心为他们挑选一个在庞大的帝国中对他们最不友好的地点。但是他们却很快体会到，利比亚的沙漠和卡帕多细亚最野蛮的地区，比起某些城市来对他们还略好一些，城市里那些阿里乌斯派的主教，简直可以肆无忌惮发泄宗教仇恨。他们所能获得的安慰，只是自己的正直和不屈、追随者的拜访、来信和慷慨的救济，以及很快就能高兴看到，尼西亚信念的敌人在内部出现分裂，这给他们带来最大的满足。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理念非常怪异，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在基督教教义问题上看法稍不合他的标准，就会引起雷霆暴怒，以致他对那些坚持“本体同一”论、主张本体同类论，以及那些不承认圣父圣子相像的人，都用同样的狂热态度加以迫害。三个主教观点完全不相同，但可能同样被免职。如果他们在同一流放地彼此相遇，那时，根据他们当时不同的情绪，对于敌对派系盲目的热情，可能会相互安慰或是加以责骂，认为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痛苦，将来即使有再大的幸福也难以补偿。

西部正统基督教会主教的免职和流放，是为了置阿塔纳修斯本人于死地而预先安排的步骤。在过去的26个月里，帝国朝廷用尽各种阴险的手段和暗中的活动，要将他赶出亚历山大里亚，同时也撤回原来他向人民慷慨施舍的津贴。然而，当埃及的大主教被拉丁教会抛弃并且开革逐出教会，已经失去任何外来援助时，君士坦提乌斯派遣两名使臣前来口头宣布放逐的命令，监督贯彻执行。本来，这项判决已得到全体教派的公开认可，因而君士坦提乌斯不肯给信使书面命令的唯一动机，只能说他对这件事尚有顾虑，担心如果人民决心以武力誓死保卫无辜的精神之父，他的第二大城市和帝国的最富庶行省就有遭到攻击的危险。他这种过于谨慎的行动，给阿塔纳修斯提供装糊涂的机会。他以极有礼貌的方式否认这命令的真实性，说明这种做法有违宽厚君主一向所秉持的公正态度，同时也与从前发布的命令相抵触。埃及的民政当局发现不论是劝说还是强迫，都无法使大主教离开执掌教会大权的宝座。他们被迫不得不和亚历山大里亚深得人心的领袖达成一项保证协议，在没有进一步了解皇帝真实意图之前，暂时停止彼此控诉和敌对行动。这个外表看来很温和的做法，欺骗了正统基督教教会，造成一种致命的虚假安全感。实际上，这时上埃及和利比亚的罗马军团已得到密令正迅速前进，准备包围或者袭击这座习于发动叛乱和已陷入宗教狂热之中的省都。

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大海和马里奥提湖之间，地理位置便于军队的接近和登陆，因此来犯的军队在城市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前，诸如关闭城门或占领重要据点，便已进入市区中心。签订协议后第23天的深夜，埃及公爵叙利阿努斯亲自率领5000名全副武装做好袭击准备的士兵，出人意料地拥进大主教正带着一部分教士和教徒做夜间礼拜的圣提奥纳斯大教堂。这座神圣建筑物的大门被进攻的士兵砸开，随之而来的是一片骚乱和屠杀。但是，由于被杀者的尸体和兵刃的残片，第二天可能被当作无可辩驳的证据留在正统基督教会手中，所以叙利阿努斯的行动只能说是成功地闯入而非一次完全的征服。该市其他的教堂也遭到类似的暴力蹂躏，而且在此后至少四个月里，亚历山大里亚一直暴露在敌对教派神职人员的鼓舞之下，惨遭任意肆虐的军队残害。大批虔诚的信徒被杀，如果他们无故受难，也没有人为他们报仇，那么都应该被称为殉教者。主教和长老受到残酷的迫害和侮辱，圣洁的修女被剥光衣服，受到鞭打和奸污，富有市民的家园被抢劫。就这样，在戴上宗教狂热的假面具后，兽性、贪婪和私愤可以尽量发泄，不仅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受到鼓励。

亚历山大里亚的异教徒自成一派，人数众多且早已心怀不满，稍有人鼓动就愿意抛弃他们既害怕又尊敬的主教。由于寄希望于可能得到的某些好处，以及害怕被当作叛乱分子惩治，他们都表示支持阿塔纳修斯的继任者——卡帕多细亚很有名望的格列高利。篡位者在阿里乌斯派的宗教会议接受圣职，新委任的埃及伯爵塞巴斯蒂安，被派来执行这个重要计划，格列高利在武力支持下登上大主教的宝座。暴虐的格列高利无论是在使用权力或夺取权力时，根本不考虑教规、正义和德行，使得都城出现的暴力和恶行，在埃及90多个设有主教的城市重演。君士坦提乌斯在胜利的鼓舞下，公然表示支持使臣的做法。在公开发表的一封充满热情的书信中，皇帝提到之前那位暴虐的主教靠着三寸不烂之舌，蛊惑盲目信徒以获得威望，现在终于能够从他的手里把亚历山大里亚解救出来，特别向大家恭贺。皇帝接着大谈新当选主教格列高利的品德和虔诚，可以说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庇主和恩人，名望超过建城的亚历山大大帝。但皇帝又严正宣告，他将怀着不可动摇的决心高举着火和剑，穷追那些附和阿塔纳修斯的叛乱分子。这个邪恶的阿塔纳修斯已经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却避开审判，逃脱他早就罪有应得极为耻辱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