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使命在于从实记录史事以为后世借鉴，要是刻意为暴君的行为开脱责任，或为迫害的旨意寻找借口，就会自取其辱。我们必须了解，那些看上去对原始教会毫无善心的罗马皇帝，要是将他们和近代君王动辄使用军队暴力和恐怖手段以镇压不同信仰的臣民做一个比较，其罪恶程度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像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这样的君王，无论从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方面，应该都能认清良知的权利、信仰的义务和法律的公正。古代的罗马帝王和官吏，对基督徒坚持信仰的原则一无所知，但出于促使基督教合法或自然皈依本国的神圣宗教制度的考虑，他们的内心不会产生敌对的动机，所定的罪责也可以获得缓颊，这些因素都能够降低进行迫害的激烈程度。当局的行为出于立法者的温和政策，不受具有偏见的宗教狂热所驱使，执行那些针对地位卑贱的基督徒所制定的法律时，常因蔑视心理而不以为意，甚至出于人道的关怀而免于处理。要是我们全面检视罗马当局的心态和动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当局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发觉对此一新兴教派不可漠然视之。

其二，任何臣民被控犯有此一奇特罪行，当局在量刑定罪时，都会特别谨慎处理。

其三，处罚以从宽为原则。

其四，受害的教会有和平安宁的时期。

那个时代的异教徒作家长篇大论写下皇皇巨著，但是对基督徒这个问题，一直视为平常，着墨不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可信的史料，来证明这四点符合事实，所言不虚。

感激上天的恩赐，早期的基督教会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罩住，在教徒的信仰成熟、人数增加之前，保护他们免于恶意的攻击，甚至完全不被异教徒知晓。他们逐渐抛弃摩西所规定的种种崇拜仪式，为最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安全而无害的掩护。由于他们大部分都是亚伯拉罕的族人，割礼就是最特殊的标志，在耶路撒冷神殿被毁之前，他们一直在那里举行礼拜，并将律法和先知视为神的旨意在地上显现。就是在心灵上接受以色列应许之说的非犹太人，在改变信仰以后从外观上也被视为犹太人。

多神教徒重视表面的祭典和仪式，更甚于信仰的实际内容。这个新兴教派有伟大的企图和期望，始终小心地加以掩饰，不动声色地私下传播，从罗马人对那个闻名的古老民族所抱持的宽容政策中，获得相当程度的保护。时隔未久，犹太人受到宗教狂热和对异端深仇大恨的刺激，慢慢觉察到他们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弃犹太教堂的教义，一心一意要把异端邪说淹没在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早已解除他们执行恶毒念头的武装能力。虽然他们有时还能无法无天，行使煽动叛乱的特权，但是已不再拥有审判罪犯的司法权力。同时犹太人发现，要在一个冷静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的心中，煽起由狂热情绪和偏见引起的仇恨也确乎不易，何况各行省总督曾宣布，随时准备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一旦罗马人听说问题的核心不是具体事件，而只是一些有关宗教的空话以及犹太教的律法和预言应如何解释所产生的争论时，罗马当局便觉得，认真研究在一些野蛮和迷信的人当中发生的不着边际的意见分歧，未免有损于罗马帝国的尊严。因此，第一批基督徒的清白无辜，倒是受到全然无知和不屑过问的保护，异教徒地方官的法庭常常变成躲避犹太会堂疯狂迫害最安全的庇护所。

确实，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传说，也会在这里重述十二使徒漫游异邦的行程，他们的种种神奇行迹，以及各自不同的死难情景。但是，经过一番更细腻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曾目睹基督创造各种奇迹的人，如何可能会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境外，用自己的鲜血来证实他们所言不虚。从常人的正常寿命来判断，就能知道，在因犹太人的不满而导致的那场以耶路撒冷的彻底毁灭而告终的疯狂战斗爆发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早已过世。从基督死亡到那场令人难忘的暴乱之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除了在基督死后第35年，也就是那场大暴乱发生之前两年，尼禄曾对帝国的基督徒突然进行过一次短暂而残酷的迫害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罗马政府改变宽容政策的任何迹象。后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独特事件的历史面貌，主要是依靠那位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仅凭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们不能不对这段史料做一番最认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