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图良在《护教论》中列举两个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时也是非常可疑的皇帝大发慈悲的案例。那就是提比略和马可·安东尼颁布的敕令，那些敕令不仅要保护基督徒的清白无辜，甚至证明了基督教教义的神迹，完全肯定其所应有的真实性。

在这两个案例之中，第一个例子显然存有难解的可疑之处，令人无法轻信。大致有以下几个疑点：首先，庞提厄斯·彼拉多本人曾经禀告皇帝，说曾经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而且似乎还是个圣人，极不公正地判处死刑。因而，虽然自己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却有成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险。其次，公开表示蔑视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却忽然想到要把犹太人的弥赛亚，归入罗马神祇的行列。再次，一向对提比略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居然敢违抗主子的命令，提比略对元老院的抗拒态度，非但没有表示生气，反倒很高兴保护基督徒的法令得以实施，在教会实际存在获得正名以前的年代，他要保护基督徒免受严刑峻法的伤害。最后，有关这样一项异乎寻常事件的记录，虽然保存在完全公开和绝对可信的文卷之中，却没有被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发现，只显现在这位在提比略死后160年据以撰写《护教论》的阿非利加基督徒的眼前。

第二个例子说马可·安东尼颁布诏书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在马科曼尼战争中，他向上帝祈祷，竟使他神奇获救了。好几位异教徒作家都曾连篇累牍记述罗马军团陷入困境，暴风雨和冰雹如何及时来临，一时间雷电交加，以致蛮族军队在恐惧中望风逃窜等情节。如果当时军中有基督徒，在这样危险的关头，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功于为了自身以及全军的安全而做的祈祷。但是，黄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帝国的奖章以及安东尼纪功柱，却都非常肯定地说明了一切。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众，没有人发现基督徒有这样重大的贡献。因为毫无例外，他们会把获救归功于朱庇特的庇护和墨丘利的援救。在马可临朝那段期间，他作为哲学家始终鄙视基督徒，而作为统治者随时会对基督徒施加惩处。

命运反复无常难以窥测，基督徒在有德之君治理下所遭遇的种种苦难，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终止（180 A.D.）。罗马帝国的臣民中，只有基督徒身受马可的迫害，也只有基督徒获得康茂德宽容政策的保护。康茂德最宠爱的嫔妃，就是那位策划谋害皇帝情人而留名千古的梅西亚，对于受迫害的基督教会存有异乎寻常的偏爱，尽管她的罪恶行为和福音戒律无法兼容，但是她可能希望通过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保护者，而为女性的脆弱所引发的不正当行为赎罪。在梅西亚的仁慈庇荫下，基督徒安然度过13年的残酷暴政。等到塞维鲁家族统治帝国时，基督徒和新王朝建立起较家仆更为亲密的关系。皇帝有次患重病时，有个奴仆呈献涂身的圣油，对身体和精神极为有效，他因而重用宫廷几个信奉基督教的男女。卡拉卡拉的奶妈和教师都是基督徒，要是年轻的君王显露出仁慈心，那也是偶发事件，虽然微不足道却与基督教的发展大有关系。在塞维鲁统治下，民众对宗教的愤怒情绪受到制止，严峻的古老法律也暂时束之高阁，各行省的总督满足于每年从辖区的教会收取献礼，以作为他们奉行宽容政策的代价和报酬。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主教，为决定庆祝复活节的时间引起争论（198 A.D.），最后竟以武力相向，是那段安静时期的最重大事件。后来改信基督教的人数日益增多，终于引起塞维鲁的注意和疑虑，在此之前，教会的安宁一直未受到干扰。为抑制基督教发展，他颁布一份诏书，虽是针对新入教的人士，但若严格执行起来，热心的布道者和传教士难免遭遇到危险和惩罚。在这次并不严厉的宗教迫害中，仍可看到罗马和多神教的宽容精神，只要是奉行祖先宗教仪式的人，任何申辩和解释都会欣然接受。

但是，塞维鲁制定的法律，很快就随着皇帝的权威同时结束，而基督徒在经历了忽然袭来的暴风雨之后，接着享受了38年（211～249 A.D.）的安宁时光。在这以前，他们通常在私人住宅和隐蔽地点举行集会，现在已拥有举行礼拜仪式的专设馆所，甚至在罗马城内购置土地供教会使用，还可以公开选举神职人员，选举的方式堪称楷模，亦受到非基督徒的敬佩。这一段较长时期的平静使得教会的声望日增，出身于亚细亚各行省的君王，他们的政府显然对基督徒最为温和。这个教派的杰出人士，无须哀求宫廷奴仆和帝王情妇的保护，而是作为教士和哲学家被敦请进宫。早已在人民中传播的神秘教义，现在也不知不觉引起君王的好奇。

由于奥利金的虔诚和学识在东方极为知名，马梅娅皇太后途经安条克时，表示愿意召见他谈话。奥利金当然接受了这一殊荣，对于这样一位手段高明而又积极进取的女性，虽然不敢奢望其改信基督教，但还是尽情地对其加以劝导，让对方能够接受他们的教义，最后很光彩地返回了在巴勒斯坦的退隐住所。马梅娅对宗教信仰所秉持的观念，后来被她的儿子亚历山大承袭。皇帝出于虔诚之心，虽然做法并不明智，却对基督教表现得极为关切。他在私人教堂里供奉了亚伯拉罕、奥尔甫斯、阿波罗尼乌斯和基督的神像，以示对他们恰如其分的崇敬，因为正是这些圣者曾以种种方式教导人类，要向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他的家属当中有人公开表示信奉更纯洁的信仰，实际遵守基督教的仪式，在宫廷里或许也是第一次有主教出入。亚历山大逝世以后（235 A.D.），惨无人道的马克西明，对不幸的恩主遗留下来的宠臣和奴仆发泄自己的愤怒，于是一大批各种身份的男女基督徒，便卷入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中，因而这场杀戮便被不恰当地称作宗教迫害。

不管马克西明生性如何残忍，他对基督徒泄愤所产生的迫害，不仅范围有限，时间也很短促。虔诚的奥利金一心要为主牺牲，仍然存活在世，继续向专制君王灌输福音书的真理。他给菲利普以及菲利普的妻子和母亲写了好几封劝善的信（244 A.D.）。等到出生于巴勒斯坦的禁卫军统领篡夺王位，便立即成为基督徒的朋友和保护人。菲利普对这个新教派公开表示好感和偏爱，甚至教堂执事都获得尊敬，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传得绘声绘影，怀疑皇帝改信新教。后来还有人据此编造一套故事，说他谋害无辜的先帝，只有靠忏悔和行善来赎罪。菲利普的统治结束，紧接着是帝国的新君即位（249 A.D.），新政府立即开始对基督徒进行残酷压迫。要是与短促的德西乌斯统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们会觉得自图密善时代以来的处境，简直可以称为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安全。

从德西乌斯皇帝的道德操守来看，我们难以相信，他之所以运用残酷的手段，只是对前代皇帝宠信的人怀着卑劣的仇恨情结。更为可信的是，他为了恢复罗马的淳朴风气，要彻底执行所规划的计划，渴望把帝国从罪恶的迷信中解救出来。于是一些最重要城市的主教不是遭到流放，就是处死。地方官员全面提高警觉，阻止罗马教士进行新的选举，时间长达16个月之久。当时基督徒认为，皇帝宁愿出现一位皇位竞争者，也不能容忍首都有一位主教。如果我们设想，德西乌斯具有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发现基督教在谦恭外表的伪装之下隐藏着骄傲之心，或者德西乌斯有先见之明，得知世俗的统治从精神的权柄中逐渐升起，那么，他把圣彼得的继承者当作奥古斯都继承者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瓦莱里安的统治显得轻率易变和反复无常，这和罗马监察官的威严极不相称。在他的统治前期（253～260 A.D.），宽容的态度甚至超过被疑为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但在最后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却因为一位大臣而全心信奉埃及迷信，受到诱导采用前代皇帝德西乌斯的论点，恢复实行严厉的统治。伽利埃努斯执政为帝国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却恢复了教会安宁，颁发的敕令就其主旨像是承认主教公开的职位，使得基督徒完全可以自由举行宗教活动，过去的法令虽然没有正式废除，却渐渐听任湮没无闻。这样一来（除了归之于奥勒良皇帝的敌意以外），基督徒接连度过40多年的繁荣时期，但是对于他们所重视的德行而言，较之最为严酷的迫害时期更要危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