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所知，在先前的战争中，英国实际上在北美失去了原来的殖民地，在拿破仑战争的高潮时期，不得不把它们作为合众国划入敌人之列。它们的介入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者考虑到战争的巨大规模，甚至也不是重要的，但从后来的英美关系的角度而言，的确具有影响，所以需要至少片刻的注意。

当1793年英法开始发生战争时，大部分美国人对在独立革命中挽救了他们的前盟友持同情态度，法国人民的起义现在似乎正引导着这个国家走向自由和共和主义的道路。大不列颠“暴政”和八年战争的记忆不堪回首，还有前面提到的未履约的争执和贸易限制。

不过，华盛顿总统发布了一个中立宣言。法国在1798～1801年对美国贸易的干涉几乎导致一场战争。虽然双方分歧严重，战争还是得以避免。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海上贸易快速增长，直到法国的敕令和英国的枢密院君令使它难以为继。作为一个中立国，美国不断向两方提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

至于违背中立贸易法规，理论上说在两个下定决心要殊死斗争的违法者之间没有多少选择，任何一个都不会太重视法律。如果美国要诉诸战争来维护自己的中立国权利，它将不得不挑战法英双雄。而且实际上，美国被党派和群体的路线所分裂，联邦主义者的东北部是亲英的，而更加民主化的南部是亲法的。

然而，除了贸易之外，在反英情形中还有一些特别因素。不仅英国基于其海军优势能够在事实上封锁美国海岸——它们也这样做了而法国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英国还通过把美国船只上的美国海员强征入伍（声称是其国民）而激起愤恨。数以千计的美国人被带离美国船只，在英国海军服役或者被囚禁。据说某一时期在达特穆尔监狱的囚犯中，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港的水手比本土人还多。如果英国坚持在位于它的海岸三英里之内，把它真正的公民带离我们的轮船，就不会引发什么抱怨，但它坚持在公海的任何地方都这样做，而且通常是采用最高压的手段。

1807年英国豹号护卫舰撞上美国切萨皮克号护卫舰，后者刚刚从诺福克出海，还没有做好航行的充分准备。豹号朝切萨皮克号一侧船舷射击，打死打伤二十个美国人，随后抓捕了四人。美国举国愤慨，战争已迫在眉睫，但杰斐逊总统，尽管被指责亲法，避免了战争，并与坎宁谈判。然而，就一般常规或者英法的贸易管制规定而言，很难保证不会有变化。于是杰斐逊步拿破仑后辙转向经济施压，虽然从他的方面而言，他宣布对来自美国的所有商品实行全面禁运，是想避免战争而不是进行战争。鉴于我们今天国际联盟的制裁和经济手段的失败，留意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它们就被尝试过并遭到完全失败是耐人寻味的。拿破仑的图谋导致了他的倒台，杰斐逊的图谋几乎在本国引起革命，直到这些措施不得以被撤回。

与此同时，在美国西部，从以“主战鹰派”（War Hawks）闻名的年轻政治家中兴起了一个派别，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获取加拿大和消除英国对西北部印第安人影响力的机会，于是敦促杰斐逊的继任者麦迪逊总统对英国采取武力行动。然而这场战争更多是出于总统的一个失策，他宣布美国贸易对世界各国开放，除了那些拒绝撤销贸易限制以防对方会那样做的交战国。英国断然拒绝，而拿破仑哄骗美国政府相信他已经撤销。最后，美国仅在英国实际上废除了枢密院君令的五天前对英国宣战。如果那个年代有大西洋海底电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英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这个不愉快的事件拖了两年半时间，伴随无足轻重的陆上行动，有两件事情令美国人刻骨铭心：一个是英国人放火焚烧了华盛顿市，国会大厦、白宫、政府文件无一幸免；另一个是，于1814年12月在根特签订和平条约之后，杰克逊将军指挥的美军在新奥尔良打败了英军，战斗的双方都不知晓签约之事。美国人在海上表现得好些，在诸如奎利埃尔号与宪法号、弗罗列克号与黄蜂号、马其顿人号与合众国号、爪哇号与宪法号的战斗中，美国人都是胜利者。然而英国海军的分量毕竟摆在那，而且尽管在单个的舰只之间有一些闪光的行动，从战争总体上看任何一方都鲜有亮点。

最后，双方都希望和平，都乐于签订一个条约，不去纠缠争端的一切起因。被过去三十年意见不一的党派情结所分裂的美国，乐于团结一致地转向广阔的西部开发上去，尽可能永远地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这个事实是拿破仑战争在其军事和商贸两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像把英国视为主要敌人这一传统的长期保有。尽管有深深的不满，美国尽量对英国保持和平，如果几个事件发生的顺序被改变仅仅一两周，它可能或者不会在1812年开启战端，或者在决定出兵之后会站在英国一边而不是法国一边，这极大地影响后来两代人的公众情绪。

对于帝国之一部分的加拿大，这场小型战争有着相当大的和持久的意义。不仅大量的美国移民潮终止了，而且加拿大人（在威灵顿麾下一万名西班牙退伍军人的帮助下）和美国人之间的战斗大大强化了这个殖民地自身内部的以及与英国的团结意识。甚至大量的美国人口不得不抛弃共和主义和其他美国观念，明确地变成英国式的。加拿大人入侵过美国也被美国入侵过，从战争的经历中形成了加拿大人最早的，由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组成的一个单一民族（single people）的传统。加拿大政府和社会生活的未来发展从此会是英国式的而不是美国式的，这一点确定无疑。

如果说它没有别的意义，1812年战争在一个关键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帝国最大的自治领未来的重心问题。否则，美国人的移民渗透，以及在许多方面类似的境况——辽阔的版图、未开发的富庶资源、边疆的存在、日益多样化的人口、远离旧世界——可能使得加拿大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转向有更多人口和更加强大的南边邻国。

战争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美英之间1817年达成的《拉什-巴戈特协定》，双方同意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在大湖上不保留军事舰船。从这个协定逐渐发展成两国目前独有的形势，有将近五千英里的共同边界，而整个沿线两边没有任何形式的防御，但双方都感到绝对安全。

如果说1812年的北美战争进一步增强了加拿大的凝聚力，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澳大利亚诞生于美国革命。只是1788年在这个辽阔的大洋洲上还没有殖民开拓，甚至那时英国只是对它的一半提出主张，这个主张还与其他国家有争议。美英之间在战争末期在澳大利亚水域的小型战斗微不足道，但是更大规模的斗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远离战争本身，当地的发展得以持续，特别是勘探开发。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广袤的内陆地区蕴含着各种机会，但只有英国所取得的海上支配地位，使得它后来可以声称拥有整个大陆并且支撑着这一主张。

随着拿破仑之星的陨落，澳大利亚之旭日冉冉升起，宗主国政府开始对它远方的属地兴趣大增。一些以前的罪犯已经成为杰出的公民，年收入多达三千英镑。他们与自由移民之间的纠葛持续着，麦考瑞总督（1809～1821年在任）站在前者一边。1812年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杰里米·边沁、塞缪尔·罗米利爵士等人则攻击整个刑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忙于与拿破仑的生死斗争，英国一些群体还是热衷于促进海外属地的人道主义和善治。1807年议会终止了英国人参与任何形式的奴隶贸易。1812年议会发布了它的第五次报告，是由一个特别委员会在过去五年中编撰出来的，同年议会调查了澳大利亚的情况，且忙于对印度的调研。1813年法取消了东印度公司从前一直享有的贸易垄断权（除中国外），还有司法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结果，在本国政府与它的东方大属国之间引入了更现代的和令人满意的关系，国民也开始为此感到自豪。在印度本土，小型战争在继续，在向前推进政策与不干涉政策之间有摇摆，主要取决于在任的总督，但这一段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些杰出的行政官员，如埃尔芬斯通、马尔科姆、梅特卡夫、芒罗。

一连串的苏格兰姓名表明了苏格兰人在英属印度的健康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这些人和别的人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邓达斯，他负责上文提到的由英国议会举行的对印度事务的五年详细调查。

除了那些我们已经提到的，这里还可以指出，漫长的拿破仑战争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真的融合为一个民族。不仅是苏格兰部队在包括滑铁卢战役在内的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赢得了赞赏，而且彭斯和司各特的诗歌、《爱丁堡》和《评论季刊》的创刊，都为多少个世纪彼此敌对以及几乎互相陌生的联合王国的文化生活增加了新元素。

在司各特的长篇小说中，只有一部《威佛利》是在1815年之前出版的，但是当拿破仑乘船去过永远的流放生活，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不再看法国眼色的苏格兰，一个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互补品质的漫长融合已然实现的“大不列颠”。最后有了一个内心相互同情、相互理解的联合，期待一个伟大的共同的未来，其中双方都将发挥作用，不再被争吵和怨恨的记忆所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