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层阶级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受剥削的阶级则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但在相当程度上他们开始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改革议会代表制度，否则别的事都无从谈起。在他们可以在法律的制定上发声之前，他们的苦衷不大可能被那些当权者的良心所理解。

尽管人的苦难的渊薮是和平之后十年的显著特征，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暴力，即使有的话，多数也是由政府的忧心恐惧和愚蠢措施蓄意激起的，它雇佣密探甚至特务、奸细去发现并不存在的密谋。1816年和1817年零星的骚乱被轻易镇压，随后几年工人们开始组织一些秘密社团。政府担心再来一次已然成为上层阶级梦魇的法国大革命，在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中止《人身保护法》，并在次年获准重新生效。同时，曼彻斯特一个为数众多的受难工人群体开始向伦敦进发，为了一个简单而唯一的目的，即向摄政王递交一份请愿书，老国王乔治三世此时因为不可治愈的精神失常早已丧失工作能力。他们手无寸铁，每个人手拿一床毛毯，因而获名“毛毯派”（Blanketeers）。他们徒步旅行，边走边征召新成员。政府用军队和义勇骑兵队（Yeomanry）轻易就冲散了行军队伍，许多人被投进监狱达数月之久，尽管他们都没有犯罪。在大窘迫中，有一种斯宾塞学说的复兴，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一个斯宾塞协会成立了。政府假装认为已受到革命的威胁，虽然它只是政府自己的特工——臭名昭著的奥利弗搅起的一场叛乱。

那时给经济问题唤起新思想的一个领袖就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他是一个通过棉花加工而发财的有趣人物。由于对工人阶级的处境感到不安，他在新拉纳克为他的职工开办了一家模范工厂和村庄，逐渐形成了一个信念，即只有政府控制生产和分配，每个人公平的境况才会实现。他的思想模糊，没有形成明确和实际的制度，但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他已表明，他可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同时，在对待雇员上远远超越时代。他后来的生涯与本书的主题无关，但是在欧文和他的信徒及继承者，如托马斯·霍吉斯金、威廉姆·汤普森和其他人中间，大多数后来的英国社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这时候产生的，尽管这个术语本身还没有使用。

更重要的是激进分子（Radicals），他们要求成年公民选举权和每年召开议会，虽然他们没有除此之外的建设性社会计划。这个群体的领袖是威廉·科贝特，他把一张新闻传单变为一张只反映他自己观点的报纸，即《政治纪事报》，通过这样逃避重税，他就能把价格从大约一先令减少到两便士，结果它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影响相应地增加了。一个叫梅杰·卡特赖特的人创立了全国性的“汉普登俱乐部”，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在下议院对牛弹琴，“演说家”亨特在讲台上对民众高谈阔论。尽管这些演说和文章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但它们教导工人阶级就一个可能的未来进行思考，而不只是回到一个现在不可挽回地迷失的过去。

1818～1819年有一个短时期的繁荣，但是贫困加剧了，随着失业的增加，激进分子的议会改革思想普及开来。1819年8月，大约五万名手无寸铁、纯粹抱着和平目的的市民聚集起来要游行。聚集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的队伍，遭到一支轻骑兵的袭击，他们是来增援当试图逮捕“演说家”亨特而遭到推搡的义勇骑兵队的。九名男子和两名妇女丧生，约四百人受伤。尽管数名军官被免职，这支部队却受到政府的热烈称赞，但人们为这次惨案取的名称“彼得卢”

（Peterloo），在全国受到头脑清醒的人士的广泛谴责，伦敦市议会向摄政王递交了一份抗议书。

政府的回答是向负责的治安官致以祝贺，在议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六法令”。其中三部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其他条款旨在压制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其中一部事实上将所有公众集会限于堂区会议。另一部针对出版自由的权利，允许治安官搜缴任何他们认为亵渎宗教或者煽动反政府的文字作品，把高额的印花税延伸到所有报纸和特定型号的小册子。新闻界因此部分地钳制言论，贫穷阶级中阅读物的流传受到很大限制。

然而必须指出，如果愚蠢的镇压行为似乎是政府处理民众不满情绪的唯一方式，它的确感觉到了真正的惊恐。而且那时没有警察制度。今天的英国警察，从对付民众的长期经验中，从维持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好感中，不仅成为法律和秩序的维持者，而且已经成为社会机制中显著的润滑剂。而在早期时代，除了小股军队或未经训练、风声鹤唳的义勇骑兵队，没有什么来代表秩序对付暴民，在任何冲突中流血的危险比现在大得多。任何人看到伦敦“警察”（Bobbies）“保护”游行示威者，且与示威者相互开玩笑，会认识到两个时期的差异甚大。

在五年后的1820年发生的两件事，似乎使政府试图通过安插密探和其他方式在全国反复灌输的担忧显得有些道理。卡托街阴谋是关于一群只有大约三十人的亡命徒计划趁进晚餐时刺杀整个内阁成员的事。幸好发现及时，首领被处决。在格拉斯哥，一小群激进分子反抗被派来驱散他们的部队，但是保守的舆论正在从政府转移，转而认为是该有些改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