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知识而言，我们所讨论的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是从社会和艺术上而言，是沉闷和平庸的。如我们所知，王室正处于它的最低潮期，既没有显示出王家风范、道德和智慧，也没有激起任何兴趣，甚至它的丑闻都是低级和庸俗的。就政治家而言，尽管坎宁放在任何时代都很突出，但绝大多数托利党领导人都已成为相当“乏味的货色”。制造业新富，主要是不从国教者，其背景有限，无论有什么成就都不能获得显赫荣耀的社会地位。即使在旧的贵族中，长期的战争已然打断壮游（grand tour）的习惯，这一习惯以前引导年轻的贵族花几年时间在欧洲大陆旅行，在艺术、风景和社会生活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开阔眼界。

这一时期收藏外国艺术品基本上中止了，我们提到的额尔金大理石雕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修建大宅（great house）不再时尚，例如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役之后，没有从事像一个世纪之前马尔博罗的布莱尼姆宫那样雄心勃勃的工程。小型房屋、工厂和肮脏的新城镇，不会激起伟大建筑师的兴趣，即使有这样的人存在。在绘画方面，伟大的根兹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学派及其他艺术派别在这一时期后继无人；劳伦斯（Thomas Lawrence，1769～1830）只是学院式的；以约翰·克罗姆（John Crome，1768～1821）为代表的本土风景艺术家画派，主要围绕小城诺里奇兴盛起来，但整体上绘画变得无关紧要和微不足道。

在工人阶级中两个主要的解脱方式，就是一方面喝酒另一方面信教。如果说不少不快乐的人选择了喝酒，那么为数众多的人也选择后者。在上层社会，自然神论和逍遥自在的无信仰还是时尚，但是不从国教者日益增加的财富和贫困大众转向福音教派，导致权力的增长和信条的对立。这一点由《忠诚宣誓法》的废除以及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基础设施的增加得到证明。国教教会保证，政府的钱不应该花在它自己的辖区之外的学校上，但是私人捐赠汇流成河，仅仅出于自我保护教会不得不使自己积极行动起来。

G.M.特里维廉（G.M.Trevelyan）教授的说法是权威的：到1818年，两百万英国儿童中有六十万正在各类学校就读。没有这种大规模提高读写能力的趋势，有序的工人运动和议会改革是不可能的，所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低水平的和零星的。毫无疑问，被不同教派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延缓的教育改善，现在终于迈开了步伐。

这一时期的文学，与18世纪的理性时代不同，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几代人将要出场。

这一时期知性和审美文学生活敲击的主要音符是个人主义。除了少数几位文学巨匠，这与对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密切相关。一般而言，有四个派别。我们已经在斯宾塞、欧文等人的著作和活动中谈论过社会主义的起源。还有经济学家如李嘉图，他鼓吹个人主义和社会重建的必要性的学说。还有一个派别叫边沁派，即杰里米·边沁的追随者。边沁的哲学是肤浅的——他最为人所知的名言是，社会的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及“每个人是他自己幸福的裁判”——然而他具有深刻而有益的影响。所提到的第一句话是如此简明，这点很显然，但也如此新颖，以至于成了一个与19世纪早期的弊病作斗争的强有力的战斗口号。第二句话是对那个处于初期的理论——即个体的存在是为社会的利益，而不是相反的——的解毒剂。

确实，这个理论没有被今天的极权独裁者以粗鲁、野蛮而残酷的方式所鼓吹，但有一种微妙和危险的信念生长起来，即如果国家财富和实力增长，一切都会好，不管对个体公民的生活和幸福有何影响。太过注重由工厂系统所生产的国家财富的统计，而不是生产者的福利。英国经济和政府正在越来越危险地变成一个庞大而无灵魂的机器，而不是意在创造一个幸福家园。如果说在19世纪期间自由放任的学说有其邪恶的影响，经济学家的上述思想和边沁派，则做了许许多多防止英国滑向德国的国家观念。

边沁的影响在另一种形式上也是永久的。不错，他枯燥无味、视野局限，例如，可以看出他的司法改革巨著着眼于程序而不是理念。但是，边沁派在提出建议措施之前对一些问题的事实和细节的仔细考察，可以被认为为后来的一些皇家委员会及其报告奠定了基础，这些报告对英国治理和立法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时至今日。

在纯文学中任何时代都应该称为大师的人，包括司各特、拜伦、华兹华斯、济慈、雪莱、兰姆、简·奥斯汀、德昆西、兰德、柯勒律治、布莱克等名字，还有其他知名度次一些的人。虽说司各特每年面世一部《威佛利》小说，是为了帮助他偿付由出版社的倒闭而产生的他认为属于信誉债务的十万英镑，从过去的罗曼史中为现实寻求解脱；虽说奥斯汀小姐永远轻快的小说极少反映时代的紧张；虽说济慈认为所有他要了解的就是“美即真理，真理即美”；虽说在“圣查尔斯”·兰姆的宁静而离奇的散文中没有任何突破性的东西，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学整体上还是表现出一种面向普通人、穷人和受压迫者的新风气。

拜伦和雪莱的热烈诗句吐露着真正的反抗，而华兹华斯的平静的诗句虽然与之形成十足的对比，但在对所有低下事物的关注上毫无保留，作为下一个世纪特点的思想革命已风雨欲来。而且，也许在英国生活中找不出第二个时期，比这个时期的文学之花更具英国特色：其范围之广，从拜伦夸大的自我主义到兰姆幽娴的奇思妙想；其对民族历史和乡村美景的热爱；其对治理问题讲求实效而非理论上的专注；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华丽美好的修辞。

为数众多的作家彼此各异，可没有一个不能立即被识别出是英国人，不仅在于他创作的素材，更在于他处理的手法。这一时期的文学也与前两个伟大时期的文学形成强烈对比，有一个从伊丽莎白时代开朗乐观的爱国主义而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对约翰逊时代古典主义的摈弃。国王和王后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昂首阔步的情景已然过去，如同理性时代的自鸣得意也成为历史一样。普通人占据了被一大堆迅速而来的问题所包围的舞台。

文学的环境也在改变。不仅作家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出版社和杂志社使得作家在没有早期贵族“赞助”的帮助下也能够出版他们的作品。也有了一个新的公众群体。《1832年改革法案》之前的整整一代人被日益增加的识字人数打破了内心的平静，心潮澎湃，怀着期待或忧虑，我们今天很难理解。上文谈到过小学教育的大幅增加，而在工人阶级中，成人教育也开始取得进展。书店成倍增加，虽然英国的公共图书馆远落后于美国，直到1850年才出现。伴随其对阅读事务的影响，阅读不仅在工人中增长，而且在中产阶级中增长了。据说紧接这一时期之后，在几乎每个城镇建立的工人成人学校里，“商人、制造业者、小职员、店员、手艺人、匠人”的人数远远多于技术人员，他们的图书馆几乎整个被中产阶级占领。阅读不再是贵族和富人仅有的特权，作家也不再只依赖于他们，或依赖于政治派别，如在斯威夫特和笛福时代那样。由于马卡丹（MacAdam）和泰尔福（Telford）的功劳，道路获得了巨大改进，他们的名字在道路建筑方面还在沿用。随之而来的旅行人数和速度的增加，激发了民族的思维，并方便了新闻和文学的传播。

新道路网络的顺畅、坚硬的路面使得商人和旅客能够快速旅行，似乎当时这种进步之大相当于后来1830年代铁路带来的进步，或者我们这个时代汽车和飞机带来的进步。这是一个四轮马车的伟大时期，它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改变了国家的生活。道路和马车旅馆带来的新生活，连同下个世纪的一切变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圣诞卡和传统还见证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把马车时代和马车路看作是英国独一无二的。第一艘蒸汽船在美国试用数年后，1812年在克莱德河投放了一艘。这种船舶逐步用于沿海航务。经过两代人的劳动，运河体系竣工了，联合王国的每一部分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紧密地联结起来。交通的改善增加了国内商务和休闲旅行，意味着增进了解和开阔视野。这样，一个智力上越来越敏捷、知识和政治兴趣的引力中心正在转向的国家，已经临近议会改革的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