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由于前半个世纪帝国的解体，包括失去美国，帝国还是一直在发展。帝国属地被大多数人认为无足轻重，或者是一种可能的负累。如果说帝国的成长过去主要是由于商贸，现在则是因为国内日益增加的人口和失业压力。英国获得马耳他、毛里求斯、开普殖民地，强化了对其殖民地和印度海上航线业已强有力的控制。当卡斯尔雷为开普支付大约三百万英镑时，其理由是，它将是制造业商品的必要市场、一个商贸港、一种阻止其他大国扩展奴隶贸易的手段，而不是一个刻意规划的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在战后的艰难岁月里，对于各种各样的属地在防卫上的必要开支，反对者大有人在，他们争论说代价太大而不值得。

在南非，守备部队的减少给荷兰人和土著都造成了一些问题，因为开普几乎不被看作一个殖民地，直到1820年英国移民人数都很少。第一次相当规模的殖民者的涌出是由于议会支持的一个运动，几年后英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英国的支配地位就树立起来了。大多数当地荷兰人除了母语外不能讲任何其他语言，而且无法开展行政管理工作；在法院，英语不被人理解。双语问题总是一个困难的事。变化，连同一些经济限制，凡此种种无疑使得乡村的荷兰人有一种低人一等和怨恨的感觉，甚至有使他们沦为“贫穷白人”地位的趋势。在和平条约中，英国对荷兰很慷慨，而且为后者的南非属地付了一大笔钱，但在这片转手的领土上的荷兰公民自然对这个转让没有好感。控制权的改变及其不可避免带来的问题，埋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

然而，开普殖民地不仅是一个市场，而且占据着通往印度的路线，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类似直布罗陀之于地中海的位置。这一时期的印度，马拉塔人最终被完全征服，宾德人则被彻底击溃。随着这些事件，半岛整个中央部分平定下来。1826年英国的统治延伸到了缅甸，后者愚蠢地进攻印度，乘船推进到加尔各答。他们用带有猛兽图案的纹身威胁英国人，但未达到目的，在攻击敌人时很猛烈，对火炮的防御则很糟糕。虽然不是对手，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作战很好，但是当他们毫不留情地处死了所有战俘时，两年的战争发展成为双方残酷的搏杀。

夸张的描述流传开来，说缅甸人如何残暴和英国人如何被击败，连同与军事服役有关的一些真实的或声称的痛苦，结果印度兵部队在印度的巴拉格布尔（Barrackpur）发动兵变，成为一代人以后一场大兵变的不祥前兆。问题主要集中在第四十七土著步兵团，他们拒绝服从命令，在经过充分的警告之后，在操场上被解雇了。很多人被杀，五个头目被处决，数百人被判罚十四年苦役。

1828年，卡文迪什-本廷克勋爵作为总督抵达印度，发现这里财政混乱，诸多事项需要改革。事实上，他的一项经济措施涉及将鸦片从印度中部运输到孟买的直接通行许可，代替原来途经信德的路线，这样英国政府从中国烟民的道德败坏中获得了一种收入。他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对本土人的态度，很可能使得在1833年议会中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得以保留，此时英国已经厌倦了单纯的征服和印度领土的诱惑，决心致力于改革和人道主义。

虽然印度思想观念中有不少高尚和理想主义的东西，但印度教已经被一大堆令人反感的习俗败坏了，包括殉夫自焚（Suttee）——即在丈夫葬礼的柴堆上强制牺牲寡妇献祭。即使是默许的，烧死活人的做法也是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它通常是在寡妇极端不情愿的情况下强制实施的，往往她们还是个孩子。1829年本廷克在孟加拉废除了这项习俗，第二年也在其他一些省份废除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懂得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英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孟加拉人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长期以来撰文抨击这项习俗，招致本国人的完全排斥，然而，当数年后本廷克因禁止这项仪式而使自己不得人心时，罗伊出现在伦敦，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反对五百个高种姓印度教徒要求撤销本廷克的请愿，使自己的种族受益匪浅。

总督也成功地镇压了 thagi 或者说 thugs，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世袭种姓的罪犯阶层。通过这些及其他改革，如废除溺亡女婴制度，本廷克七年的任职服务标志着两轮长期的系列战争之间一个和平和全面进步的时期。他去到印度，向那里灌注了那个时代英国最好的改革热情。就宗主国而言，印度与现代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紧密相连，它早期曾为追逐私利的冒险家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狩猎场。政府职位一直受到青睐，与今天的美国到处盛行的情形十分相似。说到议会成员，甚至不是一个改革者的威灵顿公爵，曾说：“事实上，关于地方任免权唯一的问题是交给这位先生处置还是另一位先生。”我们知道他的哥哥在印度开办了一所学院来培养人才，1806年在英国赫特福德建立了一所学院，后来迁往黑利伯里，都是为着同样的目的。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东印度公司规定，所有行政职位的候选人应该在黑利伯里学院学习至少四年。尽管关于国内政府文官的类似通用法规还要到下一代，但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观念在英国的开始，即在政府中担任较高终身职位的人必须接受培训，而不仅仅是政治任命。

太平洋殖民地的进步则没有这么快。在新西兰，在多民族的商人、早期拓殖者、逃犯群体中，存在或多或少的无政府状态。1823年殖民事务部甚至宣布这个岛屿不是英国的属地。尽管对毛利人作为凶悍的食人族心怀恐惧，还有一种担心发展起来，那就是制止新南威尔士的罪犯逃离。于是，新成立了多家不同的公司来协助移民，但这些大多都失败了，真正解决要在下一个时期。

在澳大利亚，勘探一直在快速地继续着，大陆的全部价值开始被认识。斯特尔特（Charles Sturt，1795～1869），一个追踪河系的人，当他发现达令河是墨累河的一条支流时欣喜若狂，下令升起英国国旗、同伙一齐欢呼三声。他的意见可以为英国式的含蓄增添一个例子。他写道：“那是一种英国感受，一种迸发，一种漫溢，而我愿意承认我们的处境和形势就足以解释一切了。”维多利亚成为定居地，为西澳大利亚奠定了基础。到1826年，甚至有谈到地方自治的话题。人口迅速增长，在建立起存在于早期北美殖民地和其他殖民地的那类自治之前，仍然存在犯人和刑释人员比例大的问题。

在加拿大，由于下加拿大有大量的法国人，存在类似的困难。1791年法案建立了一个代议制政府，但在实践中，殖民事务部掌控大局，其中的任免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法案的初衷，在统治集团与选民之间缺乏共同点。领导人路易斯·帕皮诺代表所有法国人，而总督达尔豪西勋爵，代表英国人的意见。在伦敦，殖民事务大臣巴瑟斯特勋爵一直举棋不定，在他1827年退休后，他的继任者将证明对一个真正的民选政府和意见表达更加开明。时机似乎成熟了，一个代表团被派去英国，向议会陈述整体形势。此举导致了数年后，即1839年著名的达勒姆勋爵报告，它是目前英帝国政策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下文再述。

这样，在战后时期，一个总是让人感到可怕的时期，尽管有不少问题和急迫的危难，英国不仅避免了革命和武力斗争，而且继续经营它的海外实力，对内确立了改革和广泛扩大各个阶级的自由的路线。愚蠢镇压的时代已经过去，它的权力和声望的顶峰就要到来，尽管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