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涉及的1830～1837年，是帝国漫长历史中最关键和最有英国特色的一段时期。别的地方都在闹革命，而英国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并且通过议会行动，使权力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而且维多利亚的登基彻底改变了王室的道德氛围，为王权赢得了英国国内外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成为统一的神秘的象征。政治权力大体上转移给中产阶级；女王及王权在国民的心目中获得地位——这两件事对于英国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具有深远的影响。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他的弟弟威廉四世继位，他是一个古怪的人，很多人认为有可能像他的父亲那样精神失常。无论如何，君主的易位对于恢复王室的受欢迎地位无甚改观，尽管威廉公开采取了一种极端民主的方式，但这趋于降低而不是提高人民对他的尊敬。1830年“人民”问题到处赫然在目。那一年在法国，一场群众革命废黜了国王查理十世，拥立一位远房亲属路易·菲利普为王，以一个新的和意义重大的称谓“法国人的国王”（King of the French）取代了“法兰西的国王”（King of France）。这个运动的主体是中产阶级，他们反对查理十世主要是因为他无视他们，仅仅代表自己和贵族行使他的专制权力。在这方面查理十世的倒台对英国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的中产阶级也要求权力从地产大亨们转移到他们手中来。

然而，大陆的实际情况与英国截然不同。梅特涅和其他统治者的镇压体系，压制了从滑铁卢到推翻查理十世期间的言论自由。缺乏自由的机制与和平商讨的习惯，人民诉诸暴力革命，德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紧随法国，陷入社会动荡之中。然而，一时的成效不会是永久的。十八年后，1848年的大革命风暴几乎吞噬每一个政府，除了专制的俄国和自由的大不列颠。对比大陆邻国，这是典型的英国方式：他们1830～1832年的革命是相对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和影响持久的，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话。英国互相迁就（give and take）的悠久历史，以及在最后、往往是最紧要关头的妥协，可能表明会出现这种情形，但是在1830年，许多人绝不确信它一定会出现。在伯明翰，托马斯·阿特伍德组建了他的政治联盟，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呼吁议会改革。在伦敦南边的一些郡，发生了贫困农民的骚乱，他们焚烧了大量的干草堆，毁坏农业机械。这个事件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它使农场主和大地主们惊恐不安，最后被政府无情、严厉地镇压下去了。在伦敦市内，有激进分子的大型集会，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发表一些威胁性的演讲，但引起的惊恐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最后决定最好不让新国王乘着马车经过街道去参加议会开幕式。在工业化的北方，有许多罢工，大谈推翻现存秩序和举行一场向伦敦的进军，但没有实现。

无论哪里都没有任何真正的革命口号、领袖和政党。分散的、不协调的牢骚和威胁，甚至纵火行为，是人们或多或少同时的表达，他们因经济状况、低工资、教士的什一税负担和不满意的《济贫法》而陷入绝望。即使在最暴力的农场工人中，虽然采用了许多威胁手段，还是有不少同牧师和地主商讨局势、和平地达成解决办法的事例，苏塞克斯的盖奇勋爵就是其中一个。在阅读一些讲述穷人的不满的文章时，读者对于其真实性和明确而温和的陈述方式同样印象深刻。然而，那些富裕家庭处于恐慌之中，这一事实与暴力活动的实际数量形成对比，使我们能够推断出，在这个国家法律和秩序意识是多么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