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灵顿公爵失去了几乎党内所有派系的支持，为辉格党复位提供了机会，这是最幸运的一件事件，孕育着对联合王国和帝国的巨大影响。托利党已经在《天主教徒解禁法案》上触礁。爱尔兰问题不再仅在爱尔兰本土产生反响，还导致英国一个具有长期历史的大党分崩离析，奥康奈尔通过显示人民的群体行动可以有多大效力，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法案》做好了准备。这些是爱尔兰人对英国改革的贡献，其中1831年的严重萧条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那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到处都有人要求更多的自治，这意味着对旧秩序的重建。这个问题以议会改革的形式呈现出来，但遭到公爵和托利党人强烈反对。《天主教徒解禁法案》和爱尔兰人获得议会和法官的席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特权幕墙上的最初裂口，但是整套制度体系必须被废止。那时人们面对的问题是，要么制度被革命推翻，要么以宪法的方式进行改革。要是威灵顿公爵，一个只有狭隘的军事头脑的人，及其反动的同党追随者继续执掌大权，第一个选项可能不幸地成为必然的选择。幸运的是，辉格党人的上台使人民能够沿着一条和平的道路前进，虽然不乏刺激和危险。

格雷勋爵领导的新政府，阁员包括约翰·罗素勋爵、帕默斯顿勋爵、墨尔本子爵等人，于1831年3月1日提出一项《改革法案》。

格雷勋爵和其他几位改革者自从1820年就认为，一场广泛彻底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对我们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存在的下议院选举制度显得极其荒唐。在联合王国和爱尔兰，选举人的资格和镇、自治市、郡的代表依据可谓五花八门。这里仅举几例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突出怪事。在苏格兰，由不足四千选举人选出45名下院议员，而在整个萨瑟兰郡只有34名投票人，代表爱丁堡的下院议员则由33名投票人选出。天主教爱尔兰的郡和自治市大部分处于新教徒地主的控制之下。在英国，也有几个自治市具有真正的代表性，郡的议员人选颇能代表较小的绅士和较大的农场主。然而，这些议员在下院，被来自自治市的403名几乎完全被某些大亨或者小寡头拥有或掌控的议员淹没。据估计，1827年下议院全部658个议席中，276个自治市的议席被大地主所控制，其中203名属于托利党。

这些席位可以像任何其他个人财产一样买卖，有时要投入几乎一个乡村庄园的所有价值去获取一个议会席位。一个席位有时售价高达两万或者三万英镑，一次大选可能因此给一个幸运的席位拥有者带来一笔可观的财富。在有些地方，仅仅几个投票人选举两名议员，可以用一小笔钱买通。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老塞勒姆区，尽管完全没有居民，还派了两名代表去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他们是由闲置土地的业主指定的！另一方面，有些新兴大城市，如谢菲尔德、利兹、伯明翰、曼彻斯特，根本就没有代表，尽管曼彻斯特有十八万人口。再看看其他的数据，据1820年的《黑皮书》记载，在300名议员中有144名贵族是被任命的，123名政府官员还可以指定另外的187个议席的人选，土地贵族、政府及其攀附者完全控制了大多数。

这样，工人阶级实际上被完全剥夺了选举权，中产阶级绝大部分被剥夺了选举权，迅速崛起的工商业巨头群体也如此，除非某些地方两三个巨头能够购买带有议会席位的地产，或者联合起来购买一个自治市。这个制度显得如此荒唐，它历经许多个世纪的发展，涉及席位私有制和由一个阶级把持政府所产生的既得利益。不仅没有一个阶级不曾经过斗争就放弃他们的特权，而且人类的本性使其把自己的特权视为健康、有序的社会的某种基础。此外，在任何情况下总是能找到合理的理由，无论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还是1830年托利党维护自身的斗争。据称——正是议会制度使英国强大，虽然它很奇怪；它“实际上”代表了所有阶级，如果说不是直接代表的；它使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能够进入公共生活，并培养出一个由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等级所组成的治理阶层；以及从《大宪章》以来，英国没有像改革者提出的那样冒险扩大选举权，便赢得了自由。

其中一些说法无可否认，但是当格雷勋爵提出他的法案时，无论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立场坚定，也合当如此。如果我们要公正地考察任何历史危机，就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氛围、条件和偏见，而不是基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情况，否则就会对那些反对历史进程的人不公，会贬低那些使自己与未来保持一致的人的见识和能力。

旧制度在迅速瓦解。在19世纪的上议院，包括贵族和主教，成为任何社会进步的几乎恒常的绊脚石。在《改革法案》出台的前几年，下议院的知识水平和公共精神也很低，仍在困扰着美国的“政党分肥制”在英国登峰造极。议会成员顽固抵制自己机构的改革，并倾向于抵制国家生活其他部门的变化或改革，以免洪流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卷走自己的特权地位。然而，尽管这一切及其所有的缺陷，英国的议会制政府是欧洲最民主的，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可以有充分理由地指出这一事实，以及大陆的“改革”或革命运动脱离了正常轨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格雷勋爵提出了他的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