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比外交事务更重要的是国内事务和迅速发展的帝国事务。在国内，我们已经提到的在维多利亚即位前后的一些改革，将产生深远有益的影响，但此时此刻技工和工人阶级极为失望。对他们而言，尽管在争取议会改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他们似乎已经被完全忽略，而攫取了所有好处的中产阶级，既然已经掌权，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更贫困的公民。

引起强烈怨恨的，不仅是中产阶级在改善处境上似乎无所作为，还有新的《济贫法》，在工人们看来，这部法律几乎等于让他们仅仅因为贫困和失业，就被贴上犯罪的污名。始于1837年的新一轮商业萧条和农业歉收增加了人们的痛苦和不满。我们今天所称为的社会主义、直接行动和工联主义，在当时甚嚣尘上。然而，这些运动都失败了，他们的领袖在工人中间变得声名狼藉。回想起来，似乎这种失败有相当部分要归因于他们行动中固有的中庸克制。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革命的，但是大量的工人阶级希望诉诸宪政手段获得预期的结果。他们的行动是清醒的，加上政府明智地决定不采取过去施行的镇压措施，避免了气质之争轻易发展成为阶级战争。

逐渐地，工人们放弃其他的施压形式，转向政治手段，即通过立法而不是暴力在议会获得影响并实现他们的目的。从这一策略的改变中兴起的宪章运动，发轫于这一时期，将在下一个时期达到高潮。这个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认为始于1837年，两年后瓦解了，而后又兴起。这个插曲对于说明英国人的性格和发展，是很有趣的。这场运动在当时非常激进，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尤其在北方。

它的喉舌《北极星报》宣扬的思想，在一切保守的心智看来，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毁灭。它所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其中一场几乎就挨着议会大厦，演讲者的言辞非常狂热。在北部和威尔士一些预计会出现最严重麻烦的地方集结了部队，但是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让风暴消退，不加干涉，不制造流血。政府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三十年前，约翰·罗素勋爵在群众激情昂扬之时精辟地说道：“人民有集会的权利。如果他们没有不满，常识会结束他们的集会。政府不应该对自由讨论有任何的害怕。”只有当人民“被暴力所驱去参加秘密集会”才真正值得害怕。

然而，他们是被自己的悲惨处境驱使才这么做的。在工业领域，仍然总体上实行以商品而不是现金支付薪酬的制度，有时导致几乎三分之二的人的报酬实际上削减了一半。生活成本高，从1836～1839年到1840～1843年，小麦的平均价格上涨了近八成。住房状况因为过度拥挤而极为恶劣，这对于家庭生活、自尊和道德都是严重的伤害。

对这些问题的最受欢迎的救济措施，主要体现在所谓的“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它呼吁召开年度议会、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条件、支付议员薪水、成年男子选举权、无记名投票和选区平等。一份庞大的请愿书被呈交给议会，据说有一百二十五万人签名，但被大约七比一的投票结果所拒绝。

此后有一些零星的骚乱被轻易镇压下去，宪章运动暂时失败了。然而无论它的早期阶段还是晚期阶段，都显示了普通人政治自觉意识的高涨，标志着在国内真正民主的生长，而且为海外帝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背景。1830年代的种种事件，的确形成了国家生活的一个分水岭，其中《改革法案》和维多利亚的即位如同山脉中的高峰耸立，比起我们已经越过的那一面，这一面的生活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