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文学。我们将在下文专门一章谈论绝大部分艺术形式的死气沉沉，包括绘画、音乐、建筑和微型家居艺术，但是在文学上，维多利亚时代证明是整个英国历史上，可能除了伊丽莎白时代之外，首屈一指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时代都是快速变化、贸易大大增长和在世界各地扩张的时期。

对作者们的详细讨论，最好留到我们论述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期生活的各个方面，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和水晶宫标志着它的巅峰。这里重要的是要指出随着维多利亚的即位而发生的新旧之间的明显鸿沟。

在她登基之时，过去时代的所有杰出大师都去世了，华兹华斯是个例外，他一直活到1850年，尽管再无佳作。济慈死于1821年，雪莱死于1822年，拜伦死于1824年，司各特死于1832年，柯勒律治死于1834年。整个天才的一代已经从舞台上陨落，而新的一代正在崭露头角。丁尼生和麦考莱1830年发表处女作，勃朗宁和狄更斯1833年，罗斯金1834年，卡莱尔1837年。老一代是浪漫主义者、自我主义者、抽象的普通人的歌颂者或大自然和纯粹的美的热爱者。新一代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场景，特别是它的罪恶和弊端，关注的是作为组织社会之一部分的人、科学新思想以及制度重建。当然这些只是概述，但是在两代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我们难得找到智识氛围如此轮廓清晰的完全转变。

除了上述的基督教福音派运动，在宗教领域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对帝国各处的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833年由基布尔（Keble）所做的一场布道，揭开了牛津运动（Oxford）或书册运动（Tractarian）的序幕，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运动。福音派信徒和不从国教者已经从国教中分离出去，特别注重个人宗教信仰和救赎。牛津运动则相反，把个体的重要性减到最小程度，主要强调国教是一个统一体、一个自身的有机体，它的存在比任何单个成员的个人见解或生活更加重要。基于这个理由，它的信徒强烈反对国教屈从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有些领袖的感念如此深切，其中包括后来都成为红衣主教的纽曼和曼宁，以至于一同离开国教而转投天主教会。高教会派（High Church Party）中这些主要人物的脱离趋向于削弱这个派别在英国国教中的地位，这就为其中的广教会派（Broad Church）或现代主义运动提供了某种动力。这又被托马斯·阿诺德博士之辈的影响所强化，他们正在极力灌输一种道德热忱的新风。

几乎与牛津运动在英格兰的起源巧合的是，伴随着政教分离的要求，在苏格兰有一场宗教意识的复兴。当1843年妥协被发现无望时，几乎半数的牧师离开了他们的教会和职位，但是当时的公众支持和宗教热情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到一年由私人捐助为他们建立了五百所教堂，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就这么被建立起来了。不仅有福音派和这两个运动，英国国教自身内部一股复兴的虔诚精神也证明了遍及英伦的一场伟大的、由多个思潮组成的宗教复兴。在思考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时，如清教主义的复发、政务和政治生活的总体改善、对社会问题的新态度、文学对各种改革的关注、传教运动、对帝国内落后民族的新责任感，这一点必须着重考虑进去。

如果说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不乏虚伪，那么也有众多具有各种细微差别的真正宗教，它们具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现在我们必须转向海外帝国的成长，记住国内所有这些潮流——改革、大体上由商业中产阶级掌权、工人对更大民主的诉求、宗教热情、乐观和活力，以及各个阶级一直固有的保守和自私。结果是令人迷惑的，几乎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做出多种解读。我们必须记得，比起个人来，国家其实并不总是更受一套情感、思想和理想的驱动。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得考虑其生命力、完成的工作和大体的结果。正是这些的总和构成了决算账目，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失误或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