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南非的故事截然不同，那里对局势的操控失误更像爱尔兰的持久而郁闷的故事，虽然问题主要起源于误导的人道主义，而不是任何兼并或镇压的图谋。我们已经了解了拿破仑战争之后开普殖民地是如何获得和偿付的，与美西战争以后波多黎各的情况极为相似。白种人几乎全部由布尔人农民构成，他们具有荷兰人的一切固执，在与世隔绝中已经远远滞后于欧洲新的智识前景。即使到了1830年代，他们的人数也大大超过相对较少的英国殖民者。如果仅仅是一个类似于加拿大的种族问题，即外来白人的中坚部分得被英国人同化或者在数量上超过，问题可能及时得以和平解决。但是存在一个严重得多的种族问题，它使调解单纯的英荷双方的问题的希望化为泡影。这就是非洲黑人的问题。

很明显，白人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布尔人，作为原始的宗教徒，没有受过基于英国方针的自治训练，这会妨碍英国以任何地方民主、责任的方式受制于他们，这种方式随后几年就会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殖民地被采用。坦率地说，开普殖民地的总督有专断权，尽管处于殖民事务部的严密控制之下，反过来，殖民事务部处在一个以宗教热和人道主义为主题的改革时期，受福音派的控制。不幸的是，他们以传教士的眼光来看待非洲的一切，就像在新西兰，反对任何与土著人有任何关系的人，除了他们自己。在这个殖民地及其临近地区的土著人是卡菲尔人，更远之外是其他不同种族的野蛮人，祖鲁人、马塔贝列人等。所有人都彪悍好斗，就像大海上风暴卷起的波涛，随处可见的数百万黑人一直处在部族战争的动乱之中。据估计，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有一百万人在这种冲突中死于非命。布尔人保持自己免遭袭击，虽然文明程度不高，但远远高于那些主要以虐待、谋杀和掠夺为乐的野蛮人。然而，过于热心和滥情善感的传教士站在野蛮人一边，在英国尤其是在殖民事务部，歪曲野蛮人和布尔人的真实本性。在传教士眼中，布尔人总是错的，野蛮人总是对的。

1834年奴隶制在这个殖民地被宣布为非法，改革运动的另一个影响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即使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他们获得了优厚的补偿，而且可能被期许在相当大程度上分享当时的英国思潮——都将奴隶制的废除看作无妄之灾，那么这次奴隶制的废除怎能不被布尔人看作是一种压迫行为呢？这些人采取的是《旧约》对奴隶制的立场。此外，虽然他们的奴隶数量超过他们本身的人数，他们得到的补偿却只是略多于其资产的市场价值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把一个问题甩给他们，即被数以百万计、一心想要诉诸战争的自由黑人所包围的他们，该如何对付被解放的野蛮人。

几乎就在解放之时，数以千计的卡菲尔人袭击了布尔人的边境地区，实施纵火与杀戮。英国总督把他们驱赶回去，兼并了一块另外的土地，只要卡菲尔人不扰乱治安，也就不管他们了。然而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殖民事务大臣格莱内尔格勋爵，一个热情的福音派信徒，召回了总督，取消定居点。布尔人觉得他们第一次被掠夺，进而失去了保护。结果是1830年代的“大迁徙”（Great Trek）运动。此前有一些布尔人曾穿过奥兰治河，但现在他们蜂拥而行，大多数以无组织的一帮一伙的形式，首次踏入高草原（High Veldt），也就是现在的奥兰治自由邦，然后进入纳塔尔。与卡菲尔人在纳塔尔地区的战斗威胁到把当地人驱赶到开普殖民地。1842年英国政府出于自卫吞并了新的地盘，后者一部分沿着海岸延伸。布尔人无法管控自己或与卡菲尔人保持和平，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放弃开普殖民地，还是在纳塔尔开辟一个英国统治下的新殖民地。

布尔人经过一些武力尝试之后，放弃了他们新赢得的地盘，现在大迁徙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从纳塔尔出发的大约一万二千人，以及从开普殖民地和高草原出发的人，浩浩荡荡进一步向北进发，与祖鲁人交战，突破了两个最强大的野蛮人部族的抵抗，于1854年确立了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独立。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真诚地不急于扩展它的责任，同时受传教士影响，希望保护当地人并引导他们过上一种平静而有序的生活，实行了一个不断调整的政策。它尝试了一个计划，竖起屏障保护土邦，再次兼并布尔人所声称的一部分土地，但混乱只是加深了。在1852年的《沙河公约》和两年后的《布隆方丹公约》中，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独立被分别予以承认。然而，国内具有先进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英国人和头脑尚未开化的布尔人，就土著人问题并没有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虽然大量自由邦的布尔人宁愿留在开普的英国人的有序统治之下，而不是处在布尔人统治的半无政府状态之下，但在大部分现在独立的布尔人迁徙者与英国人之间激起了强烈的怨恨感。

那两个公约是明白无误的，同时又是一个临时的和不彻底的解决方案，某一天将会以一种更加严重的形式重新提出来。到该世纪末，即使在英国本身，它们也将引起尖锐的争论，但在经过长期的瞎摸乱撞之后，最终解决方案终于成为英国政治艺术和特色的一个最闪亮的例子，尽管三代人的敷衍了事更具有典型的英国特色。然而，必须承认，所涉及的问题是这个发展中的帝国的许多问题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在那种条件下，自然没有机会赋予别处正在建立的责任自治。

印度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那里仅仅少数英国人维持着对数亿各种异族人的控制。然而，大约在本章所回顾的十年中，在帝国的印度部分充满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影响我们今天还能感受到。它们是那个时代各种力量——包括欧洲的政治和恐惧——的产物，于是产生了那种混合效应，往往在国家生活中使得评论家把其归为道德上的进步或者虚伪。改革的多种力量——教育理想、人道主义以及对土著种族的新责任感——都将在一项新印度政策之下结出硕果，但是欧洲政治和国际竞争也将给东方带来大约十年的战争。

我们已经提到，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于1833年到期，时值英国的许多新力量已到紧要关头。这一结果将对英属印度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正如在获取殖民地或属地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他们原来把贸易公司引入帝国范围内加以利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就东印度公司的情形而言，可以近便地将其保留为行政管理链条的一个链环，但是它几乎完全改变了，新的特许状反映了帝国新的理想。东印度公司现在成为一个纯粹的政治和政府机关，不得不放弃所有贸易权和分红的一切想法。不仅印度人的福利将被我们今天所谓的“盈利动机”所取代，而且《议会委员会报告》还宣布，无论何时只要欧洲人的利益与本土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后者有优先权。报告的建议被采纳。

新特许状也首次在整个英属印度建立了一个单一的统一政府，从而为更好的管理铺平道路。（印度大部分地区还处于独立的本土王公的统治之下。）本土印度人的观点也有相当程度的调整，尽管新思想会不时引发问题，且比在南非引发的问题严重得多。所有英属印度的新法典将以印度的法制为基础，而不是以英国的法律和习俗为基础，麦考莱修订《刑法典》的工作是对印度的发展最具建设性的贡献之一，而且，它规定东印度公司的公职不得以信仰、出生、肤色为由拒绝印度人，这是一个可与美国内战后有关黑人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相提并论的原则，但是其他变化对未来更加重要。由于东印度公司不再是一个贸易垄断者，旧的许可制度已经过时，所有欧洲人都被允许自由进入这个国家。此外，对印度教育的态度的转变进一步改变了当地人的人生观和志向。麦考莱被指派去调研教育问题，他在1835年的著名报告中提出，不仅要把欧洲学问引入印度，在印度机构中传授，而且鉴于这个半岛存在近一百五十种不同语言的事实，英语被用作通用的教学工具。这份报告被接受和采纳。

随着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变化，新思潮战胜了旧思想，激发了当地人的雄心，使得他们越来越多地接触欧洲人和欧洲文化，为所有种族受到更多教育的阶层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交流他们的抱负和不满的渠道。这样播下的种子，经过几代人之后，就会成长为我们当前的印度运动。今天的甘地等人是1830年代的改革者和人道主义者的自然继承人。要是人口是英国人，这个过程会自然地导向一个一般类型的自治领，而不同情况下的结果将在下文讨论。

当新体制和总督（Governor-General）的新头衔首创时，本廷克为印度总督（Governor），他的任职持续到1836年。我们在上文已经谈到过他废除殉夫习俗和努力根除暗杀行径的社会改革。从他返回英国到1848年的十几年间，在他的继任者奥克兰、埃伦伯勒、哈丁的治下，我们不得不从改革转向战争、征服、鲁莽和英雄主义。至于欧洲的外交政策，现在是帕默斯顿而不是传教士或改革者在英国主导。在这一时期俄国征服印度的梦魇频频萦绕在帕默斯顿的心头。英属印度的北部是一些边境土邦和部落，最重要的是阿富汗人。英国人曾试图与阿富汗人接近和保持友好关系，以作为抵御俄国入侵的屏障。当帕默斯顿发现俄国人已经渗透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时，他立即得出结论：可怕的进攻可能迫在眉睫。

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ed）推翻舒贾沙赫（Shah Shuja）——他随即在英属印度避难——的统治，使得阿富汗的局势复杂化。穆罕默德未能控制首都之外的大量国土，而对英国心怀不满。简要地说，鉴于俄国现实的或假想的威胁，总督奥克兰勋爵最终派遣了一支部队去将一位亲善的亲王以年长的舒贾沙赫的名义复位，尽管他被安排到了国王宝座上，但阿富汗人憎恶外部干涉。当英国驻外代表被暗杀之后，在喀布尔的这支小股孤立部队被迫撤退，在试图穿过幽暗的开伯尔山口时全军覆没。这支被困于狭谷的小股英国军队的歼灭，是英国军事力量在印度遭受到的最惨重的灾难。英国威名扫地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下任总督埃伦伯勒不幸地认为，不仅有必要重新夺回喀布尔，而且一旦从阿富汗第二次撤军，就向信德宣战。信德被征服，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来证明这一系列行动的正当性。同时，旁遮普的锡克教徒，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约九万人的军队，在哈丁勋爵主政期间进攻了英国人，只是在英国人经历了最血腥和激烈的战斗之后才被击退。直到1849年古吉拉特战役之后，此时哈丁已被召回，达尔豪西接替了他的职位，锡克教徒最终屈服，旁遮普省被吞并。英属印度现在增加了整个印度河流域，从半岛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北边疆的荒原地区。尽管这些形成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天然的北部边界，但这种扩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之所以发生，不是希望在印度进行扩张，而是遵循帕默斯顿阻止俄国进入阿富汗的努力的一系列事件的自然结果。缅甸人对英国人贸易活动的袭击引发一场新的英缅战争，结果是英帝国在那个小半岛上进一步兼并，占领了后来成为重要港口的仰光，控制了孟加拉湾两岸，与近来意大利征服阿尔巴尼亚从而控制亚得里亚海的情形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