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期，重大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或将要发生。我们看到了《改革法案》导致旧的寡头政治被推翻，公众在很大程度上重新获得了对政府的控制。社会也更加强调坚持“守护自己的兄弟姊妹”这一简单的圣经教义，国家有责任减轻由于命运不公给不幸之人带来的巨大压力，尽管正如《济贫法》有明文规定，对个人进取心的坚持似乎有些严厉。此外，英国对建立一个健全的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的旧观念——这一观念今天正在毁灭人类世界——并对本国和他国展开了自由市场的尝试。在我们所回顾的这一时期，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所有商贸航线，但很明显，它通过保持所有贸易航线的自由、开放，使自己达到了巅峰。这个介于拿破仑战争与世界大战之间、只受到小型局部战争干扰的和平世纪，是一个各国不再追求自给自足而是相互开展贸易，并心甘情愿相互依存的时期。随着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完全主导世界，当殖民地开始更多地意味着威望而甚于原材料和市场时，变化如期而至。

当罗伯特·皮尔爵士1841年成为英国首相时，这个国家已遭受了几年严重的商业和农业萧条。此外，自由党人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事实证明他们在政府职能的日常工作中极为低效。处理这些事务，特别是把内阁打造成一个集体负责的团队，是皮尔的强项之一，他在其前几任首相之最弱方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与撰写加拿大报告的达勒姆、促成《改革法案》的格雷和罗素，以及其他杰出人物一起，皮尔是三四十年代英国以及英帝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最伟大人物之一，并且由于英帝国在世界上压倒性的影响力，也可以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且皮尔的职业生涯特别引人关注，因为它同时显示了随着旧统治阶级的体制及其一切腐朽的迅速消逝而出现的善与恶。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制造商，被封为准男爵，对欧文等人的新思想很感兴趣，并认定有一天自己的儿子也应该成为首相。他的财富确保自己的儿子完成了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这样昂贵但能开启前程的教育，使得皮尔二十一岁时获得一个买下的议席，一年后担任内阁办公室爱尔兰事务秘书。这听起来如同最糟糕的18世纪的情况，但是，要说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由不需要为钱担忧的领导者组成的、真心希望以一种高贵和独立的方式进行领导的特权统治阶级，可能配不上他们拥有的特权和机会，脱离大多数民众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今天看得更明显，一种民主体制可能表明自身不能产生有能力的政党领袖和国家领袖。

皮尔证明自己是由受过治理之术训练的特权人士组成的贵族体制所能造就的最优秀人才的范例，他为英国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现代工党党员认为他所享有的极不公正的特权和整个社会制度固有的不公平。我们已经讨论过他执掌内政部时进行的改革，例如力压一百多张反对票而废除死刑，以及创立“警察”或伦敦警察厅，其深远的积极影响惠及所有阶级。虽然他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托利党人，但他既能考虑到那些富裕而目光短浅的地主的需求，也能考虑穷人的需求。在1842年的预算中，他不仅自皮特之后第一次征收所得税，为政府财政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降低了许多本国制造业商品和农产品的保护性关税。这份为自由党带来盈余而不是赤字的预算遭到托利党人的强烈反对，但1845年，皮尔利用这些盈余废除了大量其他进口关税和所有出口关税。由于大自然的恩赐，除爱尔兰外，英国农业大丰收，加上皮尔建立起了健全的政府财政，国家重新繁荣起来。临时性的所得税制度被保留下来，并持续到今天，但更引人注目的是皮尔在废除《谷物法》一事上的转变。1842年，他进一步降低了浮动关税，结果使得那些支持完全废除的人和那些支持保留的人都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反《谷物法》联盟的工作在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等人的带领下进行得有声有色，他们的追随者较少，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这两人都有不懈的热情和高尚的公共精神，相信自由贸易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而不单是一个经济教条。正如我们所知，皮尔一直与他们同向而行，到1845年，他的态度彻底转变，很可能主要是由于当年发生并持续几年的灾难性土豆饥荒。皮尔终于认识到，英国不能立即成为世界工场，并为国内不断增加的制造业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鉴于此，而且爱尔兰人数百万饥民几乎就在眼前，对他来说，继续那种仅仅为了地主和农业的利益而使食品人为地稀缺和高价位的制度已经不再可能。《谷物法》通过向包括小麦在内的进口谷物征税，趋于抬高食物的价格或保持食物的高价，皮尔废除《谷物法》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所在的政党，迁怒于皮尔的背叛，拒绝跟随他，皮尔于12月被迫辞职。当罗素无法组成内阁而保证支持他时，他又于1846年1月应邀复职。

到6月，《谷物法》已经几乎整个被废除，虽然直到三年后才被完全废除。民众的呼声非常强烈，出于对革命危机的恐惧，法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如《改革法案》最终通过那样。然而在法案通过的当天，皮尔的爱尔兰法案在下议院受阻。之后六年由约翰·罗素勋爵带领的自由党人执政，得到皮尔及其更为尽职的追随者的支持。

新政府不得不经历国内外的风风雨雨。皮尔已经为受灾的爱尔兰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但由于在那个不幸的岛屿上存在着佃农与地主之间不变的老问题，社会秩序相当混乱，而那份由首相提出的旨在保护人的生命的法案，已被迪斯雷利及其同伙否决。1847年饥荒加重，据说济贫院里的房间仅能容纳不到3%的濒于饿死的饥民。由于一直以来的爱尔兰难题和仇恨、议会改革的进展缓慢，以及缺乏如此巨大的灾难所急需的有组织的救援，人们大规模地死亡和移民，爱尔兰人口从八百万下降到大约六百万。大部分移民带着他们对英国永久的愤恨去到美国，他们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英国人；令人不快的是，这种情绪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爱尔兰地主中许多人负债累累，于是罗素在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地主出售土地，希望那些有钱的新业主能够为佃农改善土地状况。不幸的是，事实证明结果不是这样，许多新的“有钱”人对待佃农比原来随和的旧地主还要苛刻。其他旨在免去佃农改善土地的投入和防止驱逐佃户恶行的法案最终未能通过。1848年，武装反抗再次爆发，解决爱尔兰问题的任何办法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知。

同年在英国本土，掀起了新一轮的宪章运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提出无记名投票、男性公民选举权、议员领薪、选区平等、取消议员选举的财产资格和议会每年大选等要求。起初这项运动似乎使人惊慌，据说有一份签名超过五百万人的请愿书要递交给议会。计划在肯宁顿公地举行一场大型非法群众集会，但实际参加的只有二万五千人。幸运的是，政府并没有陷入恐慌。集会在地方当局的监督下保持着秩序，没有请求军队的介入；议会接收了请愿书，但发现上面只包含二千五百个真正的签名。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份，在欧洲大陆处处都有革命分子在活动，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爆发了内战，意大利人起义反抗奥地利人。大多数运动都被及时地镇压了，虽然不乏激烈的战斗。为了获得国内安宁，法国选举波拿巴大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总统，任期十年。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序幕，接下来在同一代人中发生的事件，将改变欧洲的版图，而作为今天历史剧目最新一幕主角的那些国家将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