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压倒了一切的问题是老生常谈的爱尔兰问题。我们已经谈到过美国小麦的大量进口。它的效应是将大面积耕地转变为牧场，从而导致英格兰和爱尔兰发生农业危机，尤其是在爱尔兰有大规模的佃农被驱逐。虽然有1870年法案，但土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迈克尔·达维特领导的爱尔兰土地同盟，则接受了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量基金资助，采用恐怖主义策略对抗爱尔兰地主。其中充满了暴力，更重要的是它决定性地影响了英国人对爱尔兰的看法。干草堆被焚毁，牲畜遭到摧残，虽然没有谋害人命，直到后来才残忍地谋杀了芒特莫里斯勋爵。“月光队长”

（Captain Moonlight）大步穿过爱尔兰岛的大部分地区，执行着散布恐怖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帕内尔（Parnell）加入了这次运动，甚至成为土地同盟的领导人，因为他意识到必须尽可能争取所有党派的支持，以实现他从此以后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1880年，即格莱斯顿内阁成立之初，帕内尔开始了他作为下议院主导角色之一的职业生涯。他是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但有一个弱点；他是一个狂热者，极其藐视面对的任何阻力；他没有卓越的建设性能力，而只有一个目标——爱尔兰自治。他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可以达到目的，无论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或者破坏议会制政府，或者授予地方自治或完全独立。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新教徒，他拥有对天主教农民的绝对支配地位。

在1880年的议会开幕式上，新政府的政策能从女王致辞的声明中看出来：由保守党提议通过的《暂停行使宪法保障法令》将被允许在期限截止后失效。只有这个更不幸的爱尔兰岛上的普遍状况立即得到缓解，用英国治理更大的不列颠群岛的通常手段，来治理爱尔兰才可能取得成功。那里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十足的悲惨”，这种悲惨对滞后的改革是等不及的。在同一年，超过一万名爱尔兰农民被从自己的家里驱逐出去，结果招致大约二万五千起暴力泄愤事件。据说有十万佃农严重欠下租金，根据1870年法案，他们的土地很可能被剥夺。一项旨在补偿那些被逐佃农的法案被上议院否决。愈演愈烈的风暴导致第二年通过了两项法案：一项是废除公民自由的《暂停行使宪法保障法令》，另一项是《土地法》，旨在保障租金的公平、(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以及承租人出售他在租期内所得的权利。

然而，泄愤事件还在持续，帕内尔被内阁的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缉拿入狱，虽然帕内尔预见到随着他的影响消失，局势会恶化。事实证明的确如此，1882年格莱斯顿踢开福斯特，释放了帕内尔。一度似乎出现了可能解决问题的机会，但两天后发生了一次致命的灾难，这种灾难似乎总是困扰着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关系。

作为福斯特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被格莱斯顿派遣到爱尔兰，英国人民对此人有着与戈登一样的爱慕之情。但他几乎刚落脚都柏林，与次官伯克一起在凤凰公园行走时就被刺杀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次刺杀是由一个小组织实施的，叫作“常胜军”（Invincibles）或者更通俗地说就是谋杀组。据说他们只打算刺杀伯克，但他们反对帕内尔更保守的政策；也有人说他们希望通过一种使得和解绝对不可能的行动来阻止这一政策。如果说后者是他们的目标，那么他们成功了。事实上，德文郡公爵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勋爵，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并且一心为着调解爱尔兰问题的差事而来，这两者都让刺杀他的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恐惧。英国人群情激奋，觉得不管他们试图做什么，都不可能使爱尔兰人满意。

帕内尔已经与极端主义者决裂，以全国联盟取代了爱尔兰土地同盟，这个组织的唯一目标是实现爱尔兰自治，他现在也被恐吓要求主动辞去议员职位。他告诉达维特，感觉自己好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实际上谋杀组暂时毁掉了他的事业。显然必须出台一部新的《刑事罪行法》，其中规定警察应该有当场逮捕的权利，甚至严重的犯罪行为可以不设陪审团而由三名法官直接审判。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仍然在追求安抚政策，而且通过了一系列免除拖欠租金的法案。帕内尔希望有一段和平时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暂缓了通过爱尔兰籍议员阻挠议会运作的策略。但暴力仍在肆虐，包括在爱尔兰发生的多起谋杀以及在伦敦的爆炸袭击。

除了上述挫折之外，内阁做出的一些重要国内改革值得称道，例如规定雇主对员工的工伤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法案，以及在陆军和海军中最终废除鞭刑的法案。1882年通过的《已婚妇女财产法》，第一次赋予已婚妇女与中老年未婚妇女一样对自己财产的控制权，这是女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内阁了不起的法令是第三部《改革法案》（1884），它让更多的公民获得了选举权，超过了前两部《改革法案》的总和。第一部《改革法案》使中产阶级的大部分人拥有选举权；第二部《改革法案》使大部分城镇工人和商贸从业者拥有选举权，但农村人口被忽视了。与1832年的群情振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法案没有引起多少普遍的兴趣，虽然 G.O.特里维廉（G.O.Trevelyan）先生一直在下议院推动这一事业。当法案在下议院被提出时没有人反对，但如常在上议院受到阻挠，然而在格莱斯顿与索尔兹伯里举行了数次会谈和女王的影响下，上议院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要求再提出一个法案，以重新分配议会席位，并在第二年获得通过。

总的来说，《1884年改革法案》带来了除女性投票权之外相当完备的民主制度。它使得几乎每个家庭的男性户主都具有投票权，并通过给农场工人提供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力，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而此前他们通过组建工会取得优势的努力并不成功。这种权力的价值在未来二十年得到体现：地主和较大的农场主改变了对农民的态度，也对这种劳动形式有了更深刻的思考。《选区再分配法案》将英国分成近似相等的选区，每个选区在议会有一个代表。它改变了代表制度的历史性质，通过人为划分而不是根据自然或历史确定选区，趋于增加政党制度的重要性。

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影响。爱尔兰也像英格兰一样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这意味着帕内尔将是至高无上的，并控制一个远比爱尔兰选民数量所能保证的更有分量的党派。还有英格兰自身代表制度的历史模式的改变，意味着辉格党势力的终结。这两个影响皆非通过法案时能深思熟虑到的。

虽然这些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由党的声望，但喀土穆的悲剧几乎紧随而来，格莱斯顿也在预算上落空。议会没有解散，但无论如何，下一轮大选将在七个月后进行。格莱斯顿辞职，以索尔兹伯里勋爵为首的新政府成立。

新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其连续的任期将是第一次改革法案以来所有首相中最长的，比格莱斯顿在位时间还要多一年，他是一个守旧派贵族，毫不在意民众怎么看他，发自内心地鄙视现代宣传方式。他为人严肃且思维清晰，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原则，但缺少宽广的建设性视野，对民主改革也没有多少兴趣。他在后来各国分割非洲的过程中才有大的作为，第一次内阁只持续到下次选举，除了将上缅甸并入英帝国以及通过一项方便爱尔兰佃户购买地主土地的法案，别无亮点。

我们已经讨论过爱尔兰议员在下议院表决中的坚实阻力和帕内尔的支配性影响力。在保守党掌权的几个月里，他们给人留下了支持爱尔兰事业的印象。在保守党的卡那封勋爵当选为爱尔兰总督之前，结合对索尔兹伯里的了解，帕内尔的印象是，如果保守党当选，这个党将会支持爱尔兰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格莱斯顿也在向同样的解决办法努力，但他没有正式发表声明，帕内尔因此表示支持保守党。格莱斯顿请求选民帮助自由党赢得优势，以便使他们能够撇开爱尔兰议员集团而控制议会，但结果是，虽然选民让自由党以86票的优势超过保守党，但同时使帕内尔从爱尔兰的103个席位中争取到86人保证支持自治。这让保守党和帕内尔派联合起来超过自由党4票，并使帕内尔成为英国两党之间的决定因素。事实上，除阿尔斯特之外的爱尔兰人投票结果显示，有86人承诺地方自治，只有17人反对，这清楚地表明了一个统一民族的愿望。格莱斯顿现在相信，如果想要和平统治爱尔兰，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是无法避免的。

格莱斯顿一心想实现这一目标，以至于只要保守党针对这一目标提出某种法案，他就愿意向索尔兹伯里提供帮助，但首相拒绝了他的殷勤。在确信必须采取行动而且保守党不会接受它之后，他与理想幻灭的帕内尔联合起来，在爱尔兰人的帮助下击败了政府并让内阁辞职。格莱斯顿现在第三次出任首相，立即提出了一项《地方自治法案》，包括设立一个独立的爱尔兰议会和一个用五千万英镑从爱尔兰地主手中购买土地以解决土地问题的宏大计划。与此同时，他已经被自由党中的大部分辉格派成员和张伯伦领导的激进派抛弃，该项法案以30票的多数被否决。他本来期望以政治手段和民族的方式解决爱尔兰问题，但他低估或忽视了阿尔斯特的新教徒问题。

他现在不得不决定是辞职还是请求在九个月内举行第二次大选。他选择了后者，在七十七岁高龄，他全身心地投入竞选这项神圣的事业。通过这一举动，他把自己的党明确地分裂为自由党人（Liberals）和自由党统一派（Liberal-Unionists）。他自己被指责为了个人权力破坏本党，而英国选民对此不感兴趣。这个老人虽然和以前一样滔滔雄辩，却因缺乏圆通、缺乏对时代新生力量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理解，而失去了追随者。他的更为保守的追随者开始把他当作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就像保守的美国人对待1896年大选中的布莱恩（Bryan）一样。成为一个格莱斯顿派，几乎就等于让自己不受人待见。

另一方面，工党和激进派正追随帝国主义者张伯伦。关于卡文迪什刺杀案，关于“月光队长”，关于无数的农民泄愤事件，关于新教徒占多数的阿尔斯特，英国人的想法是，爱尔兰是任凭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议会摆布。在一般的政治背景中，则是马尤巴山的阴影和戈登不必要的死亡。人们投票反对格莱斯顿，结果保守党和自由党统一派以118票的优势胜过另外的自由党人和帕内尔派的联合阵线。爱尔兰地方自治似乎被扼杀了，但它有一个更加戏剧性的结局，至少在19世纪，在这个眼下显然是失败了的老人的有生之年。

选举的结果是，1886年7月，索尔兹伯里勋爵再次成为首相，任期六年，直到再次被格莱斯顿取代。关于索尔兹伯里内阁的帝国主义一面，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在英国，索尔兹伯里内阁颁布了一些有用的法案，例如1891年的《教育法》，至少让所有小学教育免费；一项新的《工厂法》，减少了女性工人的劳动时间并禁止雇佣十一岁以下的童工，表明这种情况在穷人中仍然很普遍；一些改进地方政府职能的法令，以及几年后的一项为下一代的一些改革铺路的法令。城市，尤其是伦敦，已经杂乱无章地发展起来，司法权的重叠和低效造成的混乱，使得任何改进的努力都陷于瘫痪，而这种混乱现在已由1886～1892年的内阁扫清。

但是，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1887年所说，目前的形势仍然是“政治就是爱尔兰”。帕内尔希望结束暴力主宰政治的局面，因为他认为这只会妨碍他的唯一目标——地方自治；只要这个目标实现了，土地和其他问题才能够解决。但别的爱尔兰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把后两个问题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土地问题的鼓动者们提出的“行动计划”，包括不支付租金和其他一些违法活动。这一举动引起了一部新的《刑事罪行法》的颁布，而且虽然内阁一方面试图以土地立法的方式进行安抚，而另一方面仍然采取铁腕手段。英国的补选开始表明更多选民的立场正在转向支持地方自治，但帕内尔生命的最后四年中，某些事件完全改变了这种可能性。正如在我们的故事中经常所见，尽管有些过错，我们也可以说是犯罪，标志着英国在爱尔兰不可否认的失败，但英爱关系因为偶然事件和个人原因一次又一次地偏离方向，责任不在英国。

1892年再次成为首相的格莱斯顿，现在只有一个想法：争取实现爱尔兰地方自治。这也是帕内尔的唯一想法，他为之奋斗多年，而现在他本人将使所有希望破灭。1887年伦敦《泰晤士报》，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日报，刊登了一封明显是帕内尔笔迹的信件摹本，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凤凰公园谋杀事件。经过两年时间的调查，证明这份文件是由另一个爱尔兰人伪造的，而《泰晤士报》未对其真实性进行适当调查，就几乎难以置信地接收和发表了。公众对这一事件深恶痛绝，帕内尔几乎成了英雄。在下一届选举中，地方自治的前景比以往都更加光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击了。

帕内尔，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沉默少语，颇有隐士风范，在英国度过了孤独却不放纵的岁月。在他遭受爆炸袭击的十年前，他与一个叫奥谢夫人的女人一见钟情，她的丈夫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爱尔兰轻骑兵上尉，父亲是一个英国准男爵，哥哥是后来成为陆军元帅的伊夫林·伍德爵士，除此以外还有显赫的社会关系。几年前奥谢与他的妻子终止了一切婚姻关系。由于他不给她提供生活保障，她目前和将来都完全依赖一个年迈姑妈的悉心照顾。姑妈每年给她大约三千英镑，也许在遗嘱中还将给她留下一笔丰厚的财产。姑妈的确是这样做的，在她出人意料地长寿之后，给她的侄女留下了十四万八千英镑。

与此同时，奥谢夫人与帕内尔作为夫妻生活了十年。她完全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人对她和帕内尔实施敲诈勒索，不时住在家里，只为了在一无所知的姑妈眼中保持一副婚姻生活的样子。姑妈去世后，奥谢提出离婚并索要两万英镑，但伍德家族包括伊夫林爵士，对姑妈的遗嘱提出异议，而这对夫妇又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打发奥谢，之后奥谢又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与妻子离婚，声称他被欺骗了九年。作为共同被告，帕内尔不能也不肯为自己辩护。结果这起案件成为当时最轰动的丑闻，它深深地影响了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要考虑维多利亚时代很大程度上虚伪的道德，而且还要考虑这个案件中确定无疑的肮脏的方面。

格莱斯顿觉察到了公众舆论，并认为如果帕内尔继续充当爱尔兰地方自治团体领袖，这个理想就不可能实现，而且自己已时日不多，他坚持帕内尔应该隐退。这个爱尔兰政治家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一直表现出一种冷静精明，任何情绪影响都不能使他偏离近乎数学式的政治逻辑，但现在他勃然大怒，也失去了理智。他不会屈服于英国对他私生活的偏见，虽然在其早期这种偏见被他认为是头等重要的政治因素。他拒绝辞去领导职位，即使多数致力于地方自治的同党人士抛弃了他，爱尔兰天主教会要追捕他。他的行为把整个爱尔兰分裂为相互敌对的帕内尔派和反帕内尔派，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也被自己毁灭了。虽然他在下一年的去世引起了对他有利的反响，但派系之间的仇恨已经深得不能化解了。

在1892年的大选中，格莱斯顿自由党和爱尔兰地方自治党获得微弱多数，格莱斯顿第四次担任首相。由下议院通过的《地方自治法案》却在上议院遭到否决。这个时年八十三岁的不屈不挠的老人，本想再次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但自由党的领袖们知道这是无用的。1894年，格莱斯顿从他做了六十三年主导人物的公共生活中退休。从那时起直到1895年竞选失败，四分五裂的自由党在罗斯伯里勋爵的领导下，完成了一些改革，例如废除威尔士国教会，但是自由党的时代结束了，它的内部只有纷争，没有力量。

索尔兹伯里联合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统一派再次出任首相。历史学家们可以拒绝考虑个人的影响力而只相信社会力量，但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帕内尔在奥谢夫人一事上的弱点，如果没有她无能的丈夫这么个人，没有不幸的家庭诉讼，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可能最终会实现突破性的好转，下个世纪的危机也将得以避免或最小化。无论是自由党还是地方自治党都没有终结，但都在未来十年被排挤出实际政治领域。诚然，索尔兹伯里的第三届内阁最终吸收了一些自由党统一派，也做出了努力来安抚爱尔兰和“仁慈地扼杀地方自治”。地方上的郡政府大为改善，霍勒斯·普伦基特爵士的合作企业和其他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为恢复一定程度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地方自治的愿望仍然存在。正如以后我们会看到，在世纪之交以后，它将引起邪恶的新芬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