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与印度的问题性质不同。两国的人民均由英国统治，可他们本身却属于截然不同的种族。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19世纪和我们这个世纪的主流思潮。这有助于把帝国内的英国人地区连接在一起，但同时它们往往在帝国的非英国人地区引起麻烦。英国的统治极大地推动了埃及的发展，但是这种统治越来越受到当地政治家及其追随者的憎恶，原因仅仅在于它是外来统治。宗教问题也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埃及名义上的自治十分有限，实际上被英国的代理人所操纵，并且它名义上还臣属于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的权威之下，信仰伊斯兰教。作为大帝国的统治者，很少有如阿卜杜勒那样不值得赞赏的。然而他势力强大，憎恶欧洲通过分割非洲以及英国对埃及和印度的统治而日益增加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为了压制土耳其国内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他意识到可以利用这股已经由一些伊斯兰教改革者煽动的宗教热情，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阿卜杜勒鼓励的泛伊斯兰教主义新学说，基本上是反对欧洲的，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不针对德国，也不那么针对奥地利。其他大国不是已经长期控制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就是新近取得了对穆斯林的统治权。德国却没有这样做，此外，德皇还突然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这种迷局的政治动机可谓昭然若揭，但阿卜杜勒需要西方的援助来改组他的军队和政府。为此，他欣然聘请了德国专家，赢得了德国的支持，并与德国结盟对抗俄国、法国和英国。长期以来的“东方问题”现在以这种新的形式呈现，将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至少在眼前主要意味着，埃及境内各种反英的种族、宗教和民族主义运动都可以向土耳其寻求支持。一时间骚乱四起，数名高官遭到暗杀，秩序几乎陷入一片混乱，埃及与英国之间的新型关系要等到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正如我们所见，帝国不断地去中心化和准许自治领建立责任政府，大大促进了帝国各部分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是通过一致的理念、同情、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兄弟般的互助感情，而不是像过去依靠帝国议会的严格控制。但这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些联邦美国的公民很熟悉且为之不快。主权或权力的分配，若没有对术语细致入微的界定，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英帝国不是一个由州组成的联邦（federal union of states）。“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是一种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政体，但它涉及一些美国经历过的问题。

早期，帝国各部分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完全是经济上的，如新英格兰与西印度产糖的岛屿之间，但是随着帝国后来的延袤，又出现了种族问题。自治领有权规定自己的移民限制条款，虽然对亚洲人的禁令，如“白澳”的口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被新西兰、加拿大（以及美国）所效仿，在英日同盟时期造成了不少麻烦，但到那时为止真正的困难是来自帝国间的种族运动。南非联邦的成立解决了混血白人问题。黑人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已经在解决过程中。我们先前谈论过印度移民的问题，为防止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新联邦的政府限制了更多的印度移民，并对已经在其边界内的印度人设定了一定限制。问题由此产生，并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那些在非洲的印度人中有甘地，如今作为圣雄广为人知，像18世纪马萨诸塞州的塞缪尔·亚当斯一样，他被证明是有史以来最有力的鼓动家之一。我们已经谈论过印度快速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在很大程度上的反西方运动。回到印度后，甘地利用了一个特定的抱怨情绪，那就是，如果说印度人是帝国公民，他们应当享有在帝国的任何一处自由生活和迁徙的权利。截至1901年，有近二百五十万印度人散居在英帝国的其他地方，几乎都是低等种姓和劳动阶级，因为高等种姓很难获准移民到海外。随着印度和其他地区民族主义的高涨，移民问题也在发展，并且可以得到公平的处理（尽管不能令印度人完全满意），因为殖民地仍然完全处于伦敦的帝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而那些实行半自治的自治领出现了更大的问题，主要是在南非。纠纷一直没有被令人满意地调解过，而最初站在英国人一边的甘地，变得不满于英印关系后来出现的大量反复。这些构成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整个穆斯林世界日益高涨的宗教不满的大背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正在被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吞并和置于控制之下，英国人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少对于摩洛哥、波斯、的黎波里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一步步被兼并，不曾提出抗议。

印度人抱怨的另一个理由是耕作区人口不断增长给土地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尽管由于灌溉系统的修筑和现代化的旱作农业方法的应用，宜耕地区已经增加，而且耕地所承受的额外压力不能被认为是英国人的过错。英国人废除了某些抑制人口增长的恶习，改善了环境卫生，加强了社会公正，减少了先前由于瘟疫和饥荒造成的巨大损失，这样一来人口也随之增长，但他们不应当为此受责。尽管如此，压力还是巨大的。据估计，1911年约有2.17亿人依靠2.6亿英亩土地的收成生活，而这些土地中每年只有85%被耕种。人口的增长明显地恶化了此前两代人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也是导致人们普遍不安的另一个原因。从1900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德干地区的无地农民数量增长了约28%。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虽然主要是在印度和英国的鼓动者之中而不是在普通公众之中，是对在印度本地贩卖鸦片继续收税。在20世纪，各国的改革者都越来越坚持认为，政府有责任干预人民的习惯乃至道德，只要对他们自身有益。关于这一点的另一项证据是，自由放任学说在那个时代的哲学中基本消失。还有许多人认为政府应该禁酒，而鸦片的危害远甚于此。政府非但不禁鸦片，反而从中获益，这一事实轻易地提供了一种攻击它的武器。由于没有对鸦片的用途争辩，改革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几个方面的问题。

在印度，鸦片几乎被普遍食用，这一习惯比起中国人的吸食方式所带来的危害要小得多，给儿童食用除外。在印度，鸦片的使用具有久远的历史，甚至比欧洲的葡萄酒和其他酒精饮料的使用都更加广泛，违法制作也容易得多。美国禁酒令的失败表明，任何在印度禁止使用鸦片的企图只会导致广泛的非法消费和对法律的藐视。鸦片带来的岁入已经变得不重要，并且英国已经与中国订立了一项协定，减少对该国的鸦片出口直至1917年完全停止。然而，有一种办法被认为是最明智的，就是将印度内部的税收制度作为管制和削减非法交易的最佳办法。美国禁酒令尝试的失败和对华鸦片出口于1914年终止的事实，以及中国尽管竭力完全压制国内鸦片生产，鸦片的非法生产却上升到最高记录，都表明英国的制度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这未能防止严厉的批评和这个话题被利用来作为一件煽动的武器。同时，国民大会变得更加激进。轰炸和消极抵抗不断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似乎英国要想在它最大的属地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将会有严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