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外史上(3-1)

同治十年,新疆回乱,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理衙门照会俄国,质问侵入的理由?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说是代为收复伊犁,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一旦能行于伊犁,自然退还。

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于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三国演义》,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象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鋆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

“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止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连向不过问洋务的万青藜,以及坐享安闲岁月,不与朝政的肃亲王隆勤,亦大发同仇敌忾的议论。

谈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征引今古。慈禧太后相当辛苦,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灯下,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

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已学会了少动感情,出以冷静的要诀,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大张挞伐的语句,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拚,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但跟洋人开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终不敢轻下决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烦了,放下奏折,揉揉眼站起身来,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莲英是一直在注视着她的动态的,这时便赶紧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伺候她擦脸,接着端来了一碗燕窝粥,关切地建议:“主子早点儿安置吧!”

“我问你,”慈禧太后忽然说道,“你看,跟俄国人能不能开仗?”

李莲英微吃一惊,退后一步,垂手躬身:“这是国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说。”

“说说也不要紧。”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莲英答道,“主子何不问问七爷?”

这是个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这些折子如果交到军机处,恭王一定不以为然,还是得交内阁会议。如果议决要跟俄国人开仗,少不得起用醇王拱卫京畿,让他参与内阁会议,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见也好。

于是还有几个折子也不看了,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指示了处理办法,而且指定醇王参加会议。

清议激昂,是恭王早就听说了的,只是想不到群情愤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所说的话,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一是不惜与俄国周旋到底,二是诛崇厚以谢天下。

大致看完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奏折,恭王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了,“舆论如此,要想硬压是不行的了。现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气。”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藏书网理,换了我也是,这口怨气不出,逼得往打的路上走,后患无穷。”

“是!六爷的话一针见血。”沈桂芬很见机地说:“崇地山罪有应得!不如先请旨吧。”

“这不好!”宝鋆提出反对,“已经奉旨开缺,听候部议,总得吏部复奏了,才谈得到其他。”

“这好办!”恭王说道,“催一催吏部。”

于是吏部复奏,照违制论,应予以革职的处分。军机处由恭王具名,上了个折片:“崇厚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起程,情节甚重。仅予革职,不足以蔽辜,拟请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慈禧太后当然批准,处理的经过,相当机密,等折片交了下来,立刻封交刑部尚书潘祖荫。打开来一看,他吓了一大跳。

“崇地山糟了!”他顿足长叹,心里在想,只怕性命难保!因为看样子非打不可,一打起来则非杀崇厚,不然不足以激励士气。

潘祖荫的名士气味很重,一个人感叹崇厚的遭遇,竟忘了遵旨行事。他有个出入相随的听差,名叫潘文,人如其名,亦通文墨,且谙吏事,这时已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早拿来了公服,预备他上衙门,看看没有动静,不能不提醒他了。

“老爷!钦命案子,耽误不得。”

“噢,噢!”潘祖荫定定神才想起,“快套车!”

“车子早套好了,请大人换衣服。”一面伺候他换公服,潘文一面又问,“文大人、孙大人他们,是不是先通知一声,在衙门里会齐?”

“对了!要大家见一见面。就你骑着马去走一趟吧,别人怕弄不清楚。”

于是主仆二人,分道出发,潘祖荫带着另一名跟班直奔刑部。堂官平日聚会办事,多在后园一处叫“白云亭”的屋子,坐定下来,立刻叫请直隶司郎中、提牢厅主事。

司官都到了,潘祖荫却只跟他们说闲话。不多片刻,刑部五堂官,纷纷赶到,满尚书是文煜,当过好些阔差使,是旗人中有名的富翁,跟崇厚的交情很好,他也听到了风声,倍感关切,所以一进门就问:“是不是崇地山出了事?”

潘祖荫不答,只将军机处的折片递给他看,接着是四侍郎一一传观,但他们都没有说话,要听两位尚书的意见。

“伯寅,咱们俩去一趟吧?”文煜用征询的语气说。

“我还不大懂规矩。”潘祖荫踌躇着说,“旨意中有‘拿问’的字样,措词太严了。”

大臣获咎,即令革职查办,亦多用“着交”的字样,用到“拿问”,便有唯恐畏罪潜逃或自尽,锁拿拘管的意思。果然如此,崇厚的面子上太不好看了,所以文煜不能不为他担待。

“崇地山不是糊涂人,决无他虞。”

“既然如此,你们预备吧!”潘祖荫看着司官说,“崇大人崇厚,奉旨‘拿问’。”

司官同声答应。提牢厅主事去预备“火房”,好安顿犯官,直隶司郎中点了四名皂隶,跟着潘祖荫和文煜,直投崇厚家。崇厚已经得到沈桂芬的通知,青衣小帽,正在待罪,听得门上一报,叫开中门迎接。

宾主相揖,各自无言,迎入大厅,崇厚才问了句:“请示两位,要不要设香案?”

设香案是预备宣旨,潘祖荫看他已知其事,而且廊下堆着行李,已有入狱的准备,便跟文煜商议,免了这道例行的手续。

“天恩浩荡!”文煜安慰他说,“地山,你不必戚戚。”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分,却不肯这样说话,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他家华丽的后档车不能再坐,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一到刑部,送入“火房”,便算收监,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食物、杂用器具。一半是堂官的交情,一半是他家的银子,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腊月十六的天气,滴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户板壁,凡是缝隙,都用桑皮纸糊没,然后升起一个大火盆,在土炕上铺好狼皮褥子,请主人休息,那气派倒象是钦差借客栈作行馆似的。

等安顿停当,提牢厅主事,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讯问”,其实是奉文煜之命,特来安慰。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交代,请崇厚自己写一份“亲供”,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取。

费了半夜工夫,将亲供写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这是给沈桂芬的,自陈无状以外,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写完交给听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花了一百两银子,将信悄悄递了出去。

就是崇厚不写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过他的处境也很难。保举非人,成了众矢之的,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较著地指出,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

“崇地山昏愦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难辞其咎。不过,王爷,”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万不能决裂,论将、论兵、论饷,一无可恃。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与前不同,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自从连日单独召见惇、醇两王,态度大变,口口声声“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只是摇头不语。

“五爷是说过算完,七爷倒是有点儿静极思动,不过也不难对付。”宝鋆说道,“难对付的是‘翰林四谏’,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那儿有那么多话好谈呐?”

“兰荪的服制快满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这句话意义深长,恭王和宝鋆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后的安排。

“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说,“如今也说不得了。”

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流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张之洞的大卖气力,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如果不这么安排,清流群起而攻,非搞得焦头烂额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在他与李鸿藻之间,还留着一条线,就是翁同和。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先通个款曲,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和,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和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象张之洞之于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交往虽疏,默契甚深,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和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于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套说法,谁都看得出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和的做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入枢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么,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唯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由于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辞官。回到湖南家乡,又饱受讥辱,骂他媚外,骂他忘本,因而异常灰心,决不肯再来蹚这遭浑水,还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