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外史上(17-2)

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马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子出入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美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强,因而再一次使尽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病。”

“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于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么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么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

“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于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于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国荃只是摇头,“我南洋也要紧。”他说,“没有从井救人的道理。”

这是表面文章,曾国荃真正的顾虑是怕一派兵轮,贻人口实,巴德诺会认为一意备战,并无谋和的诚意,因而使得大局决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仅只南北洋两大臣,连主战最力的醇王,反对赔偿兵费最坚决的阎敬铭,亦都动摇了,因为调兵筹饷,处处棘手,倘要开仗,实在没有把握。阎敬铭愿意设法筹一百万两银子,以“边界费”的名义,付予法国,征得醇王的同意后,会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议政王”有所不同,从不与军机大臣一起进见,或则“独对”,或则与总理大臣同时跟慈禧太后见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亲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臣工,学习政事,只有召见“本生父”的醇王时,方始“回避”。

这天是与奕劻、阎敬铭、许庚身及其他总理大臣同时“递牌子”进见,奕劻首先陈奏:“巴德诺已经有照会给曾国荃,昨天是西历八月初一,议定赔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看样子,只怕一定要占领我中国一两处口岸,作为勒索之计。事机紧迫,请皇太后早定大计。”“法国的限期,也不止说了一次了,到时候还不是没事?”慈禧太后微带冷笑地说,“你们天天商量,是和是战,到现在也总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要打,有没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总得找条路让大家好走啊!”

“现在法国也是骑虎难下,巴望着找个台阶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从中转圜,据曾国荃打来的电报,恤款能有三百万两也就够了。李凤苞从巴黎来电,说法国已有话透露,可以减到两百五十万两。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给一百万两银子,一定可以和得下来。”

“一百万两也不是小数目,那里来?”

“跟皇太后回话,”阎敬铭接口答奏:“这个数目,臣可以筹足。”

“是赔法国的兵费吗?”

“不是赔兵费,是给法国的‘边界费’。”

“什么叫‘边界费’,还不就是‘遮羞钱’吗?”慈禧太后坚持不允,“决不能给!这一次是法国无理,反而叫咱们中国赔他兵费,欺人太甚。照我说,应该法国赔咱们兵费。凡事总要讲道理,如果你们肯用心办事,早请出别的国家来调停公断,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国得寸进尺的局面?”

“各国公论,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国使臣杨约翰见面,总拿好话跟他说,杨约翰说美国极愿意帮忙,总在这几天,他京城里就会有确实回音来。”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说。”

“只是法国蛮横无理,怕他们这几日就要挑衅,基隆、福州都很危险。”

“万一要开战,也只有接着他们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备战,总不能说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发抖吧?”

听到这样的话,醇王只觉得脸上发烧,再也说不出求和的话了。

“我也不是一定说要开战,不过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法国兵舰有好些开到福建,当然不能不防。你们再仔细去筹划,果真开仗没有把握,咱们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转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样了,而就在这时候,张佩纶上了一个“密陈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态度,又趋强硬。这个奏折是这样写的:

臣于闰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请进军马尾,力遏敌冲,饬记名提督黄超群,引军由陆潜进。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电,称法领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满,即攻马尾船局之说。臣恐敌衅,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发,侵晓驶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两营队伍选锋亦至,臣令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

除了疑兵之计以外,张佩纶又很得意地奏报孤拔对他有忌惮之意:

“先是臣军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敌人恶之,三日以来,赖以牵制。晨光熹微,法水师提督孤拔,骤见臣军旗鼓,则就师船诘问,疑我欲战,臣令张成答以中国堂堂正正,战必约期,不尚诡道,嘱该提督无用疑惧。该提督即邀张成相见,词气和平,言中国待我有礼,闻百姓惊疑,我船亦拟先退两艘等语。视二十七日法领事帕里塞照会之辞顿异。臣仍饬水步各军严备,并亲率黄超群等周历中岐山,以望敌师,船则大小五艘,错落罗星塔,距船厂仅半里许。连日茶市颇停,民情汹惧,盖敌取福州之说,腾播于两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来叙述船局难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条疑兵之计:“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备战,顾臣军实无一雷也。”

这条疑兵之计,在第二天即有效验,法国兵船退了两艘,但“出则联口外之三艘以骇长门,入则联口内之两艘,以疑船局”,而闽江仅有三条“局船”,孤危撑拒。敌人可退可进,可战可守,况且“南北洋兵船迄无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敌退解严?”同时也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个电报。

总理衙门倒是看准了法军的谋略,第一,必得占领中国一处口岸,作为勒索的凭借,但中国与外国议和,非李鸿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则逼近畿辅,京师震动,李鸿章的处境相当困难,和局难成,对法国亦没有好处。

因此,第二,所占之处须远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对海军补给方便的地方为理想。这样,基隆有煤矿,福洲有船局,便成为法国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是首当其冲的鹄的。

总理衙门因为连日接到电报,法国兵舰在闽江口出入频繁,而交涉方面剑拔弩张,看样子福州船局必难幸免法国兵舰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鸿章的判断,“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马尾守军肯小小吃些亏,战局不致扩大,则和局犹可挽回。所以给张佩纶一个电报:“小挫可图再振”。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会追究责任,劝他忍辱负重的意思。

张佩纶自然懂得,却不受劝,他说:“果臣军一败,资仗都尽,无兵无饷,又谁与图再振乎?”当然,他这样侃侃而谈,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为了反衬他的忠勇奋发之忱,他不能不牵扯彭玉麟作个比较。据说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办理广东军务,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划定防区,彭玉麟当南面琼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动广东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为保障。此事为张佩纶所卑视,正好拿他皮里阳秋一番,用来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扬自己的功劳:

“当臣出次时,省城民无固志,风鹤皆兵,颇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琼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进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马尾不战而失,遂其质地索偿之请,而臣且在省静候,与此土一并赎还,其腼然何以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谓此军即可制胜也。”

“此军”就是黄超群一军,是张兆栋留以自卫,为他硬夺了来的,此军虽未必可以制胜,但张佩纶却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亲至前敌,则颇觉各营之侦探、各路之电传,半亦法人虚声恫吓,而臣前请先发制人之算,尚非毫无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两点判断,第一、中国对法国一再让步,法军不必死战,而反恐张佩纶所指挥的水师和陆军,拉住他们死战,在士气上先已逊了一筹;其次,法国在闽江之内的兵舰,仅不过多于局船两艘。如果法军全部登陆,则可乘虚袭击敌舰,倘或登岸一半,仅不过数百人,以两千陆军迎击,法军未必能占上风。而况敌军深入内陆,处处可以断他们的归路。同时近来潮汐“小信”,法国兵舰出入不便,这都犯兵军之忌,而为张佩纶所以要想开战的原因。

论兵法讲究“知己知彼”,说过自己有这样的胜算,还要估量敌情,张佩纶满怀信心地表示,敌人看见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旧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国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师提督,挟盛气而来,谓闽官必降心相从,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讲,复欲与之先战,若遽尔退师,亦恐见诮他邦,取讥士卒,是以游驶壶江,以掩其退避之迹,而仍为挟制之端,计亦狡矣!臣逆料该提督必已密电巴德诺,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须遣人赴沪讲解,曾于昨日电达李鸿章,嘱其断勿赴沪。当此主忧臣辱,臣既有军旅之寄,不能一战以建威折敌,更何敢大言不怍,无临事而惧之心?惟念敌情,当以力争,难于理喻。今法船在闽,其势稍转,必有一二自命能办洋务之人,攘臂以居辨难调处之功,没将士死守之孤忱,为无赖希荣之捷径,长敌焰而损国体,无逾于此,是以将前敌实情,委曲敷陈。”

这番陈奏,大大地壮了慈禧太后的胆,而最使她感动的是,张佩纶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势转恶,“我援竟断,法舰纷来,恐彼猝攻前敌,据我上游,我军终于不敌,然臣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以贻朝廷羞。”是这样有为有守、忠勇奋发的气节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国“说合”的打算,终于落空,法国正式拒美国调处,同时对基隆采取了行动,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领兵舰四艘,轰击基隆炮台。刘铭传得报,一面下令自行炸毁基隆煤矿,一面亲率提督四员,击退了登陆法军,不过他自己亦赶紧退到了淡水。据刘铭传自己的解释:台湾没有兵舰,海面无法与法军争锋,只有引诱他们上岸,才可以“聚歼”。

法军不肯上当,留下三艘兵舰在基隆海面监视,同时由巴德诺照会曾国荃,法军攻取基隆,作为质押,暂时不取福州,要求赔偿兵费八千万法郎。

局势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见此光景,和既不甘,战又不可,六神无主之下,只有奏请召集廷议。

就在这时候,陈宝琛来了一个电报,有一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这句话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开仗必败无疑,慈禧太后深知这班清流,赋性刚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处万难,绝无可为,决不肯说这种万般无奈的泄气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总理大臣们叹气,“到底能不能打?你们总得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闷热不堪,醇王急得满头大汗,很想说一句:“要开仗亦未见得没有把握。”却就是说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无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为他无用。所以兵饷两事,此刻便直接向许庚身和阎敬铭两人垂询。

“许庚身!”她问:“你看,如果开仗,有没有把握?”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问。不过许庚身对和战大计虽不能完全拿主意,而从洪杨平后,在军机当“达拉密”,凡有关重要军务的上谕,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军而兴的淮军,积习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师,则如甫离襁褓,正在学步,还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营更是虚糜“京饷”的“摆设”,所以虽管兵事,却主持重。当然,他不肯得罪李鸿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说他们的兵不中用,平时一再表示:备多力分。此时亦仍是这样回奏。

“我中国幅员辽阔,口岸太多。当初祖宗设兵驻防,专重陆路,道光以来,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当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龙驭上宾,仰赖皇太后操劳于上,发捻次第削平,讲究海防至今,亦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国已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相比。备多则力分,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连三,急电请援,而南北洋实在都抽不出兵舰可以调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调动,法国又舍马尾而攻基隆,飘忽难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报纸,说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是一员猛将,打电报到他们的海军部,要攻山东芝罘、威海卫、旅顺,敌师北犯,京畿震动,所关不细。”说到这里碰个头,结论就不必说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叹口气,转脸又问:“阎敬铭,你怎么说。”

“依臣看,以收束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饷,目前饷源甚绌。最可虑的是,南漕多用海运,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时……。”阎敬铭很吃力地说道:“‘民以食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粮食一向不够,如果南漕中断,这一缺粮,人心浮动,会引起极大的变乱。转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这样说,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岂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说:“圣谕教臣等置身无地。”

“是啊,不但你们置身无地,我将来又有什么脸面见祖宗?

大家总得想个办法出来!”

“臣愚,臣以为国家百年大计,不争一日之短长,而要有持久之策。”许庚身越次陈奏,“历来廷议,空言搪塞的居多,这一次要请严旨,责成大小臣工,悉心详议,如是空言塞责的复奏,当即掷还。”

许庚身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慈禧太后不自觉地点点头:“你这话说得实在。就照你的意思拟旨,这两天收到的照会,南北洋跟福建来的电报,陈宝琛的折子,都发下去,公中阅看。”

“是!”醇王答应着。

等退出殿来,醇王汗流浃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争强好胜,然而是庸才!多少年来一直说恭王不好,受了孙毓汶的鼓动,贸贸然定计夺权,将一副千斤重担,糊里糊涂接了过来,一上肩就有不胜负荷之感,如今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想起有人传来恭王的一句话:“看人挑担不吃力”,自觉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样内心的激荡,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对许庚身说,“我先回去。你们跟莱山商量一下,出宫先到我那里。”

“是!王爷请先回去歇着。千万不要着急!”许庚身安慰他说,“局势总还可以挽回。过了这一关好好筹一条持久之计,不患没有扬眉吐气之日。”

“现在也只有这么想。不过……,”醇王眨着眼,在轿子旁边想了好一会才说:“咱们回头再谈。廷议,你们好生预备。”

他是不到军机处的,平时办事,都是在府,常由庆王传话。最近因为局势紧急,而且醇王特加关照,所以这天下午军机处散值以后,庆王、孙毓汶、阎敬铭、许庚身一起上适园谒见。

“廷议定在二十二。”庆王说道:“御前、军机、总署、六部九卿、科道、讲官。”

这是报告规定参与廷议的人员,醇王诧异地问:“何以没有王公?”

“莱山!”庆王转脸看着孙毓汶:“你跟七爷回吧!”

廷议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创例,此例是孙毓汶所创,目的则在解醇王的围。因为醇王“在野”时,放言高论,抨击恭王措施失当,词锋往往极其锐厉,如今易地而处,怕恭王,还有向来有什么、说什么,出言不加考虑的惇王,当着大庭广众拿话挤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讲官必然会随声附和,于是醇王在无法招架的情况之下,作成主战的结论,那时大局就难收拾了。因此,孙毓汶赞成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干脆不让恭王跟惇王与议。

当然,这话不便直说,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当中,不也有王公吗?”

醇王也会意了,点点头不提这事,却问到讲官:“盛伯熙他们不知道会怎么说?”

“他们还能说什么?无非定论而已。”孙毓汶又说,“张幼樵在福建、陈伯潜在南洋、吴清卿在北洋、张香涛在广东,都是手握兵权的,如果开仗,他们当然运筹帷幄,决胜俄顷。朝廷预备着红顶子就是。”

在这番似讥似嘲的话中,孙毓汶透露了他的权术,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陈宝琛已说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话,足以看出主战的论调已大不如前。而非为讲官首领的盛昱,如果有所责难,亦就等于跟两张陈吴等人过不去了。

意会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过两三个月的工夫,当国的苦况,他已经领略透了,和战之间,并不能一言而决,和也罢、战也罢,都无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势来说,“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为“不和而悔”必然丧师辱国,赔偿兵费,追究责任,搞得天下大乱,元气大丧。“和而悔”则至少保全了实力,可以徐图再举,发奋为雄。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绕上许多弯子来应付慈禧太后的责难和清流的主战论调,尤其是清流,人多口杂而个个振振有词,真是重重牵绊,处处掣肘。现在听孙毓汶所说,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较好办得多了。

于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词。向来廷议必有复奏,称为“公折”,预先备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单独具奏。公折或由内阁主稿,或由军机撰拟,或由领衔召集的王公预备,看所议何事而定,这一次议的是和战大计,理当由军机预拟奏稿。

但孙毓汶又有异议,折底虽由军机预备,却不妨交由伯彦讷谟诂提出。这好象匪夷所思,但经他一说明缘由,却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这样做是为了要避免一个人扰乱全局,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从他五月间奉召复起,到京以后,恩宠不衰,仍旧入直军机,兼管神机营。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发大言,好骂人,而且神智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军机同僚,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如果这个公折底稿由军机预备,他一定有许多意见和挑剔,弄得无法定稿,所以不如由这次廷议中爵位最尊,复奏领衔的伯王提出折底,干脆不使左宗棠与闻,反倒清静无事。

“这也好!”惇王深深点头,然后又皱着眉说:“此老实在烦人。”

“有办法!”孙毓汶接口说道,“此老本不宜参庙议,看机会还是请他出去带兵吧!”

“莱山这话如何?”醇王看着阎、许二人问。

阎敬铭和许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论人情,亦觉得太过。只是此老在朝,也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见。

“看情形再说吧!”醇王也觉得这样安排不妥,搁置不谈,“折底就请星叔动笔。”

“是!”

“我还有件事,跟大家商量。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现在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这么办,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爷的例子,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带领神机营,到越南去打法国鬼子。”

此言一出,举座大惊,连孙毓汶都张口结舌了。“老五太爷”惠亲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为奉命大将军,只不过督办畿辅防剿事宜,与出师越南岂可同日而语?

“祖宗创业维艰,虽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过骑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没有不能开强弓,说‘国语’的。承平日久,习于骄逸,纯庙高瞻远瞩,极力纠正,较射三箭不中鹄,立刻斥责,八旗子弟乡会试,先试弓马,合格了才许入闱,此所以有‘十大武功’。当时明亮、奎林他们,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场。纯庙圣谕:‘周朝以稼穑开基,至今以农立国,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废武?废武就是忘本!’”醇王说到这里又激动了,“就因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敌欺凌之辱!”

“王爷见得极是。”孙毓汶劝道:“不过以王爷的身分,亲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亲冒矢石也不致于。我自然是在关内安营,指挥督战,无须亲临前敌。”醇王又说:“唯其以我的身分,亲自督师,才能振作士气。”

“说实在的,王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

“不够,不够!”醇王抢着摇手,“一定要到前方,打个样子给大家看看。有人说神机营是虚好看,我不服气。从前文博川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他回来跟我说:神机营不是不能用,只不过京师繁华之地,把他们养得懒了。一到苦地方,摆不上‘旗下大爷’的谱,自己不动手,连顿饭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这话真是阅历之言。再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营操练了这么多年,临到该他们露一手,还不拚命争个面子?我意已决,你们劝我也没有用。”

“王爷!”

阎敬铭才说了一句,醇王便又抢着开口,“丹翁!”他拱拱手,“这饷的方面,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乾隆年间,大将军督师,都特简大臣筹办粮秣,你年纪这么大了,我当然不敢劳动你,不过,务必要请你派年轻力强,吃得苦、耐得劳的司官,替我管粮台。”

说到这样的话,阎敬铭只能恭恭敬敬应一声:“是!”

孙、阎二人都“没辙”了,只拿眼望着许庚身。他当然也有一番话说,只是看醇王满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泼他的冷水,越泼越坏,变成激将,更难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着,怎么能让醇王知道,神机营不中用,而又不伤他的自尊?

才能让他知难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