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节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

“一·二八”之战打起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遭到19路军张君嵩团迎头痛击,损失惨重。于是,急于停火休战的,不是毫无抵抗准备的中方,而竟然是发动战争的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野村。

野村是继“一·二八”事件祸首、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军指挥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弱将少,经过连日苦战,屡遭败绩,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继,因而他想用缓兵之计暂时停火,而请国内陆军迅速增援而来。第二是因为“一·二八”夜袭原是日本恫吓性质,妄想不战而胜,获得与关东军兵不血刃、垂手而攫东北相媲“美”的战果,日本驻沪海军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日本大本营在上海燃起大战的训令。而“一·二八”之役已备受国内指责,野村一举没能得逞,便色厉内荏,心里发慌,生怕重蹈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的覆辙。

另外,英美两国已经公开出面调停,但是日本外交惯伎一向不赞成第三国介入,同时野村更恐当众“示弱”,有失日本海军颜面,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他宁愿采取秘密途径,穿过强有力的民间人士,试探中方的“和平意愿”。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选,一则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战最有力量的社会领袖,其次,杜月笙和中方在上海的军政领袖吴铁城、俞鸿钧、蔡廷锴等都很熟悉,同时,他在中央处理沪局的大员如孔祥照、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面前也有说话的资格。

还有第三层原因,日本人对于杜月笙崛起市井,显赫沪滨,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1927年4月12日清党之役后,日方就已千方百计企图拉拢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围做好手脚,下过功夫,他们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挟资巨万,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设法跟他接近。

于是,在杜月笙所参加或由他所邀约的赌局中,便常时会有鲜衣怒马、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物出现,如名气响亮、曾为民初政坛活跃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阁,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爱打大麻将,一输十万八万却无吝色的李择一。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经常为座上豪客。1931年、1932年之交,姚夫人的香闺非常热闹,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边,最低限度有一桌麻将,一桌牌九,呼卢喝雉,通宵达旦。

李择一跟日本人很熟,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曾在1921年,担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最高顾问周自齐的随员,他长住上海,和杜月笙结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从赌场鸦片干到金融工商,他交际广阔,头绪极多,跟东洋人打交道,机会也不在少。李择一满口日文,一副东洋腔调,跟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机关、金融工商各界的日侨都有来往,都有私交。因此,在“日本事务”方面,他由于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为杜月笙的顾问,有时候居间介绍,代为联络,传传话,递递信件,为杜月笙效劳。野村急于邀约杜月笙作投石问路式的私人接触,其所谈的问题必然与中自两国未来前途有关,日本军方要试探停火谈和的可能性,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择一,他命李择一去跟杜月笙接洽。

李择一受命之后,马上见到了杜月笙,寒暄已过,他便开口说:

“日本军方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该面对面的自行解决,他们不赞成有第三国参与其间,这样反而多生枝节。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祈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想从中促成的话,兄弟可以想个法子,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从他的谈吐之中,也许摸得出他们的停火方案。”

玩味李择一的这一番话,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择一说的并非他自己的意见,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军方同意而来的,他心里虽然十分欢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装做声色不动地回答:

“这件事情,就算对我个人来讲,也是极严重的,你可否让我考虑一下。”

李择一懂得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这事必须事先征得中国官方的同意,才可应允跟日本军见面,因此,他连声应允,说道:

“当然可以,杜先生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务请赐我一个电话。”

“一定,一定。”

送过了客,杜月笙自己先沉思默想,李择一的话是真是假?有否不良的用心?日本人真想停火吗?还有,为什么要找上他?他将这几点全想过了,有了几分把握,认为这件事情值得一试,于是邀集他的那几位好朋友、学生子,亦即他的高级智囊团,前来商议。通常,遇有任何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他都要跟他们详细研讨过后,才自己下判断,做决定。

杜月笙向在座诸人叙述李择一来访的经过,其人的略历及其背景,然后,他说出自己深思长虑,所作的初步结论:“至少对于我个人,这里面不至于有什么圈套,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为闸北、虹口几成一片瓦砾,中国百姓正遭日军的残暴屠杀,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不知道要遭到多大的损失,最要紧的,中央可能不愿在此时此地,和日本付诸决战。”

一介平民杜月笙,居然能够侧身国际交涉,成为居间交流、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这个消息使座中各人大为兴奋。于是,大家踊跃发言,贡献意见,大多数人赞成杜月笙的主张,有人说:“先生应该尽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实现。这样做不但对国家社会有重大的贡献,而且足以解民倒悬,对于先生个人声望与地位的增长与提高,这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反驳说:“日军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军方和外交当局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脸上微笑,手下动刀,便是最好的例证。野村中将想找先生居间干旋,准定是不打好主意。”

正当持此论调的人反复陈词,侃侃而谈的时候,无意之间触发了灵感,有人猜中了日方的秘密,于是当即有人欢声大叫:

“对啦,东洋军这两天损失很大,这一定是他们要增援了,在用缓兵之计?”

“这,”杜月笙微微地笑,“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过后来我又在想,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缓兵呢?还有一层,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而我们却用不着缓它,那么,野村通过李择一跑来送秋波,这个消息,我们也需要通知吴市长和蔡军长,要请东洋人吃败仗,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一番分析,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智囊团诸人深感满意,而且一致赞成,打消异议,同意杜月笙提出过结论:“应该先把初步接触经过通知官方,请官方指示究将如何处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报告和说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话是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自属千真万确,一丝不假,不过这件事情来得突然,而且蹊跷,他们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研判和讨论,最后官方对此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绝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间的接触,以免又中日方的诡计。吴铁城的答复是朋友式的忠告:“必须谨慎小心,步步为营,自己先立定脚根;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这个问题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

心领神会,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请示官方,私下部署会晤日本军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没有冒然行动,他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接席密谈,甘格林慨然答应:“一定充分合作。”

得了甘格林的承诺,杜月笙不打电话,他派人去把李择一请来,当面告诉他说:

“你上次所谈的事情,我考虑过了,你的话说得很对,我想不妨一试。只不过有一点,会面的地点可否就在法国总领事馆,并且由我去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

“这个,”李择一顿了顿,然后陪着笑脸问:“杜先生可不可以告诉敝人,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地安排呢?”

杜月笙笑吟吟的反问:

“是你要问,还是东洋人必须晓得?”

“是我在请问,”李择一忙说:“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我李某也是中国人啊。”

打了个哈哈,杜月笙答道: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名誉地位必须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谊私交都够得上。他答应过我:万一将来事情弄僵,对于我有不好的影响,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择一困惑不解地问:“甘格林是法国人呀,他怎么能够……”

“大概是你忘记了吧,”杜月笙莞尔一笑:“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我呢,从1927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错爱,直到今天,我担任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已经有5年了。”

李择一这才恍然,杜月笙实在不愧黄金荣交口赞誉他的“聪明绝顶”:野村中将想利用他“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却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军方代表在法国领事馆见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请甘格林出而证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时,确系以法租界华董,华人纳税会长的立场,与日本军官某人晤谈,某日本军官意图试探向华方谋取暂时停火的可能。日方并不是向“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委分子的杜月笙威协恫吓,面致哀的美敦书,而是在吁求第三国的外交官员(甘格林又是总领事),代为向中国传达意愿。

换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便算是在请求第三国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择一毕竟还是个中国人,他深信日本人情报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运用,“拔一根毫毛又变出一个孙悟空来”,他毫不犹豫地去还报野村,同时更下了点“功夫”,说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国总领事馆,会晤杜月笙与甘格林,为暂时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换意见。

到了约定时间,杜月笙一袭狐裘,两部包车,满载保镖、秘书和自备日文翻译,准时驶抵法国总领事馆,进入甘格林的大办公室,两人略一寒喧。不久,李择一便陪着几位身着便服、西装大衣的日本军官来到,由李择一负责逐一介绍。

谈话开始,日军代表趾高气扬,板成面孔,一开口便用中国话训杜月笙:

“‘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的19路军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见,你们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并不是一个心浮气盛,睚毗必报的人,相反的,他一生最大的长处之一,便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从而才能“相忍为安,任重道远”,但是,当着甘格林的面,这位日军代表声势汹汹,摆出“严词厉责”的姿态,却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气涌如山,勃然大怒,他抗声而答:

“19路军该不该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过你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你们政府的准许,就下命令炮轰北大营,占领中国的沈阳和东三省,倒是各国报纸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这么乱七八糟的关东军,难道也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

这一席话不但说得慷概激昂,义正词严,而且,针对日本海军方面的心里弱点,用关东军的备受指责,直捣日军心脏,折冲尊俎,攻心为上,也许这便是杜月笙无师自通的外交天才。总而言之,斯语一出,使日军代表为之语塞气沮。李择一连忙出来打圆场,他陪着笑脸向杜月笙说:

“杜先生,今天谈的事情很多,让我们坐下来,从长计议,好吗?”

杜月笙却仍然不假辞色,避而不答,他注视日军代表的反应,直等那几名便衣军官全都面现尴尬,无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傍着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和日军代表隔一张长会议桌面对面坐着。

日本军官的脸色好像岛国多变的气候,他们疾颜厉色唬不倒杜月笙,反被杜月笙抹下脸来训斥一顿,随即变为谦逊恭顺,杜月笙不是初次与东洋人交手,他懂得他们的心理,李择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他比杜月笙更为了然。于是,他不吝越俎代庖,借助为筹,站在中间人的立场,说了一大堆话,用意在弥补一碰即僵的局面,重新挑成话题。

双方以缄默表示同意。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勉为其难,当仁不让,到法国领事馆来会晤日军代表,听一听日方停战的意向,然后以私人友谊,代为转知上海军政当局,‘试探’一下可否借此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李择一长篇大论,侃侃然说完了这一大段话,顿一顿,见日军代表并无不怿的反应和驳斥的表示。杜月笙方面他不必考虑,因为这一席话正是为了杜月笙所说的。于是,李择一先请杜月笙发表意见。

“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杜月笙语惊四座,不疾不徐地说,“我既跟李先生说的一样,我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诚心停火的。”

李择一抢着回答:“当然有,当然有,否则的话,他们这几位代表就不会来了。”

日军首席代表又赶紧补充一句:

“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

杜月笙机警地一语不发,他仿佛没有听见。

甘格林眼看场面又要闹僵,他命翻译为他传言:

“杜先生方才说过,他今天来此,就是为了听取日方的意见,贵方如有条件,请提出来,让杜先生衡量一下,可否代为向华方转达。”

于是日军代表又施展他们惯用的伎俩,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一连串的提出许多停火方案。首先,日军代表要求华方“遵照”日本海军司令部,在1月28日深夜11时20分,向市政府和公安局所致送的最后通牒,请19路军撤出上海,以免肇致两国军事冲突。杜月笙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冲突老早造成了,结果是日本军队伤亡不小,飞机被打下来,铁甲车也被19路军活捉,现在要避免冲突,照说应该是日本海军撤出上海吧。”

日军代表老羞成怒,怫然色变,悍然地说: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完全合法,我们在事先曾经获得上海各国防军的谅解,进驻闸北,保护经常受到攻击的日本侨民!”

杜月笙别转脸去问甘格林:

“这倒是新鲜事了,闸北是中国地界,各国防军有权准许日本军队进驻?”

甘格林笑着摇了摇头。

于是,杜月笙冷冷地说:

“这就是了,依我说,还是日本军队开回公共租界去算了。”

“华方也要撤兵,”日军代表强词夺理,“否则,那就不公平。”

“华方撤兵,”杜月笙高声地问:“闸北地方秩序,由啥人来维持?”

日军代表抗声答复:

“可以商请中立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派军警暂时驻防。”

杜月笙再进一步地问:

“包括那些地区呀?”

“包括日本皇军现已占领的华界地区,和19路军驻守的防线。”

“这便是日方的条件吗?”

“最低限度的条件。”

日军代表回答得斩钉截铁,这使杜月笙很生气,他站起来以手作势地说:

“日本人强占了中国的地方,立刻撤退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地方上驻防,为什么也要撤退呢?再说,日本军队在打仗之前已经进驻越界筑路区域,再加上战后占的华界,拿这一大块地方请法、英、美军队暂时维护秩序,把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分开,难道还嫌不够呀?为啥还要把19路军的防线也让出来?”

李择一不等日军代表开口,插嘴进来说:

“杜先生,今天会见日军代表,主要是为了传达日方的愿望,方才日军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是否可以跟有关方面商量过后,再由官方采取外交途径解决?”

与此同时,甘格林也附和地说:

“李先生说得不错,正式的交涉,原应由官方办理。”

至此,杜月笙无话可说,只得应允。日军代表辞去,他匆匆回到家里,耿嘉基和王长春已在客厅里等侯,他很详尽地把交涉经过告诉了他们,耿、王二人回枫林桥市政府向吴铁城复命。

当天,吴铁城采取两项行动,其一,是下午在英国领事馆召开调停战事的会议,他改变初衷派员出席。市政府代表当着各国领事的面,质问日本领事:

“日军进攻闸北,是否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委员会的谅解?而且是根据这一个委员会的防务会议拟订计划而为的?”

日本领事不防有此一问,众目睽睽,无法抵赖也不能撒谎,他只能坦白承认:

“日军进入华界,并非防务会议的原议,而是日方为了保护闸北地区的侨民安全所采取的自由行动。”

上海市政府代表根据日本领事的答复,立即质问:

“对于日本军队的此一自由行动,日本政府是否愿负完全责任。”

这时日本领事三浦板下脸来,大喝一声:

“当然负责!”

由于这一段对答,日方蓄意侵略,昭然若揭,在道理上先已站不住脚,这是外交战上的一大胜利,中方代表回市政府,将经过一一陈明。吴铁城非常高兴,他立刻打限30分钟到的急电给南京外交部,请外交部电知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颜惠庆向国联提出陈述。

当日的会议席上,市府代表曾经根据杜月笙所提供的情报,正式提请日军退入租界范围,至于他们所让出的越界筑路及其附近地带则交由英、法、美军暂时维持。日本领事这时对于军方试探停火已有所闻,只是不晓得内容,再加上法,英、美领事一片附议之声,他不便擅作主张,答应请示村井仓松总领事以后再作定夺。

杜月笙事后听到消息,欢声大叫:

“好哇!捉牢他们一条小辫子了!”

吴铁城以情理猜测,认为日方确有谋和诚意,至少谈判之门已经敞开,所以便采取第二项行动,通知杜月笙,转请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劝促英、美总领事迅即召开第二次会议。吴铁城并且透露:他将邀同19路军的高级将领出席,因此极可能借这一次谈判停止战火。

各国总领事最怕的便是战火蔓延,波及租界,同时也深远地影响各国在华利益。由于本身的利害关系,列强中没有一个愿意见到日本并吞中国。所以,甘格林的意见马上得到支持。2月1日傍晚,英国领事馆又有盛会,吴铁城、19路军78师师长区寿年、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第一先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少将一体出席,英、美、法防军司令、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列席参加,在这个中日代表面对面谈的会议席上,最初拟议日军退回租界线内,我军撤到维持日军占领地区的两千码后,日本人先表示反对,接着又扬言电呈日本政府请示。但是,会议终于决定,自2月2日起,双方互不攻击,停火3天。

这3天之内,双方只有小规模的接触,吴淞炮台和日本军舰炮战两小时,有12架日机轰炸南北炮台。闸北、虹口风平浪静,也就在这休战的3天,战区百姓得以搬迁一空,他们有的逃进租界,有的流浪异乡。但是无论如何,有这3天从容撤退的机会,却救了不少生灵。

停战届满的前几个钟头,日本皇军又罔顾信用提前开火,下午3点钟向闸北开炮,飞机更在青云路、宝兴路,新疆路、宝通路等处投掷炸弹。双方协议,于是又被日军片面撕毁,即将赴援的一师陆军已奉日本内阁批准正在登轮驶沪途中。中日大战,至此面临新的高潮。淞沪浩劫又是难免。

不过,也就在这停火的3天之内,国军精锐第87师王敬久部和第88师孙元良也已顺利开抵战场。另外,国民政府更调集了兵精械足的税警总团和中央教导队担任江湾、庙行,大场一线的防务,奠定了往后苦战30余天,誓死不退,大举歼灭日军的胜利基础。日本人的援军第9师团,混成第27旅团则到2月7日才开始投入战场,自2月4日至24日,是为一·二八之役第二阶段,日方的司令官也换了陆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

2月24日以后,围军屡挫敌锋,日方迫不得巳,再换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官,又增派第11和第14两个师团,这上海淞沪之战的第三阶段,一直打到3月3日双方进入半休战状态,然后延展到5月5日。

就在中日淞沪之战第二阶级,杜月笙以其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又得着机会,使他在外交场合作狮子吼,碰台拍桌,霹雳一声,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日本军队攻击中方阵地,自始至终都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当局似乎无话可说。但是中国外交当局却仍一再的向英美公使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2月22、23两日。国军对于日军以租界为庇护所,深感忍无可忍,于是发炮攻击逃入租界的日军,当英、美、德等领事馆向中方提抗议的照会,外交当局立即不假辞色,堂堂正正地回答他们:

“请即采取必要步骤,防止日军在公共租界登陆,并利用该租界为军事行为之根据地点,使此一状态不再存在。因为,公共租界附近流血之争斗,正由于该项状态而使然!”

然则,2月24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集中兵力,包围19路军第61师的江湾阵地,展开最猛烈的攻击。自江湾阵地一线到庙行小镇,接连打了9天,中国军誓死不退,寸土必争,19路军名将,一位旅长翁照垣喊出了口号:“没有枪,用刀;没有刀,用牙齿咬!”

在部署这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以前,日本皇军的计划,原想假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侧击大场,直拊江湾、庙行一线19路军的后路。这个计划果若成功,中方就要吃大亏。

这时,杜月笙及时侦悉在2月24、25、26日那3天,前后共有好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他们分散开来,住进日本侨民开设的商店及其所有的住宅。杜月笙并且得到消息,这数千日军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进犯我军的右翼。

他马上通知吴铁城和蔡廷锴,19路军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十万火急呈报外交部。2月27日,外交部便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告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严重注意”,“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杜月笙不等外交部的照会抵达,他先跑去跟甘格林办交涉,当面质问:“有没有这个事情?”

甘格林明晓得杜月笙已有所闻,说不定还掌握着证据,否则他便不会无的放矢,跑来大兴问罪之师。所以他坦然承认确有其事,不过接下来他又婉转解释:“日本军人素称横蛮,尤其近来气焰高涨,不可一世,潜入法租界的日军有数千人之多,而且武器装备一应俱全,倘若租界当局采取强硬行动,因激生变,那么,日本皇军固然驱逐不了,说不定法租界这弹丸之地,可能为之糜烂。”

杜月笙听了,气愤填膺,他正色地告诉甘格林说:

“中日之战,国际联盟已经在谴责日本。法国政府的立场,即使跟国际联盟不一样,最低限度也要守中立!如今你听任日本军队混入法租界,而且我听说他们还要利用法租界做攻击中国军队的根据地。中国军队为了自卫,假使跟前几天公共租界发生的炮轰事件,照样的‘上’你一当,试问总领事,你对法租界居民的生命财产又那能够保障法?”

甘格林被他质问得无词以应,只好支吾其词地回答:

“我想,中国军队不至于这样冒昧地从事炮轰法租界,同时,日本军队在租界上也不会耽搁得太久!”

杜月笙一挺胸说:

“我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又是华人纳税会会长,保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也有一份儿。日军混入法界,要出大事体了,不能再拖,我请你明天一早,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大家商量商量,并且彻底解决这一大问题。”

甘格林发急了,大声地问: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全部公开?”

“公开了好得多。”杜月笙再进忠告,“否则一定会出大事体啊!”

甘格林这时意识到,纸包不住火,杜月笙已经侦知日军潜入法界,他必定已经通知了中国军政当局,迫于无奈,点了点头,答应召集会议。

第二日,法国总领事馆冠盖云集,各国驻沪总领事全体到齐,中国方面因为情势紧急,问题严重,特由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华界的首脑,他准时赶来参加。

时间一到,甘格林宣告开会。以主人身份,他首先说明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日方认为他们有权在租外驻军,中国政府则指控日军利用租界庇护,向华军发动攻击,因此租界当局变成了助纣为恶。接着他坦白地指出:“这一个问题必须澄清,租界可否任由日军驻扎或通过,领事团应该有所决断,免得徒滋纠纷。”

甘格林将领事团讳疾忌医的一大问题予以直接揭发,公开提付讨论,并且促使领事团表明态度。对于中国来说,他是帮了大忙,然而,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却不胜愤怒,他抢先起立,大放厥词,威胁恫吓的语句从他“愤怒”的声调中像湍流急瀑般喷溅出来,他那种凶横野蛮的态度使在座各国领事为之愕然。

但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没有人敢于保证村并的恫吓威胁不会成为事实,会议席上的情势对于中方相当不利,甘格林提议将之公开化的重大问题,倘若即刻加以表决,可能会达成相反的结果,使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变为公开、合法。

村井在厉声咆哮,各国领事噤若寒蝉,大家暗暗的在担心。

谁也没有料到这时杜月笙光了大火,他猛的一拍桌子。20年来杜月笙历经磨炼,炉火钝青,几乎就不会有人看见他当众发过脾气,惟独这一次,他在各国领事之前,攘臂挥拳,高声喝道:

“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的开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晴天霹雳,震得与会各国领事目瞪口呆!日本外交官可以讨价还价,杜月笙却以“闲话一句”为其金字招牌。租界面积不大,人口密度至少冠于亚细亚。杜月笙在上海能掌握多少群众,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心里不明白,只要他一声令下,自有为他拼命效死的人毁灭租界,从杜月笙的嘴里说出来那就不是炎炎狂言,空口白话。

正在这时,杜月笙便在全场震惊,一时无从反应的那一瞬间,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会场。

杜月笙动了真火,吓得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的各国领事,一个个就像泥塑木雕的菩萨,开不了口也动弹不得。杜月笙带来等在外面的一帮弟兄,连同保镖司机,和司机助手,此刻仍在台湾开车的钟锡良也在内,得意洋洋,欢天喜地,簇拥着杜月笙回家了。

听说了租界开会这事,芮庆荣毛焦火躁,说声风便是雨,他一路大谈其如何邀集各路人马,甩炸弹纵火放手枪,要把寸土寸金的租界搞成断坦残瓦,尸山血海。高鑫宝在笑他憨,顾嘉棠心直口快,啐了芮庆荣一口说:

“呸!月笙哥摆得下千斤重担,你怕外国赤佬真的敢挑?说说罢了,你们放心,外国亦佬绝对不会再提东洋兵利用租界的事啦。”

这一点倒是给他料中了,当天领事团开会的结果虽然是不了了之,可是日本军队从此以后就不会借道租界,同时白川大将两路夹攻庙行、江湾国军的计划宣告胎死腹中。当夜,潜伏在法租界的数千日军,“怎么来,怎么去”,他们趁夜摸黑,悄然撤离。

3月6日,中日双方开始休战,5月5日,经过国际联盟的调处,中日双方正式签订停战,淞沪之战于是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