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葬典礼，定在三月二十六。两宫太后和皇帝定三月二十一启銮，除了随扈王公大臣以外，送葬的百官，都先期动身，官越小的走得越早。

小官中有个吏部稽勋司的主事吴可读，却是京朝的老名士，他字柳堂，甘肃兰州人，道光三十年的进士。未成名以前，不修边幅，倜傥自喜，到京会试的举人，有钱的住客栈，没有钱的住会馆，爱清静的住庙，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便于下帷读书，“临阵磨枪”。只有吴可读与众不同，住在陕西巷一家“清吟小班”，所眷的一个姑娘，叫做翠花，貌仅中姿，略解诗书，而谈吐颇不俗，一片红粉怜才的念头，溢于言表。吴可读是个极有至性的人，动到情感，一往不复，万死难回，认定翠花是个风尘知己，眼皮供养，心坎温存，日日伺候妆台。翠花的一颦一笑，莫不有半天好思量，把个考篮丢在墙角，积得好厚的灰尘。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吴大嫖。

这年是道光二十七年，春闱榜发，吴大嫖落第。翠花为他哭了一场，吴可读倒觉得她这一副眼泪可贵，不下于金殿胪歌。因此，以兰州道远，不如在京读书作为托词，依然迷恋京华。会试落第，留京读书，准备下一科会试吐气扬眉，原是最好的打算，但大家对吴大嫖的动机，就不免有所猜疑了。

几个月下来，证明吴可读根本未作卷土重来之计，这就有师长亲友要干预了。有个朝中大老，是他乡试的“座师”，派人将他找了来，顾全他的面子，不说破他志气消沉在温柔乡中，只说九陌红尘，纷移心志，要读书宜在静僻古庙，劝他住到广安门外的“九天庙”去。

九天庙是关中会馆的公产，住在那里，不必花费房租。这倒是小事，主要的是老师的话，出于爱人以德的好意，无法驳回，吴可读只好从翠花的香巢，搬到香火冷落的九天庙，打算着好好用一番功。

那知第一天择席，第二天念旧，第三天就害起相思玻勃然而起，仍旧搬回陕西巷去祝姐儿爱才，无奈敌不过“鸨儿爱钞”，到床头金尽，翠花的脸色，也就不大好看了。到了后来，竟致衣食不继，不能不找同乡去“告帮”。

“救急容易救穷难，何况你的难处是自己找的。我们当然念着同乡的情分，但怕有些不明内情的人，未免多疑。”他的同乡便劝他仍旧回九天庙住，并表示这是帮助他的一个条件。

吴可读无奈，只得依从。当时恰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重新由余三胜掌班，大事振兴，便有人拿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说是：“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吴可读再放诞豁达，也不能无惭，想想年逾不惑，功名未立，有负老母的殷望，不可为人！因而在九天庙中，好好用了一年多的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中了进士，虽不曾点翰林，也没有“榜下即用”去当知县，不好不坏做了部员，抽签分发到刑部当主事。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破京，吴可读的老娘正在病中，受惊不起，吴可读丁忧守制，主讲兰州兰山书院。服尽起复，调升为吏部郎中，以后又考上了御史，因为参劾一个满洲武将，引起极大的风波，几乎性命不保。

这个满洲人叫成禄，官居乌鲁木齐提督，诬良为逆，虐杀无辜，而居然虚报战功，说打了一场大胜仗。总司西征大任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上奏严劾。而吴可读亦接到同乡字字血泪的来信，悲愤莫名，奏劾成禄的罪名，“有可斩者十，不可斩者五。”于是成禄被“革职拿问”。

先议的是斩立决。但成禄神通广大，力足以回天。军机先替他讲话，穆宗亦加以庇护，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这中间便有回护的余地了。秋审勾决，自可不勾，然后再找个机会，譬如皇帝大婚加恩，便可减刑，甚至释放。总之，这一“候”，成禄的脑袋就保住了。

吴可读愤不可言，上疏力争，措词中大发戆劲，说是“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穆宗大怒，认为吴可读欺他年幼，所以才敢如此顶撞，非要他的脑袋不可。

两宫太后知道吴可读不错，而且杀言官是亡国之象，所以再三苦劝。无奈皇帝也跟吴可读一样，发了戆劲，竟连慈安太后的话都不肯听。

于是醇王出面来替皇帝出气。这天六部九卿复议成禄的罪名，奏稿都已斟酌妥当，而醇王忽然驾到，一到就取出一通奏稿，请人高声宣读，征求同意。

一听之下，无不愕然，醇王的意思是要治吴可读的罪。在座的人都以为不可，唯一的例外是刑部尚书桑春荣。

“王爷大，中堂小，我追随王爷。”说完，他奋笔疾书，在醇王的奏稿上署了名。

刑部尚书如此，还有什么可议的？于是照醇王的复奏，吴可读跟成禄一样，也被“革职拿问”了。

三法司会审，刑部希承上意，办了吴可读的死罪。向来的规矩，定死罪须“全堂阕诺”，缺一不可。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计十三位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行，画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

吴可读就因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保住了性命，改为充军的罪名。这一来，他的直声不仅动天下，而且“惊鬼神”。他跟吴观礼、陈宝琚张佩纶喜欢搞扶乩的玩意，常临坛的是乾隆年间的一个诗人，名叫吴泰来，在吴可读获罪以后，临坛做了一首五言排律，题目叫做《赠柳堂二十韵》，传诵一时的警句是：“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都道尽了吴可读的风骨气概。

此外还有好些铿锵可诵的好句：“道心娱白石，噩梦到青銮。杜宇三春雨，苍梧一夕澜。出山非小草，不死是猗兰”。但语意迷离晦涩，仙家玄机，难以索解，只是着重吴可读的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出山非小草”这一句，期以远大，不但许以复起，复起还颇有一番事业。因此，在朱佩纶家“围炉话别”时，慷慨多于哀伤，相期京华重聚，还要尽一番匡助中兴的心力。

吴可读回到家乡，依然主讲兰山书院。不久穆宗龙驭上宾，慈禧太后锐意更新，因为建言获罪的官员，都宽免了处分，吴可读也起复了，箫然骑骡入京，授官为吏部稽勋司主事。

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惓惓忠爱，不以穆宗曾要杀他而稍减、反倒因为慈禧太后不为穆宗立嗣而深怀隐忧，当时便拟就一道奏折，想有所谏劝。

“立言贵乎有用。”有人这样劝阻，“被罪之臣，冒昧出此，必有人误解你的本心，说的话再有道理，不容易为人接纳。而且这时候情形纷乱，流言甚多，你所引用的时事，不尽确实，不如看看再说。只要此心不改，总有建言的机会。”

吴可读觉得这话说得有理，便打消了原议。只是五年以来，耿耿寸心，始终未改，大葬有期，他便打定了主意，当面请求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派他为“随扈行礼官员”。

这个长途跋涉的差使，有人怕辛苦不愿意去，也有人因为可领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抢着要去。吴可读的境况不好，所以都以为他要这个差使，是为了那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无足为奇。

动身之时，他的神态毫无异样，还跟他的妻儿说，在惠陵行完了礼，预备顺道一游蓟州的盘山，总得比别人晚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京。

一到他就在蓟州以东三十里路，马伸桥地方的三义庙，租了间房住下。三义庙奉祀的是刘、关、张，与佛菩萨无关，庙里住的是道士，他跟住持周老道交成了朋友，约定山陵大事完毕，再到庙里来盘桓。

三月底，两宫太后、皇帝、随扈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已回到京里。吴可读则到三义庙践约，白天跟周老道闲谈，晚上关起门写奏折，写完又给他儿子吴之桓写信，是遗书，吴可读早就定下了死谏的主意。

闰三月初五五更天，诸事料理已毕，遗疏置在怀中，遗书三封，一封给他儿子；一封给周老道，托他料埋身后；一封给蓟州知州，说明以死建言的本心，拜托代递遗折，连同四十多两银子，一起放在枕头下面。然后在粉墙上题了一首绝命诗：“回头六十八年事，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题完上吊，谁知绳子断了不曾死。乃改以服毒而死。

到得第二天一早，三义庙的周老道，发觉变故，通知地保，进城禀报。蓟州知州刘枝彦跟吴可读是熟人，得报嗟叹不绝，即刻下乡相验，只见死者衣冠整齐地直挺挺躺在板床上。

拆阅遗书，吴可读对自己的后事，已经有了安排，托周老道买棺木盛殓，在惠陵附近买一块地安葬。给刘枝彦的信，是托他将遗折专送吏部代奏。吴可读死前已非言官，司官亦不能径自上奏，必须请本部堂官代递。

遗折是封好在一个木匣中，藏在身上，无法开启，所以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但给他儿子的信，不妨拆开来看，参详文意，遗折所陈，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刘枝彦心里琢磨，遗折上去，说不定会得罪，他要葬在惠陵附近，依恋先帝于泉下的志愿，或许难以达成。相交一场，对他最后一件大事，不能不尽一点心。因此，依照他的遗志，督饬周老道买棺成殓，然后在惠陵范围以外，觅地安葬。尽两日工夫，料理完毕，才具禀呈报顺天府。

京里是在闰三月初十就得到了消息。以吴可读的为人，决不会无故轻生，又听说有遗折一件，便越发关心，不知是有冤抑要诉，还是以死建言？吏部尚书灵桂、万青藜，以及大学士管部的宝鋆，更为紧张，知道吴可读为人戆直，怕遗折中有什么大干忌讳的话，触怒了慈禧太后，连带遭受处分。

等接到顺天府的咨呈，宝鋆等人，大为踌躇，因为这时候从深知吴可读抱负的人的口中，以及给他儿子的遗书中，所说的“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不能自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这些话来看，可知必是为穆宗立嗣继统一事，有所争谏。而这件事正是慈禧太后用心难测，不言为妙的太忌讳。

万青藜是反对代奏的，“照历来的规矩，司员请代递折件，要堂官公同阅看，并无违悖的话，方得代奏。”他说，“吴柳堂的遗折，也要看了再说。”

这是宗社大事，非小臣所宜议论，而且以吴可读的性情，竟然不惜一死，措词自然激烈，只要打开来一看，就决不能进呈了。宝鋆等人虽然怕慈禧太后，但清议亦不可不畏，忠臣尸谏而壅于上闻，言官参奏一本，也是吃不消的，所以对万青藜的话，都不知如何作答。

其中有个例外，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这时是吏部左侍郎，感于吴可读对穆宗的忠爱，当然要替他说话。

“不然！”他一开口就驳万青藜，“司员请代递折件，须公同阅看的成例，如今用不上。‘公同阅看’者，是当着这个司员一同看，吴柳堂已经不在人世，就谈不到“公同’两字。而况，这是密折，连军机都不可以擅自拆阅。唯有原样封进，才是正办。”

“倘或其中有违悖之词，文翁，”万青藜警告着，“你我的干系不轻！”

“既然不能擅自拆阅，毫不知情，何来干系？”

尽管崇绮振振有词，但一中堂、六堂官除他以外，别人多少不免顾虑，怕“慈圣”震怒以外，还会使醇王难堪。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谈到为穆宗立嗣，便须牵涉到“今上”，也就会牵涉到若干年后可能成为“太上皇帝”的醇王。

因此，反复辩诘，并无结论，七个人中举足重轻的，自然是宝鋆。他是崇绮点状元那一科的会试总裁，所以崇绮口口声声“老师”，希望他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宝鋆虽不怕得罪醇王，却决不敢激怒慈禧太后，因而只好采取拖延的态度，决定听一听清议再说。

清议操纵在“清流”手里。清流隐然奉李鸿藻为宗主，而以“翰林四谏”为中坚。“四谏”的说法不一，一说是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张之洞；一说有陈宝琚邓承修而没有黄体芳与张之洞，但广东惠阳籍的邓承修不是翰林，他跟李慈铭一样，以举人而捐官为主事，早经考上御史，搏击不避权贵，由于字铁香，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铁汉”。

除了邓“铁汉”，锋芒毕露的就是张佩纶，最近他正跟邓承修在参工部尚书贺寿慈，弹章数上，贺寿慈已奉严旨切责，工部尚书快当不成了。正在兴头的当儿，忽然接到吴可读自尽的噩耗，且不说故人情重，仅仅是“尸谏”二字，便令人兴起无限悲壮激越之思。同为清流，自然要声援表扬，因而把贺寿慈的参案，暂且摆了下来，全神贯注在吏部，要看他们如何处理吴可读的遗折。

“不能再拖了！”沈桂芬劝宝鋆，“清流算是找到了一个好题目，这篇文章会做得很热闹。佩公，错中流矢犯不着！”

“喔，”宝鋆问道，“他们那篇文章预备怎么做？”

“第一，预备在文昌馆设祭招魂，你看吧，不知有多少情文并茂的挽联！”沈桂芬扳着手指又说：“第二，预备仿杨椒山的例子，以吴柳堂在南横街的住宅，改建为祠堂，听说还预备奏请拿蓟州的三义庙，也改为祠堂。这样大张旗鼓在搞，佩公，吴柳堂的遗折，怎么压得下来？”

听得这番劝告，宝鋆不再犹豫了，写折奏报，照崇绮的说法来措词：“臣等查司员呈递代奏折件，向由该堂官等公同阅看，查无违悖字样，始行具奏。今臣部派往随同行礼主事吴可读，业已服毒身死，且系自行封存折件，遗嘱恳请代奏，有无违悖字样，臣等既未便拆阅，又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封奏折，恭呈御览。”

呈上慈禧太后，她不自觉地起了悚然敬慎之心。大臣的遗疏，她看得太多了，有些是口授一两句话，后人敷衍成文，有些根本是出于门生故旧的自作主张，与死者无干。只是吴可读的这个折子，字字亲笔，也就是字字腑肺之言，为了表明忠爱的心迹，不惜以死明志，实在也很可怜了。

由于这一念矜悯，她心里便有了接纳“违悖字样”的准备，很仔细地用象牙裁纸刀拆开了封皮，取出内文，铺在桌上，用手将折痕展平，同时命宫女添了一枝儿臂般粗的巨烛，以便细看这个遗折。

打开吴可读的遗折，纵目先看字迹，是不脱名士派头的淡墨所书。从头细读，事由直揭全文主旨：“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读到这里，慈禧太后先就松了一口气。

她怕听的一句话是：何以不为穆宗立嗣？此即是质问：帝位何以传侄而不传孙？这就会牵出两点无从辩解的私意：第一是为穆宗立嗣，接承大统，则她的身分就是太皇太后而非太后，不便再度垂帘；第二，穆宗的堂弟不一，何以偏偏选中她的嫡亲内侄？如今看吴可读的本意，“预定大统之归”，是论将来，不是谈眼前，那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看下去也有些话是刺心的：“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不免困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穆宗崩逝，以醇王之子入承大统，当时根据潘祖荫、翁同和所拟的懿旨，明定“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继嗣同时继统，吴可读已经明了此意，何以又以为不然？

于是，她对下面的那段文字，看得特别仔细。吴可读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宋初宰相，违背杜太后生前预定的大位继承次序：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太祖长子，而拥护太宗传子。一个是明朝景德年间，大学士王直表示赞成景帝将他的已立为太子的胞侄见深废掉，改立他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而见深之立，出于孙太后的手诏。吴可读的意思是，今日虽有太后之命，却作不得准，象见深那样，“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因而提出建议：“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我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

到此就不须再看了。慈禧太后对看臣工折件，已经非常精明，吴可读这洋洋洒洒近两千言的一篇文章，只是为了发挥“正名定分，预绝纷绫八个字。在她的感觉中，话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有自己在世一天，便能绝对控制局面，即令有“异言”出现的迹象，也随时可以采取预防的手段。吴可读拿自己跟宋朝的杜太后和明朝的孙太后来相提并论，是可笑的，但也怪不得他。

使她感动而困惑的是，世界上真有这么傻的人！为了几十年后亦不一定可能发生的“纷绫，不惜赔上自己的性命，来表示他的远见不是杞忧，希望朝廷重视。何以为人谋如此之深，为己谋如此之拙？

嗟叹良久，回头再来考虑这个折子的处置办法。在这方面，她的思路格外敏锐，虽觉吴可读的奏谏，迹近庸人自扰，但言路今非昔比，而以死建言，又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清议的激动，可想而知，所以处置必须慎重。否则，小小的一个涟漪会引起险恶的波澜。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便想到了慈安太后。她已不大管事，而这件事非拉她一起管不可！因为吴可读的奏折上，虽是口口声声“两宫皇太后”，其实与慈安太后全不相干，唯其如此，必得拉她在一起，好作个挡箭牌。

于是她轻咳一声，刚转过脸采，想看有什么人在，而李连英已抢先一走，进入她的视界。

“你来！”慈禧太后说：“到‘那边’看看去！”

“喳！”李莲英问道，“是请东佛爷过来，还是说，主子去瞧东佛爷？”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我去吧！把这个盒子带着。”

“喳！”李莲英向外做个手势，示意廊上伺候的太监，预备软矫，然后极其敏捷地将摊开在桌上的那个奏折，收入黄匣，捧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