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特纳特一家在棕榈树斑驳的阴凉下等待。过河时，他们被河水往下游带了两英里。他们沿河畔的乡道走回来，结果又多绕出1英里。路上不少地方都沟壑纵横，像被犁过似的。路中的黄色分界线几乎消失殆尽，几乎模糊了来路与去路之间的界线。

他们一直走到一个转弯处才停下，路旁有一个供车辆临时停靠的土坝子，坝子上长着一丛没精打采的棕榈树。植物的叶柄浓绿而尖利，长长的叶片背对着初升的太阳，垂向河面。树下长着几丛杂色的丝兰，尖刀般的叶子白绿相间。这里就是那人所说的巴士站点了。

“河水会把它冲走的。”西蒙抱怨道。他背着沉重的背包，人显得更小了。他的背包里塞满了各种玩意儿，有衣物、漫画书、一副浮潜面具、一把手工打磨的小刀，还有本杰明·切斯特纳特的一包无过滤嘴玉溪香烟。

玉溪烟十分纤细，用味道清淡的烟叶制成。吸烟是男孩父亲为数极少的不良嗜好之一。为了不让妻子发现，他把它们藏在外屋一块松动的板子后面。但本杰明其实用不着这样神神秘秘，因为他的儿子和妻子都知道他抽烟。他们只是为了维持某种不可言说的体面，才没有点破。

“冲不走的。”马丁娜说。

“我们停得不够靠岸。下次一下雨，它就会被涨潮的河水冲到海里去。”

“那样的话，我就再给你做个筏子。”

“你就是耍嘴皮子，你明知道我们不会回来了。”

“你够了。”

一家人把行李放在空地上，等着巴士。达娜精疲力竭，枕着自己的背包就地睡着了。

萨拉特在附近转悠，一会儿翻翻灌木丛，一会儿瞧瞧丝兰。丝兰的叶子扁平、坚硬，看上去十分坚韧。在南方所剩无几的植物中，丝兰无疑是生命力最顽强的。

萨拉特用手指捋着叶片。它们摸上去十分干燥，有砂纸的质感，同时又富有弹性，叶肉丰盈柔软。她把手指按在叶子尖端，感到自己的皮肤在压力下绷紧。

天渐渐热了起来。切斯特纳特一家等啊等啊，车就是不来。马丁娜立刻开始疑心他们是不是错过了，想着恐怕很快就得决定要不要带孩子们再往东走。

“这是什么，妈妈？”萨拉特指着丝兰问。

“是一种植物，宝贝。”

“什么植物？”

“一种仙人掌。别离得太近了，会扎着你的。”

“仙人掌，”萨拉特学着说，用舌头玩味着每个音节，“仙——人——掌。”

马丁娜听见了车轮声。巴士转过一道弯，从南面驶来。是战前那种黄色的校车，车顶上加装了一排太阳能板。巴士两侧过去用来标注校名的地方，如今写着几个大字：民用运输。

巴士开得很慢，太阳能板还在从阳光中汲取能量。到了停靠点，司机停下车，打开折叠门。

马丁娜领着孩子们穿过马路。她朝车里张望，看见驾驶室里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司机，身材浑圆，皮肤上凝着大颗大颗的汗珠。他身后还坐着一个人，身材高大壮硕许多，穿普通的白色T恤衫和蓝色牛仔裤，一把老旧的95式步枪枪口朝上靠在他身上。这种步枪在反抗军当中很有市场，因为它既廉价又粗糙，绝少卡膛或崩溃，而且比较容易混在援助物资里走私进来。带枪的男人望着马丁娜，面无表情。

“我们是切斯特纳特一家，”马丁娜告诉司机，她这才发现自己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准许她上车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反抗军指挥官说我们可以乘这趟车去佩兴斯。”

司机呵呵一笑。“可不是吗？反抗军指挥官都发话了，那咱不能让他失望啊。”随后他收起嘴上的讪笑，“每人100。”

马丁娜摇摇头：“他说我们可以上车的。他说——”

“女士，你懂英语吧？每人100。”

马丁娜从行李中摸出装钱的罐子。“我只有300，”她说，“路易斯安那辅币。”

“我说辅币了吗？”司机答道，“那种可笑的货币在路易斯安那都不好使啦。”

“我只有这些了。”

司机耸耸肩，他一拉车轮旁的一个操纵杆，折叠门就关上了，把马丁娜挡在外面。巴士缓缓开动。

马丁娜把孩子们从行车路线上拉开，自己追着巴士跑，用攥着美元的拳头砸车门，司机再次停下车来。

“嗬，瞧见这家伙没？”他冲拿枪的男人说，“我猜她刚才肯定是放错地方了。”

马丁娜付了钱，让孩子们上车。西蒙跳上去，后面跟着两个妹妹。萨拉特还抱着那尊圣母像。西蒙边走边盯着那个拿枪的男人，简直着了迷。

一家人步履蹒跚地走向车厢后部。除他们之外，车上只有一名乘客，是位老人，坐在倒数第二排。马丁娜和孩子们走到他身后，来到最后一排座位上。他们卸下背包和行李，放在座位上或座椅下，一个挨一个地坐在老人对面那侧。巴士轻轻地呻吟了一声，再次出发。在龟裂的路面上，巴士颠簸，悬架随之咯吱作响。

“他们让我大老远过来，就为了这个？”司机问士兵，对方没有搭腔，“简直他妈的浪费时间。我们为什么还要管‘密亚佐’之外的流民啊？他们既然站在哥伦布一边，就该由哥伦布管啊。我们自己的人还管不过来呢。”

卫兵调了调步枪的弹夹，转脸向着窗外，不理会司机的话。

司机转而对乘客们说：“好啦，赶紧坐下吧，你们还得赶一天的路呢。”

司机的声音吵醒了老人，刚才他一直枕着帽子靠在车窗上熟睡，醒来后擦去了嘴角的一抹涎水。马丁娜望着他。他八十来岁，兴许还不止，总之是千禧一代。他的皮肤、面颊和手臂因长年暴晒而呈皮革般的深棕色，上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黑斑。他穿一套战前款式的白色西装，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方红丝巾，十分惹眼。他的上衣肘部和裤子膝盖部分都有些发灰，不过其他部位都洁白无损。这身打扮让老人显出一种旧世界的派头，颇有尊严。在马丁娜看来，他那个时代不光与现在不同，简直南辕北辙，他出生的那个美利坚，早已转身跨入了它那道黑暗的子午线，把他这样的人抛在身后。

老人把压扁的费多拉帽拍回原状，放在腿上。他环顾着车厢，仿佛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置身于此。他向马丁娜转过头来，打量了她好一会儿。

最后他问：“你是从布兰德河来的吗？”

“不是。”

“你听说过布兰德河吗？”

“没听过。”马丁娜说。

老人不再说话，把脸转了回去。

“我丈夫有些表亲住在那一带。”马丁娜说。

老人来了精神：“从这儿往西30英里左右就是布兰德河了。过去，走在从新奥尔良过来的路上，你还能看见路标，不过现在都没了。”

“嗯……”

“我在那儿住了51年，”老人的声音略带自豪，“挺过了2043年的‘安娜’和2051年的‘迈克尔’。‘迈克尔’就从我家的客厅刮过去，把方圆十个街区的房子都摧毁了，但我家是唯一屹立不倒的。他们还航拍了一张我家的照片，就登在《信报》上。”

他起身走到切斯特纳特一家那侧，逐一端详起孩子们来——西蒙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卫兵和他的枪；女孩们坐在窗边，望着窗外的农场废墟，还有电杆和上面那些早已瘫软废弃的电缆。

萨拉特在靠窗的位置上抱膝坐着，鼻子紧紧抵在窗玻璃上。炙热的阳光下，大地明晃晃的，广袤无垠，令她惊叹。

达娜像小猫一样蜷在妹妹和妈妈之间，在萨拉特毛糙的头发上编着小辫。她每编完一条就松开，看着它慢慢散掉后又重新开始。

“他们多大了？”老人问。

“西蒙九岁了，双胞胎六岁。”马丁娜说。

“双胞胎！她们长得可一点也不像啊！”

“是不像。”

老人打量着达娜：“嗯，你可真是个可爱的小东西呀！”他说完，又转向孩子的妈妈：“我也有过一个孙女，跟她很像。现在估计该跟她差不多大了。她父母把她带到西边的加利福尼亚去了，结果不久就遇上了2044年的第三次硅谷泡沫破裂。后来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要是他们还在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南下墨西哥了。”

“你知道他们要送我们去的那个营地是什么情况吗？”马丁娜问，“那儿安全吗？”

“他们没说，”老人说，“他们只是突然冒出来，说要征用我的土地，用来停靠他们进出密西西比河的船。他们都是军火贩子，全是，我清楚得很。那儿就剩我一个人了，再往南就没有房子了，全被海水淹了。领头的那个小伙子说我但凡再年轻点，他们肯定会直接把我扔进河里。不过我想他们还是发了慈悲，给了我10分钟打包东西，然后才打发我上路。10分钟啊！得打包56年的生活！”

“到了营地，他们会提供食物吗？会安排住处吗？我们没多少钱……”

“……不过你知道吗？走之前，我回敬那个小伙子说，我但凡再年轻点，被扔下河的就是他了……”

马丁娜任由老人自顾自地说下去。他花了大半个小时讲他过去在布兰德河的生活，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她还听见车前传来司机的声音。司机对带枪的男人说起他叔叔以前如何在亚特兰大郊区的某个垂直农场帮他安排了一份美差。他说在那里，人只要别打瞌睡，再往种植台里撒几泡尿，就能当上值班监理，而且不出六个月肯定能升职，成为真正的白领。

“你瞧，那帮小伙子的问题在于，他们都不明白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先干点脏活儿，”司机说，“他们都是一手挣钱一手花钱，根本没有节制。但我就很节制。没错，长官，我很节制。”

卫兵注视着窗外。

巴士沿着河岸缓缓行驶，在南路易斯安那仅存的这片千沟万壑的陆地上穿行。

在这里，海水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几十年来，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为了防止南路易斯安那沉入海底，已斥资数十亿——他们筑起了数百英里的海堤、防洪堤、高架堤道，到了最后甚至还修建了海上城市。当时为时尚早，持续上涨的海平面尚不足以撼动人们乐观的信念：他们认为只要堆砌了足够多的混凝土、泥土、骄傲和金钱，这个低洼地区就能得救。

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那个世界早已沉没，仅剩下零星的陆地和那场徒劳的拯救留下的痕迹，其中有一涨潮就消失的纤细沥青带，人造高地上人去楼空的城镇，还有一头扎进水中的坍塌桥梁。它们散布在仅存的小片陆地上，屹立不倒，成为废墟，并像所有的废墟一样怪诞诡奇，独立于时间之外。

巴士驶离河岸，向北拐上55号州际公路。战前，这条公路能一直通到芝加哥。但现在，它终结于孟菲斯以南10英里处，尽头是一片带刺铁丝网和塔卫岗哨，也就是战时边境上的一个检查点。

路旁有一些蓝色的路标，指示着各出口附近的服务设施。加油站的标志都被涂黑了，但在一些黑色的涂抹痕迹上，又有人用粗糙的涂鸦把标志画了上去。道路两旁是两排萧索的树木，树叶凋零，徒剩光秃秃的枝丫。在路边的每栋建筑上，劫掠的痕迹都清晰可见：电杆上没了电缆，车辆被开膛破肚，工厂只剩些龟裂的水泥和钢筋搭建的空架子。

在这趟漫长而沉默的旅程中，马丁娜开始回顾自己头天晚上仓促离家时都忘了做什么。她带了食品罐头，却落下了开罐器；她给集装箱门上了密码锁，但密码却早不记得了；她忘了把油布挂到太阳能板上，也忘了排空储雨罐；鸡还关在鸡舍里。

两小时后，巴士抵达了路易斯安那与密西西比的交界处。一栋沉闷的临时建筑矗立在卫兵岗哨和水泥减速弯道之间。车辆都缓慢地通过这个狭窄的开口。一队装腔作势的卫兵——有些是路易斯安那预备役士兵，另一些则佩戴着象征南方自由邦的红色三星徽章——在边界两侧不耐烦地打转。

巴士减速，在弯道上缓慢地爬行。前面是一辆白色旅行车，离他们大概几英尺远。车顶上有用黑色绝缘胶带拼成的“媒体”字样。每过三道弯，就会有几英尺直路，车辆在此通过几道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破胎减速带。一个南方自由邦士兵在附近的一座瞭望塔上注视着这一切，全然冷漠。

巴士进入怠速状态，等待卫兵检查前面的旅行车。士兵们把四个男人赶下车后，自己上了车。两名士兵开始从车上往外搬东西——摄像机、三脚架、卫星电话、荧光绿的防弹背心，还有头盔。第三名士兵站在一旁查看车上一名乘客递过来的几张纸。他草草翻阅，无论对内容还是上面各式各样的公章，他都没表现出任何兴趣。递文件的人不时想插话，却都被勒令住口。越来越多的士兵聚集到旅行车周围，都盯着地上那堆散放的设备。终于，拿文件的士兵折起纸张，塞进口袋，命人将他们连车带人再加设备一起转移到路边的一座小楼里。车上的人表示抗议，却无济于事。

另一名士兵打了个手势，让巴士往前开。司机又往前挪了挪，直到有人示意他停下。司机打开车门，那名士兵上了车。

“早上好，长官。”司机说，“就是去一趟佩兴斯。从这儿继续往北，到了格拉纳达再折向东北，直奔边境。喏，我这儿有亚特兰大的许可……”

士兵没搭理司机，却对车上的反抗军战士点点头。

士兵检查起巴士和车上的五名乘客。他身形瘦弱，跟马丁娜在埃莉萨·波尔克家看见的那帮军人差不多。他的红色“密亚佐”军装上缀满了铜扣和星星，十分俗气，整套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身上。他头戴一顶方正的军帽，平坦的帽檐遮蔽了他的眼睛。他看上去相当孩子气。

“按理说不能再从紫区往里运人了。”他说。

“就他们几个了，长官，”司机一边说一边摸索着他那一沓许可证，“只是几个老乡，被得州边境的战事弄得无家可归了。我们有‘密亚佐’驻巴吞鲁日代表签发的许可，您请看……”

反抗军战士示意司机闭嘴。

“不用担心，”他对上来的士兵说，“他们都是红党。”

士兵点点头，他从司机手中收走许可文件，下了车。“走吧。”他说。

司机关上门，巴士缓缓驶向道闸。一名士兵把闸杆从搭扣上解开，闸杆一端的水泥平衡装置向下一沉，闸门开了。巴士过了关，驶入两州交界的灰色地带。

他们不久就到了另一边。马丁娜透过窗户向西望去，只见大批难民挤在边检站上，准备南下，却被一小队路易斯安那预备役士兵拦住了去路。巴士继续向前，提了速，边检站很快消失于身后。

“欢迎来到‘密亚佐’，”司机对乘客们说。

他们继续向北行驶。萨拉特望着窗外。那片几乎覆盖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南部的泽国已不见踪影，不过除此之外，这里看上去跟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他们途经的田野全都荒芜焦黄，树木枯槁。路旁的沟渠里，扔满了爆裂卷曲的轮胎残骸。

不过这里依然有新鲜的景致，都是些她从没见过的东西。高速公路上轰然洞开的弹坑，直径足有10英尺。它们被用各种方式匆匆遮盖起来：有的用水泥，有的直接用木板或是钢板简陋地一搭。一辆老旧的化石燃料肌肉车从他们旁边呼啸而过，引擎盖上装饰着一条艺术化的响尾蛇。

道路两侧都立着奇怪的广告牌，展示着各种毁灭和杀戮的景象：化为废墟的城市街道，尘土之下的儿童尸骸，对边境城镇上一无所有的居民施以援手的南方自由邦士兵。这些画面上没有别的文字，只写着：《尼希米记》第4章第14节。

司机在杰克逊附近拐了个弯，向东开去。他们很快进入了亚拉巴马境内，随后再次北上。到了亨茨维尔，亚拉巴马的战时红蓝边境已经近在眼前。司机放慢车速，拐进了城区。

“这就是北方吗，妈妈？”萨拉特问道。

“还没到呢，”马丁娜回答，“就快了。”

拐下公路时，司机眯起眼睛，望着岔道尽头的市镇。“天哪，”他说，“我都看见他们了，推推搡搡地爬来爬去，跟耗子似的。”

巴士停在一座挺拔的红砖教堂门前。院子里挤满了黑压压一大群人：女人们带着孩子站在背包和行李箱的重围之中，年迈或伤残的男人瘫坐在轮椅上。志愿者在给他们分发保鲜膜包裹的三明治和果汁。有些志愿者是神职人员，裹着黑袍，不过他们也都在外面套着统一的白马甲，背上醒目地印着硕大的红色月牙标志。

看见巴士，人群躁动起来。几名志愿者把人拦在教堂庭院的黑色铁门之内。一位教士挤出人群，走向巴士。司机打开车门。

“下午好啊，牧师，”司机说，“我看您简直快被自己的教民踩扁了，是不是？”

“他们星期六轰炸了黑泽尔格林，”神父说，“天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反正弄得全城的人都出来逃难了。你能帮我解决90个，对吧？”

“85个。”

教士瞧瞧手中的那块笔记板，上面夹着一张名单：“这里写的90人，我都跟他们说过这趟能走90个了。”

“别担心，牧师。我敢打赌，这帮人早被人忽悠惯了。85个，不能再多了。”

教士揉揉太阳穴：“成吧，不过得等我一下。还有，把门关上。我宣布的时候，他们搞不好会上来掐你脖子。”

“悉听尊便，牧师。”

教士回到院子里对一部分人喊话，很快，人群中怨声四起，哄嚷着要教士滚下去。马丁娜透过一条窗缝听着。

“该轮到我了，你昨天说过的，”一个女人说，“你还发过誓。”

“这事我说了不算。”教士答道。

“鬼才信呢。”一个拄拐的男人又说。

“我确实做不了主。”

“那告诉我们谁能做主。告诉我们该找谁去谈。”

“这事不是哪个人能决定的，这你们也知道。”教士说，“现在是战时，只有战争说了算，战争说你们当中有五个人得再等一晚上。”

随后，教士跟其他志愿者凑在一起，研究该留下哪五个人。人们争先恐后地喊出各自的理由，表明自己不能再等了，有的声称自己身体抱恙或伤口化脓，需要及时医治；有的则大声数着自己失去了多少个亲人，高喊着孩子们的名字。牧师和那些给他出谋划策的志愿者在名单上圈了又划，划了又圈。

“该死的圣公会教徒，”巴士司机说，“从来都不会干脆拍板。”

最终，他们决定把四个男人和一个十来岁的少年留在教堂里。另外85名难民中，有83人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在院子里排起一条歪歪扭扭的长队，一直排到人行道边。巴士司机打开车门，人们挨个儿上了车。

上车的过程沉闷、乏味。女人们机械而无动于衷地走向座位，孩子们走在她们前面，一家人的行李全都塞在背包、箱子或洗衣筐里。她们穿运动裤、T恤和背心，衣服上沾着食物留下的污渍，还印着各种标志，那是一些早已消失的餐馆、酒店和公司的徽标。好几个女人都穿着一模一样的廉价涤纶T恤衫。那衣服正面印着一面飘扬的南方自由邦旗帜：红色旗帜的正中央，横着一条白线，上方用黑色的线条并排画着三颗五角星。T恤衫背面醒目地印着一个日期，2074年10月1日——南方独立日。

马丁娜往孩子们那边挪了挪，紧紧挨着他们，牢牢地占据着座椅一角。渐渐地，车上变得人满为患。热烘烘的人体把车内的空气变得潮湿难闻，充满酸腐的汗臭和久未洗澡的体味。三个女人填满了最后一排余下的位置，腿上放着行李，孩子高高地坐在上面。其中一个女人凑近马丁娜，她二十大几的年纪，身后还拖着个比西蒙小一点的男孩。

“你们太占地儿了，”她边说边指了指切斯特纳特一家的行李，“快把那些破玩意儿都扔了。”

“我们占的地方并不比别人多。”马丁娜回道。

那女人一脸不屑地瞄着圣母像，萨拉特把它放在自己身旁的座位上。“他们要我丈夫在那鬼地方多待一天，就为了让你们带个破雕像？这不公平。”

“我不知道会上来这么多人。”

“我他妈才不管你知不知道呢。把它扔出去。”

一个坐在布兰德河老人旁边的女人转过脸来。“你就坐下吧，劳拉，”她说，“别再烦这个可怜的女人了。”

“闭嘴吧，霍莉。你管不着。”

巴士前面的反抗军士兵站起身来，说：“闭上你的嘴，坐下。”

“这不公平，不公平啊！”劳拉还嘴道，“为什么他们可以什么破玩意儿都带着，我丈夫却连说好的座位都没有？”

卫兵把步枪甩到肩上，向车后走来。

“好啦，好啦，”劳拉说，“冷静点，别冲动。”可士兵已经快速上前，把她拖到前车厢去了。她对士兵破口大骂，还试图抓住椅背，但都无济于事。到了前面，士兵用另一只手打开车门的插销，把那女人推了出去。她一时间没有站稳，摔倒在人行道上。她的儿子哭喊着要士兵放开妈妈。士兵旋即转向他，把他也扔了出去。教堂志愿者还来不及抗议，士兵就又把母子俩的帆布背包丢了出去。他关上门，面向一车乘客。

“还有人有意见吗？”他问，全车鸦雀无声。士兵转向司机说：“走。”司机照做了。

巴士再次驶上公路，向西边的密西西比州开去。车子跨过小黄溪后又往前开了1英里，然后司机拐了个弯，向北开去，凭记忆在迷宫般的乡间小道上穿行。道路在干涸的河床间蜿蜒，那些河床上，曾流淌过田纳西河的支流。

霍莉再次转过来面对马丁娜。

“别在意劳拉，”她说，“自从去年冬天她的小儿子被‘鸟’炸死之后，她就变了个人。”

“我不知道，”马丁娜说，“这些我事先都不知道。”

霍莉从椅背上伸过来一只手，向马丁娜介绍了自己，又握握她的手。“你们打哪儿来的？”她问。

“圣詹姆斯。”

“没听说过。”

“在巴吞鲁日南边，靠近密西西比河。”

霍莉皱起眉头。“那是‘蓝区’啊，”她说，“起码得算‘紫区’吧。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得克萨斯的战事东扩了。”

“亲爱的，你以为得克萨斯就算打得厉害的了？你还没见过边境上那些地方呢。你当时真该找个机会去北方。他们在巴吞鲁日设了个办事处，你们可以去那儿申请工作许可的。”

马丁娜瞥了孩子们一眼，确认他们是不是在听。他们都顾不上这些了——达娜睡着了，萨拉特正出神地望着窗外陌生的世界，西蒙在跟霍莉的儿子聊天，一起玩着那孩子带来的一只塑料短吻鳄玩具。

“总之呢——我说到哪儿了？——你们会没事的，”霍莉接着说，“掌管佩兴斯的人都挺不错的，是‘红色月牙’的人。那是最好的人道援助组织了，你知道，所有的大战，他们都派人去。别想多了，那儿肯定不是什么宾馆饭店，不过那地方够大，蓝军要是再误炸就说不过去了，他们时不时就会这么干。而且，反正亚特兰大克肖总统的人说了，到了圣诞节，战争肯定就结束了，大家就都能回去跟家里人，或者说家里剩下的人，团聚。他还说他们也许会让蓝军出钱重建边境上那些城市，不过我觉得还是到时候再看吧，我要眼见为实。”

马丁娜望向窗外。她看见路边停着四辆旧式化石燃料卡车。有十来个南方自由邦士兵站在车旁，其中一人示意巴士停下。

“他们又想干什么？”马丁娜说。

“没什么，”霍莉回答道，“他们不能让武装的反抗军士兵送大伙儿进去。怕会吓着‘红色月牙’的人。”

巴士停下，一名军人上来把反抗军战士换了下去。这名士兵身着红色制服，跟驻守路易斯安那边境的卫兵一样，他把帽子折起来别在肩章下。

“早啊。”他跟乘客们打招呼，有几个人点点头，算是回应。

“你这一车人可够欢乐的啊！”士兵对司机说，“走吧，送我去大门口。”

司机接着往前开。巴士又行驶了几英里，来到田纳西河畔的三州交界处，开进一片曾是树林的焦土，轧过几条减速带。路旁出现了一个广告牌，上面的月牙图案跟亨茨维尔教堂志愿者背心上的一样。牌子上写着：佩兴斯营难民救助机构——中立地带。

难民队伍步履沉重地踏入密西西比的暮色中。切斯特纳特一家最后下车，坐了一整天的车，他们的腿都麻木了。他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新的环境——厚帆布帐篷连成一片，一望无垠，里面住满了流离失所的人——就被一名营区工作人员带进了管理大楼。

他们进了一间宽敞的接待室，坐在学校用的塑料椅上等候。有些人实在坐不住了，就从包里抽出毯子铺在地上，躺在上面打盹。房间里，几台大号的立式电扇呼呼作响。有不少新来的难民围在它们周围。几名护工在屋子里走动，从冷藏箱里取出瓶装水发给大家。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妈妈？”萨拉特问。

“就是个过夜的地方，宝贝。”马丁娜回答。

“这里的气味好奇怪。”

“妈妈知道，再等一小会儿就好。”

在接待室里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马丁娜听见有位护工在叫自己的名字。她带着孩子们再次拾起行李，跟着护工进了一间办公室。那里坐着一个男人，面前是一张零乱的教师办公桌，上面有一沓接收表。

“切斯特纳特一家？”他开口问道。

“我们是。”马丁娜回答道。

“四个人？”

“对。”

那人又盯着面前的表格看了好一会儿。因为睡眠不足，他细长的眼睛周围全是黑眼圈。

“你们的原籍不是南方自由邦的领土。”他说。

马丁娜没有回答。那人又过了一遍接收表。

“你们有没有……比如南方自由邦领事办公室的证明……”他开了口，随后又停顿了一下，“有人给你们发过证件吗？我们营地只接收南方自由邦内的难民，懂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没有证件。”马丁娜说。

男人把接收表往桌上一放，挠起头来。他叹了口气，从一个抽屉里抽出一张粉色的表格。他开始填表，边填边头也不抬地向马丁娜抛出各种问题。

“你的出生年月日？”

“2036年3月21日。”

“男孩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西蒙·切斯特纳特。2066年1月1日。”

“女孩们呢……”

“萨拉·切斯特纳特，2068年12月30日。达娜·切斯特纳特，同一天生的。”

“他们注射过疫苗吗？”

“什么苗？”

“他们打过针没？预防麻疹、腮腺炎之类的，明白吗？”

“没打过。”

“他们有没有生病？有传染病吗？有没有咳嗽、发烧之类的？”

“没有。”

男人摇摇头，在表上划掉几行。他读了一遍余下的内容，又把最下面的几段也划掉了。他在表格上盖下红色月牙的公章，然后把它跟其他的接收表一起放进一个文件夹。

“你们是跟黑泽尔格林的难民坐同一辆车来的，对吧？”

“对。”

“那么，为了管理方便，你们今后就说自己是从那儿来的。要是有人问起——因为营地里不时会有媒体光顾——你们就得说自己是从那儿来的。这很重要，明白吗？”

“行。”

那人冲外面喊了一声，助理就进来把切斯特纳特一家带离了管理大楼。

“亚拉巴马片区满了，所以你们得住到密西西比片区去。第36排的14号帐篷，”助理说，“记住了——从现在起，这就是你们的地址了。”

切斯特纳特一家踏着靛青的暮色，步入浩浩荡荡的帐篷阵。自此，直到大屠杀前夜，这里都将是他们的避难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