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特来到乔克霍洛沟岸边，给她的宠物寻找食物。她迈着优雅而敏捷的步子，踩在断枝枯叶上，死去的植物在她的赤脚下发出令人欣慰的嘎吱声。树枝尖锐，树叶上生长着一层菌类，但女孩没有任何感觉，她的脚底像革一样厚实。

她跪下来，挖开靠近水边的泥土。泥土表面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但深处还是凉的。她挖好一个小臂粗细的坑，在里面寻找小时候见过的那种虫蛀的洞。但根本没有。河水很快涌进了坑底，她放弃了。

不远处，马库斯采摘着长在枫香树干上的蘑菇。白色的蘑菇伞大大的，他用小刀在蘑菇根部一划，把战利品摘下来装进背上的帆布背包里。有棵树倒伏在地，树干上结了一层蘑菇，密密麻麻的，完全遮蔽了树皮。马库斯采摘着树干上那种寄生植物，直到包都装满，一小截炭黑的树干才露了出来。

“那个它肯定吃，”萨拉特爬到这棵死去的树上说，“见鬼，我都想吃了。”

“我觉得不好说，”马库斯一边回答道，一边把蘑菇的伞边折来折去，“说不定有毒呢。我爸说这里长的好多东西都有毒，就算这儿还长得出能吃的东西，也早被吃光了。”

“我们喂的是乌龟，”萨拉特说，“又不是人。”

“话是这么说，但有毒就是有毒啊。谁吃都有毒。”

“呃，可我们只能在这附近给它找吃的啊。再找找。”

萨拉特在她那件远洋运输的T恤衫上蹭掉手上的泥土，又下到溪边的沟里。

她现在只能穿男孩的衣服，营地里的女孩甚至女人，都没有一个像她这么高的。不过，捡西蒙和他朋友的旧牛仔裤、破T恤穿反而让她觉得如释重负，因为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人拿她跟姐姐对比了。那标准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姐姐满满当当的衣橱里，没有一件适合这样的探险。

一株亚拉巴马勾儿茶垂到水面上，她从上面摘下绿叶和小小的花朵，又把从地面上发现的一小堆枫香种子和乌黑浆果全都装进了背包。

在离她几英尺的地方，有一小块空地延伸到水边。萨拉特爬过去，把双脚浸在温暖、混浊的溪水里赶开浮于水面上的蓝绿色泡沫，把一个杯子浸在水里灌满。她举起水杯，对准阳光，看水中细小的颗粒灼灼闪耀。

100英尺外，是乔克霍洛沟的河口，沿岸筑有河堤。这条水沟在此汇入桑迪溪，溪流再往东延伸1英里，又汇入田纳西河。远远地，萨拉特能望见反抗军的小艇停泊在某个废弃海军基地破败的码头上。等到夜暮降临，他们就会渡河。

两个孩子已经遇见反抗军好几次了。他们常常在乔克霍洛沟附近的小径上碰面，在那一带，有人折断并粉碎了营地脆弱的隔离带。这些年来，营地居民早就学乖了，不会往东走出这么远，不会到反抗军泊船的地方来，也不会到营地北面去，因为在那儿，反抗军与北方军的交战越来越频繁了。

对萨拉特而言，这里宛如一个小小的天堂——远离人类的污染和平庸乏味的营地生活，生机盎然。反抗军们早就习惯了这个爆炸头女孩和她矮小的朋友，于是不再理会他们，既不把他们视作威胁，也对他们不感兴趣：那男孩太矮，女孩又太高。

马库斯下到岸边，来到萨拉特身旁。“我们该走了。”他说。

“别着急，来点水果吧。”萨拉特摘下两颗浆果，把其中一颗递给马库斯。他不要。她耸耸肩，把两颗果子全部扔进嘴里。果皮软软的，一咬就破。

两个孩子往回走。他们沿着25号公路的残迹走了一会儿，损毁的路面上布满沙土。公路北面不到1英里处，就是过去通往蓝区的断桥。

他们一路向西，朝营地最北端那片废弃的帐篷走去。他们凭经验判断出哪些帐篷去不得——有些帐篷尽管无人居住，却堆放着反抗军连夜从桑迪溪对面运来的走私货。名义上，这些帐篷属于早已死去或迁走的难民。新来的难民就算被分配到这儿，也会很快得到老住户的提醒，想方设法搬到距离南面中心更近的区域去。

两个孩子走近一座位于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交界处的帐篷。它看上去与周围的帐篷毫无二致，只在东侧的帆布墙上有一道矩形的切口。那是萨拉特划的，好让室内阳光充足。

马库斯学会了用小刀的十字刀头从外面转动门闩。他们相信这样一来就能避免里面的东西被好事者发现。他在门闩的螺帽上拨弄了几下，锁就开了。

帐篷中央，四张床侧立在地上，围成一个正方形，搭成一个临时畜栏，畜栏的内侧铺了一圈援助毯。

畜栏一角，一只壳纹黄黑相间的乌龟正没精打采地挪动着，老迈、粗糙的腿缓慢移动，脚趾上尖利的爪子轻轻地勾着毯子。

看到两个孩子，乌龟表现出一种无声的惊惶，缓缓缩回壳里。

“它会喜欢我们吗？”马库斯问。

“它是女孩。”萨拉特说。

“你怎么知道它是女的？”

“它是我找到的，所以是女的。”

“那么，它会喜欢我们吗？”

“它见到我们带来的食物就会喜欢我们了。”萨拉特回答。

“我们是不是该把它放回溪边去？”马库斯说，但萨拉特让他闭嘴。她把手伸进包里，掏出叶子和浆果，拢成几小堆，摆在畜栏里离乌龟较远的一侧。马库斯有些不情不愿，但也学着她的样子把蘑菇伞放到毯子上。

“别那么放呀！”萨拉特说，“那些蘑菇比它还大，先掰碎。”

摆好食物，两个孩子后撤了几英尺。过了一阵子，乌龟终于再次探出头来瞧了瞧畜栏另一头的那堆东西，却没有挪动脚步。

“它说不定是寂寞了。”马库斯说。

“那就没辙了。”萨拉特回答，“你都多久没在这附近见过别的乌龟了？或者蜥蜴？或者蛐蛐？”

“不过它总是有来历的吧。它肯定是被生出来的，那就必然有父母，兴许还有兄弟姐妹呢。”

“就算它以前有，也不代表现在还在啊。”

两人又等了一会儿，乌龟依然纹丝不动。萨拉特很快就对毫无进展的局面失去了耐心。

她走到畜栏另一端，乌龟一听到动静就再次缩回壳里。萨拉特抓起乌龟，把它拎到畜栏这头，放在食物旁边。随后又退了回去。

乌龟伸出头来，用底色橙黄的眼睛瞅瞅孩子们，然后拖着步子扭头走了。

“见鬼。”萨拉特说。

“要不要试试我的办法？”马库斯提议。

“跟你说，那没用的。”萨拉特回答，“那只老鼠都快跟它一般大了，肯定更会吓着它的。”

“试试又没什么坏处。”

萨拉特默许，于是马库斯立即夺门而出，向南直奔他家的帐篷。不出几分钟，他就带着一只镀锌钢桶回来了。他把桶举到畜栏上方，往里倾倒，一只小小的褐色田鼠顺着桶壁滑了进去。

帐篷里的四个生命都静立不动，面面相觑。接着，田鼠蹿到堆满食物的角落，吃起了浆果。

“好吧，它起码有个伴了。”萨拉特说。

两个孩子离开帐篷。他们在亚拉巴马南面分了手，马库斯要回家去了。萨拉特跟他说，傍晚再去找他，一起去看他们的宠物。

“你知道我们是不能晚上去隔离带那边的。”马库斯说。

“白天不也不能去吗？”萨拉特回答，“你怕了？”

“不怕。”

“那不就得了？”

萨拉特跟他道了别，离开了。她向南穿过亚拉巴马西侧，进入密西西比。回家路上，几个男孩打她面前经过，神情亢奋。

“我跟你说，他肯定没法把它从粪坑里捞起来了，”一个男孩说，“在击一个快球的时候甩出去的，正好掉在粪坑那儿。”

出于好奇，萨拉特跟了上去。

她跟随他们来到“碧溪”边。约莫十个住在附近的少男少女围在那条臭气熏天的水沟旁。

人群中央，有一个叫伊森的男孩。他比萨拉特大一岁，正指着沟里的什么东西跟几个七嘴八舌的男孩争论，显得既绝望又无助。

一个捏着鼻子的女孩看见萨拉特正往这边走，就说：“嘿，说不定萨拉特能把它弄出来，她比你们都高。”

“把什么弄出来？”萨拉特问。男孩们都打量着她，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他们向来谨慎而好奇。她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毫不理会，拨开人群，走向岸边。

水沟里的水浑黄而黏稠，有如肉汤，一锅用营区的粪便和污垢熬成的浓汤。清洁工每天用蓝色的消毒剂冲两次马桶，如今这些东西冒着月牙形的气泡，在水面上打转。烟头、空罐头和配给食品包装堆积在岸边，有的还浮在污水里。

一只祖传的古老腕表躺在水沟中的一块石头上。这只表像难民们带来的所有这类东西——褪色的照片，过时或破旧的存储器，还有家门钥匙，尽管房子早已被炸毁或拆除——一样，虽已陈旧，却依然象征着一条无可替代的纽带，连接着一段遥远而幸福的过去。

“那是我爷爷的东西，”伊森说，“要是拿不回来，我妈会杀了我的。”

“那就蹚过去拿啊。”萨拉特说。

“别恶心了，我才不会蹚屎呢。”

另一个男孩趴在伊森耳朵上嘀咕了几句，他听了点点头，说：“要不你去拿，萨拉特？拿到我就给你50块。”

萨拉特耸耸肩：“行啊。”

她推开男孩们，离开水沟，朝近处的帐篷走去。有几个孩子跟在她后面，伊森也在其中。他抓住萨拉特的手腕，警告她不要告诉大人。

“我不会说的。”萨拉特说着，甩开他的手，“能不能别这么胆小怕事？”

她走到两座帐篷之间，松开晾衣绳一头的钩子，把它从帐篷上取下来，绕上一条钓鱼线，回到水沟旁。孩子们也跟了上去。

到了岸边，她把钩子向沟里投去。第一回她投得太靠左了，第二回又有些太右。但第三回，鱼线末端的钩子恰好落在腕表所在的石头后面，她开始慢慢收线。

“当心点，当心点！”伊森在她身后大喊，“你要把它碰下去了。”

“别吵！”萨拉特说。

她动作轻柔地拉线，直到钩子挪到石头上的腕表旁。她用外科医生般的手法移动钩子，钩住了腕表。表开始顺着石头光滑的一面滑向污水，不过途中恰好被钩子卡住了，几个孩子发出胜利的欢呼。

“你钩住它了！”伊森喊，“拉上来，拉上来。”

“慢着！”萨拉特说，“把你那根球棒给我。”

有个男孩捡起近旁的一根球棒，递给萨拉特。她左手攥着线，右手举起球棒，在能保持平衡的情况下，一直伸到她力所能及的最远处。她把线搭在上面，慢慢抬起球棒，让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支点。接着她开始收线。钩子离了地，表也随之上升。离开石头的一刹那，表摆动起来，掠过水面。萨拉特一边收线一边往手腕上缠，拉过表来，放到地上。

她转向伊森。“给钱！”她说。

男孩们盯着地上的表瞧了好一会儿，仿佛它是天外来客。终于，伊森从兜里抽出一卷红钞，把说好的数目给了她。

孩子们开始散去。有几个男孩又开始打棒球，只不过这次知道离水沟远点了。萨拉特不认识的一个小一点的女孩提出跟她一起去还钩子。

萨拉特正要离开，却被另一个男孩叫住了，是那个叫迈克尔的14岁男孩，住佐治亚区。他弟弟托马斯智力水平至今依然停留在两岁，因为他还在襁褓时就被弹片击中了。“鸟”出现的那天晚上，他哥哥也睡在同一张床上，却侥幸毫发无损。

“嘿，萨拉特——等会儿，姑娘，走这么快干吗？”迈克尔说。他指指水沟，“你敢下去，我就再给你50。”

正在散去的人群顿时又聚集起来。萨拉特瞧瞧他们，再把目光投向迈克尔。他身形纤弱，高得吓人，身上那件T恤是从奥古斯塔港运来的旧货，在他身上晃来荡去，大得离谱。

萨拉特没有作声。

“来嘛。”迈克尔说，“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他面带一抹坏笑，那种表情萨拉特再熟悉不过了。这些年来，她无数次在别的男孩脸上见过这样的笑容，志得意满地一咧嘴。他的笑表明他深信自己已经逼得她别无选择——要么踏进那条肮脏的沟渠，要么就被打上胆小鬼的标签。

即使在当时，在那么年轻的时候，萨拉特也已经看透了那种笑容的本质：那是一张面具，用以掩盖恐惧；那是一种慰藉，用以抚慰支离破碎的童年的深深不安。这表情属于那些脆弱的男孩，正因为脆弱，他们才必须威慑他人。萨拉特了解这些男孩胜过他们自己，她明白这场赌局不会有赢家。这才是重点——她就是要这场赌局没有赢家，只有不同程度的两败俱伤。

“我怎么知道你没骗人？”她说。

迈克尔从兜里扯出一张皱巴巴的红钞，在萨拉特面前扬了扬。

“她不会真下去吧？”人群中有个男孩说。另一个男孩用胳膊肘捅捅他，让他闭嘴。

萨拉特转身背对迈克尔，一步跨下堤岸，背靠着斜坡缓缓下滑。她速度很慢，感到越靠近那一潭恶臭，脚下的泥土就越凉。在佩兴斯营生活了这么多年，“碧溪”的气味从没烦扰过她，但现在，那股浓烈气味模糊了她感官的界限，很快，她感到舌头几乎尝到了那种恶臭的腥味。

萨拉特喉咙发紧，直犯恶心，但她努力克制。在营区各处，人们依然自顾自地忙碌着；在这里，这群孩子却站着围观，屏息凝视，目不转睛。

棕黄的污泥附着在萨拉特的小腿的汗毛上，温热浓稠。她把脚浸入水沟时，听见身后突然有人长出一口气，一个小女孩说，真恶心。

她这才想起刚才没跟迈克尔提前约定往沟里下多深才算数。不管她下到哪儿，他都可能抵赖，说她应该再往深处去。

废水齐膝时，她探到一块光滑的石头，站稳了脚。水沟比她想象的浅。她轻轻转身面对着提出挑战的男孩。迈克尔就站在沟边，脸上依然挂着那种志得意满的微笑，但她能看出来，在他的笑容背后有一种竭力克制的惊叹，仿佛他不敢相信她竟会真的去，并且还做到了。

达到了挑战者提出的条件，萨拉特心满意足。她慢慢靠向堤岸，可就在她手扶着泥土想使力爬上岸边时，水下有什么东西碎裂了——她踩的石头松动了。突然间，她开始下沉。

浑黄的废水眨眼间将她吞没。她本能地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她感到暖烘烘的水流拂过面颊，穿过头发。有一瞬间，她以为自己溺水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求生本能攫住了她的肌肉。

她还没睁开眼睛就开始往岸上爬，指甲抠进石块和泥土里，疯狂扑腾，有如一只困兽，心中的恐惧如此真切。

她爬上来时，胳膊上、腿上都沾满了滑腻腻的脏东西。除了浑身的那股恶臭，她已经闻不到别的气味了。她看见孩子们都在笑她，尤其是那几个男孩。迈克尔笑得极其浮夸，前仰后合，喘不过气来的样子。他用这种方式宣告胜利：自作聪明的女孩用区区一条钓鱼线就让他们下不来台，可这下她全身都是屎。

萨拉特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一直爬到平地上。

“我做到了，”她说，“把我的钱给我。”

迈克尔步步后退，躲着她。他冲她扔出钞票，它落在萨拉特脚边的地上。

“老天呀，”迈克尔说着，还笑个不停，“你臭死啦。”

萨拉特把钱捡起来。她穿过人群时，孩子们自动给她让出一条路，还有几个家伙走走停停地尾随着她。其他人则像童军先遣队一样，冲到前面去向父母和兄弟姐妹报告刚才的事，把她撇在身后。

她腿上沾满了污泥，泥点子在身后滴了一路。她感到头发里有什么东西。

她知道消息一定会比自己先到家，传入家人耳中。

“你对自己干了什么？”妈妈正站在帐篷外等萨拉特，一见到她就问。

“没干什么。”萨拉特回答。这话出自本能——她还没意识到，就脱口而出。话音未落，她妈妈就走上前来，啪地给了她一个耳光。

“你还嫌我们麻烦事不够多是不是？”她说，“你觉得我们被困在这个地狱，跟杀人犯住在一起还不够糟糕是不是？你是不是嫌我不够烦啊？还跑去给我们丢脸，让我们都跟着你受人耻笑！”

萨拉特摇着头，泪水涟涟。尾随她回家的孩子们大都散了，仅剩的几个也正要离开。她的壮举带来的新鲜感很快退去了。

“你浑身是屎，不准进屋！”马丁娜说，“既然是你自找的，那你就自己去洗干净。你自己闯的祸自己收拾，从今往后没人再帮你兜着。”

“那好，”萨拉特说，“我没让你们帮我兜着。”

她转身离开，向东走去。暮色降临，那些为了避暑而睡了一下午的男人这会儿都从帐篷里出来了，坐在包装箱上喝酒、打牌。萨拉特打他们身边经过，身上的气味在风中飘散，尽管如此，他们也丝毫没有留意或多看一眼。

到了亚拉巴马北端，她看见六七个男人围坐在一张陈旧的折叠桌旁。桌上摆着一台接了音响的平板电脑。

他们在看上周的“尤夫西”录像。那是一场在奥古斯塔城堡举办的搏击大奖赛，算是近期比较精彩的一场赛事了。开场已经好一阵子了，12名拳手依然悉数屹立不倒，直到第七分半钟，才有一位选手倒下出局。

一个看比赛的人说，有个佩兴斯出来的小伙子本来都快打进副赛了，可惜输掉了大前天晚上的一场资格赛。

“是个南卡罗来纳哥儿们，一个叫泰勒的小伙子，”男人说，“据说狠得吓人。”

“没错，不过我敢说他光顾发狠了，别人可是把精力都用在了搏击上，”另一个人回应道，“光狠没什么用。”

马库斯站在这些观众身后，脚下垫着一只倒扣的洗衣筐，伸长脖子瞄着屏幕。见了萨拉特，他跳下来跑向她。

“嘿，嘿，”他说着，拍拍她的胳膊肘，“你干吗呢？”

“别碰我。”萨拉特说，马库斯退缩了。她看见他眼中骤然涌上了疑惑和痛苦。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我浑身是屎，太臭了。”

“这有什么啊？”马库斯说，“那就去洗个澡呗。”

“没干净衣服，我妈不准我进帐篷，说我丢了她的脸。”

“我敢说，你要是回去跟她说声对不起，她肯定会——”

“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萨拉特说。声音之大，引得两个看比赛的人都抬起头来。“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谁也别想让我后悔。他们个个都是骗子和胆小鬼，个个都是。他们假装一切正常，好像生活就该是这样。但这根本不正常。你爸说得对，我们就是在等死，在等蓝军有朝一日越过隔离带，把我们杀个精光。我不后悔，错的又不是我。”

“我想你没错，”马库斯说，“我从没觉得你会错。到淋浴拖车去吧，我到自家帐篷去给你拿几件衣服，反正我爸也没比你高多少。”

萨拉特顺着土路走向亚拉巴马片区最北端的淋浴拖车。那是一座架在底座上的棚子，金属与乙烯混制的外墙上锈迹斑斑。进去之后，能闻到一股霉味，还有甜豆蔻味，这味道来自那种每个月从奥古斯塔港成箱运来的沐浴液。这些液体装在小小的透明套装里，类似调料瓶那种。包装扔得到处都是，堵在下水道里，粘在脚上。在佩兴斯营，除了最有门路的人之外，人人都用这种套装洗头、洗澡，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闻起来有这种黏稠的琥珀色液体的味，唯有淋浴拖车留存了这种味道。

萨拉特进了淋浴拖车，脱下衣服。她在三个隔间中选了一个，把衣服堆在淋浴喷头下的地面上，然后拧开热水。顷刻间，室内就盈满了蒸汽。水溶化了衣服上凝结的污物，一股腥咸的硫黄味弥漫在拖车里。

萨拉特走进旁边的隔间，拧开水龙头。水很凉，她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小臂上纤细的汗毛竖了起来。

她低着头站在淋浴喷头下，望着混浊的棕色水流围着地漏打转。隔间门上全是涂鸦：有南方民兵的标志，有潦草怪诞的生殖器，还有妓女、盗贼和叛徒的帐篷地址。

水流很快澄清了。

萨拉特听见淋浴拖车的门开了，马库斯走了进来，他的脚步很轻，几乎淹没在哗哗的水流和隆隆的水管声中。她听见他把衣服放到盥洗池旁的长凳上，接着又传来开门、关门的吱呀声。

虽然声音消失了，但她明白马库斯并没有离开，他还站在屋里。透过隔间门上合页一侧的微小缝隙，她能感受到他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她低着头，看见了他之所见。那是她的身体：双肩宽阔厚实，那对乳房在同龄女孩身上绝对堪称峰峦了，但在她身上却毫不起眼；胯部与肩同宽，与大腿同宽。她身材魁梧，缺乏曲线，一个砖块般的女孩。她知道，他眼中最奇异的犒赏，位于这些线条之间，也就是那个去年开始与她作对的部位，那种变化是如此突如其来，弄得她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就快死了。那个部位瞬间把她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

她明白自己要是抬起头来迎向他的目光，他就会立即逃跑，事后甚至都不敢来乞求她原谅，简直可能羞愧致死。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沐浴在另一个人的目光里，她低着头，任这目光停驻在自己身上。在那厚重的味道和蒸汽中，有好一阵子，男孩和女孩都出神地盯着同一个身体。

水流渐渐小了，水管隆隆作响。萨拉特关上水龙头。水声停息后，她听见马库斯匆匆溜出了淋浴拖车。

她在隔间外找到一件T恤和一条软塌塌的牛仔裤，裤子膝盖磨得破旧不堪。上衣还算合身，不过裤腰太肥。她从那堆湿透的旧衣服里捡起自己的T恤，把它撕碎。她把一半的布条编成绳子，同时拧干，穿在裤子的腰袢里，扎紧。

出了淋浴拖车，她看见马库斯抱膝坐在最低一级台阶上。她坐到他身旁。

此时夜幕刚刚降临，营地里一派生机盎然，处处是说话声、游走的手电光，还有炉灶间的汗臭。尖声细气的移动喇叭里，传出南方自由广播的声音。

她望着马库斯，他却盯着自己的脚。她感到在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一面墙坍塌了，同时另一面墙竖了起来。并且，尽管她对此难以名状，心里却明白它是什么。她知道它与姐姐精通的那门晦涩的语言系出同门，存在于好奇与欲望之间那个令人莫名兴奋的地带。而这让她兴奋不已——不是因为性，而是因为新奇，因为意识到自己不仅能支配自身的感觉，还能调遣他人的感官，因为发现自己可以轻易拨动另一副躯体中的机关。

终于，他说：“我爸只要一睡着，就怎么也弄不醒。”

“我才不去你家的帐篷过夜呢。”萨拉特说。

“那你去哪儿过夜？”

“我去跟切丽林和你那只老鼠睡，如果切丽林还没把它吃掉的话。那儿有的是地方。”

马库斯转过脸来，抓住萨拉特的胳膊：“千万别去那儿过夜。你知道那儿不安全。我爸说现在蓝军随时都有可能趁夜越过隔离带。”

“我想他说得对，不过总不至于碰巧就是今晚吧。”

“万一呢？”

“那我们反正横竖都是死。你说我该待哪儿呢？”

“去医务大楼，”马库斯说，“就说你得了感冒之类的——他们会让你在那儿过夜的。”

“医务大楼去年圣诞节之后就没开过。”萨拉特说。

“里面起码还有几张床吧，也没人用。”

枪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那是北面传来的一声枪响，在空气中回荡。这种声音，他们已经听过无数次了，来路不明，去向成谜。

“求你今晚别待在那儿。”马库斯说。

“行吧。”萨拉特说。

这对朋友坐在台阶上，看一个老妇人用针线和一块毯子缝补帐篷上一个方形的豁口。萨拉特突然尖叫起来。

“怎么啦？”马库斯问。

“我的头发痒死啦。”萨拉特说。

“你不是洗过了吗？”

“是啊。”她拿指甲用力挠着，直到快把头皮抓破了。但那些看不见的蚂蚁依然在她支棱卷曲的发丝中行军。

“你爸有推子吗？”她问。

“有。”

“去拿来。”

马库斯一跃而起，跑回自家帐篷。不一会儿，他就拿回来一个老旧的电推子和三个附件。

萨拉特把附件装上，启动推子。它在她手中咝咝震动。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按在前额上方，一开始什么感觉也没有。接着，她感到发根被轻轻一揪，大把的头发缓缓从她眼前飘落，掉在地上。

她慢慢移动推子，既是出于小心，也是为了延缓这个过程——推子爬过皮肤的感觉妙极了。很快，推子就畅通无阻了，头发也不再往下掉。

“漏掉哪儿没？”她问。马库斯摇头。

萨拉特把推子放在台阶上，刀齿上还堵着碎发。她用手揉揉头皮，体会它的触感，随后站起身来。

“你真够朋友。”她告诉马库斯，说罢，便离开了。

萨拉特走到管理区，坐在诊所后门边等待，身旁那条步道对面就是亚拉巴马片区最南端的帐篷。其中有一座帐篷，朝东那面破得已是无可救药，里面住的那个老妇人为了补救，就把一面巨大的南方自由邦旗帜覆在上面。旗帜经久褪色，红色的线条变成了苍白的淡红，三颗黑色的五角星也几乎消失不见。

她曾无数次见过这面旗帜，在帐篷上、旗杆顶，还有那种日益贬值的货币上，但她从没留意过它。她一直认为南方处在两股不同势力的管辖之下——其一是以亚特兰大为首府的南方自由邦政府，他们的军队几乎从没参与过战斗；其二便是形形色色的反抗武装，几乎时刻都在战斗。

她知道那三颗星代表组成“密亚佐”的三个州，也知道要不是成了活死人世界，南卡罗来纳本该成为旗帜上的第四颗星。

萨拉特盯着那面旗帜看，随即注意到三颗五角星并不对称，右边的角都比左边的长。她想起曾听某个老难民说起过，独立第一年，亚特兰大的南方自由邦政府匆匆决定要赶制国旗、谱写国歌。这帮人慌里慌张的，不但把五角星画歪了，还无法在国歌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在国旗揭幕仪式上，克肖总统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演讲，宣称他们唯一的国歌就是南方人民盛怒之下痛苦的呼号，而且没提星星画歪了的事。

萨拉特心想，这个错误本来是多么容易纠正啊，只要重新把星星画好就行了。但她明白，破碎的历史也是历史，就算星星画歪了，也得将错就错。改正它们，会是个更大的错误。

她想着想着就睡着了，靠墙坐着，头枕着膝盖，腰果似的蜷缩成一团。她醒来时，午夜已过，营区一片寂静。她绕着医务楼走到一扇小窗下，那里摆着一只硕大的垃圾桶。她爬到桶上，站在窗边。方形的窗口比她的身子宽不了多少，她担心自己即使能推开玻璃窗，往里爬时也可能会卡住。

头顶的灯光在窗玻璃上明晃晃地一闪而过。萨拉特看见玻璃上映着自己的身影。削去头发的她，脸蛋更显圆润，五官衬得更端正了。她的腮部平滑地过渡到头顶，而头顶在灯光下几乎像半反射镜一样光滑。

萨拉特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新面孔。那些挥之不去的烦恼依然萦绕在她脑海深处——妈妈的愤怒，孩子们在围观或听说了她的壮举之后无休止的取笑。独自望着镜中的自己，她感到焕然一新，轻快得不可思议。

窗玻璃是一块脆弱的塑料，萨拉特一推就松动了些许。但内侧的滑槽里卡着一块厚重的木块，玻璃没法推开。她试着用手指抠住窗缝，想把玻璃整个卸下来。她干得如此聚精会神，都没有注意到墙上升起了一团阴影，勾勒出一个男人的轮廓，那人就站在她身后。

“不管你在找什么，”他说，“我都很怀疑你能在这儿找到。”

萨拉特惊跳起来，后撤一步，险些从垃圾桶上摔下来。她回过头，看见身后站着一个花甲之年的男人，穿一套战前款式的黑色西装，上面点缀着细细的白色条纹。她从没见过这人。

他个子不高，脚蹬一双锃亮的正装皮鞋，尽管鞋底那么厚，他还是比萨拉特矮半英尺。他头戴一顶挺括的霍姆堡毡帽。灯光在帽檐下投下阴影，遮蔽了他的面容。

“我没偷东西。”萨拉特说，“你打算揭发我吗？”

“别担心，我不会揭发你的。”男人说，“你叫什么名字？”

“萨拉特。”

“萨拉特，你好。我叫阿尔伯特·盖恩斯。”他声音稍显低沉，平稳中夹杂着一丝密西西比口音，宽元音一个连着一个。这令萨拉特想起妈妈爱听的那档周五晚间节目《桃树综艺》的主持人：一个舒缓而亲切的声音。

“你多大了，萨拉特？”他问。

“12岁。”

“你为什么穿别人的衣服呢？”

这个问题问得萨拉特措手不及，有一瞬间，她甚至怀疑这个老人当时就在现场，看着她跌进水沟。但她知道他不在。她已经把每张围观者的脸都刻进了记忆：她会记住每一个人、每一抹笑、每一声讥诮，永世不忘。

“我跳进了‘碧溪’。”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打赌。”

盖恩斯笑了。萨拉特发现，他嘴角上方、黑眼圈之下的脸颊上布满了无数小坑，那是时间的痕迹。

“下来吧，”他说，“我有件差事想请你考虑。”

萨拉特爬下垃圾桶，朝那人走去。她想，他兴许是个官员——南方自由邦时不时会从亚特兰大派些这样的人来，摸摸难民们的情况，顺便宣扬蓝军近来吃的败仗和丢的颜面。不过他跟那些家伙又不大一样。那些人穿走了形的廉价衬衫，戴南方旗帜样式的徽章，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一句有用的话来。在难民们看来，那些人不过是从一台遥远机器上的齿轮间迸出的微小火星。

盖恩斯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小的黄信封。“我得把这封信交给一个熟人，”他说，“他叫伦纳德，帐篷是9排9号，在南卡罗来纳片区。”

“行啊。”萨拉特说。

“你不怕到南卡罗来纳去？”

“不怕。”

“你不想知道我愿意出多少钱吗？”

萨拉特迟疑了。那人笑起来：“别担心，这不是打赌，是工作。工作就有薪水。”他把信封交给她，“去吧，让我瞧瞧你的能耐。”

萨拉特接过信封，看见信封的背面有人用无可挑剔的草体字写上了伦纳德的名字。她往东南方向走，经过管理区，朝营区大门走去。

她和住在其他三个片区的难民一样，从未涉足过南卡罗来纳片区，只听过那里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些睚眦必报的狠角色，是他们那片被隔离的故土上最后一批健康人。

多年前，南卡罗来纳一度是营地里最大的片区。但这些年来，它的规模在不断缩减，亚拉巴马和佐治亚分别挤占了它北侧和西侧的边缘地带——因为这些州仍有难民定期涌入，而南卡罗来纳却不再有人出来。这个州被整个圈进了围墙，打上了封印。

萨拉特经过几座寒碜的帐篷，上面的裂缝大都无人修葺。几个男人坐在塑料椅子上，有的在读着什么，有的在玩多米诺骨牌。她路过时，他们都打量着她。她到了地方，看见两个男孩正在一个米袋上打牌。他们十四五岁的样子，那个背对她的红发少年留着寸头；另外还有一个纤瘦的金发少年，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双星短裤。

在他们身后的帐篷群之外，营地大门柔和的白色灯光远远地亮着，门外就是广袤的南方大地，它那些千疮百孔的城市、盐水侵蚀的海岸和干裂起泡的腹地，都在远处静静等待。此时，对萨拉特而言，这个世界还只存在于收音机里牧师激昂的布道中，存在于战歌的歌词中，存在于南方自由邦用于宣传的田园风景画里。它是一种抽象，一个概念，仅此而已。

见萨拉特走过来，金发男孩倏地站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他说着，凑上前来。

“我找伦纳德，”萨拉特回答，“有封信给他。”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走开。”

男孩十分苍白，简直像从没晒过南方的骄阳，一道粉色的印迹从他脖子左侧一直延伸到肚脐。萨拉特说不清那究竟是皮疹，或是某种先天缺陷，还是烧伤。他比她矮三四英寸，而且起码比她轻30磅，他的髋骨尖削，犹如菜刀的锋刃。

“我把这个交给伦纳德就走。”萨拉特说罢，拿出那封信。

“你聋了？”男孩答道，“我叫你滚出去，立刻，马上。”

他上前推搡她，手掌落在她的肩膀与胸口之间。正是这个动作，啪地折断了她心底的某样东西。她感到胸中腾起一股灼热的怒火。

她怒吼一声，扑向那男孩，手掌像老虎钳一样扼住他的咽喉。对方倒地后，她又跳到他身上，用壮实的小腿压住他的胳膊。第一拳打在正脸上，男孩的鼻子流血了。接着，萨拉特给了他一拳又一拳，直到她感觉胳膊已经不再听使唤。她每出一拳，都会喘口粗气，随后喘息演变成尖叫。

那个精瘦的南卡罗来纳男孩圆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有一瞬间，她在其中瞥见了自己狂暴的身影。

过了一会儿，她被人拎了起来，四肢还在扑腾，身体却让一对胳膊给揽住了。一个男人把她放到地上，他身高接近7英尺，魁梧的身躯甚至暂时挡住了那个败退的男孩。她试图从那人的腿侧逃脱，但他却牢牢地抓着她，腰胯死死抵着她的肩膀。

“够了，”那人说，“别动。”

萨拉特拼命挣扎，但只是徒劳。她回头去看他的脸。那是一张残毁的面容，嘴唇不见了，代之以一层薄薄的棕色脆皮，脸颊炭化起皱，脸上曾属于右眼的位置如今只剩一个空洞的深凹。萨拉特看得简直入了迷。

“这是怎么回事？”那人说。

萨拉特亮出信封。“我得把这个交给伦纳德。”她说。

男人接过信封，别在手腕上。“你做到了，”他说，“这样行了吗？”

“行了。”

她继而看见男孩站在这人身后，他被打歪的鼻子还在流血。他眼中充满敬畏，但并不是对女孩，而是对这个男人。

“你替我给盖恩斯带个话，”伦纳德告诉萨拉特，“跟他说有两家人没了顶梁柱。”他扬起信封，“这点意思根本弥补不了。”

“成！”萨拉特说罢，转身要走。

“等等！”伦纳德说，他转向那男孩。

“我是养了个胆小鬼吗？”他问。

“不是，先生。”男孩答道，声音低哑而机械，双目低垂。

“我看很像，道歉。”

男孩上前一步，说：“对不起。”

萨拉特没有应声。

“没关系，”伦纳德说，“你不必接受——但他必须说。”

回到管理区，萨拉特在中央办公室附近的一张长凳上找到了盖恩斯。他在读一本旧式的纸质书，书皮上那些绕着弯的文字属于另一种语言，萨拉特认得那些字母，但不明白它们拼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封面上没有图画，只有一些几何图形和大幅度的弯刀形曲线。类似的文字，萨拉特曾见过无数次，这不过是个更精致的版本。它们出现在餐盘和水杯上，出现在配给品包装上，也出现在“红色月牙”的面包车上。那是外国人的语言。

“伦纳德让我给你带话，有两家人没了顶梁柱，这点意思没法补偿他们。”萨拉特说。

盖恩斯从书中抬起头，微微一笑：“难怪伦纳德得了个行侠仗义的虚名。”

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钞票递给萨拉特。“这是说好的报酬。”他说。

萨拉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钱。那是北方钱，面值20美元，货真价实的绿色底版上印着一幅肖像，画的是某位入土久矣的总统。背面的激光图上，画着一座有花岗岩石柱的古老陵寝，建筑的轮廓在灯光下熠熠闪光。

“快拿着吧，”盖恩斯说，“我懂，我懂，这是蓝区的钱，对吧？那么，记住一点：用他们的东西来对付他们，何错之有？”

她伸手拿钱时，盖恩斯抓住了她的手腕。她发现他在查看她红肿带血的指关节。

“嗯，我想应该不是伦纳德，”他说，“是他手下的小伙子？”

“他推我。”萨拉特回答。

盖恩斯从胸前的口袋里抽出一块灰色的丝绸手帕，用它擦去萨拉特关节上的血迹。

“好孩子。”他说。

他放开她的手腕。凑近一看，萨拉特把他脸上的斑点看得更真切了。这让他更显年龄，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像营地里的男人那么老、那么疲惫。他周身散发着一种充沛的精力，自信的光辉点亮了他灰蓝色的眼睛。他的坐姿与众不同，脊背挺得笔直。他身上那种淡定，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谢了！”她说道，把钱揣进兜里，“那么，再见了？”转身要走。

“萨拉特，”盖恩斯说，“你愿意来跟我共进宵夜吗？”

“你在这儿有帐篷？”萨拉特问，“我还以为你是南方自由邦从亚特兰大派来的呢。”

“我没有帐篷，也不是他们派来的。”盖恩斯说，“不过我在这儿倒是有间办公室，里面有些物资，尽管很寒酸，不过鉴于你成天都在吃他们供应的食物，我想你会很愿意稍做休息，尝点别的东西。”

萨拉特跟着他走到管理大楼背后，他打开一扇侧门。自打来到营地，她进入管理人员办公楼的次数就屈指可数。这是一栋暗淡平庸的建筑，外墙涂成了指甲油似的粉白色，令人作呕。

他们走到一段她从未见过的楼梯，穿过一道金属门，来到一间地下室，里面是一道狭窄的走廊，有着裸露的水泥墙壁。走廊尽头有一扇门。盖恩斯打开锁，推开门。

萨拉特走了进去，房间里弥漫着红木和柑橘的香气。盖恩斯在她身后打开了电灯。

“请随意，”他说，“我最喜欢招待客人了。”

室内空间不高，形状狭长，在距离地面的高度上开着几扇小窗。萨拉特看见房间左侧有一张巧克力色的红木书桌，桌腿形似半只沙漏。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叠马尼拉信封，还有一支老式自来水笔，笔尖呈泪珠形，是20世纪的东西。这些东西旁边，有一把开信刀，刀刃是金色的。

紧靠书桌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套地图——萨拉特认出其中一幅是“密亚佐”地图，另一幅描绘的似乎是田纳西战线，许多最惨烈的战役都发生在这条战线上。第三、四幅地图，她从没见过，上面布满了弯弯扭扭的涂鸦，大片地带都被涂成了红色、蓝色和棕色。

接下来的两幅地图，萨拉特很久以前在一本书里见过。那是世界地图——一幅是100年前的，另一幅则是现在的。

“你知道自己在哪儿吗？”盖恩斯站在她身后问。

她不确定地指了指地图左面的一块矩形地带。

“那是佐治亚，”盖恩斯说，“不过很接近了。”他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手指往西北方向移了几英寸。

“那你知道援助物资都是从哪儿来的吗？哪些是给我们运来毯子、给餐厅输送食物的国家？”

萨拉特盯着地图。

盖恩斯先是指了指地图右侧的一大片土地，接着，他把手指移到中间，指着一片国土，其广袤的疆域占据了这片大陆的三分之一，并覆盖了东面一个矩形的半岛：“有些来自布瓦吉吉帝国。”

“帝国是什么？”萨拉特问。

“就是由许多小国，不论出于自愿还是别的原因，统一而成的大国。”盖恩斯说，“我们国家从前也是帝国。”

萨拉特审视着那张从前的地图，100年前那幅。在上面，盖恩斯手指的位置是一片混乱潦草的疆界，有的国家实在太小，连名字都印得叠在一起。但在新的地图上，这一整片区域只有一个名字：布瓦吉吉。

“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人发动了一场革命。”盖恩斯说，“革命失败了，他们就又发动了一场，接着又是一场……到了第五次，他们终于胜利了。”

他指着一道蓝色的线条，它标志着布瓦吉吉帝国北部与欧洲大陆的分界。

“在这条海岸线上的每个地方，比如新阿尔及尔吧，你都能看见欧洲来的小破船成批驶向南方，”他说，“上面挤满了从过去那些欧盟国家来的移民，都希望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帝国的含义，它是引力中心，是太阳，一切比它弱小的事物都围绕它运行。”

萨拉特研究地图的当儿，盖恩斯从附近的一台小冰箱里拿出了一样东西。不一会儿，吐司的香气就打断了她的思路。

“你以前尝过蜂蜜吗？”盖恩斯问。

“尝过，”萨拉特回答，“他们隔几个月就会在配给食品里放一些发给我们，我觉得那玩意儿挺不赖的。”

“那不是什么蜂蜜，是糨糊，是科学家在珍珠河的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

盖恩斯把吐司放进盘子里，搁在桌上。萨拉特看着他揭开一个小小的玻璃罐，里面有两片带六边形格纹的薄片，浸在琥珀色的液体中。他用勺子把蜂蜜抹在吐司上。

“这是生命的造物，”他说，“生命的造物永远无法复制、无法仿造。尝尝看。”

萨拉特在桌前坐下，咬了一口。甜丝丝的滋味瞬间在她舌尖上炸开。她用沾满蜜糖的舌头抵住上颚，来回移动，发现它在清甜之下，还隐匿着更为微妙的滋味：有淡淡的咖啡香，有泥土的芬芳，还有隐约的金属气息和氤氲湿气。她脑海中深藏的关于故乡的记忆苏醒了：泥泞的河岸，炎热的集装箱，密西西比河口。她发现自己轻轻地抽泣起来了。她十分惊讶，感觉快认不出自己了。

“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世间依然存在着美好的事物。”盖恩斯说完，问她从哪里来。

“我生在路易斯安那的圣詹姆斯。”萨拉特说。

“我一直很喜欢路易斯安那。”盖恩斯回答。他指着墙上的旧地图，“想知道你的家乡过去是什么样子吗？”

萨拉特点点头。她以前曾见过那番景象，见过成片的沼泽和湿地，以及它们连在一起形成的那片长靴形地带，但她还是想让他指给自己看。她跟着他来到地图前。他指着一处地方，在那里，路易斯安那的版图有如破碎的沙漏，轻轻擦过密西西比州的西侧边界。

“瞧这儿，瞧见河流汇入海湾的位置了吗？那里过去曾是土地，秀美的土地。还有这儿，现在的东海岸附近，过去曾有着全美最可爱的城市。”

女孩注视着地图。老人所指的位置，在旁边的新地图上是一片蔚蓝。

“你出生在哪儿？”她问他。

“我出生的地方名叫罗马。”盖恩斯说。

“那是哪儿？”

“嗯，比较有名的那个在意大利，不过我的故乡是在纽约州。”

萨拉特盯着老人的眼睛，想找出说谎的痕迹，却完全没有。她这才意识到，除了那些来得越来越少的记者，也就是那些偶尔造访营区、竭力表现得中立的人，她还从没接触过任何北方人。

“你是蓝党？”她说。

“我可没这么说，”他回答，“你问我出生在哪儿，我就如实回答而已。你要是问我属于哪里，答案就不一样了。”

“那你是做什么的呢？”她问。

盖恩斯在桌旁坐下。“这个嘛，”他说，“我年轻时当过兵。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红蓝之分，只有一支美利坚合众国军队。后来，我当兵当够了就去学医，当了一段时间的整形医生。你知道整形是什么意思吗？”

“你把人变得好看。”

盖恩斯大笑起来：“我想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我的工作。我大多数时候都在治疗严重烧伤的病人。我的专长是修复受损的皮肤。”

“你现在还做这个吗？”

“可以说我还在行医。我志愿到田纳西战线上的战地医院当医生，还在你老家路易斯安那工作过差不多一年，在油田上。”

“你帮反抗军治病？”

“我帮南方人治病。”

“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萨拉特说，“我哥要加入弗吉尼亚骑兵团了，他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其实我全都知道。”

“那么为了他的安全，你可不该逢人便说，不是吗？”

“我没逢人便说，我只跟你说了。”

盖恩斯莞尔一笑：“在学医之前，我曾想成为一名数学家。我喜欢天文数字，而且对利用它们传递秘密的方法特别着迷。但我父亲是位医生，也希望我学医。他过去总说，只有见血的活路才是真正靠谱的职业——他指的是外科医生、军人和屠夫。他说各行各业都有起有落，但只要还有一个活人，这职业就能派上用场。而且，我想他说得没错。”

“那么你来佩兴斯干什么呢？”萨拉特问，“我见过那个发药片的医生，他们派他每周来一次。你不是营方的医生。”

“对，我不是来发药片的。至于来这儿的目的——或者可以说我如今的职业——我一般不会向人透露。不过，既然我已经有点喜欢你了，萨拉特，而且你人又这么好，帮我送了信，还跟我分享了你哥哥参军的秘密，那么作为回报，我也应该跟你分享一个秘密。你说对吗？”

“对。”萨拉特不假思索地说。

“游历南方各州就是我的工作——有时到这样的营地来，有时到边境上的城镇去，就是那些蓝军和他们的‘鸟’血洗过的地方，去物色一些与众不同的人。”

“怎么个与众不同法？”萨拉特问。

“呃，我想，得是勇敢的人吧。”盖恩斯说，“不过，光勇敢还不够。怎么说呢？让我来问问你吧。你在营地里见过那些被北方佬伤害过的人吧？就是那些肢残、失明，或失去亲人的人。”

“见鬼，大多数人都这样啊。”萨拉特说。

“没错。要是知道那些伤害他们的人依然逍遥法外，你会感到愤怒吗？”

“会吧。”

“那么你难道不希望自己能为此做点什么吗？”

萨拉特迟疑了，没有回答。

“你现在也许在想，我能干什么呀？我困在这个营地里跟坐牢没什么两样，我哪能跟大人们组成的武装部队抗衡呢？也许我根本什么也做不了，完全无能为力。”

“我没那么说。”萨拉特回他的话。

盖恩斯哈哈大笑：“你当然没那么说，当然！而且这就是为什么直觉告诉我，你，萨拉特，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寻找这些与众不同的人——这样的人一旦有了机会并得到了必要的工具，就能挺身而出，代表那些不能上战场的同胞直面敌人。我要找的人，即便清楚自己将会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也依然会感到责无旁贷。而这时，我就会倾尽全力去为他们提供工具，给他们创造机会。”

萨拉特等着他说下去，但他就此打住了，坐在那里望着她。她吃力地思索着该怎么回应，好让他确信她听懂了他的话，尽管她其实根本就是一头雾水，可以说完全如坠雾中。她感到周遭的沉默越来越沉重，脸唰地红了。

“啊！别管那些有的没的了。”盖恩斯冷不丁地说，“我们今后有的是时间聊这些。现在，我们来听点音乐吧，你说怎么样？”

“好吧。”萨拉特说。

盖恩斯起身走向屋子另一侧的一排书架，上面摆满了旧式的纸质书籍。有些书厚得不可思议，有些则以皮革装帧，上面镌刻着精美的金字。他一背过身去，萨拉特就赶紧又吃了一勺蜂蜜。

书架最下方，放着一台小而扁平的装置，上面还连着两个小音箱，萨拉特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盖恩斯的手指拂过列在另一层架子上的一排薄薄的塑料盒子，从其中抽出一盒打开。里面是一张碟片，光线照在它背面，有彩虹的颜色。他按下装置上的一个按钮，顶盖开了。他把碟片放了进去，合上盖子，又按下一个按钮，机器里随即传出一阵微弱的嗡嗡声。

“你家里还留着很多以前的东西吗？”他问萨拉特，“就是战前的东西。”

“没什么了，”萨拉特说，“以前家里有些爷爷的东西，照片、手表、信之类的，不过来这儿的时候我们把大多数都丢下了。”

“可惜。他们从你身上剥夺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你的历史。”

一阵轻柔而哀婉的弦乐传来，他们不再说话，房间里顿时充满了音乐。

那种主打乐器的声音，萨拉特过去只听到过一两回，低沉、浑厚，听上去无比沉郁，仿佛透过临终床榻上的橡木传来。

“这是我祖母最爱的曲子，”盖恩斯说，“听。”

弦乐声渐弱，凸显出一个女声。这声音不同于萨拉特以往听过的任何声音，它饱满深沉，唱着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有如暗语。

“Son qual stanco pellegrino.”盖恩斯说。这几个字在萨拉特听来毫无意义，但那读音却久久回荡在她心间。

她听得入了迷，以至于后来，当她听见盖恩斯说想跟她交个朋友，要教她学习艺术以及佩兴斯大门之外那个广阔而多彩的世界上许许多多别的东西时，她只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盖恩斯微微一笑。

“我想你会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属于你的位置的，萨拉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