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位火星来客，他的名字叫瓦伦丁·迈克尔·史密斯。

第一次载人火星探险的理论依据是，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人类自己。那时，第一个月球殖民地只有八个地球年历史，限于技术，航行于行星间的飞行器只能选择耗时漫长的自由下落轨道——从地球到火星，二百五十八天；返航，又二百五十八天；在火星还需等待四百五十五天，各大行星才能缓缓运行到适合返航的相应轨道。

要想踏上这漫漫旅程，“使者号”飞船必须首先在一个空间站补充燃料。到达火星之后，它还是有可能重返地球的一前提是假如飞船没有坠毁，假如能在火星找到水源，补充反应堆用水……上千个假如，一个都缺不得。

八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熬过近三个地球年。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比常见的人类关系更加和睦才行。选派清一色男性的提案被否决了，这种做法不利于身心，而且不够稳定。上佳的方案是挑选四对夫妻队员，当然还要兼顾专业知识、技术配备。

火星探险任务的主要承包商爱丁堡大学把遴选队员的工作分包给了社会学研究所。依据年龄、健康状况、心理素质、专业技能和个性品质等条件逐一考核淘汰之后，研究所留下了九千名候选者。探险队需要的专业人士包括宇航员、医生、厨师、机械师、船长、语言学家、化工专家、电子工程师、物理学家、地质学家、生化专家、生物学家、核工程师、摄影师、养殖专家、火箭专家。如果只考虑专业技能选出八名人员组队，九千人中有数百余种组合；其中正好有三对夫妻。可是，这三组夫妻却让负责分析夫妻间适配性的心理评估专家惊恐不已。爱丁堡大学建议降低夫妻适配性要求，社会学研究所则提出退回它所收取的一美元的象征性费用。

因为人员死亡、退出及增补，候选者数据不断改变着，而机器仍旧无休无止地评估着这些数据。候选者中有一位名叫迈克尔·布兰特的船长（理学士、中校、预备役军官），他是老资格的宇航员，有三十次登月飞行的经验。他在社会学研究所里有个熟人，此人在候选者名单中挑出一批拥有合适职业技能的的单身女性，把她们的名字分别与布兰特船长的名字配成一对，送交负责分析夫妻适配性的机器，看哪种组合通得过。最终结果就是，布兰特船长飞赴澳洲，向一位比他大九岁的老处女温妮弗雷德·科伯恩博士求婚。

一排排指示灯频频闪动，一张张卡片噗噗吐出。一支探险队组建起来了。

迈克尔·布兰特船长，三十二岁，首席驾驶员，宇航员，替补厨师，替补摄影师，火箭工程师；

温妮弗雷德·科伯恩·布兰特博士，四十一岁，语言学家，临床护士，军需官，历史学家；

弗朗西斯·希尼先生，二十八岁，船长助理，副驾驶员，宇航员，天体物理学家，摄影师；

奥尔加·科瓦利克·希尼博士，二十九岁，厨师，生物化学家，无土栽培专家；

沃德·史密斯大夫，四十五岁，内、外科医生，生物学家；

玛丽·珍妮·莱尔·史密斯博士，二十六岁，核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电力专家；

谢尔盖·勒姆斯基先生，三十五岁，电子工程师，化学工程师，机械师，仪表工，冷藏技工；

埃利诺拉·阿尔瓦雷斯·勒姆斯基太太，三十二岁，地质学家，月球学家，溶液栽培专家。

这支探险队具备所需的全部专业技术知识（其中一部分是通发射前数周的强化训练获得的）。最重要的是，队员们彼此契合。

“使者号”终于发射，飞向茫茫宇宙。最初几周，世界各地的天文爱好者们都可以监听到它源源不断发回的信号。后来，信号渐弱，只得由地球通信卫星中继站转发。从发回的信息来看，队员们情绪饱满，身心健康。他们适应了自由落体的运动状态，最初一周之后，连抗呕吐药都不再需要了。史密斯大夫最大的麻烦不过是一点癣症。不知布兰特船长有没有遇上纪律方面的问题，反正他没有报告。

“使者号”在火卫一轨道内侧成功进入停泊轨道，并驻留两个星期，拍照摄像，展开考察。此后，布兰特船长报告：“我们将于明日格林尼治时间十二时在拉库斯洛西以南地区着陆。”

从此以后，地球再也没有收到“使者号”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