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和往常一样，我从烈火的梦中惊醒。

数月之后，每次从此类噩梦中醒来时，我都忍不住对自己身处牢房禁锢之中心怀感激。小小的房间里光线灰暗，四壁依旧牢不可破，与梦中无边无际狂野残酷的大爆炸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大爆炸的故事并无书面记载，也没有图画流传于世。当它的印记随处可见时，把它写下来或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到现在，距离那场毁灭一切的爆炸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从每处破碎的悬崖、烧焦的平原和灰烬堵塞的河流里，仍能看到它的痕迹。它无处不在，已经成为地球能够呈现的唯一故事，别人又为何要费心记录它呢？这段历史已经写在灰烬和尸骨中。大爆炸之前，人们曾谈论着关于烈火的种种，关于世界的末日。后来，烈火终于给出了这场空前绝后的启示。

在大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大多数人都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其他幸存者则往往发现自己已孤身一人，如果他们要讲故事，聆听者只有空气。即使有些人还有同伴，从来没人能准确形容爆炸发生的时刻：天空变了颜色，巨大的声响终结了一切。当幸存者试图描述这段记忆时，就和我一样陷入词穷的困境，只记得那一刻的巨响。

大爆炸震碎了关于时间的观念。在一瞬间，它将历史无可挽回地分成了爆炸前和爆炸后。如今已经过去数百年，大爆炸的幸存者早已不在人世，人证全无，只有像我这样的先知，能够在睡醒之前惊鸿一瞥，或在眨眼的瞬间突然看见耀眼的火光，地平线像纸片一样熊熊燃烧。

关于大爆炸的故事，只在吟游诗人之间传唱。当我年纪还小时，每年秋天经过我们村庄的吟游诗人会歌唱，大意是海洋尽头的其他国度派来天降大火和致命的辐射，以及随后漫长的寒冬。当时我只有八九岁，有一次在黑文市场，扎克和我听到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吟游诗人唱着同样的调子，但歌词不尽相同。关于漫长寒冬的副歌部分是一致的，但她没提到其他国家。她唱的每一节都是关于那场大火，描绘它如何吞噬了世间万物。

当我拉着父亲的手问他这件事时，他耸耸肩说，这首歌有很多版本，但那又有什么不同呢？就算以前在海洋那头有别的大陆，现在也已不复存在了，至少所有水手都这么说。关于方外之地和海洋对面国度的传闻不时出现，但也仅是传闻而已，并不比欧米茄自由岛的传言更可信，据说在那座岛上，欧米茄人免于阿尔法人的压迫，过着自由的生活。如果被人听到讨论这类事情，会招来当众鞭打，或者被绑在树干上等死，就像我们曾经在黑文外面看到的欧米茄人，被钉在太阳底下暴晒，直到他的舌头长满鳞片，像从嘴里钻出来的蓝色蜥蜴。两个无聊的议会士兵在旁边看守，不时踢他两脚，以确保他还活着。

不要再问问题，父亲如此警告我，不要问爆炸之前，不要问方外之地，也别问欧米茄自由岛。爆炸之前的人们问了太多问题，做了太多探索，瞧瞧他们得到的是什么！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或者说是我们所知的全部世界，北面、西面和南面被大海阻隔，东面是死亡之地。探究大爆炸来自何处已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它发生了。这些都已年代久远，和大爆炸毁灭的史前世界一样不为人知，从此之后只有传言和废墟流传下来。

在牢房的头几个月，我还被准许偶尔放放风。每过几个礼拜，我和其他一些被囚禁的欧米茄人，在众多守卫的监视下，三人一组被带到城墙上稍事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守卫的看管很严，不仅把我们彼此分开，还将我们远离能俯瞰下方城市的城墙垛口。第一次放风，我就学会了不与其他囚徒接近，更别提说话了。当守卫押送我们从牢房出来时，其中一个家伙抱怨灰白头发、单腿跳行的囚徒走得太慢。“如果你没拿走我的拐杖，我兴许能走快点。”那名女囚徒如此说道。守卫们没回话，女囚徒转头看了我一眼。她的表情算不上是微笑，但却是我进入看护室以来看到的第一丝暖意。抵达城墙后，我试图挨近她说句悄悄话，结果在离她还有十英尺远时，守卫已经把我用力地按在墙上，我的肩胛骨撞上石头，附近的皮肤立刻青紫一片。他们把我押回牢房，其中一个冲我吐了口唾沫。“不许跟别人说话，”他说，“瞅一眼也不行，你听见了吗？”我的双手被别在身后，没办法擦掉他吐在我脸上的口水，那玩意儿热烘烘的，让人反胃。自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囚徒。

一个多月之后我第三次被带上城墙，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放风。我站在门旁，眯着双眼适应烈日照在打磨的石头上反射的光芒。两个守卫站在我右边窃窃私语。左边二十英尺之外，另一名守卫靠在城墙上，盯着一个欧米茄男人看。这个男人在看护室待的时间应该比我长，我如此揣摩。他的皮肤之前肯定是黑色的，如今变成了暗灰色。他一直不安地晃动着双手，还有他不停嚅动嘴唇的样子，就像嘴唇安错了牙床一样。从放风开始一直到结束，他都在同一段石墙之间拖着扭曲的右腿来回走动。尽管禁止互相交谈，我仍能不时听到他的喃喃低语，好像正在数数：两百四十七。两百四十八。

大家都知道，很多先知最后都疯了，多年被幻觉侵袭，最终让他们失去理智。幻觉里都是火焰，而我们就像灯芯。这个男人不是先知，但我并不奇怪，任何人在看护室里关上足够长的时间，最终都会疯掉。而我一边要对抗自己的幻觉，同时还要面对牢房冰冷无情的四壁，我又能坚持多久呢？一年或者两年之内，我思量着，我可能变成那个数自己脚步的人，仿佛数字的纯粹能给凌乱的头脑带来某种秩序。

在我和测步数的男人之间有另一个囚徒，是个比我大几岁的女人，黑头发，笑脸盈盈，只有一只胳膊。我们俩一起被带到城墙上，这是第二次。我尽量走到守卫能够允许的城墙边缘，一边注视着砂岩筑成的墙垛口外围，一边想方设法试图跟她说话或者传递信号。我离城墙边还不够近，没法完整看到在这座位于山坡顶的堡垒之下，城市是如何铺开的。地平线被城墙挡住了，我只能看到远处灰色的山丘。

突然我意识到数数声停了。当我转身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时，那个欧米茄男人已经冲向那个女人，用双手紧紧掐住她的脖子。女人只有一只手臂，没办法奋力反抗，也没能及时叫出声来。我还在数码之外时，守卫已经冲了过去，只用了几秒钟就把男人从她身旁拉开，但已然太迟了。

我闭上眼不忍看她的尸体：脸朝下倒在石板上，脑袋偏向一侧，角度非常奇特。但对先知来说，紧闭的眼睛阻挡不了什么。在我纷乱的脑海里，我看到女人死去那一刻发生的另一件事：就在这座堡垒里，一百英尺的上方，一杯葡萄酒洒落在地，血红色在大理石地板上蔓延。一个穿丝绒上衣的男人向后倒去，腿脚挣扎了片刻后便气绝身亡，他的双手最终掐在自己的脖子上。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城墙上。有时我觉得自己听见那个发疯的欧米茄男人在一边怒吼一边捶打牢房的墙壁，但那只是沉闷的击打声，是一种午夜的悸动。我从来都不清楚是真的听到了那声音，还是仅仅感觉到了它。

在我的牢房里，几乎从来没有黑夜。一只玻璃球悬挂在天花板上，它一直亮着，发出苍白的光和轻轻的咝咝声，那声音如此低微，有时我怀疑它只是我耳朵里的嗡鸣而已。最初几天，我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它，等着它燃烧殆尽，将我彻底地留在黑暗中。但它并不是蜡烛，更不是油灯。它发出的光与众不同：冰冷而稳定。每过几周，它那毫无生气的亮光才会中断一次，这时它会先闪上几秒钟，然后完全熄灭，将我留在无形的黑暗世界中。但每次黑暗的持续时间都不超过两分钟。光会伴随着几番闪烁再度亮起，就像是什么人从睡梦中醒来，接着履行看守的职责。我于是开始逐渐企盼这些间歇的故障，因为它是刺眼而无休止的亮光唯一的中断时刻。

这一定就是电，我如此推测。我听过关于电的故事：它像一种魔法，是大爆炸之前的时代大多数技术的关键要素。但无论它曾多么辉煌，现在都应该不复存在了。在大爆炸中遗留下来的机器，也都在之后的肃清运动中被捣毁了，幸存下来的人们摧毁了所有技术的产物，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技术将整个世界变成了灰烬。所有爆炸前的残余之物都是禁忌，以机器为甚。戒律来自恐惧，所以打破戒律将要遭受的惩罚也是最残酷的。危险牢牢印刻在我们烧焦的世界表面，也印刻在欧米茄人扭曲的身体上。对此我们无须多余的提醒。

然而，现在这里有一件机器，是电力的一部分，正悬挂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它并不像人们私下议论的那样恐怖，也没有多么强大。它不是武器，不是炸弹，也不是离开马匹还能开动的车。这只是一个玻璃灯泡，和我的拳头一般大小，在牢房顶上发着光。我情不自禁地盯着它看。它的中心部位极其明亮，无比洁白，就像大爆炸的火光都被积攒在里面。我盯着它看了太长时间，以至于我闭上眼睛，它明亮的形状仍蚀刻在我眼前的黑暗中。我既着迷又害怕，最初几天在灯光下畏缩发抖，仿佛它要爆炸一般。

令我恐惧的不单单是光亮本身，还有目睹它意味着什么——这是对戒律的亵渎，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寒而栗。如果议会打破戒律的消息传出去，人们会掀起另一轮肃清运动。大爆炸带来的噩梦，仍然如此真实，如此深入骨髓，他们绝对无法容忍造成这一切的机器继续存在。因此，我深刻了解到，电灯对我而言意味着无期徒刑：既然我已见过它，他们肯定不会放我出去了。

我无比怀念天空的色彩，比其他任何感觉都要强烈。天花板下有个窄小的通风口，从其他地方引来新鲜空气，但从没有一丝阳光照进来。我只能通过每天两次的进食来计算过了多少日子，每次他们都把盛着饭的托盘从门缝底塞进来。最后一次城墙放风过去数月之后，我仍能在脑海里回想起天空的概念，但已经忘了它确切的样子。我想起大爆炸之后漫长的寒冬，当时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烟尘，人们在很多年之后还是无法见到天空。据说在那个时期出生的人，有的到死都没见过天空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相信天空的存在，在脑海中想象天空的模样对他们而言是否成为一种信仰，就像现在的我一样。

计算在牢里待了多少天，成为我保持时间观念的唯一方法，而随着总数的增加，它对我而言也成为一种折磨。我并不是在倒数距离出狱还有多少时间，因为那是绝无希望的，只是随着天数不断攀升，同样增加的还有焦虑和不安，就像漂浮在黑暗禁闭的无形世界中。

城墙放风被叫停之后，剩下的唯一定期事件就是每过两个星期，神甫前来审问我关于幻觉的事。她告诉我，别的欧米茄人可见不到任何人。想到神甫的模样，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同情他们。

据说双生儿是在大爆炸之后的第二和第三世代才开始出现的。凛冬期并没有双生儿——事实上几乎没有婴孩出生，更别说有人能幸存。很多年间出生的都是残缺的肢体，或者无法辨认形状的死婴。极少数人存活下来，其中的更小一部分能够繁育后代，那时人类看起来真的要灭亡了。

当人类试图从满目疮痍中艰难复苏之时，双生儿的出现，毫无疑问地受到热切的欢呼。有了这么多婴儿，正常存活的比例也非常高。双胞胎总是一男一女出现，其中的一个堪称完美，不仅发育正常，而且健壮活泼。但很快，一种致命的对称性变得越发明显：每个完美婴儿出现的代价就是他或她的孪生兄弟姐妹，他们天生带着缺陷：残疾，肢体萎缩，畸形……有的瞎了一只眼，有的多了一只，有的甚至生来就无法睁开双眼。这些人被称作欧米茄，他们是阿尔法的阴暗面。阿尔法人称欧米茄人是异种，说他们是从母体里排出的毒瘤。大爆炸对人类造成的毒害无法排除，因此便附着在欧米茄人身上。他们承担了异变的后果，从而使阿尔法人得以解脱。

然而，事情并不尽然。双生儿之间的区别虽然看上去十分明显，但他们的内在关联则没那么容易辨认。不过，事实每次都无可置疑地证明着这种关联的存在。就算没人能理解个中缘由，结果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开始，人们以为这是巧合，但逐渐地，大量尸体作为铁证推翻了人们的怀疑。双生儿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也在同一时刻死去。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离得多远，其中一个死亡时，另一个也会立刻死去。

极端的痛楚，或者严重的疾病，也会影响到彼此。其中一个高烧时，不管另一个在哪儿，都会马上体热如火；一个昏迷时，另一个也会失去知觉。微小的伤病似乎传递不了效果，但当一人受重伤时，另一人会因剧烈的疼痛感而尖叫出声。

后来人们发现欧米茄人不能生育，还曾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自然灭绝。人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顽疾，是大爆炸过后的暂时情况。但自此之后每一代人均是如此：双生儿，一个阿尔法，一个欧米茄。只有阿尔法人能传宗接代，但他们生下的每个正常孩子都伴随着一个孪生的欧米茄。

当扎克和我作为完美的一双儿女出生时，父母亲肯定数了又数：四肢健全，十根手指，十根脚趾，全都完好无缺。他们必然无法相信，因为没人能逃离阿尔法和欧米茄的命运。从来没有。欧米茄的缺陷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显现出来，这种事时有耳闻：一条腿没有跟着另一条同步生长，在婴儿期没有注意到的耳聋，一条手臂发育不良，孱弱不堪。到处都有这样的传言，据说有很少的欧米茄人从未展现出生理的缺陷：有个男孩一直看起来很正常，直到有一天他尖叫着从屋里跑出来，几分钟之后，房梁突然塌了；有个女孩抱着牧羊狗哭泣，一周之后，邻村一辆马车将这只狗撞死了。这些欧米茄人的突变是隐性的，他们被称为先知。先知非常少见，几千人才会出现一个。有个先知每月都去下游人口众多的黑文镇赶集，大家都认识他。尽管欧米茄人不允许出现在阿尔法人的集市上，但多年来他获得了接纳，藏在货摊后面，前面摆放着板条箱和成堆的变质蔬菜。我第一次去集市时他已经老了，但还在做他的生意，为农民预测下一季的天气，或者告诉商人的女儿她将会与谁结婚，以换取一个铜币。他一向行为古怪，嘴里不停地念念有词，似乎是什么永无休止的咒语。父亲带着扎克和我走过他面前时，这位老先知大喊起来：“烈火！永恒的烈火！”旁边的摊贩毫无反应，很明显，这种事他们已司空见惯。这是大多数先知的命运：大爆炸在他们脑海里烙下印痕，他们被迫与之共生。

我不记得何时才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但当时我已足够大，知道要将这种事隐藏起来。早些年，我和父母一样毫不在意：哪个小孩从噩梦中醒来不会哭喊尖叫？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的梦是不一样的：关于大爆炸的梦总是惊人的一致；头一天我梦到一场风暴将至，第二天晚上又梦到风暴降临；我梦到村庄的四十来间石头房子，环绕着中间一口石头砌成的绿井，这些细节和场景远远超出我对村子的认知。我知道的只是这个浅浅的山谷，房屋和木头建成的谷仓聚集在一起，离河边一百英尺远，地势足够高以免洪水侵袭，每个冬天洪水都会给田间带来肥沃的淤泥。而我的梦里满是不熟悉的风景和陌生的脸庞：足有我家小屋十倍高的堡垒，房梁低矮，地面用粗砂铺就；城市的街道比河还要宽，人群熙来攘往。

当我年纪足够大，开始怀疑这一切时，我也知道了扎克每晚都安然入睡，自然醒来。在我们共用的小床上，我教会自己安静地躺着，平息狂乱的呼吸声。当幻象尤其是大爆炸炫目的火光在白天出现时，我学会了不叫喊出声。父亲第一次带我们去下游的黑文镇时，我认出拥挤的集市广场曾在我梦中出现，当我看到扎克畏缩不前，抓住父亲的手时，我模仿了他慌乱的眼神。

因此，父母亲一直在等待。和所有父母一样，他们只为我俩做了一张床，等着在我们被区分开并且断奶之后，将其中一人送走。一直到三岁，我们仍然无法分辨，于是父亲为我们做了一对大点的床。尽管我们家的邻居米克的木工手艺在山谷里闻名遐迩，这次父亲并没有找他帮忙。他独自一人躲在厨房窗外，在有围墙的小院里偷偷做了这两张床。之后几年间，每次我那张腿脚不齐的小床嘎吱作响时，我都会记起父亲第一次拖着这两张床进屋时的表情，他把两张床尽量分开，直到几面窄墙能容忍的极限为止。

父亲和母亲从此很少跟我们说话。那正是大旱灾时期，每样东西都要定量供应，在我看来，连言语也开始变得匮乏。在山谷里，以往每个冬天低处的田地都会被洪水淹没，而如今河水变成不起眼的涓涓细流，两岸的河床像古老的陶器的表面皲裂一样。我们这个一向宽裕的村子也没什么余粮。头两年收成都很差，第三年滴雨未下，庄稼全都枯死了，我们只能靠往年的积蓄维持生活。干瘪的田地被尘土侵蚀，不少家畜都死掉了，这年景就算有钱也买不到饲料。遥远的东方传来人们饿死的故事。议会派人到各个村庄巡逻，防范欧米茄人突袭劫掠。那年夏天，他们绕着黑文镇和其他阿尔法人的大型城镇建起了围墙。那些年我见过的唯一一群欧米茄人，去往收容所途中时经过我们的村子。可是他们看起来又瘦又累，无法对任何人造成威胁。

旱灾结束之后，议会的巡逻仍然延续下来。父亲和母亲也没有放松警惕。我和扎克之间最细微的不同都被抓来认真解析。当我们都染上冬热病时，我偷听到父母在长篇累牍地讨论是谁先生病的。那时我已经六岁或者七岁。透过卧室的地板，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从下面的厨房传来，他坚持认为我头天晚上看起来脸有点红，十小时之后扎克和我醒来时，都已经烧得非常厉害。

也就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父亲对我们的谨慎是出于怀疑，而非是因为惯常的粗暴脾气；母亲一贯的关照中除了母爱，还有些别的复杂感情。扎克曾经整天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无论是去水井，还是去田里或者谷仓。随着我们年纪渐长，父亲在我们面前变得易怒而警觉，他开始把跟在后面的扎克赶跑，冲他大吼大叫让他回家里去。然而扎克一有机会，仍然会找借口跟在父亲身后。如果父亲在上游的灌木丛里捡树枝，扎克会拉着我跑到那儿采蘑菇。如果父亲在地里收玉米，扎克会突然热心起来，跑去修理通往旁边牧场的栅栏门。他会保持一段安全距离，但一直尾随着父亲，就像一个错位的影子。

晚上当父亲和母亲在议论我们时，我会紧紧闭上双眼，好像这样就能把透过地板传来的谈话声挡住一般。我能听到扎克在对面墙边的床上轻轻动弹，呼吸声不紧也不慢。我不知道他究竟是睡着了，还是在假装而已。

“你看到了新的幻象。”

我盯着灰白的天花板，以避开神甫的目光。她的问题总是如此单刀直入，更像是陈述事实，如同她已经知道了一切。当然，她是否真的知道我并不确定。我知道的只是自己能瞥见别人的某些念头，或者被并非我自身的记忆所唤醒。但神甫不只是个先知，她能运用自己的能力。每次她来到牢房，我都能感觉到她的思想绕着我的脑海盘旋。之前我一直拒绝跟她说话，但我不知道在她面前自己还能够隐藏多少。

“没，只是大爆炸而已，跟以前一样。”

她的双手开开合合。“我来了二十次，有些事你一直没告诉我。那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只是大爆炸而已。”

我看着她的脸，但什么都看不出来。在牢里待了太长时间，与世隔绝，我已经生疏了，我如此想道。而且，这个神甫神秘莫测。我试图集中精力。她的脸几乎和我的一样苍白，整个面部冷漠无情，衬得脸上的烙印尤为显眼。一块紧绷的红色烙印位于前额正中，除此之外她的皮肤和磨过的河卵石一样光滑。很难说她有多大年纪。如果只看过她一眼，你可能会认为她和我跟扎克一样大。然而在我看来，她要老上几十岁，因为她的目光是如此凌厉，浑身散发的力量如此强大。

“扎克想要你帮我。”

“那就告诉他自己来。让他来见我。”

神甫笑了。“守卫告诉我，刚来的那几个星期你一直在叫他的名字。到了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你真的认为他会来看你？”

“他会来的，”我说道，“他最终会来的。”

“看起来你对这一点很有把握，”她说，微微仰了下头，“你确定想让他来？”

我永远不会向她解释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河水“想”往下游流吗？我又能如何向她解释，扎克需要我，尽管我才是关在牢里的那一个。

我试图转换话题。

“我还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我说，“你认为我能做些什么？”

她的眼珠一转。“你和我很像，卡丝。也就是说，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不管你承不承认都一样。”

我转而尝试战略性妥协。“大爆炸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

“很遗憾，关于那场四百年前发生的事你能给我们什么有用的信息？我表示怀疑。”

我能感觉到她的思想在我的脑海边缘刺探，就像陌生的手抚摸在我身上一样。我试图模仿她的高深莫测，拼命禁锢着自己脑中的想法。

神甫又坐下了。“给我讲讲那座岛。”

她说这话时很平静，但我必须掩饰震惊的心情。我的念头如此轻易就被她看破了。仅仅在数周以前，也就是最后一次到城墙放风之后，我刚开始见到关于那座岛的幻象。起初几次我梦到了它，也曾怀疑过这些海洋和天空的景象并非有预见性的幻觉，而仅仅是狂想，是关于开放空间的白日梦，以抵消每天面对灰白四壁、窄床和一把椅子的单调现实。但这些幻象来得越来越频繁，细节清晰，前后连贯。我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场景，也明白自己永远不能提到它。如今，在牢房里压倒一切的寂静当中，我的呼吸声听起来十分明显。

“我也看到它了，你应该很清楚。”她说，“你会告诉我的。”

她在刺探我的思想，而我无处可藏。这就像看着父亲给兔子剥皮：当他把兔皮剥落那一刻，里面的东西全都露出来了。

我试图封闭脑海中关于那座岛的景象：城市隐匿在火山口内，房屋在陡峭的边缘鳞次栉比。灰白色的水流向四方，在锋利的地表岩石上刻下凹痕。我能看到所有这一切，无数个夜里我都在梦中见到它。我会尽力保守这个秘密，就像那座岛守护着位于火山口的秘密城市一样。

我站起来说道：“我没见到什么岛。”

神甫也站了起来。“你最好期盼没有。”

当我们再长大些时，父母对我们的审视更加严密，扎克也是如此。对他来说，我们一天不分开，他被认为是欧米茄的嫌疑就多一天，阻碍他获取在阿尔法社会中的正当地位的日子就又延续了一天。因此，我们两个全都徘徊在村庄生活的外围。其他孩子去上学时，我们在厨房桌子旁一起学习。其他孩子在河边一起玩闹时，我们只能两个人玩，或者远远跟在别人后面，模仿他们做的游戏。只有离得足够远，其他孩子才不会冲我们喊叫甚或扔石块，这样一来，孩子们唱歌时，扎克和我只能听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旋律。回到家之后，我们试着还原他们的歌曲，在缺漏的部分填上我们自创的歌词和乐谱。我们活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到处都充满了质疑。对村子的其他人来说，我们起初是好奇心关注的目标，之后发展成彻底的敌意。一段日子之后，邻居间的窃窃私语越变越响亮，最后变成了怒吼：毒药！怪胎！骗子！他们不知道我们中间哪一个是危险的，所以对我们的鄙视不分伯仲。每次村子里又有双胞胎出生，之后被分开，我们两个久而未分的情形就更加显眼。邻居家的欧米茄儿子奥斯卡左腿只长到膝盖，他在九个月大时被送到欧米茄亲戚那里抚养。我们常常看到留下来的小梅格，独自一人在她家的篱笆院里玩耍。

“她一定很想念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我这样对扎克说道，当时我们路过邻居家，看到梅格正在无精打采地啃着一只小木马的脑袋。

“没错，”扎克说，“我敢打赌她一定备受打击，因为她不用再跟一个怪胎分享她的生活。”

“奥斯卡肯定也很想念家人。”

“欧米茄没有家人，”他说，复述着从议会的一张招贴画上看来的词句，“总之，你知道那些试图留下欧米茄孩子的父母，他们的下场是什么。”

我听过这类故事。偶尔会有一些父母，不愿让孩子分开，试图留下每个双胞胎，议会对他们毫不留情。对极少数被发现与欧米茄保持联系的阿尔法人来说，他们的下场也很凄惨。传说他们会遭到当众鞭打，甚至更糟。不过，大多数父母急于摆脱畸形的儿女，轻易地就放弃了他们的欧米茄孩子。议会宣称，长时间接近欧米茄人是非常危险的。邻居骂我们是毒药，表明他们对我们既蔑视又恐惧。欧米茄人应该被逐出阿尔法社会，就像阿尔法胚胎在子宫中逐出毒药一样。我不知道欧米茄人在这方面是否幸运，因为我们无法繁育后代，至少永远不用经历送走一个孩子的痛苦。

我心里清楚，他们送走我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一直以来的隐藏工作只是将不可避免的事推迟了而已。我甚至开始怀疑，现在的这种状态，即被父母和村子里的其他人永无休止地审视，是否比注定要来临的放逐好过些。扎克是唯一一个能理解我这种奇特的局限处境的人，因为他也身处其中。不过我能感觉到，他那双平静的黑色眼睛始终在关注着我。

为了寻找不那么警觉的同伴，我捉到三只经常聚集在水井边的红色甲虫，把它们关在窗台上的罐子里，常常看着它们爬行，听它们的翅膀打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取乐。一周之后，我看到最大的那只甲虫被钉在木头窗台上，一只翅膀不见了，正在以它自己的内脏为中心不停转圈。

“这是个实验，”扎克说道，“我想测试一下，它这样能够活多久。”

我去父母那儿告状。“他只是没事可做，”母亲说，“这快把他逼疯了，你们俩的年纪都该上学了，但却去不了。”母亲没说出口的事实仍然在转个不停，就像甲虫的处境一样：我们两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去上学。

我把甲虫踩了个稀巴烂，结束了它循环往复的痛苦。那天晚上，我抱着罐子，将剩下的两只甲虫带到井边。我坐在石头井沿上，打开盖子，把玻璃罐放倒，两只甲虫却不愿冒险出来。我用草叶把它们引出来，将它们转移到井沿上面。其中一只试着飞了一段距离，落在我裸露的腿上。我让它在那坐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把它吹开，于是它又飞走了。

扎克当晚看到了我床边的空罐子。我们一句话都没说。

大约一年之后，在一个寂静的下午，我在河边捡木柴时犯了错。我紧跟着走在扎克身后，忽然感觉到不对劲：幻象一闪而过，闯入我的视野和真实世界之间。我猛冲过去把扎克扑倒在路旁，这时上面的树枝才开始往下掉。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将其苦苦抑制。后来我也想弄明白我这么做究竟是因为关心他的安危导致乱了阵脚，还仅仅是因为持续不断的监视让我撑不下去了。不管怎样，他安全了，在我身下四肢着地，此时那根大树枝嘎吱响着落下来，撞断了下面的枝杈，最后落在扎克之前站的地方。

当他的目光与我相接时，我看到其中如释重负的神情，不由得吃了一惊。

“它本来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我说。

“我知道。”他扶我站起来，拍掉我裙边粘的叶子。

“我看见它了。”我说得太快了，“我的意思是，我看到它开始往下掉了。”

“你不用解释，”他说，“我应该谢谢你把我扑到路边。”多年以来第一次，他对着我毫无防备地张嘴微笑，这只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才有过。但我对他太了解了，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坚持将我的那捆柴放到自己背上，一路扛着它们回到村里。“我欠你的。”他说。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和往常一样，大部分时间在一起度过，但他在游戏的时候没那么粗暴了。他在去井边的路上停下来等我。我们穿过田野抄近道时，他见到一片长刺的荨麻，然后回头警告我。他不再扯我的头发，也不再乱动我的东西。

扎克的新发现让我暂时从他的日常恶行中解脱出来，但要想将我们区分开，这还远远不够，他需要证据，多年以来他慷慨激昂却徒劳无功的论断教会了他这一点。他在等待时机，等着我再次疏忽犯错，暴露自己，但之后将近一年时间我都把自己隐藏得很好。幻觉变得越来越强烈，我训练自己不做反应，火光不时出现在梦里，远方的景象在我清醒时偷偷潜入我的脑海，这种时刻我都能忍着不叫出声来。我花更多时间独处，深入河流上游探险，一直跑到深深的峡谷边缘，河流在这里改道，废弃的导弹发射井隐藏其中。当我独自出行时，扎克不再跟着我。

当然，我从未踏足到发射井之中。所有这些残骸都是禁忌。这样的废墟散布在我们残破的世界各处，但进到里面是违法的，也禁止人们拥有任何遗留物。我听到过一些传言，据说曾有绝望的欧米茄人劫掠过这些残骸，寻找有用的碎片。但好几个世纪都过去了，还能剩下什么有用的东西呢？大爆炸摧毁了大多数城市。就算几百年后这些被禁止进入的城镇里还有可以利用的玩意儿，谁能不计后果敢于去搜寻？比法律更让人害怕的是传说，关于这些残骸里保留着什么东西的传闻。据说，辐射躲在这些遗迹里，就像一窝黄蜂。还有几百年前受到污染的幽灵。人们提到大爆炸之前的世界时，嗓音会压低，混合了畏惧和厌恶的情绪。

扎克和我曾互相挑战，看谁能更接近这些发射井。他总是比我勇敢些，有一次他一直跑到最近的发射井边，将一只手放在弯曲的水泥墙上，之后跑回我身边，既骄傲又害怕，有些忘乎所以。但那些日子我总是一个人，在一棵能够俯瞰发射井的树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三个巨大的管状建筑物比很多类似遗迹都要完整，它们有环绕四周的峡谷做防护，还有第四个发射井承受了大爆炸的主要冲击。第四个井已经完全倒塌，只剩下圆形的基座。扭曲的金属圆柱在尘埃中矗立，像一根从被活埋的世界伸出的手指。尽管这些发射井丑陋不堪，我却对它们心存感激，因为它们能确保没有旁人会靠近这里，我至少可以享受孤独。而且，与黑文镇或邻近村庄的墙不同，这里没有议会的招贴画在风中摇摆：时刻警戒，对抗欧米茄人的玷污！阿尔法人联合起来，支持对欧米茄人增税！从大旱灾时期开始，每样东西似乎都日渐匮乏，只有议会推陈出新的招贴画例外。

有时我会想，我之所以被这些遗迹吸引，是否因为我在它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欧米茄人身体残缺不全，就和这些被禁止的遗迹一样危险、有毒，提醒着大爆炸及其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尽管扎克不再和我一起来看发射井，或跟我同去其他地方游荡，我知道他仍然在观察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专注。当我从发射井回来，因为长途跋涉而筋疲力尽时，他会冲我微笑，还是那种警惕的方式，礼貌地问我一天都干了什么。他清楚我去过哪里，但从来没告诉过父母，尽管他们会因此大发雷霆。他留下我独自一人，就像一条蛇那样，在进击之前先暂时退却。

他第一次试图曝光我时，偷了我最爱的娃娃斯嘉丽，就是穿着我母亲给它缝的红裙子的那个。扎克和我首次分床睡时，我在晚上会紧紧抓着那个娃娃寻求安慰。甚至到了十二岁，我仍把斯嘉丽压在一个胳膊下睡觉，它粗糙的羊毛辫子蹭着我的皮肤，带给我抚慰。然后有一天早上，它不见了。

吃早饭时我问起斯嘉丽，扎克带着获胜的表情快活地说：“它被藏到了村子外面。我在卡丝睡觉时偷走了它。”他转向父母亲，“如果她能找到我把它埋在哪儿了，她肯定就是个先知。这将会成为证据。”母亲斥责了他，将一只手放在我肩上安慰我。但一整天，我都看到父母比往常更加注意我的一举一动。

我哭了，这是故意的。看到父母期盼的警惕神情，这让我哭起来更加容易。他们如此渴望解决扎克和我之间的谜题，尽管那意味着要把我处理掉。到了晚上，我从装玩具的小盒子里拿出一个看起来不怎么熟悉的娃娃，短头发剪得乱七八糟，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罩衫。夜里，斯嘉丽重新回到我的左臂之下，一周前我将它放逐到玩具盒里，把它的红裙子跟一个我讨厌的娃娃掉了个个儿，还剪掉了它的长头发。

从那之后，斯嘉丽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我的床上保持着秘密的身份。我从没想过要去下游被闪电烧焦的柳树旁，挖出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娃娃，扎克就把它埋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