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不能明白，过度工作会使他们耗尽自己的精力以及后代的精力，早在他们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之前他们就被耗尽了精力，被这种罪恶的劳动制度所吞噬并遭残酷压榨，他们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支离破碎的人；他们扼杀自身所有美丽的才干，唯独疯狂工作除外，不留下任何活力给自己。

--保罗·拉法格《懒散的权利》（1883）

不久前，人类曾期待休闲新时代的来临。机器承诺将每一个劳动者从辛苦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当然，我们或许要在办公室或工厂里经常地改变工作内容，一会儿监控屏幕，一会儿拨弄电话拨号盘，一会儿在发票上签字，但余下的时间可以让我们闲逛或开心消遣。手头上有这么多时间可供支配，"匆忙"、"急速"等词汇将最终从语言中消失。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早预见到休息及消遣世界到来的人之一。18世纪后期，在技术突破的激发下，他曾预测，不久后人类的工作时间将减低到每周不足四小时。19世纪使这一预言显得稚气而荒唐。在工业革命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里，无论男女，甚至儿童，每日均要工作15小时。但到了19世纪后期，闲暇时代又一次凸显于文化的雷达屏幕上。乔治·萧伯纳曾预测，到2000年，人类的工作时间将是每日两小时。

在整个20世纪，人类对无限休闲的憧憬从来没有停止过。技术的神奇承诺令人目眩，普通人开始梦想着过一种在池塘边闲荡、身旁有机器人伺候的日子，机器人不但可以调配出色的马提尼酒，还能让经济良好地运转。1956年，理查德·尼克松曾告诉美国人，"不久的将来，他们每周将只有四个工作日。"10年后，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被告知，2000年，美国人将每周只需工作短短的14个小时。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也还有人预测，电脑和机器人技术带给人们的空闲时间将多得令人不知所措。

他们还能比这更错误的吗？如果说我们能对21世纪的某种东西有把握，那正是：关于工作之死的各种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今天，休闲时代看上去似乎和无纸办公室一样切实可行，实则大多数人更可能被要求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不是每周14个小时。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清醒时间。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诸如家庭、朋友、性爱、睡眠、业余爱好和休假等，都不得不屈从于超负荷的工作日程安排。

19世纪中叶，在工业国家，平均工作时间开始稳步下降。当时通常的标准为每周六个工作日。但在过去的20年里，两种竞争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人依旧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努力工作，而欧洲人的工作时间则稍短一些。有估算显示，现在美国人均每年的工作时间比欧洲人多350个小时。1997年，美国取代日本成为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业国家。相比之下，欧洲则像是"闲散者"的乐园。但即便在欧洲，情形也颇为复杂。为了跟上快节奏生活的步伐和连轴转的全球经济发展，许多欧洲人也效仿美国人，增加工作时间。

在平均统计数字背后，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均超出他们的意愿范围，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国家尤其如此。现在，平均每四位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每周累计工作50个小时以上。相比之下，1991年，每10个人中则只有1人有如此大的工作强度。到2002年，在30岁年龄段的人中，平均每五位英国人就有两人每周至少工作6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乘坐交通车上下班所耗费的时间。

休闲时代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中还有如此多的人仍需如此拼命工作？金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需要谋生，但对消费品的永无止境的欲望意味着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现金。因此，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而只是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与此同时，技术使工作渗透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人们无从逃避电子邮件、电传和电话。一旦你能从家里进入公司的数据库、从飞机上接通互联网或接到在海滨度假的老板的电话，每个人都潜在地一直处于上班状态。我的经历告诉我，在家工作不知不觉地极易演变为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工作狂》一书作者玛里琳称，在21世纪，那种总是绷得很紧的压力十分普遍。"工作狂过去指的是随时随地都处于工作状态的人；现在所变化的是，随时待命业已成为一种标准。"

大部分的工作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在经历过改组、减员多年之后，公司希望它的雇员分担解聘人员遗留的工作负荷。由于办公室、工厂弥漫着失业的恐惧，很多人将延长工作时间视为证明其自身价值的最佳途径。数百万人即便在疲惫不堪或身体不适、效率低下的状况下，也硬撑着去上班；更多的人则从未用完自己的休假。

这简直是疯了。虽然有人喜欢长时间工作，也应当被允许如此，而让每个人都和他们并驾齐驱则是错误的。过度劳累无论对于我们自身还是经济而言都是不利的。2002年在日本福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工作60个小时的人患心脏病的概率是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人的两倍。对于每周至少两个晚上睡眠不足五小时的人来说，危险系数则是三倍。

工作场所的压力并非都是坏事。一定限度的压力可以使人们集中思想、提高生产率；但过大的压力则可能是通往身体和精神崩溃的一张单程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多于15%的加拿大人称工作压力已使他们濒临自杀边缘。

公司也为强制推行长时间的工作措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众所周知，生产率是难以进行估量的，但学术界认为，工作过度最终会超越最低底线，从而走向反面。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当人们处于疲劳、压力、不悦或不适的状态下，效率就会下降。据国际劳动组织报告，比利时、法国和挪威等国的工人每小时的工作效率平均高于美国工人。英国人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也多于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然而，呈现出的每小时的生产率却是欧洲大陆最低水平之一。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工作效率的提高。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许已经超出了有关生产率的争论范围：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许大部分人会认为，工作对我们有所裨益。工作可能是一种乐趣，甚至是高贵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享受着工作带来的乐趣--把工作视为一种智力的挑战、体能的消耗、一种社交活动以及身份地位的体现。但如果让工作支配我们的生活则是愚蠢的。生活中还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投入时间，比如，朋友、家庭、爱好和休息等。

对缓慢运动而言，工作场所是该运动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工作占据了如此多的时间，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则只能被挤占。即便接送孩子上学、吃晚饭、和朋友聊天等最简单的事情都变成和时间赛跑。放慢速度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减少工作，而这恰恰是全世界数百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民意测验表明，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工作时间较长的经济发达国家，人们都渴望减少工作时间。最近英国华威大学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进行的一个国际调查显示，27个国家的70%的人表示希望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在美国，对沉迷于工作的反抗情绪正在高涨。从星巴克到沃尔玛，愈来愈多独特而有实力的公司都面临被迫在无薪条件下加班加点员工的起诉。美国人纷纷抢购生活指导用书，以了解如何更闲适地工作，生活才能带来快乐和成功。最新的此类热销书包括《通往成功的懒惰之路》、《懒人成功手册》和《懒散的重要性》等。2003年10月24日，美国为减少工作时间而战的人召开了首届全国"回收你的时间"会议，据估算，当天美国人的工作量同欧洲人常年的工作量一样。

在整个工业世界，人事部经理报告，年轻的求职者已经开始提出10年或15年前可能是不可想象的问题：我能不能在晚上一个还说得过去的时刻离开办公室？能不能用薪水换休假？我能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吗？一个接一个的面试大声而又清楚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我们想工作，但我们也想生活。

女性尤其渴望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最近的几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相信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是拥有一切，包括家庭、事业、住房以及能带来回报的社交。但"拥有一切"被证明是一只有毒的高脚酒杯。通过美国散文集《房子里的母狗》及艾里森·皮尔森的畅销小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数百万女性已经认识到她们的疲惫的自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一书讲述一位上班族母亲如何在经营一家高风险投资公司和家庭之间挣扎着的故事。女性对试图成为"超级女人"已经厌倦不已，于是她们带头要求重议工作场所的规则。态度在发生变化。如今，在时髦的晚宴上，女性就产假的长短彼此夸耀就如同谈论奖金多少一样。即便没有孩子、野心勃勃的人也拥护每周四个工作日。

最近《卫报》专栏作家贾尼斯·特纳注意到选择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对现代女性而言可谓甘苦参半，她认为："对于这一代女性而言，所受教育要求她们成功，要求她们用有目的的活动塞满每一个小时，而最终她们却发现，最快和最忙碌毕竟不是快乐，这是何等的残酷；快乐通常就是放慢节奏：从给孩子讲睡前故事中获得乐趣，而不是匆匆略过数页不读，急着去给纽约打电话，这是多么可怕的讽刺。"

在世界各地，渴望选票的政治家都在一窝蜂地赶"在工作中享受生活"的时髦。2003年，加拿大有人提议家有年幼孩子的父母每周四天工作日。这些承诺是否会进入法令全书还要拭目以待。许多政治家和公司只是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嘴上说说罢了。然而他们竟然肯如此费心也暗示了文化的突变。

这种变化在日本尤为明显。日本一度以其可怕的工作伦理让世界感到震惊。10年的经济停滞带来了工作的不稳定性，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作和时间的新思维。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在逃避长时间的工作以获得更多的娱乐。"多年来，日本的家长冲着孩子喊：做事要快，工作要努力，多干点。而现在人们在说：够了，差不多了，"《慢为美》一书作者凯博·欧依瓦说道。"新一代现在已经意识到，你无须工作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慢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现在许多日本年轻人宁愿选择做临时工，也不愿做工薪族、成为集团车轮的轮齿。权威人士专家称之为"自由工作的一代"--这是在英语的"自由"一词与德语的"工人"一词基础上形成的新词。

不妨看看东京的24岁的研究生亚伯·信人的情形。他父亲每周为银行辛辛苦苦干70个小时，他本人则在一家便利店做兼职，其余时间打棒球，玩电子游戏，或在城里转悠。亚伯一头蓬乱的红色染发，微笑着说，被工作支配的生活不是他和他的朋友所追求的。"我的朋友最终意识到欧洲人很久以前就悟出的道理--让工作支配你的生活是疯了，"他说道，"我们希望支配自己的生活，希望拥有慢速生活的自由。"自由工作几乎不足以成为未来的行为典范--大部分人依仗勤劳的父母才得以维持其轻松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拒绝信奉对工作的狂热显示一种文化的转变。即便日本的官场也在采用新的策略。2002年，政府呼吁减少工作时间，新的立法使分享就业变得更为简单。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减少工作时间的趋势刚刚起步。

在减少工时方面欧洲大陆走得更远。例如，德国与1980年相比目前人均减少了15%的工作时间。对于削减工作时间可以将工作与他人分享从而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样的宣传，经济学家拒不接受。但减少工作时间会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这是大家普遍同意的。在欧洲大陆，休闲在传统上就处于优先考虑的位置。1993年，欧盟颁布每周最长工作时限定为48小时，工人可在自愿情况下延长工作时数。2003年末，法国采取了最为大胆的措施，将一周的工作时间定为35小时。

实际上，法国规定每人每年的工作时间不应超过1600小时。自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实施在公司层面上开展讨论以来，对工人的影响是不同的。许多法国人现在全年工作日有所减少，有人则每天工作时间不变，但获得更多的休假日。一位法国中级管理人员每年可望有9周以上的休假。但某些专业人士，其中包括高级商业管理者、大夫、新闻记者和士兵，则不受35小时的工作时数规定限制，其实际结果是从此迎来休闲革命。

如今，对许多法国人而言，周末从星期四就开始，或到星期二才结束。大批办公室人员下午3点就离开办公桌，有的人利用额外的休闲时间或睡觉或看电视，其他很多人则利用这段时间给自己充电，拓宽视野，报名参加美术、音乐和语言班的人数猛增。据包价旅游承办商报告，到伦敦、巴塞罗那和欧洲其他热点旅游区的短途旅游呈现繁荣景象。酒吧、小咖啡厅、电影院和体育俱乐部到处人头耸动，休闲开支为经济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在经济数字以外，工作时间的缩短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朋友间见面频繁了，夫妻或恋人间有更多浪漫的时间了，连通奸这种法国人最热衷的消磨时间的方式也从中受益。保罗是法国南部的一位已婚会计，他对我说："如果说减少工作量能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爱情，那就是一件好事，不是吗？"他咧着嘴，贪婪一笑。

喜欢新工作制的人当然比比皆是，艾米丽·吉马德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巴黎的经济学家现在除了每年有六周以上的带薪休假外，每个月还能享受几次三天的周末，她可以打网球，也有闲暇从头至尾一页页地翻阅《费加罗报》周日刊，休长假时就到欧洲各国的博物馆游逛。"我现在有时间做一些让生活更丰富，且我的老板和我本人都有益的事情，"她说道，"如果你能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学会放松和快乐，你就能更好地工作。我们当中大部分坐办公室的人都觉得效率比过去提高了。"

很多大公司渐渐开始喜欢每周35小时工作制。除了因雇用更多的员工获得的税务休假外，新工作制使他们可以彼此商讨更灵活的工作方法。如雷诺汽车、宝洁公司等大制造商的员工都同意在生产旺季延长工作时间，淡季则缩短工作时间。

因此警告35小时工作制将会使法国经济彻底崩溃的预言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失业人数虽仍处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但已呈下降趋势，生产率仍保持高效。实际上，有证据显示，现在法国许多工人的生产率得到了提高。由于工作时间的缩短，又可望有更多的闲暇，员工会倍加努力，争取在下班打卡前完成工作。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规模较小的行业发现，每周35小时工作制对它们是一个负担，因此许多企业迟迟不肯实施新工作制，试图拖延至2005年的最后限期。支持新工作制的税务休假基金造成了国家财政亏空。与此同时，商业领袖则抱怨休闲革命使法国失去竞争力。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近年来，外资对法投资放缓，原因是一些公司选择将资金投放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而每周35小时工作制必须为此承担部分责任。不错，法国的经历加剧了采取单边立场抵制全球化经济漫长工作时间文化的风险。

35小时工作制并没有成为所有劳动者的福音。很多人发现，他们的收入被削减，以抵消不断增长的商业成本。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常常都雇用不到足够的新员工，现有雇员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过去于等量的工作。蓝领工人则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合理，对超时工作的限制削减了他们的收入，很多人无权决定何时休假。对那些事实上想延长时间的工人而言，这一制度令人厌恶。

法国在35小时工作制理念上的投注非常之多，他们对时间本身的态度呈现出更急迫的特性。政府通过吹毛求疵的监察员强制实施35小时工作制，这些人下午六点后就到停车场数汽车或查找没有熄灯的办公室。员工喝咖啡或上厕所休息片刻都极可能招致雇主的不悦。现在，法国一些商店不得不提前打佯，以便员工能在下班时间准时离开。

新工作制有瑕疵，这点尽人皆知。2002年，法国新右翼政府放宽对加班加点的限定，从而迈出将35小时工作制恢复到标准水平的第一步。2003年9月，一项具有标志性的民意测验显示，多于半数的法国公民认为法国应该恢复39小时工作制。36%的人希望这种改变是永恒的，18%的人则认为应该是临时性的。虽然评论家称反改革的浪潮正在酝酿中，但全面废止新工作制并非轻而易举。在投入了数年的时间以及大量的金钱实施35小时工作制后，法国各公司又要就这一制度重新进行协商，令他们厌倦不已，因为当初正是一轮轮复杂的、造成分歧的协商才使35小时工作制得以成为可能。而且，对成为新工作制基础的价值观的支持仍十分强烈，这些价值观包括削减工作时间、增加娱乐等。

其他国家尤其是强制式管理文化国家应从中学到的教训是，削减一周工作时数的万灵之计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此别的国家会以不同的方式争取削减工作时间。

欧洲其他国家也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迫使私营部门削减工作时间。荷兰常常被树为这样的特殊范例。今天荷兰人的标准工作周的工作时数已经降为38小时，几乎少于任何其他工业国家。2002年，半数劳动人口每周的工作时间为36小时。如今荷兰1/3的劳动者选择兼职工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荷兰颁布的立法规定，荷兰人享有要求雇主减少他们的收入以削减他们的工作时间的权利。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混乱的做法使正统经济家不寒而栗，然而它确实行之有效。荷兰将经济的繁荣和令人羡慕的生活的改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荷兰人花费在交通、购物、看电视上的时间要少于美国人，但在社交、学习、照看孩子、体育锻炼和个人爱好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则更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也开始学习"荷兰模式"。

即便法律制定者也无意于干预劳动力市场，人们采取个人立场反对全天候工作伦理。2002年，英国最具天才的资深公务员之一苏马·凯姆普，接受了他最后的职位--国际发展部永久秘书，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每周将只工作40个小时，一秒也不能多。何故？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每天早晨同他6岁的女儿一起吃早餐，晚上给她念故事。在大西洋，乔治·布什并不需要为他的短工作日和懒散的周末道歉。不仅野心勃勃的抢新闻头条的人已经开始削减工作量，数百万的普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虽然削减工作时数，意味着少挣钱，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英国最近的调查显示，渴望削减工作时数的人是渴望赢得彩票的人的两倍。美国的类似调查也表明，在两周的休假和两周的额外报酬之间，选择前者的人是后者的两倍。在欧洲，选择兼职工作不再是耻辱之事，而是成为愈来愈流行的生活方式。1999年的调查发现，欧盟77%的临时工选择削减工作时数，以便有更多时间陪家人、休息或从事自己爱好的活动。

在集团食品连锁机构的上层，越来越多杰出之士选择自谋职业或做独立承包人。这就促使他们一方面工作更努力，一方面仍有时间重新充电、享受个人爱好、同家人外出。他们中很多人是网络公司繁荣时退出的。作为硅谷一家软件公司的项目经理，丹每周工作长达90个小时，持续了3年。较长的工作时间给他的婚姻带来了压力，妻子威胁要和他分道扬镳并带走一对双胞胎女儿。2001年当公司业务不景气时，凯姆普发现自己又回到就业市场，他决定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如今，他每周工作40小时，帮一些公司管理IT系统。他仍有充裕的收入，也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家庭、打高尔夫球。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察觉那些全天上班的同事对他有任何蔑视或不以为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羡慕我，"凯姆普说道。

削减工时者在经济上所遭受的影响通常比预期小。这是因为减少工时意味着减少了为上班挣钱而多出的一系列花销，这其中包括交通费、停车费、到餐馆就餐、咖啡等方面食品、孩子护理、干洗、医疗。收入的减少意味着缴纳的税金也相应有所减少。在加拿大的一个调查中，一些劳动者认为，用收入的减少换取工作时间的削减实际上会使每月的银行存款增多。

为了迎合这种变革的风潮，全球各工业国家的公司已开始为员工提供机会摆脱长时间的、单调乏味的工作。即便在高速的、竞争激烈的行业，雇主们也明白了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一种办法就是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雷镇的领先的软件公司SAS总部，当工作量允许的时候，员工每周工作35小时并享受休假津贴。公司还提供了一揽子令人愉快的内部福利，包括儿童保育、保健诊所、带钢琴演奏的咖啡厅、体育馆--并鼓励雇员使用它们。SAS定期被投票选为美国最佳雇主之一。

再往北，加拿大皇家银行（RBC）由于认可其员工住在办公室外因而赢得赞扬。在假定的某日，加拿大皇家银行40%以上的员工将采用工作共享、弹性工作制、削减工时的工作生活计划。在银行总部，位于市中心的多伦多闪烁的摩天大楼，我见到一对40多岁的聪明、精力充沛的夫妇卡伦和苏珊，他们自1997年开始共享一份工作以来，职位一直在稳定上升。到2002年为止，这对夫妇在负责销售海外银行服务部的业绩一直位居第二。我们在周三见面，这是他们一周里唯一两人都上班的时间。他们共用的办公室很有家庭气息，两个书架上摆满全家福，墙上悬挂着孩子手工制作的工艺品。

女人也选择类似的职业道路。获得MBA学位后，她们开始在集团公司往上爬，每周工作60小时。但一旦孩子降生后--她们每人有3个孩子--生活就变得没完没了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匆忙。因此她们决定共享一份工作，每人每周工作3天。

结果表明，收入少了40%的打击比预期要小。当然她们都有高收入的丈夫来弥补损失。不过额外的休闲被证明是极为珍贵的。两位女性都能有时间陪孩子，使家庭生活更轻松、更令人满意。最近李伯曼6岁的儿子要求他父亲开始与人共享工作。这两位银行高级职员也对他们的社区感觉更亲近。现在他们有时间同邻居以及当地的店主聊天，到孩子的学校帮忙，或做义工，或在家做饭。"在共享工作以前，我们在饮食方面极不讲究，"多马拉其说道。她不愿回忆过去的情形。

两位女性都感到自己同时间的关系呈现出更为健康的趋向，渴望加快速度的念头消失了，或至少消减了。"当你有更多的空余时间让自己慢下来或重新充电时，你就不会太紧张，"李伯曼解释道，"整个身心都能得到调整，总体说来你会更平和淡定。"

对加拿大皇家银行而言，这种平和淡定得到了回报：员工工作效率提高了，思维放慢了。"当我每周三来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精神饱满。我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房子清理干净了，食品也购买了，衣服洗干净了，孩子们也愉快，"多马拉其解释道，"不上班的时候，我不光休息、调养，还思考问题。在大脑里酝酿工作，所以再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常常能做出更审慎的、更好的决定，而不总是对所有的事情现场才做出反应。"2000年，加拿大皇家银行开始为因扩展业务需要进入美国的11万新员工提供弹性工作制。

正式削减工作时数并不是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的唯一途径。有时将工作时间延长往往意味着做的事情多的概念从企业文化中清理出去就足够了。万豪就是这么做的。2000年，国

际著名的万豪连锁酒店认为，经理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因为这是大家对他们的期待，但实际结果往往是士气低落、心力交瘁。

为了应对"勉强上班"的现象，美国东北部的3家万豪酒店启动了试验计划。员工被告知不管几点，只要工作完成就可以下班。高级经理开始带头在下午五点甚至更早就毫不隐瞒地下班回家。3个月后，很显然一场文化的革命已在酝酿中。提前离开岗位的或上班期间因个人原因请假的都不再需要面对他人不满的表情或玩笑的夹击了。人们开始对同事如何安排他们的业余时间发生极大的兴趣。现在万豪酒店的经理们每周工作时间平均减少五个小时，但工作效率却提高了。无须为长时间工作而给予他们额外的动力，使他们能更快速、更有效地完成分内工作。负责监督机制变化的万豪经理比尔·曼克得出每一个董事会的会议室和工厂都应继续坚持的结论："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是：减少工作时间可以同样有成效甚至有时有更大的成效。"

然而，任何反对长时间工作的措施都会面临某些巨大的障碍。执行总裁可以创造出世界上最富启发作用的工作-生活计划，但如果处于指挥链中的基层经理缺乏同情心，计划就可能失败。一家美国公司最近推行了许多得到董事会全力支持的工作生活措施。然而，一年后，登记的人却少于预期。一项调查发现，几个部门的领导层向员工发出警告：如果签字的话，他们的升迁机会将会受影响。"很多人仍对工作生活模式表示怀疑，"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说到，"改变规则仅仅是开始；你还得改变人们的心理定式。"

通常给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造成障碍是自身所致，但许多男性仍对此表示质疑。在大多数公司，实施工作与生活平衡计划的多为有孩子的女性。伦敦一家大零售公司的销售经理约翰·阿特金斯最近初为人父，他愿意削减工作时数，但却不能报名参加平衡计划。"每次想到此，我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如果你受不了那个热，就别在厨房待着（承受不了繁忙紧张的工作，就退出让给别人），"他说道。

个人情况的不同是阻碍工作与生活平衡建立的另一个障碍。一位25岁的单身男子长时间工作的困难显然小于一位36岁、四个孩子的母亲，他甚至可能愿意工作时间长一些。公司需要寻找措施奖励多干活的人，而不是惩罚少干活的人；也必须管住可能在同事间骤然传播的不健康念头。没有孩子的员工常常会对公司为有孩子的员工所提供的工作便利反感不已。在很多公司，不同的部门根本无法提供相同的工作生活待遇，这就可能导致摩擦的产生。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只因员工开市时必须在场，资本市场部工作安排较为僵硬。

对许多公司而言，工作-生活平衡策略的长远利益如提高效率、留住员工等可能会被短期地降低成本的压力所掩盖。利益计划通常不是增加雇员而只能是让少数人多干活以减低成本。竞争同样也促使许多雇主将工作置于生活之上。一位英国经理率直地说："我们置身竞争激烈的行业，如果我们的对手每周让他们的员工工作70个小时，那么我们就得让自己的员工至少干同样长的时间，才能保证不出局。"立法或许是唯一能制止这种工作时间上的竞赛的办法。

然而，削减工作时间只是缓慢蓝图中的一部分。人们也希望能自行决定上班时间。他们希望能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为他们提供这种自主权的行业正在收获为此带来的成果。在我们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里，让员工自主安排时间是违反意愿的。自工业革命以来，标准的做法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算劳动报酬而不是以工人生产产品的数量计酬。但严苛的时间安排与信息经济不相协调，因为今天的工作与娱乐之间的界限远比19世纪模糊。很多现代工作取决于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在办公桌上极少出现，因此这些工作并不适合挤入固定的时间表。让员工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员工的业绩为评估标准，而不是以他们取得这些业绩所花费的时间为尺度，这样就能提供许多人极为渴望的灵活性。

研究表明，感觉能自主支配时间的人更放松、更有创意，效率也更高。2000年，英国能源公司聘请管理咨询人员对其呼叫中心的轮班体制进行精简。几乎一夜之间，该部门效率骤然下降，顾客投诉剧增，员工纷纷不辞而别。新制度剥夺了员工对自身工作时间的发言权，挫伤了他们的士气。意识到这一错误后，公司迅速给予雇员更多的换班自由，不久，呼叫中心的效率比以往迅速提高。很多员工说，能自主安排工作时间有助于减少他们在班上、班下的紧张匆忙感。杜马拉茨基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当你能自主安排时间时，无论做什么你都更心气平静，自然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我的经历告诉我确实如此。1998年，经历几年自由撰稿生涯后，我加盟一家加拿大报纸，任该报伦敦站派驻记者。立刻，我便失去自主支配时间的权利。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理论上我归属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的人。即便编辑不给我打电话，但这种给我打来电话的可能性无时无刻不存在。时差意味着任务常常在下午降临我的桌前，这样我只有短短的几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工作，就要打发儿子上床睡觉。这意味着我得疯狂地赶活，边给孩子读苏斯博士的小说，边惦着工作上的事情，感觉痛苦不已。一份令我如此挚爱的工作为什么会变成一大负担？那时我竭力寻找其他理由来解释这一切：我的编辑眼光狭小、报纸的报道方式不恰当、工作时间过长，如此等等。但当我开始对慢速运动展开调查时，才幡然悔悟：核心的问题是我失去了自主安排工作的权利。那么这份工作我为什么还坚持了近3年的时间呢？我的理由同那些阻止很多人辞去让自己不快乐工作的理由是一样的：害怕失去优厚的报酬，害怕毁掉自己的事业，害怕让他人失望。最终，我毅然做出辞职的决定。当我所工作的报纸宣布大规模裁员时，我榜上有名--我感到幸福无比。

现在情况有了较大的好转。我每周工作时数不变，有时甚至工作时间更长，但我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比以往健康了。既然我现在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工作日感觉不像过去那样慌张愤懑了。离开工作桌后，无论是给孩子讲睡前故事还是准备晚餐，我都无须挖空心思找捷径了。的确，我的收入有所下降，但这是我为享受我的工作和生活所付出的最小的代价。我唯一的遗憾是自己未能早日回归自由撰稿生活。

当然，在工作中给予员工自主支配时间的自由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个震撼性的转变。如果采取正确的态度，信息技术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我们无须借助笔记本电脑、手机来延长工作日，但可以借助这些高科技手段重新安排工作日程。很多公司已开始给员工提供更多的时间自主权。比如在英国，英国电讯、拜尔公司和劳合TSB银行现在已允许员工自行定制工作时间表：比如，在家工作或弹性上下班。虽然自主安排时间更有利于白领工作，但现在也蔓延到蓝领世界里。瑞士一些手表厂对生产进行重新安排，允许每个班次的工人有3个小时的上、下班灵活变动时间。在格洛斯特郡，一家尼龙厂让员工自行决定上班时间，前提是保证任何时候都有至少两名工人当班。

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在方便的时候工作，其好处显而易见，不过现在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有时放慢工作节奏是合理的？在现代工作场所，速度似乎是首要的。电子邮件和手机需要即刻回复，截止期总是潜伏在四周。2001年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提供的调查表明，欧盟工人所承受的压力超过10年前。如今1/3的工人需要花费全部或大部分的时间应付最后截止期限。当然，在工作场所，速度也有一定的作用。最后期限促使人们集中思想，刺激人们去创造卓越的奇迹。问题是我们很多人总是长期遭受最后期限的困扰，没有时间充电，没有放松。各种需要放慢节奏去做的事情，诸如制定策略规划、创造性地思考、建立关系等，在急于赶速度或仅仅是看上去忙碌的极度仓促中丢失殆尽。

欧文·海勒是减慢时间学会的一员，他在自己的慕尼黑律师事务所享受着放慢工作节奏带来的好处。像众多律师一样，他过去奔波于同客户的见面会，用10分钟的时间去调查推断案情摘要，接着就着手处理案子。但他注意到过了不久，他总是要不断给客户打后续电话，有时由于出现方向性错误不得不(由原路)返回。"找律师的人心里大多有目标，比如为钱，还有他们不愿明示的，如希望被承认，或为正义、为复仇等，"他说道，"要摸清客户的深层愿望需要时间，但你必须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以便竭力为他们做得最好。"现在，他与客户初次面谈往往需要两个小时以上，这期间，他要对客户的个性、基本情况、价值观、目的和恐惧进行充分了解。结果，这位56岁、留山羊胡子、有着淘气下巴、性情活泼的海勒工作效率更高，他的事业也在蓬勃发展。"客户总是对我说，其他律师只给客户5分钟的时间解释他们的需要，把材料交给他后，就得离开，"他说道，"虽然我的方法看起来缓慢而传统，但倾听是最好的策略，最糟糕的是草率行动。"

现在许多公司试图在工作的快节奏与慢节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通常意味着承认技术的局限。电子邮件虽然快捷，但无法表达讽刺、语言的细微之处或手势表情等身体语言，这会导致误解和错误的发生。缓慢的沟通方式，如走到他人办公室，干脆面对面地进行交谈，既省时也省钱，从长远来看，也能建立"团队精神"。这就是说，公司开始敦促员工在按电子邮件"发送"键之前好好思索的原因之一。2001年，尼古拉成为英国多家公司中首先推行周五无电子邮件日的公司。一年后，英国航空公司推出一系列以"慢一些更好"为主题的电视商业广告。其中之一，一群商人认为他们通过电传获得了美国的一份订单；但他们的对手却花时间坐飞机过去面对面地谈判，并最终窃取了这笔交易。

很多公司也在采取措施，使工作不那么像一天7小时那样单调乏味。永安国际会计公司最近通知其美国雇员，周末可以不必查看电子邮件或语音邮件。同样地，压力过大的行政管理人员也在采取极端措施，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关闭手机。伦敦野心勃勃、手段强硬的投资银行家吉尔·汉考克过去无论到哪里，都带随身携带款式别致的镀铬合金诺基亚手机，甚至在度假或浪漫的晚餐中也接电话。然而，她为此付出了代价，她患了抑郁症和慢性疲劳综合症。当心理学家诊断她为"手机迷恋"，并敦促她不时关机时，她感到惊慌了。但最终她尝试照办，首先在午饭休息时间让她的诺基亚手机处于静音状态，后来，在晚上和周末不太可能有紧急电话时，也关机。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她便摆脱了抗抑郁药物，她的皮肤干净了，现在她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工作。在银行，她的同事认为再也不能与她昼夜保持联系了。有几位同事还效仿她的做法。"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我总是时时可以被找到，手机总是时时处于开机状态，使我感觉精疲力竭，"她说道，"我们都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减少了工作时间也让汉考克能腾出时间追求业余生活中的缓慢爱好。现在她练瑜珈，另外，一周至少有两个晚上亲自下厨做一顿真正意义上的饭，而不是用微波炉对付。

为了避免出现精疲力竭，提高创造性思维，商业权威人士、临床医学家、心理学家不断为工作场所开出放慢节奏的方子。在2002年畅销书《如何在商业中取得成功》中，罗伯特·克里格尔建议每天有规律地小憩15分钟~20分钟。梅奥诊所健康项目执行主管唐纳德·汉斯瑞博士则嘱咐，"试着关上办公室的门，闭上眼睛休息15分钟，身体靠后，深呼吸。"

即便在高速运转、高度紧张的行业，公司也在采取措施帮助员工慢下来。一些公司为员工提供年休假，希望加班加点的雇员的健康得以恢复，以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有的公司在工作场所提供瑜珈、香料按摩和按摩，或鼓励工人外出进餐；有的公司则设立休闲放松房。在软件巨擘甲骨文公司的东京办公地，员工可以到隔音的静修冥想屋，屋里地面上铺设木地板，四周是平滑的鹅卵石，有东方艺术品点缀。室内灯光十分柔和，空气中有一丝熏香的芳香。开关打开，潺潺的溪流从立体音响中飘出让人抚慰的声音。

佐藤健是佛教的狂热追随者。作为执行总裁办公室的经理，他每天工作12小时，同时周旋于电子邮件、会议、电话、预算报告之间，当节奏太紧张时，他离开办公室10分钟，来到冥想屋。"有时，我突然感觉我需要慢点，放松下来，让我的大脑安静。"他对我说，"有人会觉得10分钟是浪费时间，但我认为这10分钟是值得投入的。能调控好我们工作的快慢节奏是极为重要的。从冥想屋出来，我的大脑更敏锐、更冷静，这有助于我做更好的决策。"

有人则将减速发展到了极致，竟在上班时间打盹。虽然上班时间打瞌睡是最大的禁忌，但也有研究表明，20分钟左右的午后"小睡"效果极为理想，有助于补充精力、提高效率。最近美国国家航空宇宙航行局的调查指出，闭目养神24分钟对飞行员保持警觉和驾驶操作有着奇迹般的作用。历史上不少精力最充沛、最成功的人士都是打盹成癖的，如约翰·F·肯尼迪、托马斯·爱迪生、波拿巴·拿破仑、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约翰尼斯·勃拉姆斯等。丘吉尔曾发表了最雄辩的捍卫午睡的演讲："不要以为你白天睡觉就少干活了。那是没有想象力的人的想法。你会有更大的收获，你一天有两天的收获--哦，至少一天半。"

今天，很多人晚上睡眠不足，因此午休可能尤为有益。在包括世界午睡组织和葡萄牙午休朋友协会等组织的支持下，午休正处于复兴阶段。亚德钢铁公司鼓励其在美国的六个工厂员工利用休息时间打个盹儿。公司设立了特殊的"午睡房"，一年一度举办集体午睡会议，并提供工作午餐和睡衣。德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强烈要求公务员在办公室或家里的椅子上午休。从美国的车间到德国的市政厅，结果都是一样的：午休使员工更快乐，士气更旺，效率更高。或许将会有更多的工作场所提供午休。2001年，欧洲主要办公室家具生产商推出一张新椅子，该椅子能打开一个水平位置，允许人们在桌子上打一会盹。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午休又以现代意料不到的形式回来了。因为大部分西班牙人不再有时间回家吃午饭或睡午觉，一个名为"午休沙龙"的全国网络现在为从银行家到酒吧招待等不同群体提供午睡服务，每人花四欧元就可以在那里小睡20分钟。

位于巴塞罗那马略卡岛街的午休分部店，室内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旨在让人放松。墙上涂上令人宽慰的桃子，屋子氛围温馨，光线柔和。不知躲藏在哪里的歌手在演唱新时代音乐。顾客衣着齐整，脸面朝下，跪在按人体功率学和工作环境改造学的原理设计的椅子上，享受着头部、颈部和背部的按摩。一旦渐渐入睡后，按摩师会为他们盖上厚毯，继续按摩。我在椅子上坐好后，屋里至少已有3个人发出了轻轻的鼻鼾声。几分钟后，我也睡着了。

后来，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我和一位名叫刘易斯的年轻推销员交谈了起来，他刚睡了15分钟，正在整理领带。他看上去和我一样精神饱满。"这比到体育馆强多了，"他边说边合上公文包，"我觉得自己完全恢复了精力，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

结论

找到合适的节奏

在某种程度上说，生活的全部奋斗就在于做每一件事情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慢速的发现》作者斯特恩·拿多林

1898年，摩根·罗伯逊出版《徒劳无功》一书，这是一部奇异的、预见性的小说，讲述的是船员试图打破横跨大西洋航行速度的记录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故事。故事开头，一家公司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游艇首航揭幕，这艘号称"几乎不可能下沉"的游轮能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全速穿越公海。然而，它在其处女航中与另一艘船相撞，并被解体。一位事故目击者将其谴责为"为追求速度不惜肆意践踏生命与财产"的行径。这艘杜撰中的游艇取名为泰坦尼，14年后，即1912年，泰坦尼克号撞击冰山，导致500多人丧生。

号称"不沉之船"的"泰坦尼克"号邮轮的沉没无疑向沉溺于速度的世界敲醒了警钟。许多人希望这一悲剧能迫使人类停下来，认真、审慎地思考速度崇拜的危害，希望放慢速度时候的早日到来。

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世纪后，世人仍竭力加快做事的步伐，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忙碌文化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触目惊心。我们在引领地球及我们自身走向毁灭。我们在时间上如此贫穷，以至于忽视了朋友、家庭和伴侣。我们几乎不再知道该如何去享受，因为我们总是期待下一件事。我们所吃的食品毫无味道，而且于健康不利。我们的孩子也为同样匆忙的暴风雨所困，前景似乎十分黯淡。

然而并非一切都已然失落。我们还有时间去改变自己的航向。虽然速度、忙碌以及节省时间所带来的困扰仍然是现代生活的特征，一股强大的反抗力正在酝酿中，慢速运动正在兴起。许多人不再凡事皆快，而是放慢速度；他们发现这有助于更好地生活、工作、思考和娱乐。

但慢速运动果真是一场运动吗？慢速运动无疑涵盖学术界所期待的全部成分：普遍的同情、对新生活的憧憬以及群众性的行动。诚然，慢速运动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而且社会认知程度也不高。许多人放慢了节奏，比如减少工作时间，花时间自己做饭，但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是全球运动的一部分。然而，减速的每一个行为都会有所收获。

意大利或许是慢速运动距离精神家园最近的地方，传统的地中海生活方式重娱乐，重休闲，是反快速的一剂良药。慢餐运动、慢速城市运动及慢速性爱都根植于意大利。然而，慢速运动并非要将整个地球变为地中海的度假村。大多数人并不希望以对慢速的崇拜取代快速崇拜。速度或许能给人带来快乐，增加成效，让人感觉强而有力；没有速度，我们会更加贫穷。世界所需要的、慢速运动所能提供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一个将美好甜蜜的生活同信息时代的活力相联姻的处方。其秘诀是寻找到二者之间的均衡：不是凡事皆快，而是以恰当的速度去完成。时快，时慢；时而介于二者之间。慢意味着绝不匆忙，绝不力图为省时而省时，意味着即便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快也要保持冷静、不慌乱。培养内在的舒缓悠闲气质的一种办法就是腾出时间做无法快速做的事，例如沉思默想、编织、园艺、瑜珈、绘画、阅读、散步、气功等。

放慢步伐没有灵丹妙药，至于什么是合适的速度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一个人、每一种行为、每一时刻都有其合适的速度。有人陶醉于一种节奏快得足以将其他人早早送入坟墓的生活。人人均有权选择让他们感到快乐的生活节奏。正如"适当的速度"运动钢琴家乌姆·克莱梅特所言："如果我们能为不同的节奏腾出空间，这个世界就会更加多姿多彩。"

当然，慢速运动仍面临一些令人畏缩的障碍，其中甚为重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偏见。即便我们渴望放慢节奏，也会为贪婪、惰性及跟不上步伐的恐惧所束缚，在一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推广慢速仍有许多劝导工作要做。

批评家认为，慢速运动不过是一时流行转瞬即逝的狂热，或是永远不能成为主流的边缘哲学。当然，要求减慢速度的呼吁并未能遏制住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风起云涌的加速大潮。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慢节奏信奉有加的人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加快步伐迎头赶上。当全球经济开始又一次狂风暴雨般袭来之际，当又一个网络公司热来临之际，当每一个人争先恐后忙于以快捷方式挣钱的时候，所有关于慢速的谈论是否应该遭到摒弃？别在这上面打赌。比起我们的前辈，我们更清楚不断加速的危险和无用，也更决意击退速度崇拜。人口学家也赞成减速。在发达国家，人口在老化，大部分人变老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慢下来。

慢速运动有其自身的推进力。对速度说"不"需要勇气，当人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立、其他人也持有相同看法、也在冒同样的风险时，他们更易于采取断然行动。慢速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力量。每次当慢餐运动或减少时间学会等组织成为宣传焦点时，其余的人就更易于对快速提出质疑。此外，一旦人们在生活中的某个领域收获到放慢节奏的好处后，通常就会将其经验运用于其他领域。加州伯克利著名的圣地--北伯莱餐馆创始人艾丽丝·沃特斯也是慢餐运动的一颗明星，从2003年起，她便开始到处宣讲慢速教育的好处。普通人也纷纷开始上网；罗杰·金伯在发现从容性爱的乐趣后，减少了工作日程安排；对克拉莱尔·伍德而言，放弃保险公司高强度的工作同在家中教育女儿可以并行不悖；商业教授吉姆·休斯利用气功帮助自己在壁球场上放慢节奏，从而也学会了在咨询工作和教学中从容不迫；晚上关闭手机使银行家吉尔·汉考克受到某种激励，自己下厨做饭。"一旦你开始对工作中永不停步的心态提出质询，你就会对其他方面出现的这种心态提出质疑，"她说道，"你就会想深入每一件事情，而不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生活中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强化了全球对慢速的渴望。然而，这"所失"的某种东西是否能比提高生活质量更进一步，仍是一个未决的问题。许多人发现放慢速度有其精神层面的意义；有人则并不这么认为。慢速运动所涉范围广泛，足以容纳这二者。无论如何，二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悬殊。放慢速度的巨大好处在于能利用时间和宁静对人、文化、工作、大自然以及我们的身体和思想做出有意义的联系--有人认为这就是更为美好的生活；有人则将其描绘为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慢速运动无疑暗含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自由的唯物主义的质疑，正是基于此，批评家认为我们承受不起慢速运动，或放慢速度将仍是富人的额外补贴生活方式。不错，慢速哲学的某些宣言，诸如替代医学，行人邻里社区，农场自由放养的牛肉等，并不一定见容于每一项现实生活中的预算；但有的则确实如此。多花点时间陪家人、朋友无须需要付出何种代价，同样地，散步、下厨、沉思、性爱、阅读，以及到餐桌上吃饭而不是坐到电视机前吃饭，更是如此。仅仅抑制仓促的冲动本身就是属于自由主义精神范畴的东西。

慢速运动也并非对资本主义充满敌意；相反，它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条生命线。全球资本主义以其现存的形式迫使我们无论以何种代价都要加快生产、工作、消费和生活的步伐。慢速方案将人和环境视为有价值的财富，而不是可以任意摆布的输入物，从而促使经济为人类服务，而非相反。慢速资本主义可能意味着较慢的经济增长，以及在为道琼斯指数所困扰的世界里艰难的推销，但生活不仅是将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或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取胜的理念正在开始广泛传播，尤其在经济较为富裕的国家，愈来愈多的人在反思狂热生活的高昂成本。

在我们这个快乐主义时代，慢速运动手中留有一个销售王牌：它兜售娱乐。慢速哲学的核心信条是从容地把事情做好，并从中获得更多的享受。无论慢速哲学对经济资产负债表有何影响，它所传达出的正是真正使我们快乐的东西：健康的身体、繁荣的环境、得到加强的社区和人际关系，远离永久的匆忙。

然而，让人们相信放慢速度的好处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减速将是一场运动，直到我们重新书写规则，控制包括经济、工作场所、城市设计、教育、医药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为止。这将需要温和的劝说、富有远见的领导、强硬的立法、审慎的国际舆论的认可。这将是一场挑战，但它是至关重要的，已经具备乐观的理由。从集体的角度讲，我们知道自己的生活过于狂热，我们想放缓步履；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刹车，而且也已发现生活质量由此有所提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何时个人行为能拓展为集体行为？全世界诸多个人减速行为何时将进抵关键性阶段？慢速运动何时会变为慢速革命？

要帮助世人达到这一顶点，我们每一人都应竭力为慢速腾出空间。其中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就是重新评估我们同时间的关系。为帮助患者应对现实，创造了"时间病"一词的美国医生拉里·多西教患者走出时间，使用生物反馈、冥想或祈祷以策划"时间出口"。通过制约时钟控制生活的方法，患者就能将自己的节奏放慢下来。我们也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试着不把时间看作总是渐渐枯竭的有限资源或是一个需要惧怕、需要战胜的暴君，而把它当作生活的良性因素。停止过每一秒钟都如同弗雷德里克·泰勒盘踞在附近，查看他的秒表，在他的剪贴板上发出不满的啧啧声一般的悲惨生活。

如果我们对时间不再那么神经质，我们的社会就可以开始将24小时更明智地加以利用。我在本书开头曾争辩道，一个围绕时钟转的世界必然招致匆忙。如果我们一刻不停地在任何时间都在做事，我们的日程安排就会爆满。但每天24小时的社会在本质上并不是邪恶的。如果我们以缓慢的精神应对，少做事，减少匆忙，就可以获得减速所需的灵活性。

谈到放慢速度，最好从小事做起。做饭整个过程都要亲自动手；同朋友悠闲地散步，而不是匆忙地跑到购物城购买并不十分需要的物品；关上电视，读读报纸；给性爱增添些信息；或花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坐一坐。

如果对一个慢速化的小努力感觉颇佳，即可扩展到大的方面。重新思考你的工作时间，或从事一些让社区更适合步行的运动。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你会像我一样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早点放慢节奏呢？

渐渐地，我对速度的狂热在消退。时间不再像一个残酷的、无法抗拒的监工头。做自由职业者是有好处的，沉思或将手表放入抽屉也是行之有效的放缓节奏的方式。我花在做饭和阅读上的时间增多了，还常常把手机关掉。对自己的个人爱好则采取一种"少做即是多做"的方法--我一直等到孩子长大才出去打网球--这些都有助于缓解匆忙所带来的压力。我经常提醒自己，速度并不总是最好的策略，匆忙通常是徒劳无益的，甚至会起反作用，这就足以限制加速的条件反射。每当我发现自己为匆忙而匆忙时，我就会停下来，做做深呼吸，并告诫自己："没有必要匆忙，从容一点，慢一点。"

周围的人也注意到我的变化。过去我对超市的收款台厌恶有加，将它视为对我个人的速度和效率圣战的公开侮辱；妇女们慢悠悠地摸索着找零钱的举动更是令我恐惧至极。如今，我发现自己排队时心气平和了许多，即便别的站队移动速度看上去更快些，我也再不会为"被浪费掉的"几分几秒而烦躁不安。最近一次购物，我甚至让站在身后的男子排到我前面先交款，因为他购买的物品较少。对此我妻子十分惊诧，"你确实慢了下来，"她满意地说道。

然而，当我开始着手撰写本书时，我的减速的试金石是我能否将匆忙地讲述睡前故事的旧习摒弃。这是一个好消息。现在我可以一口气给孩子念几本书而不去担心时间或迫切希望跳过一页。我念得很慢，每个词都细细品味，用假定的口气和面部表情传达戏剧或幽默精华。我儿子今年6岁，非常喜欢我这样做，讲故事的时间已经成为思想的交流而不是词语的战争。过去我和儿子之间诸如"我还要听故事""不，讲得够多的了"等争辩不再出现了。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我躺在儿子的床上，给他念一个很长的神话故事，内容是关于一个巨人的。他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只好停下来，回答他所有的问题。接着，我又念了一个更长的故事，讲述的是一条龙和一个农夫的儿子之间的故事。当我读完最后一页并合上书本时，突然渐渐理解，即便我不知道自己念了多长时间--15分钟，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我都会很兴致勃勃地继续念下去。我同"一分钟睡前故事"之间的往事如今已是过眼烟云。我问儿子是否希望我继续往下讲，他揉了揉眼睛，说："爸爸，今天晚上讲得够多了。"他亲了亲我的面颊，便滑入羽绒被里。我将床头灯调暗，然后走出房间，我微笑着慢慢走下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