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日本，规矩发生了很多变化。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都只有贵族武士拥有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没有姓氏也就谈不上宗族。但日本只有上层社会才有族谱这种东西。另外，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与中国上任几年又要调走的官员大不相同。领主不是外人，宗族必须将领主置于最高位置。结果，中国以族谱和宗祠为联系纽带，而日本，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与宗族的联系纽带就是他所属的藩。

联系宗族成员的另一条纽带，就是在神社、圣地祭拜远祖或是氏族神。这类活动，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但日本的神社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村民们集中在一起，无需证明彼此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被称作是该神的“孩子”。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住在这位祭神的土地上。如同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样，这些祭拜者由于世代定居同一个地方，彼此当然有着亲戚关系，但并不是出自一个共同祖先。

与神社不同，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间里的“佛坛”上进行的，那里只设立六七个近亲的灵牌。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上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日本的家族与家族之间联系淡薄得接近西方，颇有点儿像法国传统。

这样一来，日本的孝道只在家庭内部有效，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伯父及其后代。在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应当确定自己的辈分，依照性别、年龄保持着相应的地位。即使是成员众多的豪门，也是由许多独立的小家庭组成的，次子以下的男孩子必须另立门户。因为家庭狭小，彼此直接接触，要求“各安其位”的规定十分严密周到。一个家庭的长者在隐居不问家事以前，所有人对他都必须严格服从。哪怕到了现代社会，一个家里有几个成年的儿子，他们的父亲都有可能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老迈的祖父。有时候孩子都三四十岁了，他们的婚姻还是父母说了算。一家之长在吃饭的时候首先举起筷子，洗澡的时候也首先入浴，全家人只要碰到他都要鞠躬行礼，而他只需要点点头。日本有句歇后语：“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和尚要求脑袋上长头发。”意思就是：“可以想，不可以做。”

辈分和年龄上不同，就应该“各安其位”。日本人说到秩序混乱的时候，常说这简直是“非兄非弟”，这跟我们说的非驴非马基本一个意思。在日本人看来，长兄应该很自然地保持其长兄的特质。他们是继承者。外国人在日本多呆一段时间，会感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有一套好像身负重任的不凡气质”。长子的特权有时候与父亲相差无几，尤其长大成人后，弟弟会成为依赖长子生活的人；现在在农村和乡镇，还有这种规则的遗迹。长子留在家中，继承了祖先的产业，次子和三子也许已经走出广阔天地，受到更多现代教育，取得更多收入，而古老的等级制度依然要遵守。

我们在现代政治角斗中也能发现这些习俗的痕迹。1943年春天，陆军发言人就大东亚共荣圈发表了以下看法：“日本是他们的长兄，他们是日本的弟弟，应该让占领区的人民了解这个局面。如果对他们太好，他们心理上会有一种滥用长兄好意的倾向，这对日本的统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换言之，什么对弟弟有好处应该由当哥哥的决定，弟弟是不应该被宠坏的。

另外，等级制还有一条：女性的地位要比男性低。甚至女性年龄大一些，她的地位依然比不上男性。日本传统女性走路时从来都是跟在丈夫身后；即使她们穿上西服，与丈夫并肩而行，进门还走到丈夫前面，一旦换上和服就得马上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得平静地看着礼物、关怀和教育都被兄弟占有。日本也有一些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但课程重点都放在教导礼仪举止上，智力方面的训练无法与男性学校相比。有个极端的例子，一位女校长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姑娘们说，她们应该学一学欧洲语言，这样将来在收拾丈夫用的书时，才能不用人教就会把书插入书架的恰当位置。

不过，日本妇女其实享受着比亚洲多数国家都大的自由，而且自古以来一直如此，不单单是西方入侵后的现象。她们从未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她们几乎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进出，在大街上行走，无须将自己隐藏在深闺里，这些自由让印度女性非常羡慕。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的采购和金钱。钱财短缺时，她必须计算周到，把暂时不用的东西挑出来送进当铺。使唤佣人的是主妇，她对儿子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务，指手画脚，好像她从来不曾当过任凭吩咐的小媳妇。

在日本，辈分和性别造成了实质上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不会天然地专横独断。要形容他们，最好说是责任的受托者。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无论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关键事务由他决定，恰当与否，也由他来负责。他并不拥有无条件的权力。他的行动关系对全家的荣誉，任性而为绝对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该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不辜负家产。地位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家族的要求使他有时候不能顾及个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