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公元16世纪走到了内战的高潮。几十年动荡不安，后来伟大的武士德川家康打败了所有的敌人，在1603年成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这个家族统治日本大约260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

但德川家族一开始就有个大麻烦，始终没有妥善解决。一些强藩曾经在内战中反对他，

被打败以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外样大名”。因为日本宗族以藩为纽带，德川不能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是保留了领地和家臣。相对应的，德川的盟友成为“谱代大名”，有权进入权力中枢，也享受德川家族的荣誉。为了维持这个困难的政局，德川的策略就是随时削弱“外样大名”的力量，防止他们联合。结果，为了和平和统治权，德川不仅没有顺应历史去废除封建体制，反而逐渐加强了这个体制。

具体到日本人的生活，德川大力巩固封建等级观念，政府对国民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的规定，确保所有人固守本分。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袭身份的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4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鞣制者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甚至通过他们居住地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穷得惨不忍睹，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不可能干其他事，正式的组织和社会活动都把他们排斥在外。

比贱民高一个等级的就是商人了。这肯定让美国人吃惊，但绝对是事实。商人牟利必须让物质和人员流通，而德川政府最担心的，就是流通造成的各种敌对势力的联合。实际上，商人阶级就本质来说是封建集权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所封所建就被打破，集权就会衰亡。17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未有过的严峻的锁国令，打算从根本上铲除商人的基础。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商人阶层随之发展。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的船只者，都要处以极刑。而政府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国内交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各藩藩界均设有关卡，严格禁止商品进出。另有一些法律规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丧时的费用限制。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内。法律不保证他们可以免受特权阶层———武士之刀的凌辱。德川氏企图把商人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中无疑要失败，而当时日本早已发展到货币经济时代。

面对无数困难，德川政府努力在维持。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伟大的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不能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资格，成为寄生阶层一分子，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俸禄额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格的高低决定。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对武士来说，如果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更加头痛。结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不过财富对人的影响力太大，武士必须避免穷困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威仪，结果他们形成了一个通行的信条：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和商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层是老百姓。武士的配刀不单是装饰，他们对老百姓有拔刀的权力，刀是其特权和阶层的标志。不过这并非德川的首创，德川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传统。幕府颁布的法律规定：“对武士无礼的庶民，可即斩杀。”在他正式的法律中，庶民与武士各自有详尽的义务和行为准则，两大阶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在他临时颁布的法律中，又为僵硬的等级制增加了弹性，为两个阶层一再架起了桥梁。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日益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他们处理各种文书，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执行主人的意志。200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几乎没有像样的使用武功和战略的机会。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逐渐发达并开始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拔刀应战，但又在无聊的日子中，发展出非常精细的艺术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