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男人在挑定一位妓女后就与妓院签订契约，此后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妓女唯一的客人，而这个妓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男人的情妇。这种妇女是受合同保护的。然而，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男人在不签定合约的情况下将女招待或女店员擅自变为自己的“情妇”，往往这样的女性是最没有法律保障的。因为从分工的角度来说，女招待或女店员是属于跟别人谈恋爱然后与男对象结合的那种，可是现在她们的做法使他们不能被纳入“家庭义务”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当日本人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婴儿绕膝”，悲痛欲绝的故事或诗歌时，他们会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与日本的“自愿情妇”联系起来。

同性恋是日本传统“人情世故”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在日本古代，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物公认的一种娱乐方式。明治时期，为了赢得西洋人的赞许，日本政府宣布同性恋也属于应被废除的旧习陋习之列，违反者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至今这种习惯却仍被认为是“人情世故”之一，人们的道德标准也对这种现象比较包容，只要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妨碍家庭关系就行了。日本人觉得虽然有的日本男人自愿当职业男妓，但不必过于担心日本会出现大量的如西方人所说的那种男、女同性恋数量膨胀的情况。当得知在美国居然有人强迫成年男子扮演同性恋的角色时，日本社会一片哗然。在日本，男人只可能选择未成年的少年作为同性恋的对象。因为强迫成人扮演同性恋的角色是非常有损人格的。在日本社会中也有他们自己的界线（什么事可以做而不伤害自尊），只不过这种界线与美国人的界限不同罢了。

自淫在日本也不被认为是什么道德问题。在世界上恐怕再找不到其他民族能像日本那么多的自淫工具了。在这方面，鉴于西方的舆论压力，日本人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但骨子里头，日本人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工具是什么坏东西。西方人强烈反对手淫，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态度比美国甚至还要强烈，很多美国人都在未成年之前就对这点印象很深了。大人总是悄悄地告诉小男孩，手淫会得神经病，头发会秃掉等等。母亲们更是从孩提时代就对小孩的行为，非常警觉，如果发现这种事，就会非常严厉地施以体罚，甚至把双手缚住，或者家长会非常严厉地说上帝会惩罚他的。日本的幼儿和少年则没有这种体验，因而也不可能指望他们长大后能和美国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一样。日本人从来不觉得自淫是一件罪恶的事情，相反，他们认为那是一种享乐。日本人认为只要在文明的生活中把它放在一种无足轻重的位置，一切还是处于可控之中的。

酗酒是日本“人情世故”的另一种表现。当听到美国人豪言壮志地说要禁酒时，日本人觉得这简直就是西方国家的奇思怪想。同样，对于美国地方上举行投票要求颁布禁酒法令的运动，日本人也是这样看待的。在日本人看来，饮酒是一种乐趣，只要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而且它只是一种小的消遣，因此正常的人也绝不会为它所困。按照日本人的看法，就如不必担心人们会成为同性恋者一样，人们也不必担心人人都会成为醉鬼。事实上酗酒问题也确实没有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因此，家庭，以至社会都并不厌恶醉酒的人。喝醉酒的人不会胡来，也不会打自己的孩子。通常的表现就是纵情歌舞，不拘任何礼节。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则喜欢相互坐在对方的膝盖上。

传统的日本人还严格区别饮酒和吃饭。在农村的宴会上，如果谁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再喝酒了。他已涉足于另一个“圈子”了，对饮酒和吃饭这两个“圈子”日本人是区别得很清楚的。在自己家中的时候，人们有时也在饭后饮酒，但绝不会一边饮酒一边吃饭，而是先享受一种，再享受另一种。

上述的这些日本人关于“人情世故”的观点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后果。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人那种身体和精神两种力量在人的一生中一定要一决雌雄的思想。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本身不是罪恶，尽可能地享受肉体上的快感并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按照这条逻辑走下去人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正如乔治·桑塞姆爵士写的那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人似乎都缺乏这种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抓住这些恶的问题。”⑥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东西也看作是人生的一部分。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较量，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之间的斗争。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没有注定哪个灵魂就一定要进地狱，而哪个则定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可能是善的。

甚至日本的神也显现出这样善恶的两面性。在日本最著名的神是素盏鸣尊，他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是“迅猛的男神”。西方神话中都把他视为魔鬼，因为他对自己的姐姐行为极其粗暴。天照大神怀疑素盏鸣尊到自己住房来的动机不良，想把他赶到屋外。于是，他放肆地胡闹，在天照大神的大饭厅里乱拉大便，而当时大神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他甚至还犯下了毁坏稻田的田埂这样的滔天大罪。但最糟的，也是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他居然在他姐姐的卧室的上端挖个窟窿，把剥了皮的斑驹的生殖器从这里投了进去。由于素盏鸣尊罪不可赦，受到了诸神的审判，被处以重刑，赶出了天国，放逐到“黑暗之国”。可是，他仍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比较招人喜爱的神，人们还是对他比较尊敬。虽然在世界神话中这样的神并不少见，但在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这种神则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只有把超自然的东西划成善恶两个对立的集团，明辨是非，才能更符合宇宙斗争的哲学。

日本人始终不正面承认美德也应包括同恶的势力作斗争。正如日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百年来一直阐述的那样，这种道德规范对日本是不适用的，并且他们还很引以为豪地声称这就是日本人道德的优越性所在。他们说，中国的道德规范就是将“仁”，“公正”、“博爱”上升到一种绝对的高度，按照这个标准，凡是人都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十八世纪伟大神道家本居宣长曾说，“当然，这种道德规范对中国人来说是好的，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近代的佛教家及民族主义者们也就这个同样的话题著书立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人们认为，日本人天生性善，值得信赖，因而没有必要再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斗争。人们只需要擦净心灵的窗口，在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事就好了。如果不小心心灵染上了污点，日本人也会尽快地将污秽清除，这样人性中善的光辉定会再放光芒。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那末，何必自我怀疑心灵中的发现呢？恶不是人生而具有的。基督教圣经《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日本人则没有这种想法，他们的思想中也没有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教。“人情世故”都是上天赐予的，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应该对它进行谴责。

当美国人听到这些后不免会想，这势必将导致一种完全自我放纵的哲学。但是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就是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他们认为，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大目标的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当能够沉溺其中时，幸福只是一种消遣，如果郑重对待，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那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要常常经受苦难，这是他们早已想到的。这样虽然会给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多障碍，但日本人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放弃了一些自己觉得并不是什么邪恶的享乐，当然，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正是日本人最值得称颂的美德。

与日本人这种见解相一致，日本小说和戏剧中也很少见到“大团圆”的结局。美国观众通常都渴望看到圆满的结局，希望剧中人今后永远幸福，希望美德能够受到回报。如果美国人不得不为剧中人流泪，那必定是因为主角的性格有缺陷，或者因为主角成了不良社会秩序的牺牲品。日本观众则喜欢含泪欣赏男主角如何走向悲剧的命运，或美丽的女主角遭到杀害。这种情节才是他们期待的高潮。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总以男女主角的苦难为主题：两个人互相爱慕却又不得不放弃相爱；或者他们虽然幸福地结婚了，但其中一方却不得不自杀以履行义务；或者妻子献出一切以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比如勉励丈夫磨

砺才艺成为优秀演员，而在丈夫成名前夕，妻子却隐身市井，让丈夫自由享受新的生活，丈夫成名之日，妻子却贫病交迫，无怨无悔地死去，等等。总之，结局不需要美满，只求唤起对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的珍惜和同情。主角的苦难并不是由上帝裁判，而是表明：主角为履行义务忍受了一切，但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或死亡，都没有使他们偏离正道。

日本现代战争电影也体现着这种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会以为，这是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这些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和苦难，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看不到英美骑兵那种壮观、激动人心的场景。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事变，都是一个格调：在泥泞中行军，凄惨沉闷的苦战，胜负未卜的煎熬，等等。他们或描写泥泞深陷，夜宿中国小镇；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而幸存的代表，成了残废、瘸子、盲人；或是描写士兵死后，家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伤残军人的恢复健康也很少被写成剧本。这些影视作品甚至不涉及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刻刻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电影的制作者知道，这些电影是不会在日本观众中激起向往和平的反战情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