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人生观体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道德规范之中。他们认为，“人的义务”可以像在地图上切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 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特殊详细的准则。一个人评价同伴不会评价其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等。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不会使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在哪个特

定领域里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一个得到赞许的行为总是跟该行为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人 “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情义”或者在“仁的世界”行动时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方式。甚至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要求采取不同的行动。例如对主君的“情义”，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又如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国民对敌人作战直至最后一兵一卒；天皇广播宣布投降之后，“忠”所要求的行为就发生了变化，日本人马上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绝不会感到心理苦痛。在日本人的生活里，矛盾已深深扎根在他们的人生观之中。对西方人来讲，特别应该重视的是，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世界”和“世界”，“行动方针”和“行动方针”，相互之间应该协调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箴言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认为那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日本人完全不认为自己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道德伦理戒律。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从宇宙的高度，也能恰当地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打磨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跟刀锈一样，所以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悄悄发光，只需加以研磨，就能使之重新生辉。

日本人这种奇特的人生观，令西方人很难看懂日本的民间神话、小说和戏剧。日本人的小说评论也总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来论述：主人公的失败是因为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难以忠孝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遵行正义或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具有约束力的几种义务之间的矛盾，都是“善”的。对它们的选择就像面对多如牛毛的债务，必须选择先偿还一部分。同时，还清一笔债务，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其他债务。

日本人对剧中人的这些看法，和西方人是根本对立的。我们认为剧中人之所以是好人，是因为他选择了善，并且与恶进行斗争。“有德者胜”，结局应该圆满，好人要有好报。日本人则酷爱这样的主角：他既拖欠社会恩情，又不能有悖于名分，无法调和，只好一死了之。这样的故事在许多其他文化中是在教唆人们屈从于残酷的命运，在日本却反而成为启迪主动精神和宣扬坚忍意志的题材———主人公在竭力完成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了其他义务，最后又和他所忽视的“世界”进行清算。

如果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这种简单随便的行为准则，即使所受影响不深，也无法想像他们还能再回到那种规矩繁琐的生活状态中去。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桎梏”，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栽小树。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时，是一件为庭园增添雅趣的艺术品；但一旦移植到了土地上，就不再会是盆栽了。他们已感到再不能成为日本庭园的点缀，再不能适应曾经往昔的要求。他们最为剧烈地经历了日本道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