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波茨坦公告》说：“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盟国达成其战争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或误导日本国民再度兴起征服世界的欲望”。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联合指令，作出了重大决定，并且获得了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

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管理跟盟军对德、意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区别。它纯粹是一个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的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的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县市的居民。它的任务是规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不可能实施某项指令，可以提出辞职。如果他的建议正确，也可以修改指令。

这一政策在华盛顿被拟订之时，很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可能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一个怒目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将会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这些担忧并未成为事实。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于有关战败民族、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政策。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是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排除屈辱的象征，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策，他们能够如此接受，在于他们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严如其分，恰好足以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政治模式，树立起新的目标。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该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

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这就需要对德国制定某种媾和条件。明智的媾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情，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情，而是避免沦为牺牲者。德国的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如同其他占据高位的人一样，按德国人的说法，是“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个儿子都在青年时代反对权威的父亲，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然而他们成人后，最终还是跟父母一样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权威主义。几乎所有西方的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很难见到。日本孩子跟父亲有某种真正的亲情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亲只要稍许改变一下声调，孩子就会按父亲的愿望行事。但父亲也绝不是幼儿的严师，青年时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相反，孩子进入青年时期就在世人的判断面前成为为家庭责任的殉道者。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学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的对象，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儿童在早期跟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位居等级制度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自身并不掌握着专断权力。在等级制中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也并不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着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纵。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的一位领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最准确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

日本社会是一个三角，它被大头针固定住了一角。

换句话说，在桌面上的三角形，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头针则是几乎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十分隐蔽的轴在摆动。专制权力力求不浮上表面，一切行动都在表达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这个象征性地位经常不行使实权。日本人一旦发现被揭掉假面具的权力之源，就会认为它是剥削，是跟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正如同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因为日本人是这样观察他们的社会的，所以他们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却不会成为革命者。他们并不打算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可以像明治时代那样实现最彻底的变革，却根本不去批判制度本身。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之为“复古”。西方的著述家，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了战争期间日本地下势力并指望他们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领导权，还有的预言激进政策将在战后的选举中获胜———他们都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形势。保守派的首相币原男爵1945年 10月组阁时发表的下述演讲最准确地表达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体国民意愿的民主主义形态……我国自古以来，天皇就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国民的意志。这就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所讲的民主政治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精神的真正体现。

对民主作如此解释，在美国人看来，简直岂有此理。但是，在这种复古解说的基础上，日本无疑将比立足于西方意识形态更容易于扩大国民的自由范围，增进国民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