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的危机大部可以归诸于时代的剧变，家庭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分崩离析。没有灵魂的冷冰冰的机器代替了人类的感情，所有传统都被抵押上了历史的拍卖台，这一切都导致了现存制度的全面崩溃。在这诸多原因的背后，还隐匿着另一更为根本的冲突，这一冲突发生在两种人之间。一种人认为，现实充其量不过是我们现存的并喻文化的强化而已，在这一文化中，作为人们标准行为楷模的是同伴而不是双亲；但另一种人则明确申明：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人类文化革命的又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

那些说长论短的批评家们，尽管观点各异，但大多数仍然将未来看成是过去的延伸。他们认为，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不会比成吉思汗的铁蹄对欧亚大陆的蹂躏可怕到哪里。举凡谈及人类目今的危机，道德学家们总将原因推诿于以往的宗教制度的衰败，而历史学家们则指出，人类文明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帝国的崩溃中获得永存。

与此相似，批评家们将整个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秉持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年轻人对现在和过去的全盘否定仅仅看成是青春期反抗的一种极端形式。如此，马克斯·勒纳能够说：“每个年轻人都必须经历两个危机时期：其一发生在他与某一行为楷模——双亲、兄长、教师——取得认同之时，其二发生在他与这一楷摸脱离，反叛这先前的偶像，重新估价自我之时。”这一看法和戴维·李斯曼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李斯曼在对自主性人的描述中认为，这种人是并没有和过去完全割裂的现实的产儿。

理论家们在解释代沟时总是强调过去和现在的平行，但却往往忽略了自工业革命发端以来一系列变革的必然性。尽管自当代科技革命蓬勃发展以来，这一变革尤为显著，但人们却将其错误地等同于古代的某一文明从另一文明中吸收了农业、印刷、航海技术和劳工、法律等组织形式以后所产生的变化。

当然，人们可以根据缓慢或急剧的变化去讨论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而不必涉及这一变化过程的本质。例如，当农民或手工业者的子女首次进入工厂之际，即拉开了一场无以逆转的变革的序幕。但是，由于这种变化跨越了数代人的经验，所以他们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调适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所经历的变化并不比古代那些被侵略者们征服并入罗马帝国的民族所经历的变化更为剧烈。所以，当我们热切地关注代际关系和传递文化的行为方式的类型时，完全可以将栖居陆地的人民学习捕鱼技术的古代情形同来自海地的移民子女学习电子计算机的现代情形进行比较。

但是，只有当我们详尽说明变化过程的本质时，才能将以往的变化和目今的变化之间的区别拱托而出。我确信，最为紧迫的问题是阐明当代世界的变化本质，包括变化的速度和变化的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变化和今天仍在生生不息地进行着的变化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能够与之比拟、而在我们目今的生活中又十分醒目的特征是世界范围内的代沟的产生。中国、英国、巴基斯坦、日本、美国、新几内亚，无论哪一国家所发生的特殊事件都无法充分地解释由世界各地的当代青年们所酿就的动荡。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由于科技落后而产生的种种困难，革命和对革命行动的镇压，原有的古老信仰的消失和对新的信仰的执著迷恋，凡此种种，都只能部分地解释不同国家中年轻人的独特的反抗行为。总之，变化的速度在工业极端落后和极端发达的国家要比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更加显著，也更易为人所察觉。但是，如果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年轻一代的反抗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一切都不过是当代社会的旁枝末节，因为年轻一代的反抗从其范围来说是全球性的。

将注意力局限于特殊的事件之上，只会阻碍我们对根本原则的理解。与此相反，我们应该从每一个国家外在的、民族性的、即刻暂存的现象中摒弃那些偶然的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对自由共产主义的渴慕，美国对“种族”平等的追求，日本对摆脱美国军事影响的向往，古巴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对北爱尔兰和罗得西亚极端保守派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特殊的事件。但是，对于所有这些事件来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年轻人的积极行动。

在种种迅速变迁的条件下，用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去描述前喻模式和各种并喻模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转机。我深信，伴随着我们对古老文化的研究而获得的深刻认识，我们对这些文化模式的描述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当代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究竟是哪些新的因素导致了整个世界的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叛？

所有这一切首先归诸子世界性社区的出现。整个人类第一次共同生活在一个能够相互沟通信息、交换反应的社会之中，分享着知识和忧虑。今天，我们无法肯定在历史上有哪一时期曾存在过由许多小型社会所组成的单一社区，那里的社会成员们彼此熟识，通过对各个小型社会之间存在着哪些区别的了解加强着各个亚群体的同类意识。据我所知，在考古学所能探知的历史长河中，尚未存在过这样一种单一的、相互交往的社会。那些较大的互动的人类群体对于一个更大的尚不可知的人类整体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一个强大的帝国将自己的版图扩展到新的地区，而他们却不了解那里人民的语言、习俗、乃至音容笑貌。在古代那十分有限的世界中，人们的观念往往都是些虚假的或神话般的信仰。人类能够设想上帝的父性，认为人人皆为兄弟，生物学家们也能够因人类的一元发生和多元发生问题争执不休；但是，关于什么是人类的共性问题，却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证和争辩的棘手问题。

近25年来发生的种种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上述状况。人类所进行的完备而详致的探查已经足以证实，在这个星球之上，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别无其他类似人类的生物存在。高速的空中旅行能够将我们带往世界各地，而人类的环球电视通讯卫星能够将地球某处发生的事情迅速、同时地向世界各地传播。诸如领袖人物遭受暗杀、人类将旗帜插上月球等事件能够顷刻间使人人知晓，从而使艺术家和政治家们丧失了对事件真象加以歪曲和删改的可能。今日世界是一统一的社会共同体，尽管它至今仍然缺乏能够从政治上加以统一管理的组织形式和法律条文。

19世纪的工业革命更替了原始粗鄙的能源形式。20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农业生产飞速发展，但却严重地威胁着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使许多生物濒临灭绝。通过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科学使人类智力的重新集约成为可能，从而使我们能够开发太阳系，并开辟了一条人工模拟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中工作的人们，完全能够超越早期的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智力成就。

发展粮食资源的革命是全球性的。时至今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由于医药科学的进步使人口迅速增长，从而使不断增长的粮食产量只够勉强暂渡饥荒。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使人口的增长获得一种新的平衡，整个人类就都能首次获得充分的营养。通过降低人口增长的压力而进行的医学革命已经开始。紧接着，将能够使妇女从终生生育的境遇之中解脱出来，这一切将彻底改变妇女的生活道路，并且也将重新描绘哺育子女的新的前景。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发生在一代人的短暂的一生之中，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仅仅在昨天，一位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还只能通过天上看见的飞机和经过几度易手才交换到他手上的刀片接触现代文明；可是今天，即使他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小村子里，也能够接触半导体收音机。直到昨天为止，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忖民们还过着与自己国家的都市文明完全隔绝的生活；可是今天，却能够凭借收音机和电视机将世界各地都市的喧嚣和景观搬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人们，同时跨入了目前的时代。整个世界的人们似乎都正在迁往相同的移民社区，每个社区门口都插着醒目的标记：“公民们，你现在正在从1号门（或23号门，或2003号门，或其它门）进入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不论他们是谁，不论他们将从哪里步入新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和移民一般——有的象战后的难民，有的象沉船的幸存者，摩肩接踵地涌入这新的世界。

他们就象开拓新大陆的先驱们一样，缺乏应付新的生活坏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后来者以捷足先登的伙伴们为行为楷模。但是，在第一批新来乍到者中，那些年富力强的成年人却凭着自己顽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成为人们仿效的楷模。不过，他们的过去，那造就了他们全部理解力——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观念——的文化，却未必能使他们成为通往现代生活的桥梁。而那些新来乍到者中的长辈，受着传统的死死纠缠，同样无法为将来提供新的楷模。

今天，二次大战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在新的世界中，他们正同种种陌生的生活环境进行着艰苦的抗争。象所有移民和先驱者一样，这些时间上的移民都是旧有文化的承受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代表着今日世界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所有这些人，不论他是练达的法国学者，还是新几内亚偏僻部落的生民，不论他是海地世守故土的农民，还是原子物理学家，他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

不论他们是谁，在这些移民成长的时代，天空尚未留下过人造卫星的轨迹，他们对过去的理解凭借的只是前人所作的不甚完善的描述。不论他们是否完全依赖口头记忆、艺术、戏剧，甚或也已拥有印刷、摄影、电影等手段，他们所能得知的一切都已经过了这些信息载体的加工和改造。他们对当前事物的理解也完全受制于自己的感官，受制于他人对自己的感官经验和记忆所作的并不完善的描述。他们把未来理解成这样一种过程：所有表面的变化都将为深层的不变所消蚀。进入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的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仿效着欧洲人的文化模式，期待着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欧洲人的未来。工业家和军事战略家们尚在设想着什么是电子计算机，无暇顾及它的构造和应用价值，他们仅仅把它看成是那些能够增强人类技能的无数发明中的又一项发明而已。在他们看来，电子计算机展拓了人类大显身手的空间，但却不能改变人类的未来。

由20世纪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作家们所撰写的科幻小说，将种种不确切的事物呈现在那些老成练达的人面前，但是，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这些科幻小说比对诸如伊卡洛斯和代达罗斯这样的希腊神话更加缺乏兴趣。在这些希腊神话中不仅描写了人和神，甚至也描写了空中的飞行物。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宁可和自己同时代的其他成员一样缺乏预见能力，也不愿分享当代科幻作家们的神奇梦想。

当二次大战末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整个人类将从此进入新的时代。当时，大多数25岁以上的人尽管能够从心智上理解，但却无法从感情上接受以往的战争和未来的战争之间的区别——以往的战争无论多么可怕，人类毕竟仍然能够得以生存，但未来的战争却足以毁灭整个人类。人们仍然把一场使用杀伤力更强的武器的战争仅仅视为一场更为残酷的战争，他们依旧没有理解科学武器灭绝人性的含义。即使当科学家们结成社团之时，他们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防止那类使他们感到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的特殊战争发生——比如美国在越南进行的化学武器战争，而不是为了彻底地消灭所有战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当我们迈入现时代之时，尚没有人能够了解过去、解释现在、洞悉未来。我们所有在二次大战以前成长起来的人都是时间上的先驱者和移民，我们将自己所熟识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所熟识的一切大相径庭的新时代中。但是，过去，那存在于我们孩提时代和年轻时代的世界中的一切，却仍然死死纠缠着我们的灵魂。在电子革命之前出生和长大的人，大多数都不能理解这场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仍然控制着权力，掌握和组织我们所了解的那类社会，保持旧有秩序所必需的资源和技能。我们操纵着教育制度、学徒制度和年轻人的人生阶梯，他们只能一步步地向上爬。那些发达国家的长辈控制着年轻人的成长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种种资源，然而，开弓已无回头箭。我们注定了要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我们在仓促间凭着现有的知识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用已为人们了解的新型材料，但仍然按照古老的式样，在新世界中建造临时的栖身之所。

但是，在整个世界之中，年轻一代的反抗却风起云涌。他们象是在一个新的国家中出生的第一代无拘无束的新人，正奋力地挣脱控制他们的所有羁绊。他们了解这个时代，熟悉太空邀游的人造卫星。他们从未听说战争能够不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知道如何使用电子计算机，但却没有天真地将其拟人化；他们懂得计算机完全受着人的控制。在事实面前，他们会立即敏悟：空气、水源和土地的持续污染意味着地球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地球将无法供养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他们能够理解观念的控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和那些落后国家的人民一样，他们认识到那些令人痛恶的种族和阶级差异是和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他们主张这个世界完全需要某种形式的新的秩序。

生长在这个各种事物均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年轻一代不再片面地接受书本上传喻的知识，在他们看来，杀死一个敌人和谋害一位邻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他们的头脑中无法调和这样一对矛盾：人们一方面竭尽全力拯救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却用燃烧弹杀戮他人的孩子。和平和战争、朋友和敌人、“我群”和“他群”（同盟者和敌对者）之间的区别，都已丧失了其原有的含义。他们懂得单靠一个民族的力量是无法拯救他们的后代的；每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儿童的成长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其说年轻人“知道这些事”，不如说“他们感觉如此”。正如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诞生的第一代人一样，他们对父母所谈论的过去大都一知半解。恰如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的后代无法理解使他们的父辈至今谈起仍然泪水潸潸的往事，今天的年轻一代也无法分享父母们对那些令人怀旧的事物所产生的种种体验。但是，这并不就是造成年轻一代和他们的长辈们隔阂的全部原因。他们同时还目睹了长辈在新世界中吃力地摸索，处世笨拙，往往无法肚任新的环境赋予他们的历史重任。他们对父辈远渡重洋的求生之路所知甚少，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树木适合做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土地该用什么样的锄头。但是，他们却觉得父辈的方法并不合适，他们的操作笨拙，收获也极不稳定。年轻的一代尽管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但他们感到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爱农·迪克森，德克萨斯州一位15岁的孩子写的一篇短文表达了年轻人的所思所虑：

我们这一代的心灵充满了骚乱与不安，我们企

图为我们自己，为这个世界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

我们看见由于战争、贫困、歧视，由于人与人

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缺乏真诚与了解，整个世界

动荡不安，喧嚣不息。

驻足于这纷纷扬扬的世界面前，我们凝目沉

思：一定会有更为理想的生存之路，我们理应苦苦

地寻觅。

我们目睹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人们象输光的赌

徒一样激烈地竞争，力图将后来者置于死地。这一

切的一切，不断激化着国际间的矛盾与冲突，酿就

了国内的动乱与不安。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被人象

机器一样地操纵着，被迫学习一整套既定的行为规

范，力争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将来能象父母

那样地生活。但是，为什么得这样呢？如果我们只

是父母一辈的简单的复制品，那么情境将会更糟。

可是，我们该怎样加以改变呢？我们需要对人施以

赤诚的爱，需要彼此间的信任与理解，需要思索自

己、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但是，仅凭这一切仍是

远远不够的。我必须再进一步思考我们还需要些什

么，而我所应该做的至今也尚未充分付之于行。因

为当我跃跃欲试之时，长辈和那些不肯聆听、或冷

眼旁观的人总是投之以鄙夷的目光。计算机取代了

人的头脑，电子学无所不能，只是世间的混乱仍然

有加无减。

我承认，我们应该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但是，

我们首先应该审视一下是谁在制定规则。

有时，我徘徊在铺满金色沙砾的海滩上，聆听

着海涛的喧嚣和海鸟的啼鸣，我听见它们总是在呼

唤、在叫喊；有时，我隐约窥见一条迷茫之路，但

路上的每一个人都迈着刻板的步子，他们唯恐一旦

停下会踩碎脚下的贝壳。

答案就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必须找到。

正如迪克森所说，年轻的一代意识到一定存在着更为理想的生存之路，他们必须找到它。

今天，无论年轻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多么的遥远和简单；整个世界却没有哪一处的长辈知道晚辈所知道的一切。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借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渐积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不仅父辈已不再是人生的向导，而且根本不再存在向导，无论是在自已的祖国还是在整个世界，人们都无法找到指引人生的导师。没有任何一位长者能够知晓这20年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何了解。

长辈是不可思议的孤立的一代，这一事实造成了老一代和新一辈的隔阂。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曾经目睹能源形式的变化、通讯手段的更替、人性定义的反复，能够敏悟宇宙开发的限制，有限世界的确定性，以及生与死的不可背逆；没有任何一代能够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今天的长辈比以往任何一代经历的变化郋多得多，并因此而竭力地限制、反对年轻的一代，和年轻一代格格不入；而年轻人则凭着自己天生的禀赋和青春优势，激烈地反对长辈的过去。

早期的美国人总是告诫自己，不要沉溺于缅怀往昔的白日梦中，而应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与此相同，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少些幻想，多些行动。今天的长辈也应该这样，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早已失去传喻的价值；纵然面临被否定的苦痛，他们也应该告诫子女：不要发问，一切就是如此，因为长辈也同样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代将能经历我们已经经历的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后代，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先辈一样。

那导致整个社会产生了如此迅猛变革的情境，在人类能够预见的未来，将不会再度以如此剧烈的方式出现。一旦我们有一夭发现，这个地球除了人类以外，其他任何生灵都已无法生存，那么，每一个人都将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我们一旦以削瘦的肩担负起整个世界生存的重任，就将无法摆脱这种沉重的责任感。年轻人将会满怀希望地引导自己的子女适应各种变化。但是，长辈的前途却难以如此乐观。正是因为代沟现象是这样的独特（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景观），长辈不仅和其后来的年轻一代格格不入，而且也和先前的每一代人迥然不同。

这种距离感，这种和其它各代成员缺乏生活交往的感觉，有时会以十分怪诞的方式体现出来。1968年，一群会聚于乌普萨拉的美国牧师同一些在瑞典避难的年轻的美国拒服兵役者进行了交谈。此后，在调查报告中他们深有感触地写到：“我们真不敢相信这些人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无法相信这些年轻人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他们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事实就是如此。竟然有人会逃离美国——这块被以往的欧洲受难者视为天堂的土地，确实使人难以置信。这些美国收师们简直想说，只有借助一种类似血型鉴定的过程，才能证实这些美国青年的精神血统。

在大多数有关代沟的讨论中，人们总是强调年轻一代的异化，与此同时完全忽略了他们长辈的异化。评论家们忘了，真正的交流是一种对话，而今天参与对话的双方却缺少共同的语言。

我们知道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长大的、操不同语言的人彼此沟通是十分困难的。比如，一位中国人和一位美国人进行交流。不仅他们的语言各异，而且他们的经历也截然不同，这一切都将阻碍人们彼此间的理解。但是，如果交流者愿意学习对方的语言、探究两种文化的基本前提，那么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交流的途径。这能够办到，但人们往往没有去做。

当交谈者分别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但却说同一种语言时——诸如说英语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说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交流将更加困难、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只有当交谈的双方都意识到，他们说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中“同样的”词意义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可能大相径庭）时，真正的交流才能实现。除非他们愿意聆听、发问，他们才能够开始交谈，开始推心置腹地畅谈。

这也同样是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难题。一旦这深不可傎、史无前例的世界性代沟成为确凿的事实，在新、老两辈人之间仍然可能再度实现心灵的沟通。但是，如果成年人中有谁认为，象那些年长的教师和自己的父辈那样，他能够反躬自省，用自己的年轻时代去推测、理解他们眼前的年轻人，那他将是可怜的落伍者。

但是，大多数长辈却仍在这样做着。父亲送儿子去学校接受新的思想，老一辈科学家送他们的学生到他人的实验室去研究新的课题，……他们将教育青年人的权利授予他人，丝毫未能改变事情的本质。这不过意味着父母和教师仍然继续求助并喻学习的基本机制。在并喻文化中，父母放弃了教诲自己子女的权力，希望他们去向其他成人和知识较多的同龄伙伴学习。即使在我们期待着能够有所发现和创新的科学领域，学生们也在学习陈旧的范例，年富力强的青年科学家们在接受旧有知识的同时，力图填补空白。在科学发现加速增长的今天，老一代很快被淘汰了，接替他们的是年龄稍轻的同事，但是，他们仍然握有实权。

从最为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现在一如过去，长辈仍然处于权力控制的中心。部分归咎于他们仍然具有支配的权力，他们还未认识到，和年轻人开始一场新的对话的条件尚不成熟。

有这样一些人，作为教师，他们十分喜欢早先的那些学生，令人可笑的是，现在恰恰正是这些人感到代沟是不可逾越的，他们觉得他们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遭受了那些不肯按步就班的学生的愚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信仰危机的境地，人们不仅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而且也失去了对政治和科学的信仰。人们感到，正是它们剥夺了人类的安全感。我想，如若追溯这一信仰危机的缘由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已不存在比年轻一代本身更能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长者。 C·H．华汀顿曾经假设，人类的进化和选择能力部分地源于小孩子从长辈那里获得允许去评判是与非的能力。而小孩子接受是与非的划分标准，完全是他对双亲身份过于依赖的结果。对于承认孩子们来说，父母总是那样的可信、可畏、可爱，他们操持着孩子们的整个生活。但是，今天的长辈却无法再向年轻一代提供确定无疑的道德规范。

是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父辈仍然依靠着一整套前喻文化的价值规范生活。孩子们能够从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父母身上获悉，世界存在着毋庸置疑的绝对规范。人们总是希望那些绝对的价值规范能够、而且应当重新建立，伴随着这一期望，孩子向父母获取绝对规范的学习就能够一直延续到日后的经历中去。在不久以前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排外主义倾向和宗教、政治运动最为鼎盛；但在那种希望有秩序的变革最好能够不超越一整套高度抽象的固定价值的文化中，却很少会酿就这类运动。

西方老牌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文化假设中吸收了不经革命的变革观念，即通过发展新的社会技能去解决由经济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倾向于把过时的东西视之为一种遗存，对其喜好抑或厌恶当视具体的情况而定。英国那些负责将文件送往法国的信使，在信件已经能够通过邮局寄送以后，还继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英国，那里的议会政府取代皇室作为权力的象征之后，威严的皇室仍然和议会政府并存于世。在瑞典社会中，有关性行为的最现代的法律条文也和正统教会最僵死的绝对道德戒律并行不悖。

与此相似，在美国，既有人坚定地信奉方兴未艾的变革（人们把这种变革解释为一种进步），也有人继续求助于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既有将关于正确与否的独断论作为基本信仰的宗教派别和政治团体，也有从来就是人类社会、政治和智力发展远景的乌托邦社区。虽然我们竭力地鼓吹人人生来平等，但种族歧视现象却依旧随处可见。

今天，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变革都迅猛异常，显得突如其来，而且往往十分剧烈。那些把变革想象为一种井然有序的过程的人们，未免过于幼稚。那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大动荡，往往如火山之潜流，顷刻间升腾爆发，既可能采取革命和反革命相对立的形式（就象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那样），也可能完全倒行逆施，借一种新的形式复辟古代的专制制度——异端邪说者将遭受残酷的迫害、非人的待遇、甚至被活活烧死。今天，那些将自己视为时代前行的光明之炬的年轻一代，以十分复杂的方式反映着人们对传统的专制主义和反专制主义的态度。尽管他们欲图仿效那些能够彻底违背自己所信奉的宽容和相对的宗教价值观去对待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信条的佛教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有时却和不允许有任何异念的专制制度对待异教徒和怀疑者的态度相差无几。

为什么我必须睡觉？为什么我必须吃蔬菜？为什么我不能吮吸手指？为什么我必须去念书？对孩子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的父母至今仍然加以简单的训导：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上帝说应该这么做，或者，因为我说应该这么做。这些做父母的时刻准备为在现在的文化中重建前喻文化的基础开辟道路。但是，前喻文化的基本内容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僵死、更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当今之世使人摄魂忘疲、血沸神销的不再是传统的观念，各种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观念都盛行于世，前喻文化注定要和这个世界发生龃龉。

但是，大多数父母由于对眼前的一切一无所知，从而也不再信奉那些陈旧的教条。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这些和他们当年完全不同的孩子，而大多数孩子也不屑再向父母和长辈学习，更不愿今后象他们一样生活。过去，那些在美国生活的移民的子女，恳请父母在公众场合不要说自己的本国语言，也不要穿令人好奇的本民族服装，以免使他们当众感到羞辱，既不能否认自己的父母，但同时又不能简单、顺从地接受父母的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这样，他们便学会了寻找新的教师作为人生的向导，学会了以那些适应性强的同龄伙伴作为自己行为的楷模，天长日久以后，他们便从那只有父母能够忍受的群体中悄悄地消失了。

今天，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很快发现，以往那种解决方法不再可行。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隔阂，同样存在于他们的朋友与朋友的父母之间、他们的朋友与自己的老师之间。而这类问题在父辈要求他们认真去读的经典书籍或色彩鲜艳、装璜漂亮的新教科书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有些人开始面向国外寻找人生的楷模。他们被生在阿尔及利亚但却深受法国文化熏陶的哲学家加缪所表达的内心冲突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试图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的词句中或存在主义的作品中，确立人生的目标。他们狂热地崇拜其他国家的青年革命团体的领袖。白人学生和黑人分离主义者结为联盟。而黑人学生则致力于通过改变现状重写他们以往受屈辱的历史。

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领悟，若要解决那些影响整个世界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采取统一的行动。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某种途径使一切从头开始。年轻的一代抛弃了那种井然有序的发展变化的观点，他们无法从长辈那里原封不动地接受过去，他们只能否定长辈现在正在做的一切，在年轻人的眼中，过去是一个惨痛的、无理智的失败，而未来除了地球的毁灭别无他路。有鉴于此，他们准备通过一种社会推土机式的行动，为新生事物开辟前行的道路——即象推土机那样，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清除大地上的树木和废墟，为建设新的社会创造条件。他们认为老一代不能理解为了有计划地改造社会而出现的反叛之举，因而不能够从根本上理解当代社会。他们对长辈的看法以及对现实所抱有的强烈的危机感（事实上，那些富于洞察和预见能力的长辈要比年轻人更能准确地把握这种感受），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然而，那些没有权力的人，除了反对当枚者，别无其他获取权力的途径。究其结果，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正是男子，能够投票废除上院的只有上院，决定18岁以下的人能否有选举权的是18岁以上的人。与此相似，能够限制国家主权的归根结底还是国家自身。那没有人惨遭杀害或被迫流亡的卓有成效的进化式变革，有赖于当权者和那些渴慕权力的被剥夺者之间的泛合作。变革的观念能够来自于其他方面，但富有成效的行动却必须发端于那些现在被认为业已落伍。将来势必会遭淘汰的特权阶级。

在那些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中，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点。他们希望父母或那些代表父母立场的人（学院院长、大学校长和专栏作家）能够站在他们一边，赞同他们的观点，或者至少给予他们以诚挚的祝福。他们的要求中包含着这样的期望，在他们反对学校当局时，校长能够亲自出面和他们谈谈，并加以适当的引导。当然，并不抱有这种期望的人也绝不少见。

这里，我所谈的主要是那些思想温和的年轻人，他们主张置身于整个社会制度之外，或者主张干脆撇开这现有的制度。一切重新开始。但是，有关过去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徒劳无益的看法却是十分普遍的。那些思想激进的年轻人的反抗，采取了诸如罢课、拒绝合作、反对走合法的政治道路等一系列行动。这类消极反抗或许是最为顽强的。那种由隐匿在活跃的同伴背后的学生们组织的周期性聚会表明，消极的抵抗有时反倒最易一触即发，酿成无法想象的动乱。

年轻人的消极反抗也可能表现为出于私利而顺从那些他们本来视为多余的规则，或者干脆表现为盲目地顺从这些规则。采取这类立场的人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那种人们沿袭了无数代、但现在已不再适用的教学方法，只能够教育学生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对待一切社会制度。

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无比他们是神圣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冷漠的愤世嫉俗派，每一个年轻人都不能不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一位成人能够告诉他们，下一步该如何走。

简言之，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现状。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着这样两代人：新世界的开拓者和这些开拓者的后代。尽管他们对共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持的看法全然不同，但他们却必须继续寻找相互间进行沟通的甬道。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一切就是如此。我想，能够意识到这点，本身就是对未来作出回答的美好开端。

我相信，我们将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这一文化相异于并喻文化，正如并喻文化经过有序的或无序的变化异于前喻文化一样。我将这种新型的文化称之为“后喻文化”，因为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前喻文化中，人们通过白发苍苍的长辈所具有的个人尊严和历史连续感来体现过去和未来。但是，今天人们却希望那些尚在母腹中不安地躁动着的孩子（尽管人们对他的性别、相貌和能力还一无所知）能够成为未来生活的象征。不论这个孩子是盖世的天才、或是严重的残疾人，他都需要想象力丰富、创新精神强，同时又勇于献身的成人来哺育，而这一切是我们今天所无法给予的。

关于这位尚未降世儿童的情况，我们的了解还微乎其微。我们可以借助精密的仪器弥补感官的不足，获知孩子是活着的，他的心脏正在有节律地跳动着。另外一些更为精密的仪器能够告诉我们孩子的生长状况如何。我们能够预知正确的产期，我们也知道，如果产妇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营养和照料，母亲和新生的孩子都有丧失生命的可能；如果母亲身心染疾或魂归黄泉，孩子的生命之花也将随之凋谢。但是，有关这孩子的其他情况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没有人能够进一步得知，这孩子将会成为什么样——比如，他的四肢是否灵活，他的双眼喜欢看什么，他的发育速度快不快，他是时刻警醒着准备去应付这稍纵即逝的世界，还是当人们都疲倦以后才神情亢奋呢？同样没有人能够得知他的思维将会怎样——他是否善于利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动觉来了解这个世界？但是，能够了解我们所不知道的和所不能预测的事物，我们就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使那些前途未卜的孩子能够安全地成长，更好地发现自己，发现未来的世界。

在发生难产的时候，设备精良的环境中应该有高超的护理手段，通过麻醉、输入氧气和血液挽救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对于那些神情忧郁或受了惊吓的母亲应该给予特殊的扶持性护理。对于那些不能通过母乳哺育的孩子，可以借助代乳品喂养。对于那些夜间啼哭、无法入睡的孩子，应该让房里透进一丝温柔的光线。而对于那些对声音过分敏感的孩子，则应该想方设法消除声音。

当孩子开始接触人群时，大人应该抱着、搀扶着或用摇篮车推着他。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一定会有许多色调不同、饱和度不同、明暗度不同的颜色供他自由地选择，他开始学着分辨各种不同的物体，跟着悠扬的旋律翩翩起舞。当他们开始形成有关这个世界的幻想时，他们应该借助前人的经验，应该有能够为他们所想象的世界造形的蜡笔、颜料和泥土。

即使我们这里所例举的孩子们的需要是如此的简单，但是，我们都会明白，为了获得孩子们的喜爱、依靠和信赖，做父母的凭空增添了多少烦恼。人们也都知道，孩子对成人的依赖缺乏主动灵活性，但成人给予的照料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没有父母的照料，孩子很快就会夭折。没有父母的照料，孩子也永远学不会说话。没有相信他人的经历，孩子将无法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社会成员，他既不会爱别人，也不会照顾别人。孩子在最初的生活中完全是依赖他人的，依赖成人的影响、照顾、告诉他生活的经验，一代一代绵延传递了数千年之久的人类文化，正奠基于这种后代对于前代的依赖之上。正如朱利安·赫胥黎和c·H·华汀顿的雄辩所证实的那样，从这种依赖之中产生了人类的道德心，道德井非外在于人类的本性，相反，它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所在。

文化的连续性和人类对每一创新的吸收都有赖于前喻文化体系的成效，通过前喻文化的方式，人们告诫年轻人去模仿、复演他们祖辈的生活。此后，随着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生活，随着他们四处迁徙，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换、贸易，形态殊异的前喻文化相互间的比较和对照，为人们进行变革、发展并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并喻文化中，在某种承诺中成长起来的人，可以在不失其绝对的承诺的前提下，使自己适应其他形式的承诺。

再往后，随着变革的观念被当成一种前喻成份为许多文化所吸收，年轻人从他们长辈那里也可能领悟，他们应该超过长辈——取得更多的成就，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这种超越仍然停留于长辈所能想象的范围之内：父亲可能会希望儿子去横渡他从未漂泊过的海洋，只受过小学教育的父亲可能会希望儿子去学习原子物理学，驾驶他只是在大地上翘首仰望过的飞机。于是，农夫的儿子成了学者，穷人的儿子横渡了他父亲一上中连见都没见过的海洋，教书匠的儿子成了卓越的科学家。

基于对长辈的依赖以及因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而产生的挚爱和信赖，在一种文化中长大的个人得以进入另一文化，这种改变无需摧毁个人以往的学习。第一代移民和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很少能够不遭受新的环境的挑战。凭着他们以往的经验往往能够暂渡难关。但是，除非他们的吸收完全凭借的是一种新型的前喻方式，否则他们将无法向孩子们传喻他们通过自己的早期训练所获得的一切，尤其是那种向其他人学习父母们所不能给予的知识的能力。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学识渊博的人能够向父母们允诺；他能够教育那些他们已无法管教的孩子，这使得父母们惶惶不安、沮丧万分。父母们仍然确信应该会有答案。他们扪心自问：我们该怎么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正确的呢？于是，有的父母想通过劝导孩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们非常含糊地反问：你应该自己想想该怎么做。还有一些父母则问道：别人在做什么呢？但是，并喻文化的方法对父母们来说正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感到如果自己的孩子盲目地仿效“他人”——孩子们的同龄伙伴的生活方式是十分危险的，他们发现自己对于孩子该如何自我解决问题也不甚了解。

长辈仍然确信，存在着一种既安全、又为社会赞许、但他们却未经历过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正是这些人，当他们一旦发现孩子们没有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方式行事时，便暴跳如雷、悲痛欲绝。父母、托管人、法律监护者、专栏作家、评论家都将他们对下一代的希望寄托于学校、学院和大学，因此，他们对这些地方发生的各种事端的指责总是显得义愤填膺。

今天，伴随着我们对文化发展和传递的循环过程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发现，人的最为显著的人性特征并不是其它许多生灵也都具有的学习能力，而是教育他人和贮存通过学习而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知识的能力。学习、源于人类的依赖性，这是件相对简单的事。但是，人类创设博大而便于学习的教育制度的能力，了解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以及管理社会、建立理想世界的能力，却是非常复杂的。过去，为了文化传递的继续和吸收新的知识，人类依赖着这周而复始的循环教育制度的最为简单的部分——儿童的依赖性学习。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对这一过程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培养、弘扬这一制度中最具可塑性、最为复杂的部分——成人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必须教会自己如何改变成人的行为，以使我们能够放弃前喻文化的养育方式，保留其中可资借鉴的并喻文化成份，发现那种能够通往未来世界的教育和学习的后喻之路。我们必须为成年人创设新的行为楷模，使他们能够告诫自己的孩子，怎样去学，而不是学些什么；告诫孩子承诺的价值。而不是应该对什么做出承诺。

前喻文化重视长辈，因为他们知道的最多，并且对许多事情完全能够胜任。但是，这一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一个只能不断地复演过去的封闭系统。现在，我们必须着手创设开放性的系统，这种系统着眼于未来，并因而着眼于晚辈，他们的能力至今尚鲜为人知，但他们的选择却必须公布于世。

如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将永远不会再度踏上那引导我们迈入现代的文明路径。过去是一条我们已经沿着它到达今天的道路。人类文化的古老形式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明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工具。人们在不同的十字路口告别过去，整个人类现在都正在向新的世界性社区迈进。我们不必弃绝任何一条从过去走向今天的道路，也不应该忘却任何一种先前的生活方式，那纷繁多样、形态殊异的过去，我们自己和其他人，都应该被看成是创造新时代的先驱。

值得注意的是，想象和接受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即使对科幻小说家们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孩提时代的结束》一书的结尾处，作者克拉克意味深长地写道：“日月星辰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

太空歌剧描写了最后一艘破损的太空船返回太阳系中地球的“出发地”的情景。在《米德威奇的布谷鸟》中，约翰.温德姆杀死了一位来自外星球、由地球上的女人哺育的感觉灵敏的金瞳儿童。而电影《公元2001年，来自太空的奥德赛》也是以失败为结尾的。如此种种都说明人们并不希望孩子们过多地挚信于未来；这一情景同时昭示，成人的想象和他们孤独的行动仍然受着过去的多重羁绊。

我相信，要消除人类过分沉溺子过去的痼疾，只能依靠发展一种和那些代表着未来的年轻一代进行沟通的新的途径，他们是在新世界中成长的一代。也就是说，依赖那些至今为止仍然未能掌握权力、但我们却无法充分估量其能力的年轻一代对这世界的直接参与。过去，在并喻文化中，长辈逐渐放弃了对孩子们前途的干涉。今天，依我所见，后喻文化的发展将依赖两代人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已经能够积极主动地自由行动的年轻一代，一定能够引导自己的长辈走向未来。这样，年长的一代就能够获得新的知识。我确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

我们必须和年轻人共同学习，了解如何走未来之路。如果无视他们的新的知识（对世界来说是新的，对我们来说也同样是新的知识），那些受过教育、经验丰富的长者们在寻找新世界的答案时势必会感到困难重重。

阿奇博尔德·麦克里奇在《A·麦克里奇的村庄》中写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找到了所有答案：

问题就是我们一无所知。

1928年，当我接到他这本书时，我正在阿德米洛底群岛研究马奴人。当时，人们似乎都认定，仍然以自己的石器时代文化为荣、对文明的唯一了解就是这种原始的衰朽的接触文化的马奴人，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无教养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世界既不了解，也不会产生影响。

但是，40年后的今天，马奴人却一下子飞跃了数千年的文明进程，并且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再象石器时代那样，蛮横地欺凌、抢劫那些侵犯性很弱的毗邻村庄。今天，随着他们从一个原始部落跨入发展中民族的广阔天地，他们开始送孩子们去上大学，攻读法律或者医学，并对他们的松散组织和在这个小小的群岛上行使的领导权予以某些改革。今天，当我重新面临这些问题时，我将借用完全不同的措辞，因为现在我们能够说，如果我们想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话（以往我们总是随心所欲地回答），那么我们至少得了解谁将问这些问题。晚辈，也就是年轻的一代，将会问那些我们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但是，只有在两代人之间重新建立起理解和信任，年轻人才会同意和长辈去共同寻找答案。正如到一个新的国家里，人们总会仓促地按照旧的式样建造临时的栖身之所，而孩子们一定会嚷嚷。屋里太冷，风正从什么地方呼啸而入；父亲毕竟是大人，他有技术也有力量砍倒大树，为孩子们建造一座完全新型的房屋。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已经开始产生了起初自认为是受了诱惑的感觉。当我和年轻人为了共同的目标积极地合作时，有时他们会求助于我，并且对我说：“你属于我们这一代。”我感到欣慰，但同时又感到这是一个必须付出全部代价予以抵制的诱惑，尤其在一个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把年轻看成是诱人的慰藉的国家中更是如此。所以我常常回答道：“不，我不属于你们这一代。你们所以这样认为，只是因为你们现在赞成我为之奋斗了40年的事业。但这并不足以使我成为你们这一代的成员。我怎么能够知道，10年以后你们不会转而反对今天的目标？”但是我想，我的回答可能又正是我们这一代过于留恋过去的明证，我们坚信未来将和过去一样，坚信大多数人总是沿袭着从革命走向保守的道路，坚信过去的经验将来一定也适用。因为我已经假定，我无法预见人们可能已经说出的东西。年轻人羡慕我的生涯，我的祖母和双亲从不限制我的自由发展。现在，我已快进入古稀之年，但我的观点却和今天刚届弱冠之年的年轻人相同，抚育孩子应该让他们自由地成长，长得高大强健，积极地投身于开放和自由的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对这种理想的儿童时代的一种馈赠，我敢于肯定，我们能够将目前的文化推向后喻文化，我们同样能有意识地、愉快地、勤勉地为前途未卜的世界哺育前途未卜的后代。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全世界的人部必须重新为未来确定方向。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未来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有的时候只离我们几个小时，有时候又差 1000年之久，但总是在我们前面，我们现在尚未达到、仍然觉得不可企及。对于大多数大洋洲民族来说，未来尚在后面，还不在眼前。而对于巴厘人来说，未来却象一部尚未开演、但已揭开序幕的电影，人们都伫立着翘首以待，看看究竟会演些什么。当我们目睹这一切之时，一句老话不由得又浮现在脑海之中：时间老人无情的脚步就在我们身后。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后喻文化，在那种文化之中过去就将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而不是强制性的历史。而为了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改变未来的取向。这里，我们可以从挚着地追求乌托邦理想的年轻人身上再次获得启示。他们说：未来就是现在。这样说似乎不合情理而且过于激进，从某种要求来看，这种说法在具体细节上或许会使人疑虑不解。但是，我却认为，这种说法又一次使我们迸发出思想火花。它告诫我们，必须将未来培植于现实之中，培植于由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社会之中，培植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中，这有如孩子尚未出生已经躁动于母腹之中，承受着母体的营养和保护，人们已经为他日后的出生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果不在孩子出生之前有所准备，那么将来势必会措手不及。因此，正如年轻人所说的那样，未来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