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只是一种统治—被统治、管理—被管理的支配关系。

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或许也是在表演。请看下面的例子。

场景一：你走进一家服装店，店里装修豪华，售货员统一穿着某种制服，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里面各种服装摆放有致，显得极为气派。你的第一反应是：档次不低！

场景二：领导对你发了一通脾气，你很委屈，然后他又好言抚慰你，那个时候，你觉得对他又敬又怕，甚至有莫名的亲切感。

场景三：你从来没有想过，领导的办公室为什么要单独一间，并且装修高档，这不是基于构造权力的有意设置，而是很自然也不需要多想的一种现象。

场景四：你出席了某个聚会，有你不认识的人暗示或吹嘘某某长官或名人和他有某种关系。

场景五：你从来没有想过，大专生没有什么“学位帽”(因为没学位)，而本科、硕士、博士有不同的学位帽，这是一种礼仪上的包装，目的在于确认身份地位的区别。

场景六：在办公室里，当上司当着很多同事的面说你工作不错时，你认为，上司只是在表扬你，你心里乐滋滋的；而没有想到他是在利用你打压其他人，并可能把你推到全民公敌的境地里。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我们觉得稀松平常而从未加以反思的东西。而越是不能引起我们反思的东西，一旦它准备操纵我们，往往轻而易举。

比如，除非实在是没条件，否则领导绝对会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而不会和员工挤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这么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体现领导的地位、权威，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保持权力的神秘感。不设置神秘感，就无法确立权力的有效性。

权力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只是一种统治—被统治、管理—被管理的支配关系。维持这种关系固然需要以惩罚为后盾、以奖励为诱导，但如果不伪装，它并不比柳宗元笔下的那头驴子更让人敬畏。

“本色演员”干不过善于伪装的人的秘密是：他们无法把真实的自己隐匿于黑暗

通往牛叉的道路上，行走着一群伪装的人，背后跟着一群摇旗呐喊的傻叉。

在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里，刘邦同志是当仁不让的先驱。

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9年的一个夜晚，作为秦帝国的一个乡长，邦哥感觉到人生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想当初，他是一个逍遥自在的流氓，平时和人赌博，发了工资就去休闲中心洗头按摩；没钱吃饭了，还可以领一帮猪朋狗友去自己嫂嫂家混吃混喝。但是，自从接了个押一帮罪犯去骊山充苦役的差事，这种中产阶级的美好生活就成为了往事。

当时的情况是，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罪犯们利用大雨的掩护，一会儿就逃走几个，气焰有点儿嚣张。而邦哥当时只有两名马仔，想砍罪犯，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不砍，罪犯逃光了，自己只能被上级领导砍。在那一刻，他仿佛听到了哈姆莱特的经典句式：“牛叉，还是傻叉，这是一个问题！”

人，有时候是被逼的。在社会改变的关头，很多人的处境大致一样。但成功者比别人占据一个优势，就是他总能冷静下来，嗅到机会。

站在秦朝末年的那个夜晚里，刘邦透过岁月的烟雾，好像看到了那个将端坐于汉朝有限公司总裁宝座上威风八面的自己。现在，他被逼着要作一笔风险投资。他要挖到第一桶金！

办法是：装！

还原一下当时刘演员的动作和语言。他猛灌一杯酒，很决绝、潇洒地把碗一砸，然后充满豪气地回头对罪犯们说：“弟兄们，你们要是到骊山，绝对死定，我现在把你们放了，逃命去吧！我也走了。”众罪犯一愣，然后有人带头，其他人也跟着一起高呼：“老大，我们不走，你去哪儿，我们都跟着，给你提鞋都行！”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我们来分析分析。

假定刘演员大义凛然地号召“大家一起反了”，可以判定这是一个愚蠢的策略。原因很简单，罪犯虽然无论逃走还是革命，死亡的几率都非常大，但仅仅是靠生命本能来驱动自己的选择的话，选择公然反抗，在心理上只会感觉到死得更快更惨！石头追着砸鸡蛋当然无完卵，但鸡蛋自己去砸石头，岂不很蠢？

注入情感因素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注入情感就给选择注入了意义，注入了道德因素，就把他们从一个怕死的个人变成了要演一出戏给别人看的演员！

而刘演员在那种情况下，恰恰就可以利用他的身份来给他们注入情感因素。他不是押着他们去充苦役的领导吗？“放”掉罪犯逃命，尽管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但在罪犯的心里，却等于是刘领导冒着杀头的危险，执意要救自己一命！

对这样会装的大哥，不跟着他混，跟谁？

在秦朝末年争夺天下的残酷较量中，仅仅从演戏的素质上来讲，就决定了项霸王同志最终只能被刘无赖先生淘汰出局。原因很简单，项同志是“本色演员”，演的是真实的自己，因此在智力结构上缺乏防御，而刘先生演的只是一个“情境角色”，真实的自己隐匿在黑暗之中，一直在窥视着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