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铁的心理法则是：如果一个人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他还可以把握，可以控制，可以应对。但是，如果他不知道，对可能要发生什么没有一个预先的心理防护，他就只能被焦虑淹没。

1927年，精神分析的祖宗弗洛伊德迈向了生命的暮年。他写了一本书，说宗教是一种幻觉，然后送了一本给法国作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

要交代一下，此罗兰不是那个喊“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罗兰夫人。那个罗兰夫人是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喊出那句著名的口号，并被处死的。她之所以叫罗兰，是因为她的老公姓罗兰。

罗曼·罗兰是上帝的粉丝，感觉非常不爽，于是便写了一封信给弗洛伊德，说宗教的感觉并不是幻觉，它有如“大海般的浩淼”，暗示弗洛伊德理解不了就不要乱说。

弗洛伊德看了信后“哈哈”狂笑。两年后，在一本新书里，他说宗教信徒都是些在心理上还没长大的小屁孩，他们需要一个上帝，就像小屁孩需要一个父亲一样。

在世界思想史上，有几个打击宗教最厉害的人：马克思、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英国哲学家罗素和弗洛伊德。但前面三人打击宗教是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不像弗洛伊德，是从心理动机下手。

我不想对宗教作出评价，有信仰的人始终是幸福的。需要指出的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弗洛伊德说对了一点：如果没有一个上帝，很多人将无法独自生活。

不要以为只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才叫宗教，革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时尚购物、娱乐、拜金、自恋、爱情等，都具有宗教的心理功能。正如弗洛姆所说，一个人的上帝不一定是那些抽象的人格神或非人格神，也可以是一尊雕像、一个明星、一堆金钱、一幅画像。

人需要一个上帝，有时候也非常需要一个敌人。如果说人对上帝有一种“先验渴望”，那么对敌人同样如此。在这个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个国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都需要一个敌人。没有一个敌人，或者无法确定敌人在哪里，它就会陷入“神经性紊乱”，不知道自己是谁。

这个国家是美国。

从建国开始，美国的敌人就没有断过。开始是英国，后来是德国，再后来是前苏联，现在则是朝鲜这样的“无赖国家”，以及“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主义”。找不到对手，美国就会拔剑四顾心茫然，找不着北。

我估计除了那些喜欢喊“自由”口号，骨子里却深得红卫兵真传的“一夜美国人”之外，大多数人理解这一点费不了几个脑细胞：当你有一个对手时，你想到的就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实力把他打趴下，如果没有对手存在，你的力往哪儿发？

对于美国来说，一旦失去敌人这个目标，就会同时陷入两种焦虑。

(1)没有了攻击和防御的对象，那就意味着自己在明处，彻底暴露在一个躲在黑暗之中的敌人的面前，而且根本无从防御。

“9·11”之后的一段时间，恐怖主义为什么那么让美国人害怕？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恐怖分子在哪儿，他又在何时何地玩恐怖，而这样一来，在心理上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2)美国打造自己的实力，本来就有一个预设，那就是为了战胜敌人，失去了敌人，一拳打出去就是虚空。如果要从别人眼中才能知道自己是谁，又该怎么做。那么，只要别人不存在，自己就会被虚无包围。孤独求败是美国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

对于美国来说，无法确定一个敌人的存在，比存在一个确定的敌人更可怕！

一个人躲在暗处，就是利用不确定性的杀伤性武器对付别人

考察我们的精神是否正常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他人的痛苦能否引发我们的痛苦感受。因为，一个人的痛苦就逻辑而言往往说明了我们在“存在”和社会上的处境，他的命运代表了我们的普遍命运，只不过，他比较倒霉，属于大家的命运集中地体现在他身上而已。

如果我们在他人的痛苦面前完全无动于衷，那就证明，我们和自己的人性，和我们的存在，都割断了联系。

所以，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其实是所有人的故事。不同的是，我们的故事是另外的版本。

有一个电话业务员，被一种他叫做“拖延症”的奇怪的东西折磨了30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他的症状是：不管做什么，只要不是让人感觉到享受的事情，总是一拖再拖，总想等到一个时间点再做。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心里非常轻松，而且相信到了那个时间点后就会去做，并会做得很好。但离那个时间点越近，他就越焦虑……最后，当那个时间点终于到来时，他马上又会再找出一个理由把这个时间点推后。然后，在一种极为沮丧，但又再次轻松的复杂情绪中，他再重复这个拖延的过程。

另外，他可以用极大的毅力去做一些准备工作，满怀激情与希望，可一旦要实际去操作，就会感到非常焦虑。

作为一个主要通过电话和客户联系的业务员，这种“拖延症”让他吃尽苦头。在向我描述这一“症状”时，他说并不害怕客户，客户不可能通过电话掐死他，但就是拿不起电话。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看了很多电话业务技巧方面的书，但总是无法战胜自己。

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拖延症”把自己拖入地狱。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病，凭他的智商，应该会比现在的境况好上不止十倍。

在解决办法上，他曾经祈求神佛给他力量，但没有一点用。他沮丧地承认，神佛似乎只帮助那些行动力强、意志坚定的人，他则是他们抛弃不管的垃圾。

上帝只救自救的人。我点上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中，我看到了他对未来不知道要发生什么的巨大恐惧。

他设置一个时间点，就是把自己和这个时间点之后的未来隔绝起来，在心理上获得保护。在这个时间点到来之前，他是安全的。而当它真的到来了，他的恐惧感又促使他设置一个新的时间点，从而又用它来维持自己的安全感。

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他害怕未来发生什么，而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假如知道了时间点过后是什么样的灾难性事件，也就是说，如果他确定了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并且告诉自己可以承受，“拖延症”也就消除了。

一个铁的心理法则是：如果一个人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他还可以把握，可以控制，可以应对。但是，如果他不知道，对可能要发生什么没有一个预先的心理防护，他就只能被焦虑淹没。

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之所以打仗那么厉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了不确定性，使之成为一把砍向敌人的利器。他并不按常理出牌，以致敌人对他要干什么无从预测，更无从应对。

电影电视里经常有这样的镜头：A是一个警察，B是一个黑社会老大，A的兄弟被B杀了，追捕B到了一个废弃的厂房里。B躲在暗处，A在明处拿着枪东指西指，仔细搜索着B。B奸笑两下，只是在一边挑逗A，就是不敢像个男人一样光明正大地对决。这把A激得狂怒不止，声嘶力竭地喊：“你他妈的给我出来！”

我敢保证，即使B没有杀A的兄弟，在那个时候，A把B撕成碎片的心都有。躲在暗处挑逗和威胁一个人，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心理折磨，比杀了一个人还要难受，因为这把他置于羞辱和不确定性的巨大威胁之中。有一个可以确认的对象，一个人就可以作出攻击的反应，但是，假如这个对象消失，无从捕捉，他对世界作出反应的那个神经中枢就陷于瘫痪了。而狂怒，就是抗拒这个神经中枢瘫痪的过程，是一个人本能的心理保护。

知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用来驯服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这个可怕的幽灵，在人类还住在原始草棚的时候就被捕捉到了。它主要表现为自然的喜怒无常，经常以火山、地震、打雷、下雨这类“艺术表现手法”吓唬人类。

为了逃避不确定性，人类想出了一个法子，敬畏它、贿赂它，从而在心理上安慰自己，确信自然的那帮神灵鬼怪好歹会看在自己孝敬了它们的面上，不加害自己。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宗教、知识这样的东西，出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祖宗——巫师。

巫师是干什么的？就是利用他的那套“知识”来沟通人和神灵鬼怪，在人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一个确定的关系和结构。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用来驯服不确定性。只要你对某一样东西具有知识，不管你是否真正搞懂了它，但至少在你的精神结构深处不再是混沌一片，而在心理上，你已经可以对它有所把握、有所应对、有所防御！

所以，罗素说，西方人在处理不确定性时采取了三种方法：神学、科学和哲学。

神学从来不会谦虚，所以上帝被设定为全知全能全善。只要一个人得到上帝的爱，对付不确定性似乎小菜一碟；哲学呢，主要是澄清思想和逻辑混乱，在最基础和最终极上探究世界的真相，号称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殿堂，一般人不喜欢玩，也玩不了；比之它们，科学好像很牛叉，因为它看到了支配自然的很多规律，而且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所以，阿基米德才会那么自信，说只要别人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撬动地球。

但在近代以前，科学还很弱，驯服不确定性的神圣伟业，主要还是宗教和哲学在干。

可是自从出现一个牛顿，从一个苹果的下落运动中看到了万有引力，进而又用经典力学理论建造了一座近代科学的大厦，情况就不一样了。人民群众狂热了，因为他们居然发现，科学中的很多理论，居然可以造出蒸汽机、电灯、照相机、汽车、飞机这些此前永远无法想象的神奇玩意儿。

而科学家们也狂热了，科学对工业革命、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不确定性，一切都在科学规律和原理的掌控之中，人类唯一要做的事情只是去认识这些规律，掌握这些原理。他们鼓吹，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密密麻麻的因果关系网络编织出来的复杂结构，只要在这个结构里确定了某一点，用因果关系一推，另一点就可以得到确定。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就曾经夸下海口，山寨了一把阿基米德，说只要给他一组科学定律，他就可以知道宇宙在某一时刻的状态。

科学好像变得比上帝还要伟大，变成裁决一切的标准，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张“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在这张标准床上，你长得比较长？不好意思，超过了床的长度，得把脚砍掉；长得比较短？同样对不起，得把身体拉长一些。对于科学来说，巫术、民间信仰、气功、养生之类统统是迷信，非常愚昧的东西，因为它们没有“科学依据”。现在，就连保障了中国人几千年健康的中医，在伟大的“打假斗士”方舟子同志看来，那也是伪科学，因为它不符合西医的那种“科学标准”。

在科学的狂热中，连犹太三巨头之一、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未能免俗。他有一句名言：“上帝不玩骰子。”意思是，这个世界是确定的。

但是，爱因斯坦的话刚刚说完，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就冷嘲热讽说这纯粹是扯淡，很多东西不过是概率而已。玻尔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同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海森堡更是玩了一个“测不准原理”，把经典物理学的那座大厦给撼动了。

“测不准原理”说的是，当我们要观察一个微观现象下的东西时，我们要借助于仪器。可是，仪器和我们要观察的东西会发生相互作用，从而改变那个东西的状态；那么，我们看到的也就不是那个东西，而是我们的仪器和那个东西相互作用后的新东西。推理下来，在现实世界，我们的活动状态，会改变我们要去观察的东西的状态。比如，十年后的你，再看一眼你十年前看到的东西，结果绝对不一样。就是人与人之间都是如此，当你无意识地给了别人一个伪善的表情，就已经改变了他心里对你的态度，你还想他对你很真诚？

真理是需要恶狠狠地说出来的：在本质上，我们的一生几乎被不确定性所包围。很多东西之所以让人感觉是确定的，那不过是因为我们在精神结构上、心理结构上为自己穿了上防御不确定性的衣服！

有了防御最多是恐惧，而没有防御，则是比恐惧更可怕的焦虑

前面已经说过，不确定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威胁。我们当然不会乖乖就范，坐以待毙。

现在让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在黑暗之中看到一个恐怖的黑影时，为什么第一感觉就是它是“鬼”？

你可能认为，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鬼”的观念，一闪而过的恐怖黑影有点像鬼。我要说，这么回答在逻辑上错了！我们也有“人”的观念，为什么不把这个黑影感知为一个人？问题的实质不是描述一种与某种观念对应的心理感觉，而是要对某种心理倾向的原因作出解释。

让我们再想一个问题：从古至今，人们遇到某种他们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时，总是本能地将它认为是神仙或者魔鬼所为，总之是一种神力或魔力，为什么？

这两个问题一结合，一个惊天秘密就昭然若揭：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先验地具有一个“自我——对象”的精神结构，我们一定要把“自我”之外，而对“自我”有影响的东西瞬间纳入到结构之内，变成确定的一个对象，无论这个对象是人还是鬼！

在这里，我简单地讲一下“自我—对象”的精神结构是什么意思。精神结构说穿了就是心理上、智力上沉淀到了心灵深处的内容，它是一个黑暗的容器，储存有我们心中最隐秘的指令。当它要驱动我们这架机器时，就通过心理和动作反映出来。而“自我—对象”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就是在确立我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时加上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或者是单纯由我们指向外部世界，或者单纯由外部世界指向我们，或者这种指向是相互的。

“自我—世界”这样一个结构性关系在哲学上叫做“主体—客体”结构性关系，看起来高深莫测，其实没有必要紧张。

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力是由人指向外部世界时，他就有力量感，因为这个时候他是主体；而当力是由外部世界指向他时，他在心理上就会受到威胁，因为这个时候他是客体。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力的方向决定了心理的优势和劣势，而无论力是由我们指向外部世界，还是由外部世界指向我们，让我们的心理不崩盘、行动成为可能的前提是，我们得确定一个对象！

所以，当有一个恐怖黑影在我们面前出现时，因为具有威胁性，我们在心理上就必须瞬间把它反应、认定为“鬼”。只有确定了这一点，我们在心理上才能够防御，如果不知道它是什么，防御防线就彻底崩溃。有了防御最多是恐惧，而没有防御，则是比恐惧更可怕的焦虑。

想想，当你在大街上走着，突然有人在背后猛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马上转过头去，做好了攻击对方的姿态，直到发现对方是熟人才放松下来？用本能来解释你的这一反应太笼统。准确的说法是，你的“自我—世界”的精神结构被激活了，外界只要冲撞你的“自我”，你就会自动地把它反应为一个可以防御和进攻的对象。所以，当你心情处于郁闷、恐惧之中，有时候来不及反应，“自我—世界”的精神结构有点迟钝麻木时，别人猛拍一下你的肩膀，你就会有一种瞬间被恐惧吞没的感觉！

当我们说“自我”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必有一个“他者”。就是说，只要我们认为或感觉到“自我”的存在，也就预设或承诺了“他者”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就逻辑上说，很多东西是成双成对的，像真与假、善与恶、对与错、好与坏、大与小，都是这样。你取消其中的一样，另一样就消失了。

人为什么要有一个“自我—对象”的精神结构呢？问这个问题相当于问：狗为什么要有脊梁骨？打断了脊梁骨，狗就瘫了。类似地，瓦解了这个“自我—对象”精神结构，人就退回到了动物状态。它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先天性配置。

按《圣经》的说法，人有一个“我”的意识，能够识别善恶，偷吃了禁果，就被逐出了伊甸园。这是非常形象而深刻的隐喻。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原本和世界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我”和“对象”之分，其乐融融。但是，人一旦有一个“我”的意识，就从世界中分裂了出来，世界成了他观察、认知、欲望的“对象”，这样，也就产生了知识。他和世界之间就有了一个“自我—对象”的结构，也就是“主体—客体”结构。

不跳出庐山，是看不见庐山真面目的。“自我—对象”，或者说“主体—客体”结构不发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在古代，我们老爱讲什么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一锅煮，没有为科技的发达、对世界的探索准备思维工具和精神特征，导致近代吃尽苦头。其实，如果人和世界的关系还那么暧昧不清，不用一个“主体—客体”结构在认知上拉开距离，说不定我们都还在树上，哪会有什么电脑、汽车？

现在已经明白了，“自我—对象”的精神结构就是老天为让我们防御不确定性的威胁而精心打造的一件防弹衣。问题在于，从外部世界射向我们“自我”的子弹太多了，而世界本身也变动不居，充满不确定性，它最多也就相当于黄蓉的那件“软猬甲”。特别是，我们对很多东西都很无知，对于“未来”更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把握。所以，假如子弹是从这些地方射来的，就可以轻易地越过我们智力结构的防御阵地，直捣心理结构，我们将成为焦虑的猎物。

以作出一个选择为例。假如有一位年轻而有点姿色，但出身于农村的女子Q，同时认识了两个男人，一个是J，“富二代”，花心，对她不冷不热，在和她交往时，他同时也和别的女人交往；另一个是K，普通打工仔，长得较帅，在和她交往时，没有和别的女人交往。假定如果Q选择他们，J和K都会做Q的男朋友，甚至会和她结婚。请问Q应该选择谁？

尽管Q比较拜金，但除非她完全没有大脑，否则不可能不出现选择的焦虑。如果选择J，她当然会感觉到可以改变命运，这是很多灰姑娘所向往的。但问题是，这个选择充满了风险，因为非常有可能，J在和她玩一段时间之后，就把她给甩了，她的家庭和J根本不门当户对，这样，她的“资本”会遭到一定的损耗。即使她和J结婚，也存在着J以后出现婚外情的可能，这样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显然是无法用金钱来补偿的，而到那时，她容貌的资本已经损耗殆尽了。

选择K呢？同样充满了风险。K可能只是无聊或暂时找不到多金的女人时和她玩玩。就算结婚，也不排除她会和K贫穷一生，并且K还不懂得疼爱她，有在外面吃喝嫖赌的可能。

换言之，无论Q选择谁，未来都充满变数和风险，她无法预先确定选择谁是对的。这种选择更像是一场赌博，而一旦把自己押上去，往往就输不起，搞不好血本无归。

事实上，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社会，每一个人的选择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别人的选择和选择的后果。所以，不仅买彩票、炒股等是经典的赌博，爱情婚姻、生意买卖、人际博弈、交朋结友，都是赌博。

只要“现在”能够给我们安全感，我们就害怕未来

只要“现在”没有让我们感觉自己一败涂地，我们就不总是有勇气去拥抱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对于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未来的害怕，源于我们对“现在”的眷恋。

有个网友告诉我，他有一种“对成功的恐惧”。让我们洗耳恭听。

我总是在一件事情快要成功时，内心就产生一种情绪和理由让自己放弃，或者亲手把已经做出的成绩搞砸，然后“理所当然”地放弃。

我发现自己对成功之后随之而来的压力和责任感到恐惧！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1)最近我打算做一个成人教育演说家培训，自己先去做了一天市场调查，结果还不错，第二天我再去做市场调查时，突然有了一种恐惧感，不敢再去调研，内心有一种情绪在让自己放弃。

当我调研结果不错时，大脑里就开始产生这些想法：如果调研反映不错，我就需要去找合作伙伴，我从来没找人谈判合作过，如果我表现不好，被对方取笑怎么办？即使合作伙伴谈成了，如果我课程内容没研发好，被客户取笑怎么办？被合作者取笑怎么办？如果因为我没做好，合作者跟着我受损失怎么办？这些想法从我大脑里跳出来，阻止我继续调研下去。

(2)这种行为也表现在追女朋友上，每次当双方发展得顺风顺水，快到进行质的变化时，就会不自觉地给自己找理由减少和对方的联系，比如“今天很忙，明天再联系她”之类，一拖就拖一两个月，然后对自己说：“都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了，没有可能了，算了！”或者，快到质变时，自己的自信就开始动摇，原先那种果断、自信、幽默、主导一切的气势就会消失，开始变得缩手缩脚、瞻前顾后，让对方原先跟自己在一起的那种安全感消失……

我们一眼就可以判断，同时存在两个因素：一是他之所以对“成功”这样恐惧，是因为根本无法确定“成功”会给他带来什么。他抗拒成功，其实就是要保有他在内心里根本不想改变的“现在”。比之“成功”后自己不知会变成什么样，“现在”在心理上是最安全的；二是他实际上对“成功”并没有真正的自信，对事情万一搞砸没有一个心理准备。

另外，不排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并没有真正想清楚，他要做的那件事情是不是他想要的。如果他尚存犹豫，在他快要做成时，内心的声音就会阻止他，使他恐惧于“成功”的到来，从而找各种理由放弃。

无论我们得到还是失去什么东西，一堆钱、一个工作机会，都是“现在”的产物。于是，因为利益和现实的社会结构是同构的，我们的心理结构就会和现实的社会结构同构，“现在”就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外部环境，而是变成了我们心理的一部分，它的秩序构成了我们的心理秩序。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的“自我”已经无法挽救，从而要埋葬这个“自我”，他就会砸烂“现在”；如果他无限眷恋他的这个“自我”，砸烂了“现在”，他的心理结构就会崩盘。

年轻人为何乐于“反叛”，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并没有和“现在”完全同构，没有完全捆绑在一起。相反，他们一直感觉到“现在”的压迫和束缚，所以不仅砸烂它毫不痛惜，而且会感觉到“自我”的力量；而中老年人的心理结构(及利益结构)已经与“现在”嵌在一起，砸烂“现在”，无异于砸烂他们在心理上拥有的一切。

一个人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和意识形态的暴徒，秘密并不在于他所信仰的宗教和意识形态鼓吹暴力，而在于他在寻求信仰的庇护时，彻底埋葬了那个破败不堪的“自我”。做一个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温和者，他就总会和“过去”有所联系，从而总会认出过去那个必须遗忘的自己。这一灾难性的联系使他很难在心理上确信自己已经重生。

而且，对于他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从来不构成一个问题。宗教和意识形态教义早已为他描画好了犹如天堂般的图景，他需要的只是聆听上帝和真理的声音，并完全投身进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类人在心理上强大无比，他在那一刻“灵魂附体”，不会出现对“未来”的任何担忧和焦虑。

没有谁比这类人更生活在“未来”。由于要断绝“自我”与“现在”的任何联系，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未来”反而比“现在”更为真实。

与之相比，一个金钱和“成功”的信徒，哪怕对未来也怀着无限的热望，但却总是难免受到不确定性的袭击。金钱和“成功”的教义只会引诱和许诺，却无法言之凿凿地以真理的名义给他提供一个确定的未来。他无论想获得金钱，还是权力、地位上的“成功”，都只是在进一步包装自己，并没有在心理上和“现在”断绝关系。

一个虽然贫穷但已经认命的人，不会对未来产生任何希望，他的心理结构已经和既定的社会现状牢牢地嵌在一起，对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可能让他在心理上风雨飘摇。同样，从社会中谋取了巨大利益的富人也害怕任何改变，因为他的利益和既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他的“自我”恰恰又是他的地位、身份等东西打造的，触动现状等于要了他的命。

有很多人生活在“过去”，那是因为对于他来说，“现在”是一个不堪忍受的心灵地狱，而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像是在前进之路上埋下了无数的陷阱。和它们相比，过去已经得到了确定，而且，时间的距离给它披上了一层美和温情的面纱，生活在“过去”，他在心理上就没有任何威胁。生活在“过去”的本质，就是在心理上把“过去”置换为“现在”。

大多数人永远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时间的连续性中摇摆。一个无法彻底砸烂和抛弃“现在”的人，在心理上随时都向“未来”打开，从而，随时都把自己置于不确定性的威胁之下。

一个人越是不敢面对自己，他就越会去“关心”别人

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威胁在生活中有诸多表现，比如，做事犹豫不决、焦虑、患得患失、软弱无力、恐惧、茫然无措、空虚无聊、懦弱、随波逐流，感觉在社会大潮的裹挟中，身不由己地跟着走，这些都是心理弱小的表现。它们表明，在“自我—对象”这一精神结构中，我们的“自我”或者无法确定一个对象，或者在这个对象面前非常无力。

不过，在讲如何对付不确定性的威胁之前，我们要先深层次地剖析人类的一个悲哀现象：为什么小人总是能成功地对君子下手？为什么一个好人总是很受伤？像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为什么有德的人未必幸福，而享福者实多恶徒？假如我们不想在人性和道德的层面杀死自己，那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又如何保护自己？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过一句好像很绕口令的话：“社会的疯狂竟然如此不可避免，以致一个不疯的人不得不以疯狂的形式来证明自己并没有发疯。”什么意思？翻译一下就是：虽然从逻辑上讲，几亿人在精神上有病，也不因为人多，就可以把这种有病说成是正常。但是在社会的意义上，还真是有理就在人多，有理就在声高。大多数人如果有病的话，他们一定会认为恰恰是少数头脑正常的人不正常。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是正常的，一个人就只有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好，有病你们说是正常，正常你们说是有病，那我就干脆装疯，和你们看起来一样！

这听起来像是文人似的赌气。所以弗洛姆赶紧接着说，精神病人其实恰恰是最健康的人，因为他们并没出卖自我，只不过要抵抗的现实太强大，他们在捍卫自我的斗争中失败了，后果就是精神病。而那些所谓的“正常人”，恰恰是病得最严重的人，他们的“正常”，也不过是能够按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剧本演出罢了，但假如能够有一个X光透视他们内心的话，他们一定是个食人部落的野蛮人。

不错，有很多人身体活在“文明”的现代社会，但在心灵上，他们仍然没有进化。不要以为很多人能够用“文明”的那些礼仪包装自己，他就真成文明人了。在德国人那儿，“文明”其实是一个贬义词，泛指那些虚伪、矫饰的装点、玩法。中国人曾经对一样东西很熟悉：“文明棍”(手杖，旧时西方的绅士平时喜欢拿一根精致的手杖以示风度和身份，与他们笔挺的身姿和礼服相应，成为西方绅士的招牌形象——编者注)。

要把这一点挑明了，临床上的神经症患者，其实大多数是些内心对别人没有攻击性的人，比如，像有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人，就干不出有事没事都伤害别人的行为。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经承认自己有抑郁症，这人就没有攻击性。

而比之神经症患者，很多所谓的“正常”人，内心就很阴暗，或多或少对别人都有攻击性，一些人甚至是彻头彻尾的人渣。长舌妇们为什么喜欢嚼舌头？就是她们感知到自我无足轻重，只有通过说别人才能逃避那个无价值的自我。一个人越是不敢面对自己，他就越会去“关心”别人。他被自己或他人败坏得越严重，对外就越具有攻击性。

和对外是否具有攻击性对应，一个不肯出卖自我的人，在外界的压力下容易得临床上的神经症，甚至精神病，而一个喜欢出卖自我的人却更多地只是心理变态和人格障碍。告密暗算、杀人放火，像这类事情，一般都是心理变态者和人格障碍患者干的，而这些人在“社会”而不是“精神”的意义上，看上去好像都挺正常！

为什么好人得神经症，而坏人心理变态呢？

要揭秘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知道神经症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人的内心冲突。换言之，就是两个“自我”在打架，一个是理性层面、现实层面的那个“自我”；一个是人性、道德层面的那个“自我”。人性、道德层面的“自我”要干的事情就是，监督、审判并惩罚理性层面、现实层面的“自我”，不让它蠢蠢欲动去干坏事，甚至干坏事的念头都不能有。

假设有两个人A和B，前者是一个在道德上有原则的人，而后者唯一的原则就是利益，两人一起到了一家公司。大家知道，江湖险恶，只知道傻傻地干好活是不行的，一个人要上位，很多时候还要学会察言观色、主动献媚、加入一个圈子，甚至暗算别人。

对于A和B来说，他们理性层面、现实层面的“自我”面临的处境是一样的，都要正视现实。但是，如果为了上位，要A像一条狗那样去演戏，向领导主动献媚，甚至去暗算别人，他会觉得这违背了他的为人准则，这种事情绝对做不出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是他人性层面、道德层面的“自我”阻止了他那样做。如果他非做不可，就会遭到人性层面、道德层面的“自我”的惩罚，内心里会有一种声音告诉他，这是在出卖自我！而如果他要拿自我去交换利益，无论获利多少，都不能挽救自己人生的失败。内心冲突越严重，人性层面、道德层面的“自我”对他的惩罚就越严厉。

看到没有？一个有道德原则的人，内心冲突很剧烈时，他对自己的惩罚就越重。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让他受到生命的挫折时，他攻击的对象是自己！在心理上，其结果就是他不能将那些导致自己得“病”的东西，通过攻击性的语言和行为发泄出去，从而越积越多，导致了神经症。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善良的人，在某些事情中越不会怪别人，而是斥责、痛恨自己的原因！

但对于没有道德原则的B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杀死了人性和道德。在干这些事情时，他并没有内心冲突，出卖自己时毫无心理障碍。

他不能逃避的，只是被杀死的人性仍然在内心深处复活，并且严厉谴责他。按照存在的规定性，一个人是不能这样干的，所以，他会产生自我憎恨，恨自己居然把自己弄成了这样。可是，这种自我憎恨不能让自己感觉到。那怎么办？恨别人！所以，这类人只是心理变态，而不是得神经症！

对于一个善良的人来说，攻击别人是一种罪过；但对于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来说，攻击别人不仅是一种乐趣，而且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前者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是时时用道德来监督自己；而后者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就是为了攻击别人而来。

问题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一个喜欢攻击别人的心理阴暗者，和不确定性这样的东西怎么扯到一起的呢？

“有道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谨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并用它来约束自己。也就是说，只要你确定了一种道德规范，比如应讲诚信，那么，你在和一个讲诚信的人交往时，基本上就确定了他的行为，他只要向你借钱，那么，还钱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那还不还钱就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了，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诚信”这个道德规范的控制范围。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多“子曰”几下就能忽悠人的年代了，但有一句“孟子曰”的这个还是挺有道理的，可以搬出来用用：没有道德，人就“异于禽兽者几希”。问题只在于，在遵守道德规范时，一定要注意它在心理上的深远后果，那就是会让你在和别人相处时，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心理防御的武装，暴露在他人的火力之下。好人吃亏，就吃亏在这点上！

比如信任。请想一下，当你信任一个人的时候，这对于你的心理状态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心理结构对于他是开放的，你的自我暴露在他的面前。

当我们对一个人主动表示好感，但他却冷漠地对待我们时，我们为什么会恼羞成怒？或者，为什么当我们对一个人寄予希望，而他却让我们失望时，我们为什么有点恨他？这类心理现象，根本就不是一句别人不给我们面子就可以得到解释的。我们单方面地对一个人投入好感，投入希望，意味着我们已经主动地和他建立了一种不对等的互动关系，我们暴露了真实的自己，而他的自我却完全是隐藏的，因为这种自我暴露，我们处于心理的劣势。所以，我们迫切希望他也能投桃报李，回以好感，满足我们的希望；如不能做到，至少要表示抱歉之类，从而平衡不对等的互动关系。一旦不是这样，我们就会感觉到一种羞辱、发怒和恨，就是以对他进行攻击的方式，来对我们居然愚蠢地暴露自我，主动和他建立一种不对等的互动关系进行强烈的反弹。而恨他，实际上就是在恨我们自己。

所以，当一个人向你表示好感时，虽然不需要表现得受宠若惊，但回以谢意和友好是必要的。而当你的亲人、你的领导、你的朋友对你有所希望的时候，那就要争取不让他们失望，即使你无法做到，也要显得你很在乎他们的希望，并为此而努力。

有道德感的人不仅在和他人相处时容易成为他人的靶子，他对外界还缺少进攻性。这两个弱点使他更多时候成为一个受伤害的人，而不是一个伤害别人的人。

那么，一个讲道德的人，在一个无德之徒面前是不是应该举手投降了呢？不，我们并不需要在人性和道德上把自己也杀死才能保护自己。无德之徒对于我们的优势只是，他做事没有心理障碍，没有底线，而我们却有道德压力，有原则。通过道德规范，给定一个事情发生，他可以预测和确定我们出什么牌，而我们无法玩这一手，导致在博弈时他在暗处，而我们在明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驯服不确定性。

(1)要保持一个心理的定力

我们在遵守一种道德规范时，总希望对方也遵守，比如，我们讲诚信，总希望对方也讲诚信。我要说，这样做只是在给自己设套，相当于预设了自己可能被伤害的结果，因为对方不讲诚信的可能性根本无法排除，而我们对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心理上的防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受伤其实有一半是自己干的。所以，必须转变观念。讲道德从内心里来说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人格的完善。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的行为，而不是行为的结果。

还记得前面我们所说的在街头丢一块钱给乞丐的例子吗？如果丢一块钱下去，只是为了让你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而不是关心乞丐是不是在行骗，你就驯服了不确定性对你情绪的掠动。

(2)在智力结构上一定要超脱人际或道德情境

是我们的内心和行为在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大脑在遵守！所以，在和别人的博弈中，一定不要被情境淹没，无论别人是否可以把你当成客体，你都要保持敏锐的头脑，把他当成一个客体来分析和预测，正如一个遵守道德规范的人在出牌时可以预测一样，一个道德上的白痴或无赖，他的行为也是有迹可循的。你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什么人，从他的言行中预测他的行为，并判断哪些是他要做的，哪些可能是假像。做到这一点，不确定性就不可能成为他杀伤你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