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情绪是转瞬即逝的。交通拥堵使人心烦，礼物让人高兴，脚趾被人踩了我们会破口大骂，但无论是心烦、高兴还是恼火，都不会持续太久。我们会心血来潮意气用事，也会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假如我们由着性子给老板发出一封措辞激烈的邮件，对心爱的人说了些绝情的浑话，或者买下了超出经济能力的东西，冲动的劲头一过，我们就会为自己的做法感到懊悔（常言道，“睡完一觉再说”“从一数到十”“先冷静一会儿后再做决定”）。当我们的情绪，特别是愤怒占了上风时，等我们“清醒过来”，就会敲打着自己的前额问：“我刚才是怎么想的？”当我们清醒、后悔，并且反思的时候，便会经常自我安慰，觉得至少我们下次不会再这样做了。

不过，我们真的能够彻底改掉头脑发热时的那些行为吗？

下面的这个故事是我本人的，我在怒气中失去了控制。我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二年，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助理教授，负责给一个研究生班教授决策课程。这门课是制度设计与管理课的一部分，是管理学院和工程学院共同设置的双学位课程。学生们都很好学（出于各种原因），我也很乐意教他们。但是有一天，大约是学期的中间，有7个学生来找我，原因是课程安排发生了冲突。

学期中间一般不会发生课程时间重叠的现象，不过这几个学生同时还选学了一门金融学。教这门课的教授，我姑且称他为保罗，临时取消了几次正常课时，另外安排了补课时间。不巧的是，补课时间与我后半部分的课程时间重叠。学生们告诉我，他们礼貌地提醒过保罗时间上的冲突，但是他不屑置辩地让学生们自己决定轻重缓急。据说他还放出话来，很明显，金融学比那门故弄玄虚的行为学重要得多。

我当然感到气愤。我没见过保罗，我只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还当过学院的院长。因为我的学术职称太低，没有任何抗争的余地，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尽量帮助学生们，于是，决定同意他们中途离开我的课堂去上金融课，我可以用第二天上午的时间把其余的部分补讲给他们。

我们商定后的第一个星期，按照我们说好的，这7个学生中途离开我的课堂，第二天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把落下的课程内容再讲一遍。课程中断和额外的工作确实使我感到不快，但我知道错不在学生，我也清楚，这只是暂时的安排。第三个星期，7个学生仍然中途离开去参加金融学补课，我也让其他学生暂时休息一会儿。我记得在我去洗手间的路上，因为课程被打断而感到窝火，另一间教室的门开着，我看到那几个被迫离开的学生坐在教室里面，还看到了那个金融学教授，他的手正在空中比划着阐述某个问题。

突然，我的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火。就是这个人，根本没有尊重我和我的学生的时间，由于他的目空一切，我不得不多花时间来给学生们补课，而且这些课程根本就不是我取消的。

之后，我是怎么做的？因为怒火中烧，我径直走到这位金融学教授的面前，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对他说：“保罗，你把自己给学生补课的时间安排到我的上课时间里，我非常不高兴。”

他好像一下子愣住了。很显然，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以及我说的是什么。

“我正在讲课。”他怒气冲冲地说。

“我知道。”我反驳说，“不过我想让你知道，把你的补课时间安排到我的正常课程时间，这是不应该的。”

我停了一下。他似乎还想弄清楚我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就想说这么多。”我接着说，“我已经把我的感受告诉你了，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我彬彬有礼地说完了最后一句，转过身，走出了那间教室。

我一离开教室，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刚才好像不应该这样做，但我的感觉好多了。

那天夜里，我接到德拉赞·普雷勒克的电话，他是我们系的学术负责人，我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主要就是因为他。德拉赞告诉我，学院的院长迪克·施马兰西给他打过电话，讲了白天的事情。院长问他有没有可能让我在全院师生面前公开道歉。“我告诉他不大可能。”德拉赞对我说，“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院长会亲自打电话找你。”突然，童年时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一点儿不错，第二天我就接到迪克的电话，接着又面谈了一次。“保罗非常恼怒。”院长对我说，“他认为竟然有人敢走进他的课堂，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质问他，他受到了侮辱。他要求你道歉。”

我把事情的原委和经过向院长做了陈述，并且承认我可能不应该一怒之下走进保罗的课堂责备他。同时，我提议保罗也应该向我道歉，因为追根溯源，是他先三次打断了我的正常教学。很快，院长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不会说“对不起”。

我甚至尽力说明这件事的好处，我对院长说，“你是位经济学家，是否可以这样看，名声很重要，我现在就有了一种名声，别人故意踩我的脚趾而我会反击，以后就不大可能再有类似的事了。也就是说，你将来就不用再费力处理这一类的问题了，这是好事，对不对？”不过，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他并不认同我的想法。他只是要我找保罗面谈（同样，与保罗的谈话也没有令双方满意，不过保罗指出我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有问题，建议我学习一下礼仪规则）。

我讲述这样一个学术上固执己见的故事的出发点就是要承认，我本人在头脑发热时也会失态（不管你相信与否，我个人在这方面有很多例证）。更重要的是，故事显示了情绪运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事后我发现，课程时间冲突时最好先给保罗打个电话商量一下，但是我没有。为什么？部分是由于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同时也是因为我当时并没有很在意。除了学生们中途离开和第二天上午到我的办公室补课，我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甚至记不得保罗，也没再去想上课时间冲突这件事。但是，当我眼看着学生们离开我的课堂，想到第二天还要额外再补课；接着，我看到学生们坐在保罗的课堂里，所有的一切酿成了一场风暴。我完全被情绪左右，做了不该做的事（我还得承认我太固执，经常不肯道歉）。

情绪与决定

总体来看，情绪似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例如，你在上班路上发现有个人开车强行闯进你的车道，你很生气，不过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再理他。不一会儿，你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路上、收音机中的歌声，以及你那天晚上要去的饭店。在这种情况下，你有自己的一套决策方式（即下图中的“决策”），一时的怒气对你此后的其他决策没有影响。下图中情绪两边的“决策”表示情绪稍纵即逝的状态，以及你的决策方向的稳定性：

不过，我和爱德华多·安德雷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却想弄清楚，当引起这些情绪的经历，诸如脚趾被踩、无礼的开车人、处事不公的教授，或者其他恼人事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以后，情绪的效应是否会影响人们未来的决策。

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设想发生了让你高兴的事，因此你办起事来也想大方一点儿——比如，你喜欢的球队得了世界冠军，那天晚上你要去岳母家吃饭，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你会心血来潮地给岳母买束鲜花。过了一个月，球赛引发的兴奋已经消退，钱包也瘪了下来。又该去岳母家了，你想到好女婿应该怎样做，在脑子里掂量了一下，记起了上一次买花的伟大创举，于是又买了花。打那以后，你开始不断地重复这一礼节，直到最终形成习惯（总的来说，这是个不错的习惯）。即使最初导致你这一举动的原因（赢球的兴奋）不复存在，但你仍然会把过去的行为当作下一个行为的参照——好女婿应该怎样做（给岳母买花）。这样一来，你最初的情绪效应对后来一连串的决策都产生了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如同我们从别人那里得到启发，知道应该吃什么、穿什么一样，我们也从后视镜里观察自己。归根结底，如果说我们可能跟随不大熟悉的人（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作“羊群效应”），那么对于我们无比敬重的人——我们本身，又会如何跟随呢？如果我们看到自己曾经做过的某个决定，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决定有道理（谁能说不呢），于是照此办理。我们把这一过程叫作自我羊群效应，因为它与跟随别人在形式上相似，只不过我们跟随的是自己过去的行为。

我们来看一下被情绪吞噬的决定，怎样成为自我羊群效应的原始因素。假如你为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你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召开每周的员工例会。每个星期一上午，你要求每个项目负责人具体报告与前一周相比，上周的进展状况、本周的目标等。各个项目负责人汇报完毕，你根据他们的情况找出协调办法。因为每周的例会是全公司人员见面的唯一机会，它也经常成为大家相互交流和轻松幽默（或者是咨询从业者们认为的幽默）的场合。

某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你到达办公室的时间比预定的员工例会早了一个小时，于是，你开始翻阅桌子上那一大堆等着处理的信件。你打开一封信，发现本该为孩子报的舞蹈班期限已经过了。你暗自懊恼，更糟糕的是，你的妻子会抱怨你忘事（而且很长时间以来，只要你们一发生争吵，她一定会再次提及这件事），这一切使你的情绪更坏。

几分钟以后，仍然被烦躁所笼罩的你来到会议室，看到人们都兴高采烈地闲聊着。平常的你不会在意，实际上，你认为大家相互聊天会活跃办公室气氛。不过，今天可不比平常，你处在烦恼情绪的影响之下，你做出了一个决定。你没有像往常一样使用几句轻松的开场白，而是板着脸说：“我想强调的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性，时间就是金钱。”你给大家讲了一分钟效率的重要性，大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然后，会议转入别的议题。

那天晚上你回到家，发现妻子实际上很通情达理。她没有埋怨你，反正孩子们的课外活动已经太多了。你原来的担心烟消云散。

但是你还没认识到，你在有关会议上不要浪费时间的决定为你将来的行为开了先例。既然你属于自我羊群效应影响的动物（就像我们大家一样），你就会把过去的决定当作向导。于是，以后的员工例会，你将不再聊天，停止使用轻松愉快的开场白，开门见山、冷冰冰地直奔工作主题。报名过期带给你的不快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你的决定对于你在会议上的语调和会场气氛的影响，以及身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却会产生长时间影响。

在理想的世界里，人们应该会记住，在情绪影响下所做的决定就像傻瓜一样，因此，应该认识到没有必要继续那样做。不过现实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感情状态总是记不住（你还记得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30分时的心情吗），但是，我们却能记住自己做过的决定。由此，我们便会把同样的决定一直重复下去。从本质上看，一旦感情用事，我们就会做出短期决定，而这些决定之后又会改变我们很多的长期决定：

我和爱德华多把这一概念称作“情绪层叠”。我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不过，我一想到情绪已经过去很久，而决定还在它的绑架之中，这个念头就会让我感到相当惊恐。能认识到我们在情绪影响之下做出的很多决定是欠考虑的，是一回事；而完全意识到这些情绪的作用会继续长期地影响我们，则是另一回事。

最后通牒游戏

为了测试“情绪层叠”这一概念，我和爱德华多要做三件大事。第一，我们必须把人们激怒或者让他们高兴。这个暂时的感情包袱将给我们实验的第二部分搭台，我们会让参与者在情绪影响下进行决策。然后等待他们的情绪逐步消失，再让参与者做出更多的决定，并且测定先前的情绪是否会对后来的选择造成影响。

我们让参与者在经济学家称作“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环境中做出这些决定。游戏由两个选手进行——发送人和接收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选手分开坐，并且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游戏开始，实验主持人发给发送人一些钱——比如说，20美元。然后，由发送人来决定如何在他和接收人之间分配这些钱。他怎么分都可以：发送人可以平均分配这些钱，每人各得10美元；或者自己多留一些，比如自己留12美元，给对方8美元。如果他想大方一些，可以自己留8美元，给对方12美元；如果他想自私一些，可以进行不公平分配，自己留下18美元，甚至19美元，只给对方2美元或者1美元。发送人宣布完分配决定，接收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如果接收人接受，则两个人分别得到刚才约定的金额；但是如果接收人拒绝，那么发送人必须把钱交回给实验主持人，两个选手什么都得不到。

在描述我们这个版本的最后通牒游戏之前，我们先停一下，考虑一下如果两个选手都做了完全理性的决策会有什么结果。假设实验主持人给了发送人20美元，而你是接收人。为了更有力地证明，我们假设发送人把钱进行19∶1的分割，因此他会得到19美元，你仅得到1美元。既然你是位完全理性的人士，就可能这样想：“这有什么关系？1美元就1美元，既然我不知道对手是什么人，也不可能再碰见他，我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我完全可以接受他的分配，白赚1美元。”根据理性经济学的原则，你应该这样做。

当然，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研究表明人们确实具有公平和正义感。人们对不公正的对待感到愤怒，结果会自己掏钱惩罚对方背信弃义的行为（参见本书第五章）。根据这些实验结果，对那些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接到不公平分配提议的人进行观察，他们的大脑成像显示，前脑岛区被激活，而人脑的这一区位与负面感情体验有关。不仅如此，那些易于拒绝不公平分配的人，前脑岛区的活动也更为强烈。

因为我们对不公平对待的反应是本能的、可预测的，在非理性的现实世界里，发送人能够预料到接收人对这类分配提议（例如，如果你向我提议进行19∶1的分割……）的感受。说到底，我们过去都曾经遭受过不公平的对待，可以想象，假如有人提议按照19∶1的比例分配，我们会觉得受了侮辱，骂道：“滚一边去，你这个浑蛋！”人们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提议时会有怎样的感受和反应，大家都有所了解，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多数人会提议按照12∶8的比例分配，而这样的提议也几乎被对方全部接受的原因。

我应该说明，关注公平的普遍规律存在一个有趣的例外。经济学家及其学生研究的是经济学，他们受到的教育是人们都按自己的私利行事。于是，当他们参加最后通牒游戏时，有经济头脑的发送人最正确的做法是提议按照19∶1来分配，并且因为经济学教育他们坚信理性行为才是正确的，因而有经济头脑的接收人就会接受这样的提议。不过，当经济学家与没有经济头脑的接收人结对游戏时，对方拒绝了他们的提议，这就会使他们大失所望。鉴于这些区别，我可以猜测，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你能够决定与完全理性的经济学家该怎么玩，而与非经济学家的普通人类又该怎么玩。

在我们特别设计的游戏中，有大约200名参与者被告知，发送人是另一部分参与者，事实上，所有的分配比例都是7.5∶2.5，这一不公平的分配比例是我和爱德华多决定的（我们这样做是想让所有的分配建议都一样，都不公平）。想想看，如果某个匿名参与者提议和你这样分配，你是接受，还是放弃这2.5美元，让对方损失7.5美元？在回答之前，先考虑一种可能，如果我在你的头脑里预先注入了某种心理学家所说的“偶然情绪”，你对这一分配提议的反应是否会改变。

我们假设你是“愤怒”条件那组参与者中的一个。实验开始，先给你看了电影《情系屋檐下》的一个片段，其中凯文·克莱恩扮演的建筑师为公司服务20年后，被浑蛋老板解雇，他无法压制心中的怒火，抓起棒球拍，把他曾为公司建造那些房子的漂亮模型砸了个稀巴烂。你情不自禁地为他感到不平。

看完这段电影片断，实验主持人让你把自己亲身经历中类似影片中的事情写成一篇短文。你可能记起了十几岁时在便利店打工，收银台里少了钱，老板不分青红皂白硬说是你偷的；或者与你的同事合谋把你的项目成果窃为己有。写完了短文（过去不幸的回忆让你咬牙切齿的效果已经达到），你走进另一个房间，有个研究生给你讲解了最后通牒游戏的规则。你坐下来等待一个匿名人发给你如何分配10美元的提议。几分钟后，你收到了7.5∶2.5的分配比例，你必须做出选择：到底是收下这2.5美元，还是拒绝接受，一分也拿不到？为了报复那个贪婪的发送人，最终也惩罚了自己，你感到了多大程度上的满足？

另一种情况，假想你被分在“高兴”条件那一组。这些参与者比较幸运，他们开始观看的是电视情景喜剧《六人行》的片段。在这5分钟的片段中，6个朋友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做成一件事，但可笑的是他们根本做不到（例如钱德勒·宾决心不再拿朋友开玩笑，但他一听说罗斯在和一个叫伊丽莎白·霍恩斯瓦格的女人约会时，就立刻憋不住了）。看完短片，你也写了一篇类似个人经历的短文，这倒不难，你的朋友中也同样有年年下决心，但永远做不到的人。接着，你来到另一个房间，听人讲解游戏规则，一两分钟以后，对方的提议出现了：“接收人分配2.5美元，发送人分配7.5美元。”你是否接受？

这两组参与者对我们提出的分配建议的反应是怎样的？你可能猜得到，很多人拒绝接受不公平的分配办法，尽管他们自己也没有拿到应得的钱。但是，与我们实验的目标相符，我们发现，被《情系屋檐下》片段激怒的参与者拒绝不公平分配的人数比看过《六人行》的要多。

如果你把情绪影响作为一个总体来观察，我们对那些不公平分配的人实施反击就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实验表明，报复的反应并不仅仅来自不公平的分配提议。它还与观看短片所引发的情绪余波有关。对于电影的反应完全是另一种经历，它与最后通牒游戏根本无关。但是，这些无关的情绪溅洒到了另外的领域，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可以这样假设，“愤怒”一组的参与者把负面情绪放错位置，他们可能是这样想的：“我现在感觉很郁闷，可能都是这个倒霉的分配提议造成的，所以我不会接受它。”同样，“高兴”一组的参与者也把正面情绪放错位置，他们大概会这样想：“我心情不错，可能是由于人家要和我分钱，我平白无故地捞到外快，何乐不为呢？”这样两组参与者各自沿着自己（不相干）的情绪，做出了决定。

自我羊群效应

我们的实验表明，情绪能够影响我们把潜在决定转变为实施决定（这已经不新鲜了），而且不相干的情绪也会影响决定。但我和爱德华多真正要测定的是情绪消退之后，它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影响。我们想弄明白处在高兴或愤怒状态下的参与者，在情绪“影响下”的决定是否会成为长期习惯的基础。下面才是我们实验的最重要部分。

不过，我们必须等待，也就是说，我们要等到影片片段引发的情绪消退后（我们进行检测以确认情绪消失），再向他们进一步提出不公平提议。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不为情绪影响的参与者会如何反应？尽管影片片段造成的情绪，事实上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我们观察到决定的模式与原来情绪刚刚激发左右他们身心时的仍然相同。一开始被凯文·克莱恩的不幸遭遇激怒的人更容易拒绝对方的提议，他们继续做出同样的决定，尽管愤怒的情绪已经不复存在。同样，那些被《六人行》片段中可笑的剧情逗乐的参与者，在这种正面情绪下更容易接受对方的提议，而当这些正面情绪淡去后，他们还是会继续做出同样的决定。很明显，这些参与者还在求助于那天早些时候有关游戏的记忆（那时，他们的反应部分受到与游戏无关的情绪影响），并且还是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尽管他们已经从原来的情绪状态中走出来很久了。

我和爱德华多决定把实验向前推进一步，把参与者的角色调换过来，让他们也可以成为发送人。实验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给参与者分别播放两段影片片段，把他们导入预期的情绪。然后，我们让他们在游戏中担任接收人（在这一游戏中，他们将在影片片段情绪的影响下做出决定），接受或者拒绝不公平提议。下面让实验中断一下，让他们的情绪平静下来。最后是实验的最重要部分——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最后通牒游戏，但这一次，他们充当的是发送人而不是接收人。作为发送人，他们有权向游戏另一方（接收人）做出任何一种分配建议，由对方决定是否接受，这样他们就能按照建议的比例分到钱，或者决定拒绝，一无所获。

为什么要这样调换角色？因为我们希望能从中更多地了解有关自我羊群效应与我们长期决策的奇妙作用。

我们暂时向后退一步，考虑一下自我羊群效应的两种基本运作方式：

单纯形式： 自我羊群效应来自与过去行为有关的具体的记忆，可以不假思索地予以重复（“上一次艾瑞里夫妇请我吃饭，我带了瓶酒去，这次我还带瓶酒”）。这种依据过去经验做决定的决策方式是非常单纯的，照葫芦画瓢，但是，仅仅适用于和从前完全相同的场合和条件。

复合形式： 考虑自我羊群效应的另一种方式是把过去的行为作为下一个行动的向导，并据此加以推广。在这种方式的自我羊群效应中，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时，便会记起过去的决定。不过，这时我们不是自动重复上一次的做法，而是把它进行广义诠释；它成为我们总体特质和偏好的坐标，并据此采取行动（“我在大街上拿钱给了乞丐，我很有爱心，所以我要去施粥棚当义工”）。在这种自我羊群效应中，我们参照过去的行为提醒自己总体上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按照同一方式去做。

现在，我们简短地考虑一下角色转换是如何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两种自我羊群效应的，单纯方式和复合方式，哪一种在实验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假想你由接收人转变为发送人。你可能看过凯文·克莱恩扮演的可怜角色被老板视如草芥，然后一怒之下用棒球拍把建筑模型砸烂，这会促使你拒绝不公平的提议。另一种情况，你可能因为被《六人行》片段逗得暗自发笑，因此就接受了不公平的提议。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时间已经过去，你原先因影片片段引发的生气或高兴的情绪都已经察觉不到了。但是，你的角色也变了，成了发送人（下面的情况既复杂又微妙，你要做好准备）。

如果说我们在早先的实验中发挥作用的是单纯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那么你早先作为接收人时的原有情绪，在当前方式的实验中就不会对你作为发送人的决策产生影响。为什么？你作为发送人，无法单纯依赖“照葫芦画瓢”的决策方式行事。说到底，你过去从来没有当过发送人，因此你在面对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时，要做的也是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决定。

另一方面，如果起作用的是复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你处在愤怒状态下，你就可能会这样想：“我原来是接收人，当时很生气，我拒绝7.5∶2.5的分配提议是因为它不公平。”（换句话说，你错误地把拒绝提议的原因归结为它本身的不公平，而不是因为你当时处在愤怒情绪下。）“现在轮到我当发送人，”你会继续想，“对方可能和我一样，也可能拒绝接受不公平的提议，那么我给他发送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提议——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能接受的。”

与此不同，如果你当时看的是《六人行》片段，由此你接受了对方不公平的提议（同样，当你把原因归结为提议本身，而不是影片片段）。作为发送人，你可能会这样想：“我接受7.5美元的分配提议，是因为我觉得它还可以，现在对方应该和我一样，我这样分配，他也会接受，因此我还是照7.5∶2.5的比例来分。”这就是复合形式自我羊群效应机制的一个例子。回忆你的行为，把它归纳到更广义的原则上，然后顺着同一条道走下去。你甚至还会以为对方会和你同样行事。

实验的结果更倾向于复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最初的情绪会长时间地发生影响，即使角色调换了也是如此。“愤怒”一组的发送人往往会较多地发出更公平的分配建议，而“高兴”一组的发送人发出的提议则以不公平分配居多。

实验的结果告诉我，情绪对于决策具体影响的背后，复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在我们生活中起的作用可能更大。如果只是单纯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在发生作用，那么它的影响就会仅限于我们重复做出的那一类决策。但是，复合形式自我羊群效应的影响表明，我们在短暂情绪基础上做出的决定能够影响到相关选择，以及其他的领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新的环境，那么做出的决策有可能就会产生自我羊群效应，就需要特别谨慎，尽量做出最好的选择。我们立即做出的决定不仅会影响当时发生的事情，还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关系一系列的有关决策。

不要跨越他

我们在实验中力图寻找性别方面的不同，但几乎没有发现。

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在决策问题上不存在性别差异。我猜测最基本类型的决策（在我研究过的有关决策的案例中），性别的影响不大。不过，我确实认为，当我们研究的决策类型越来越复杂时，就会观察到性别的差异。

例如，我们把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变得更加复杂，就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对待不公平分配提议反应的方式上，存在一个有趣的差别。

假想你在游戏中是接收人，收到了一个16∶4的不公平分配提议。与其他游戏一样，你可以接受提议得到4美元；或者拒绝接受，然后一分钱也拿不到。不过，除了这两种选择外，你还可以从下面两种解决方式中选择一种：

（1）你可以选择3∶3的分配方案，就是说你们得到的比原来都少，但是发送人的损失更多（原来的分配比例是16∶4，你放弃了1美元，而对方损失了13美元）。而且，你接受了3∶3的解决办法，还可以教训对方应该公平处事。

（2）你可以接受3∶0的解决方案，就是你拿到3美元，对方受到惩罚，一分也拿不到——让对方感受一下“贪心不足蛇吞象”的后果。

我们在性别差异方面又有什么发现呢？总的来说，男人无论在愤怒，还是高兴的状态下接受不公平分配提议的比率都比女人高50%。我们在观察替代解决方案（3∶3或3∶0的两种分配比例）的情况时，事情就变得更有意思了。参与者在高兴的状态下，情况没有变化；女性接受3∶3方案的概率略高，在选择3∶0报复方案的人中，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在那些观看过《情系屋檐下》并写过自己生活中类似经历的参与者中，情况就发生了很多变化。处于愤怒状态下，女性倾向于选择3∶3方案，而多数男性则倾向于选择3∶0的报复方案。

总的来看，这些结果显示，女性从一开始就更可能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提议，但她们的动机比较正面。女性选择3∶3方案的比选择3∶0方案的人数多，说明女性在生气的状态下仍然非常看重平等与公正的重要性。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推导出，她们大致是想对对方说：“双方都拿到同样多的钱，难道不是更好吗？”相比之下，盛怒之下的男性选择3∶0方案的比选择3∶3的人数多——他们想说的大概是“去你的”。

你能划独木舟吗？

我们从上述内容中学到了些什么？事实表明，情绪很容易影响决策，即使情绪与决策本身毫不相干。我们还学习到情绪的影响比它本身持续的时间长得多，并且会长期影响我们的决定。

最实际的教训是：如果我们处在情绪控制下什么都不做，就不会产生短期或长远的危害。但是，如果我们对情绪的反应是莽撞地做出决定，那么我们不仅会为随之而来的后果感到懊悔，还会创造出一种长久的决策模式，它将持续地误导我们。最后，我们学习到自我羊群效应的倾向不仅发生在我们进行同样的决策时，在做类似决策时也会发生作用。

要记住，影片片段对情绪的影响相当有限，而且是人为制造的。观看电影里愤怒的建筑师，根本无法与现实中和配偶或孩子争吵，或者老板的斥责，还有因超速被警察拦下这些事情相提并论。因此，我们感到恼火或者厌烦（或者高兴）时做出的日常决策，对我们未来的决策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我认为爱情关系最充分地展示出情绪层叠的危险（尽管教训普遍适用于各种关系）。夫妻二人试图解决问题——不论是讨论（或者争吵）金钱、孩子问题，还是晚饭吃什么，他们不仅是在讨论问题本身，他们还同时在形成一套行为功能，这套行为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决定他们互动的方式。

当各种情绪，即使与讨论内容毫不相干，也会不可避免地掺杂进讨论过程，这足以改变沟通模式——不仅在短期内，即我们当时的感受，而且从长期来说也是如此。正如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的，这些模式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

举个例子，妻子在办公室里一整天过得都很不痛快，晚上回到家后她的情绪糟透了。家里乱七八糟，她和丈夫都感到饥肠辘辘。她一进家门，坐在电视机旁边的丈夫就迎面问道：“你回家的路上就不知道顺便买点儿晚饭带回来吗？”

她几乎忍受不住了，不自觉就提高了声音。“你看，我刚开了一天会。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我给你开的购物清单吗？你忘了买卫生纸，奶酪也买错了。你让我用切达干酪怎么做帕尔玛茄子？为什么你就不能出去买晚饭呢？”事态急转直下。夫妻二人越吵越厉害，直到睡觉时，两人的心情也没有好转。后来，妻子容易发火的脾气就演变成经常的行为模式（“看，你要是早5秒钟提醒我换道，我也不至于错过这个转弯路口”），这种状况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下去。

既然完全避免有关和无关的情绪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否有办法避免夫妻关系的恶化呢？最简单的一条忠告是，选择一位不会造成这样螺旋下降的伴侣。当然，你可以寻求数以百计的选配方法，从星象学到统计学，但是我认为你只需要一条河、一只独木舟、两只桨。

我每次去划独木舟，总会看到夫妻或情人因为无意中把船弄得直打转或撞到石头上而争论不休的情景。独木舟看似容易，真正划起来却不简单，因此很容易把夫妻带到战争的边缘。我和一些夫妻一起喝酒或者去他们家吃饭时，很少遇到他们发生争论，这不完全是因为人们尽量要做到举止得体。（说到底，难道两口子在划船时就不想举止得体吗？）我认为，这与人们有关平日正常活动的既成行为模式有关（当着生人在饭桌上激烈争论，在大多数家庭中都是绝对禁止的）。

但是一到了河面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没有现成的规则，河水流速及流向无法预测，独木舟一会儿漂流，一会儿打转，很难预见和控制（生活也是一样，充满着意外的压力和障碍）。前后之间没有明确的劳动分工（如果你想使用专用术语，那就是船首与船尾）。在这种环境下，倒是有充足的机会建立和观察新鲜的行为模式。

如果你是夫妻中的一员，你认为划船的过程中会发生些什么？只要船不听话，你们是否就会互相埋怨（“你难道就没看见那块礁石”），你们是否会一直吵得不可开交，弃船跳水，游到岸上，整整一个钟头谁也不理谁？或者，你们碰到了礁石，会不会一起找原因，弄清谁应该注意什么，同心协力继续前进？

这就是说，在确立长期关系之前，你们应该首先寻找一种环境，那里没有现成的社交规则，得靠你们来探索你们在其中的共同行为（例如，我认为男女双方在决定结婚之前应该先规划他们的婚礼）。还有，应该密切注意那些可能导致关系恶化的行为方式。一旦观察到早期的警示迹象，我们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绕开不理想的路径。

最后的一条教训是：不管是划船时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先冷静下来，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对我们才是有利的。否则，我们的决定将来一定会碰壁。最后，如果你有意和我一样计划给别人补课，一定要记住我当时是怎样做出反应的。我并不是说我以后还会这样做，不过，人一旦被情绪控制，谁能说得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