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固然是社交的细节，可是这细节却反映了东西文化基本差异的一点。让我们在这类细节上再细细想想。

我们见了人总有几句客套，其中之一是“贵庚多少”，这本是所谓寒暄，无关宏旨。可是这些不经意的口头禅岂是偶然的呢？不是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各人相对的行为时常是依着长幼之序来安排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有比我年长的人在旁，他若不坐，我坐着就不安心，很自然地会站起来。走路时，也是长者在前，幼者在后。我们要恭维人家必然是说这人很老成。长长的胡子是一种德高望重的标记。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总是分有尊卑的，年龄是尊卑的标准。从这个基本原则上，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对院长太太无法改口称她的名字了。称呼在我们是规定人们相对地位的符号。对于长者得尊尊敬敬地称声老伯。只有在上的人才能用名字直呼在下的人。在下的人若用名字称在上的人就表示违犯了社会的结构原则，怎能不引起反感。

中国社会中敬老是一项基本道德，用来维持长老统治的方式。我在美国住了一年，暗地里不免庆幸自己是中国人。日子过得快，年纪跟着长。假若我是美国人，我会怎样心慌？当然，我每次看见自己两鬓渐生白发，也会感觉到一点凄凉寂寞，年华逝水，“朝如青丝暮成雪”，人事渐非。可是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在乡下和父老们闲话，听他们说“贵庚快到五十了罢”时，我并不认为是一种讽刺，虽则离五十还有十多年，反而觉得很有面子。若是我不留心向美国人说了这句话，即使是向男子说，也一定会引起不高兴的反应。

“千万记着不要问别人的年纪。他们的女子最高的年龄是二十五。”这是我临行时朋友给我的一条诫言。但是这次旅行中，我总是遇着些长辈，头发白白的或是秃顶的学者们。有时为了要表示我的敬意，偶一不慎就直接或间接地犯了这条诫。入国问禁是不够的，问了还得记住；记住还是有时不够，非像他们一般根本把“老”字译作“快死的”“没有用的”和“怎么不知趣些，还不滚蛋的东西”等意义不成。一天若把老字联上可敬的态度，那随时都会出毛病。

幽默的老者知道东方规矩的，也有时特地欣赏我偶然露出来的“不敬”。我在哈佛遇着Elton Mayo教授。他那支长烟管不禁使我想起我们乡间老年人那种闲情逸致的神气。后来我在写给另外一位朋友的信上带了一句：“梅岳先生的微笑在我怪熟的，很像我们中国的老者。”不久，我接到梅岳教授的一封短简：“我很爱看你们名画上老年人智慧的表情。我真高兴我会被这个国家里的人归于这类老者的一类。”

高兴得特地要写信来道谢，或是不高兴得连话也接不上，面孔都红了起来——这都表示了美国人对于年纪的感觉过敏。年纪一把的老太太，搽粉点口红，妖妖娆娆地装作少女；腰大数围，穿着高跟鞋，听人说她年轻美貌，就快活得嘴都合不拢。连男人都白发红颜，跳跳闹闹的，一点也不过虑别人“不识余心乐”，老是“偷闲学少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想，和儿女互相用名字称呼，辈分都不分，在我们看来，真是太那个了，不是？这里东西文化的分别实在太清楚了。

我老实说很早就看不太惯这种装年轻的风气（我常说，到外国去了，才知道自己真是中国人），可是再看一看，装年轻的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实在怕老。在他们社会里，年老了实在太苦。不但美国如此，欧洲各个工业国家多少都有这种情形。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和哥哥一同在柏林过暑假，正住在一个公园的前面，开窗就看见一些老太婆们寂寂寞寞地在公园里从早到晚地闲待着。我常说：“天下没有比公园里硬板凳上坐着的老太婆更苦的了。”她们除了公园里的太阳外（北欧的太阳已够微弱的了），简直没有半点温存。她们的儿女们这样忍心！我想起家乡的老牛，耕作一生，主人们还有时记念它们的辛劳，不愿自己宰了吃它的肉。世上人情的厚薄可以相差得这样远！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文化，是一个从移民中长成的社会，是一个从原野里创造出来的国家。丰富的资源亟待开发的早年环境里，机会虽多，可是蛮荒未辟，因之须奖励个人独立创制的性格。凡是囿灭个性发展的各种因素都视作当时拓殖精神的阻碍，加以贬值。重视乡土、膺服长老等观念，在他们是等于没有志气。而且在事实上，他们一生的成败的确大部系于一己的能力。一个贫困的少年在十几年中成为百万巨富，在最近的过去还是件极普通的事。每个美国孩子至少在理论上都有做到大总统的机会。在机会丰富的社会中，个人的出路不必依靠若祖若父的余荫。美国人崇拜的不是身出名门的望族，而是白手起家的好汉，所以self-made man被视为社会英雄。各人既凭一己能力来创立事业，年龄也成了一个威胁。愈老，可以利用的时间也愈短；精力衰竭是落伍的预兆。老了，也就不足畏矣。

若是一个社会里事业的成败靠体力智力的竞争，老者怎能吃得消年轻人的排挤？Ogborn教授有一天搔着他的白发说：“统计上的数字的确有时会威胁老年人。”在美国，游艺技击最有成就的是从25岁到30岁的人物。诗人最多是出在30岁到35岁，35到40岁是技工们最有贡献的时期。40岁之上，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议员的年纪固然平均在50岁左右，但是有多少老头能坐在国会里出风头？就以学术界来说罢，65岁必须退休，白发教授讲书也许讲得好，但是研究工作远没有少壮教授们狠了。言下这位老教授很有一点感触。

我接着说：“当然，用体力和智力来竞争，老者怎能不吃亏？可是你们怎么不利用老头们的特长呢？”

“有什么特长，除了年纪？”

“难道年纪不表示经验丰富、世故深长、眼光老到么？在我们中文里，‘世故’，‘老到’，都是好字眼，用来恭维人的。一个社会中成败若取决于经验的话，老年人就不致活活地被淘汰了。”

“在西洋是讲新、讲标准化；在东方是讲传统、讲经验；我们就分了家。”

在年轻的文化里，你想，经验有什么可以宝贵的呢？牛顿花了一生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大学生一星期就学会了，有公式，有教科书。经验提出了精华，像维他命一般做成了丸药，一口就吞了下去。这话在我们中国人听来固然近于可笑，人事岂也有如此简单？可是在美国什么都在“摘要”“拔萃”，销路最广的杂志是《读者文摘》。最近我读到一本小说，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无愁丸”，凡是心情不快的，吃了一粒丸药，就心平气和。我们虽则可以把这种企图看成狂想（在美国狂想成为事实的的确不少），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梦中，还是念念不忘公式和丸药。

谁也不能说美国这种重公式不重经验的文化要不得。科学的目的就在整理私人经验，变成大家可以得到的公式。靠了这精神，美国的生产才可以有这样惊人的发展。可是我因为离开老年已经不远，总觉得除非人们真的能发明一种不老之方，在一个使人会怕老的文化中生活究竟不是玩的。一个社会不给老年人一个安心之处，也就使每个人心里永远得不到着落。你想：若是你明明知道你总会被人奚落，掉在冷宫里受罪，而且这运命一天近一天，你能平心地过日子么？一个人若把老年看成不幸，我觉得，他决不能真正安心过日子的。

我记得感恩节那天晚上，请我去参加过节的那位主人为了要用东方的空气来款待我，所以找出了他父亲遗下的日记，把从1901年起每个感恩节的记录都念给我听。

这位父亲很高兴地写着他儿子都快成年了，可是接着却很萧条地加了一句：“他们也快离开我们了。”我是明白大家庭一切悲剧的，可是在这一刹那我却成了一个保守分子，觉得辛辛苦苦把孩子领大了，眼瞧着他们像燕子一般分飞，自己只能在公园里坐冷板凳，喂鸽子，也是太惨了。有位太太曾和我说：“我女儿出嫁了，我总觉得缺了什么似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说美国的老年人不觉到寂寞么？人都是人，根本是一样的。那位太太又告诉我说：“现在美国有了个母亲节，是5月里的第二个星期天。我们都得送东西给母亲，我知道我的母亲收到了礼物真高兴。”我就问她有没有父亲节呢？她说有的，可是她却记不起来是哪一天了。她接着说：“没有关系，他们的母亲们会买了东西用孩子的名字送给他们的父亲。”

“一年只有一个母亲节！母亲们还是这样高兴。”我忍不住加了一句，“我幸亏不生在美国。”

在这种没有退路的社会里，退休会成为最厉害的刑罚。Linton教授和我说：“真是奇怪，在美国，老头们都不愿退休，一退休不久就会死。”——我想想都可怕。

我们若觉得在中国社会里可以不怕老，假定这是使人能安心生活的张本，这也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而且为了这一点，我们所付的代价也不轻，是否值得还是很成问题。

维持我们尊敬老年人的就是我们这个经济上已经不易有新的扩展机会的社会。我们的人口这样多，资源又这样有限，个人生活的机会多得一一地从上代的手中接承下来。在农业经济中，基本的资源是土地。若是没有像美国一般广大的西方可以开垦，土地的面积无从增大，每一个人想在土地上谋工作和经营的机会，必须向别人手上去取来，最自然的自是求之于和自己有亲属关系的父兄了。父兄既然握有我们生活机会的权力，我们当然不能把他们视作无足轻重的人物了。

在经济机会不断在扩展中的社会里的人们不会感觉到长辈的权力。他们有父兄的地位和财产的荫庇固然方便，但是没有的话也不要紧。我在上面也说起过美国很多成功的大企业家是白手起家的。在机会丰富的环境里，早年愈是艰苦的人，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也愈大。人间的事，有好的一面，也必然有坏的一面。有父兄荫庇的人，固然有安全，可是因为生活有安全，他也就不会受新机会的引诱，肯冒险尝试新的企业；安分使他不能有发展，他至多不过能守成罢了。一个社会中若都是些守成的人，这社会也必然停滞在现状上。早年吃过苦，明白不自力更生，一生就没有出路，一不小心就会尝着失业和饥饿的味道，这种人是最能冒险的。假若这社会的客观环境已经定型，没有发展的机会，则这些铤而走险的人也是不会有着落，甚至会成为社会上的破坏分子：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功的机会却又远没有失败的多。若是他们正逢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膨胀，他们的冒险正是拾取新机会的动力，比较容易收纳在社会的正规上，成为新秩序里的英雄。

东方和西方的分化也许就在这一点上，东方的农业封锁了经济发展的机会，而西方的工业却打破了这封锁线。在经济封锁线内生活的人，聪明一些就该承认传统秩序，在已有秩序里求地位，因之他们必然会对这秩序的维持者的老年人表示尊敬和感激；不这样，他们是自寻烦恼和灭亡。

我看了美国人那种爱好新奇，勇于尝试的精神，使我常想起我幼年时的一位倒霉的朋友。他是我们熟悉的船户的儿子，常到我们家里来和我们玩的，名字叫万年。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性格里有着和美国人相近的精神。年纪大了，不肯结婚；他觉得家庭是一个无聊的累赘。我那时不懂得这意思，跟着别人笑他脾气怪。其实就是这一件小事已够说明了他不肯接受既存秩序的性格了。他到我们家里来，总带着一些被人笑话的怪想头。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说若是有一个人能想出一个画椭圆形的仪器，他一定能成一个大科学家。他听了，足足费了半年，见我面就和我讨论，他在试验，结果是没有。不消说，我也笑过他。可是现在想起了，万年若是生在美国，他决不致后来被人奚落，一直到死在异乡。他的结局是相当惨。他父亲常和我祖母说：“这孩子，正业不做，将来总会连累老人家。”这话是实现了。他被人捉住，不知在什么罪名中，关在牢里。牢里出来，就不知去向了。留在我家里的是祖母对我们的教训：“不要胡闹，看看万年。”万年生错了地方，生错了时代。他必然会痛心，他的一生竟会被用来作他小朋友的鉴戒。

承认传统成为美德原来也是有实利的。谁愿意做万年？可是承认传统的结果，在个人说，固然可以使我们在经济封锁线内得到我们的生活和安全；从整个社会说，却是一个增强经济封锁的力量。常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发生科学？不发展工业？我们在聪明才智上并不落人之后！这似乎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究竟是因为我们经济被封锁在农业里之后才使我们尊重传统、敬爱老人呢？还是为了我们尊重传统、敬爱老人而使我们打不出农业所给予我们机会的封锁呢？我自然不能回答这问题，可是一旦我们走入了这圈子，就会永远团团打转了。

依我这样说来，经济的封锁线既然已经被科学打破，人类的机会可能会有增无已，老年人所持以获得尊敬的基础似乎已经动摇了。我们不是会都走上美国路线：时间、年龄会成为我们的冤家了么？我并不愿意这样预测，我已说过，这是我私心的打算，因为我自己不愿给时代所遗弃。我虽则不知道在新的世纪里老年人将怎样去恢复他被尊敬的地位，可是我觉得今后的老者若还要受人尊敬的话，决不能依靠他占社会地位的权力去收买年轻者的尊敬了。这种时代，即使我们快老的人还不忍放弃，决没有理由可以希望它永远不变的了。我们若找不到新的被人尊敬爱好的凭借，我们会在白发满头的时候，在公园里坐硬板凳等死神的解脱。那时，我们会体会到现在西洋这些老年人的苦处了。

老年是不应当使我们胆怯的，可是老年也不应当是传统的权力，什么时候我们能和白朗宁一同吟诵：

和我一起长！

最好的在前面。

生命的结束，

为它我们才有早年。

我们的时间是在这种人的手上，

他能说：

我绘画这整个，

青年不过是一半；

信赖上帝，看到全面，

不要胆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