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最坏之处是继它之后出现的东西。

——亚当·米奇尼克

伴随着共产主义垮台的，不仅仅是几个压迫性国家和一种政治教条。和一种革命学说紧密相连的这么多政权的消失，敲响了200年前激进的进步承诺的丧钟。法国革命之后，以及列宁于1917年夺取政权之后信心大增，马克思主义左派曾经与这种断言密切相关：社会主义的未来不仅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在，而且肯定有把握做到。用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带有怀疑意味的话说，左派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所寻求的目标“……受到整个宇宙的欢迎”。

今天很难回想这种世俗的信仰——知识分子和左派政治家们运用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辩护的那种绝对的确定性。它的源头之一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将社会数据应用于政治的新科学的自信。1884年10月24日，年轻的比阿特丽斯·韦布在日记中描述自己玩弄着数据，把它们在手指间卷起来，一边试图“……想象在我面前横亘着一个知识的世界，我可以用它把人类命运的难题都整合起来”。就像威廉·贝弗里奇后来评论的，像韦布这样的人“……让人们感觉到，只要有足够的思考，人就可以通过理性化的进步，克服世界上所有的邪恶”。

维多利亚后期的这种信心在20世纪很难存续下去。到了50年代，它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列宁及其接班人在“历史”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动摇了：根据已故的拉尔夫·达伦道夫所说，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英国社会历史学家，逝于1962年）是“……我听过的最后一个谈及进步而不带任何明显尴尬的人”。

不过，至少在1989年前，原则上仍然可以相信，历史是在朝着某种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而且，无论是好是坏，共产主义代表着这样一条轨迹的顶点：它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观念，但这并没有使它丧失对一代一代的世俗进步论者的吸引力。即使是在1956年和1968年的幻灭以后，仍然还有很多人坚定地保持着政治忠诚，这种政治忠诚把他们置于未来的“正确”一方，不管现实是多么令人不安。

这个幻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久不息的吸引力。马克思的预言失去所有意义之后很久，很多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哪怕仅仅是在形式上——还在继续坚持他们对大师的忠诚。这种忠诚为左派政治主流提供了一套话语和一系列落伍学说的基本原理，但是，它也使同一个左派无法对现实世界的困境做出实际的政治反应。

在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和萧条中，很多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提出甚至讨论解决危机的办法。像老派的银行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有着无法改变或打破的规律，干预其运作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毫不动摇的信念使很多社会主义者在当时和后来很多年都对道德上的挑战无动于衷：他们宣称，政治不是有关权利的，甚至也不是有关公正的。政治是阶级、剥削和生产方式。

这样，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始至终还是深受19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的核心理论的影响。这种残存的信仰系统和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大约相当于英国国教安立甘宗的低教会派和整体的天主教正统的关系。而这种信仰系统提供了一堵后墙，任何自称社会民主党人的人都可以把他们的政策倚靠在这堵墙上，然后使他们自己区别于甚至最倾向于改革的自由派或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人。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解体意义如此重大。随着苏联解体，曾经将左派捆绑在一起一个多世纪之久的一整套学说都被解开了。不管莫斯科那个变种有多么反常，其突然而完全的解体，对于任何自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或运动，只能产生破坏作用。

这是左翼政治的一个特点。即使全球每一个保守和反动的政府明天全部分崩离析，其形象被腐败和无能毫无希望地玷污，保守主义的政治仍然会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保守”的理由将会一如既往地可行。但对左派来说，失去了被历史支持的学说之后，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唯一残存下来的是政治：关于利益的政治，关于妒忌的政治，关于竞选连任的政治。没有了理想主义，政治被简化成了一种社会会计，对人和物的日常管理。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还可以勉强生存下来，但对左派来说，这就是灾难。

从一开始，欧洲的民主左派就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继者共产主义的合理替代选项。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天生就有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信心十足地向着更好的未来迈进，一方面又紧张地看着它的左肩。我们，社会民主主义似乎在说，不是极权主义的。我们要自由，不要压迫。我们是相信平等、社会公正和市场监管的民主派。

只要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目的是说服选民相信，他们是自由政体内部一个值得尊敬的激进选择，这种防御姿态就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今天，这种说辞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了。一个像安杰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仍然能够击败其社会民主党对手，而运用的一套政策在所有重要的基本问题上都和社会民主党人类似，这并不是偶然的。

社会民主主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是当代欧洲政治平淡无趣的那一部分。很少有欧洲政治家——仍有权势的人中更少——会不同意社会民主党关于国家责任的基本观点，尽管他们对国家责任范围的界定有所不同。因此，今天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提供任何独特的东西，例如，在法国，即使是他们支持国有制的观点，也很难将他们自己和戴高乐右派的科尔贝尔式（Colbertian）的本能反应区别开来。今天的问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而是他们的老生常谈。由于从左面来的极权主义挑战已经消失，强调“民主”基本上是多余的。如今我们都是民主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