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2日，辛波斯卡生于波兹南附近的小镇布宁（现属于库尔尼克）。这座波兰小镇上有许多新哥特建筑。她出生的房子是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红色屋顶，现在仍保存着，临近一个狭长的湖泊。她的父亲是个小职员，1936年去世，当时辛波斯卡才十三岁。她还有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姐姐玛丽亚·诺沃耶卡。她在诗中不太写私人事务，家庭成员也极少出现于她的诗中。只有在《终于，记忆》一诗中，父母的形象隐约出现，然而是在一个梦中：“他们的脸庞如两盏灯，在黄昏，发出幽暗的光”。《赞颂我姐姐》一诗中则出现了姐姐，一位从不写诗，却喜欢寄明信片的姐姐。除此之外，我们对辛波斯卡的家庭几乎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对她本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她喜欢将作品推到前景，希望我们只阅读她的作品，而她自己则藏身于作品背后，正如墨西哥诗人帕斯说的：“诗人没有传记，写作才是他们的传记。”

辛波斯卡的童年和少年并不安定。1926年，辛波斯卡一家移居波兰小城托伦，她在那里上小学。1931年，全家又移居克拉科夫，她在这里上完小学后，进入一所修道院学校，并尝试写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降临，辛波斯卡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战争期间，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学校获取毕业文凭。她写下了一些诗歌，在某次搬家期间，她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不过从未发表，以为这是一篇没有什么价值的作品。1943年，为躲避进入德国的劳动营，她在一家铁路公司当职员。两年后，她入读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专业是波兰语言文学，随即转入社会学。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前途的专业。战后的波兰迅速斯大林主义化，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正被取消。她只学习了一年社会学。她并不清闲，上学的同时，还在一个小编辑部做校对工作。

1945年3月14日，对辛波斯卡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波兰日报》副刊《战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搜寻词语》，她作为诗人的生涯以此为起点，虽然这中间似乎具有一种偶然性。她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如果最初发表的是小说，她也许会成为小说家。可是命运偏偏让她成为了诗人。然而对偶然的忠诚才能成就命运，这也是辛波斯卡在诗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她在生活中也是这么实践的，她的一生是忠诚于诗歌的一生，当然，她真正忠诚的是生活。

当时，波兰诗人亚当·符沃德克在《战斗》编辑部工作，他是一名已出版过十几本诗集的诗人，负责联系辛波斯卡。符沃德克十分欣赏她的处女作，发现辛波斯卡读的诗集那么少，他惊讶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小时候，辛波斯卡家里只有卡斯普罗维奇、泰特马耶尔的两本小诗集。她对现代诗歌几乎一无所知。出于偶然，同学送她一本战争前出版的布岑科夫斯基诗集，她在沦陷期读了这本诗集，这也许是她接触的仅有的先锋派诗歌。而符沃德克藏书丰富，她经常去借书看。两人迅速相恋，并于1948年结婚，不过，这段婚姻并不圆满，只持续了六年。

辛波斯卡的第二位丈夫科尔内尔·费利波维奇是一名作家，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不久被关进德国集中营，战后被解放回波兰，随后从事小说创作，出版过二十余部小说，1990年去世。他在辛波斯卡的内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93年的诗集《结束与开始》中充满了她对丈夫的思念、对过往岁月的沉思、对命运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命的澄澈领悟。在其中一首《事件的版本》中，她写道：

个体的命运

被赋予我们，为了审视：

多数命运被我们拒绝，

带着恐惧与忧伤。

以及：

爱吸引着我们，

是的，但必须是

兑现承诺的爱。

他们通过这次婚姻兑现了爱情的承诺，也履行了在尘世的爱的义务。尤其是那首饱含深情的《一见钟情》，更是由爱的激情进而深入了对命运和机遇的思考。这首诗广为流传，打动过不少读者，包括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结束与开始》出版当年的圣诞节，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华沙街头的一个书摊上无意中发现了这本诗集，本来想把诗集送给《三色》的译者罗曼·格林，因为辛波斯卡是格林最喜欢的诗人。当他翻阅诗集时，读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的主题与他正在拍摄的《三色》最后一部《红》十分接近，于是他留下了这本诗集。

辛波斯卡并非横空出世的天才诗人，而是一名逐渐演变、丰富、深邃的诗人，写诗对她来说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她的诗就像树木的年轮，经受着岁月的磨砺，生长出清晰的脉络。1949年，她试图出版一部诗集，却因当时的波兰审查制度而流产。这部诗集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们曾把世界弄得先后没有秩序，

——它是那么细小，两只手就能抓住它，

那么平易，可以面带微笑地将它描写，

那么普通，就像祈祷中的古老真理的回声。

这里我们可以隐约发现辛波斯卡诗歌的胚芽。不过，她随即遏止了这一胚芽的生长。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这本在艺术上并不成功的诗集，涉及苏波友谊、战后重建、帝国主义等宏大主题，里面只有几首爱情诗以低沉的语调透露着她未来诗歌的走向，大多数诗歌显得空洞而虚假。这是一个完全令人感到陌生的辛波斯卡。然而，这本诗集一出版就迅速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同年，她加入了波兰作家协会和统一工人党。（1966年，因不满哲学家列舍克·科瓦科夫斯基被开除，她宣布脱离统一工人党。）

1954年，她出版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在这本集子里，政治主题并未消失，却有所削弱，高亢的诗歌中掺入了一些低语。比如《向自己提问》一诗，她通过一系列质疑开始自觉地搜寻并辨认出自己的声音——对人性困境的敏感、对爱和真实的渴望和对沉默的敬意。在《被激怒的缪斯》一诗中，她写下了这样有力的句子：

幸运的是我知道，

应该怎样去对待这种沉默。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触及带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壮的诗句向我尖叫？

她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赋并不适合于“雄壮的诗句”，而逐渐向“带刺的玫瑰”倾斜，然而，对于二十世纪诗歌而言，辛波斯卡这一优雅的倾斜是多么幸运。

《我们为此而活着》和《向自己提问》两部诗集后来基本被诗人否定，在以后的各种选本中，这两本集子中只有零星的几首诗入选。她以沉默的方式清理自己的过去。在雅盖隆大学就读期间，她开始接触波兰先锋派作家，尤其是结识了诗人米沃什，在写作上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尽管如此，米沃什仍直言不讳：“我不喜欢她的早期作品，她经历了斯大林主义阶段。”不过，米沃什接着承认，“但（她的）每一部诗集都在变得更好。”1957年，《呼唤雪人》出版，这是一部标志性的诗集，从此她自觉地摆脱了政治诗的僵化声音，以柔韧而多层次的声音进入她所擅长的自然、爱情、人性、存在等众多主题。她的诗集不多，每本诗集一般也只有一二十首诗。她是少有的以少胜多的诗人，犹如一生只写了一百多首诗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

辛波斯卡的生活，则令人想起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和德国诗人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她也是一名深居简出的诗人，不喜欢出入公众场合，不喜欢接受采访和诗歌朗诵（她有一首《怯场》表达的就是对公开朗诵诗歌的反感）。宁静的克拉科夫古城是她生活的中心。1953年至1981年，她一直是克拉科夫《文学周刊》编辑，负责诗歌部，培养了大批年轻诗人。

她没有生育。诗歌就是她的子女。她过着朴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后的晚年。她喜欢抽烟，喜欢鲱鱼和伏特加。她不是一个热衷于在生活上历险的人。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波希米亚气质。她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这将为难任何试图为她写传记的人。事实上，她拒绝别人为她写传记，她只希望人们能专心地去阅读她的作品。她不愿意成为明星，即使在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十分特殊，这一年是化学家诺贝尔逝世一百周年。前一年的得主是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很多人没有料到诺奖会连续两年授予诗人。这一年的奖金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12万美金。辛波斯卡难以避免地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在接受巴布里拉·文茨卜的采访时，她还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并不感到满意，至少是不满意我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这些纯属个人的私事，我不会公之于众。这会使我内心受到损害。我只是尝试——至少部分地——将我的某些人生经验融入我的诗中，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可是，要把这些得失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会和盘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为明星需要做广告。我只希望我的诗会有人去读，至于为自己做广告，我是干不出来的。”

阅读占据了辛波斯卡的大量时间，也呼应着她平缓的生活节奏。1968年开始，她为《文学生活》“非强制阅读”撰写书评，与雅盖沃大学文学教授马强格轮流供稿。1981年，《文学生活》停刊，又为《选举报》陆续写过一些书评。她的书评行文不拘一格，随着性情展开，轻松幽默，短小精悍，深为波兰读者喜爱。撰写书评对一个书虫来说是正中下怀的美差。她是那么热爱阅读，甚至说过：“我很老派，我认为阅读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荣耀的事。”她还是翻译家，精通法语，翻译过不少法语诗歌，包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自己的诗中，她会偶尔掺入一些法语词。她那简短的诺贝尔奖授奖答谢辞是用法语演说的。

晚年，辛波斯卡每年秋天会住到克拉科夫城附近的山区扎科潘内。在这里的作家俱乐部二楼，她有一间屋子。扎科潘内以风景闻名于世，然而辛波斯卡追寻的是静默的生活。她的屋里没有电话，甚至没有浴室。她只在里面与世无争地修养、写作，偶尔在山路上散步。这是她理想的创作环境。在迪恩·墨菲的访谈中，她说：“我无法想象诗人不去争取安闲和平静。不幸的是，诗歌并非诞生于喧闹、人群之中，也并非诞生于公共汽车上。所以，必须有四面墙，并且保证电话不会响起。这是写作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早年的动荡生活，辛波斯卡一生过着简单而安静的生活。在早年的《墓志铭》里，她就设想了自己朴素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