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莉·安德鲁斯和格斯·勒罗伊相爱已经快一年了。她还是住在一个带家具和浴室的单间公寓里，每天早上去医疗中心上班。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格斯·勒罗伊和另外一个男人合租了一套公寓，那人是一个书籍封面设计师，和格斯一样，也跟妻子分居了。每晚下班后，如果不是非得和作者外出，格斯都会来到波莉的房间喝上一杯，然后，波莉就开始做晚饭。饭后，他们常去看电影，或者去参加关于西班牙内战、砂肺病等问题的讨论会，有时在家听波莉的留声机。但是每个工作日的晚上，他都要回去睡觉，因为这样更方便，他的剃须刀、烟斗和手稿都在家里放着。他不在乎设计师带女人到自己的房间，只要第二天早上他穿着睡衣吃玉米片、喝咖啡时，不必和第三方交谈就行。

周六他通常一直工作到中午，但是下午他会和波莉一起去意大利移民区或者唐人街散步，或者去参观西班牙博物馆，有时候会去博纳德修道院游览。回家后，如果波莉还没有买菜，那他们就会一起去趟市场。周六早上，格斯会到大学城买些葡萄酒，然后他们就提着装满杂物的包一路走到圣马可坊，来到波莉的公寓。如果房东夫妻去新泽西度假了，那他们就会在房东的厨房里做饭。否则，格斯就会带波莉去法国或者西班牙餐馆里吃饭，然后跳舞。周六晚上，他会和波莉睡在她的小床上，周日上午，他们起床很晚，一起吃过早饭后，两人会一起读报纸。周日下午，他会和自己的小男孩一起度过，他带他去各种有趣的地方游览参观，布朗克斯区的动物园、斯塔恩岛的轮渡、自由女神像、乔治·华盛顿大桥、巴克利水族馆、斯塔恩岛上的蛇馆。虽然波莉会亲自为他们筹划出行地点，但是她不一起去。她说：“等结婚后才去。”这话总让格斯窃笑不已，因为她的话听起来太过迂腐，好像得不到结婚戒指，她就不会给他这种恩惠。但她的想法就是这样。于是周日下午，波莉就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们。周日傍晚，当格斯送小格斯回家后，他会留下来和他的妻子一起喝杯酒，然后回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块三明治当晚餐。他们之间有协议，周日晚上不见面。波莉就利用这个时间洗衣服、洗头发。

这天又是周日晚上，波莉的内衣、袜子和腹带挂在浴室里。她刚刚给房间里的英国常春藤和龟背竹也洗了澡，她的衬衣搭在窗前的绳子上。她梳理好湿漉漉的长发，然后用毛巾擦干，并把自己的白色羊毛衫铺在另外一条毛巾上，让它晾干。波莉发现洗衣服是治疗女孩子不良情绪的良方。每到周日晚上，她都感到情绪低落。肥皂泡、水蒸气、湿润羊毛衫的气味、洁净的头发散发出的“咝咝”声使她感觉到心中的不快都“消散在了空气中”。如果她在房东的厨房里熨好六件衬衣，补好自己的袜子，开始节食并减去六磅的体重，格斯就会迫不及待地要和她结婚。

每周有五个下午，在到波莉的公寓之前，格斯会去精神分析师那里接受一个小时的治疗。医生说，分析的原则是，在接受治疗期间，病人不应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因为这会对分析病人形成干扰。所以，格斯对离婚一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分析师说，如果他准备离婚，那他就要去里诺住上六个星期才行。但是去里诺离婚的费用很昂贵，波莉不知道格斯是否有足够的钱支付这笔费用。他的积蓄都花在了精神分析和给妻子跟孩子的抚养费上。另外，波莉也怀疑格斯的妻子是否会同意离婚。她答应在他做完精神分析后就与他离婚，但是波莉怀疑这根本就是她和精神分析师的阴谋，目的就是要消磨他的心志。与波莉在丽比的五月葡萄酒聚会上相遇的时候，他做精神分析已经三个月了。分析师听说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时大吃一惊，他认为格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就好像一个男人应该能够控制自己陷入情网！

波莉的家人对这事一无所知，但是她的朋友们猜测肯定和一个已婚男人有关，因为她从不对别人谈起自己的业余生活。朋友们认为，这人肯定是医院里的某个医生。波莉从不对人谈起自己和格斯的恋爱，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因为她忍受不了别人的同情和建议。了解实情的人都是些不可能不知道的人：书籍封面设计师、波莉的房东夫妇、两个房客，还有她姑妈的女仆萝丝，因为她基本每天晚上都要过来帮波莉缝补编织。就连格斯的秘书比思比小姐都不知道。波莉不愿意跟格斯一起出席文学鸡尾酒会，部分原因是害怕遇到丽比，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感觉这样的做法不体面，所以在周日她尽量不和小格斯跟他爸爸一起外出，因为她认为他的父亲和母亲仍然是夫妻。有时候，小格斯会问她各种问题，他的母亲也会问他一些问题。如果她出现在鸡尾酒会上，那么格斯办公室的同事就会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人们看到男女相爱，会立刻想到这样的问题。波莉很讨厌这种问询。萝丝、施耐德先生、女房东、施波特艾弗先生都是这样问的。对这个问题的如实回答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的出现，大家会众口一词地问，为什么格斯要去看精神分析师呢？他怎么了？

很奇怪，当她的父亲因抑郁症在里格斯精神病院住院时，从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尽管当时要回答其实很容易。如果格斯常常自言自语，或者沉默寡言，或者突发性哭泣，或者有被医生称为行为乖僻的各种迹象，那谁也不会说他这样的做法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恰恰相反。波莉看不出格斯有任何毛病，他是她见过的最正常的人。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他既不抑郁，也不古怪，喜欢跳贴面舞、打网球，还有开车。他在布鲁克林的车库里就有一辆霍普莫比尔牌汽车，用千斤顶顶在那里。像大多数新英格兰人一样，他用钱谨慎，但是买礼物时总是去最好的商店。他曾经给波莉买过一个漂亮的手包，一套天青石耳饰，还在布鲁克斯兄弟专卖店里给她买过一件淡蓝色的羊毛衫。每周，他都要送花给她，当他们周六出去跳舞的时候，他会送她紫罗兰或者山茶花。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衣着全不在乎，他有两套在沃纳梅克百货买的过时西服、一件花呢夹克衫、一件法兰绒外套和几个蝶形领结。他买了蓝十字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每年三次去牙医那儿洗牙。他注意保持体重，经常带小格斯去看儿科医生。这个医生和格斯的分析师一样，都是纽约最好的医师，也都是布里尔最喜欢的学生。虽然他只有三十岁，但是他对待作者如父亲一般，耐心倾听他们的烦恼，给他们找律师、买戏票、购打折书、租房子、找秘书、介绍女朋友，做他们需要的一切，从不厌烦。他积极参与组建书报杂志行业联合会的工作，但是由于大家认为他属于资方人员，所以他没能成为工会会员。

在停止抽烟斗后，他就吸工会制作的卷烟，无论买什么东西，他都注意看上面是否有工会的标签，然而，实际上，他非常迷信名牌，例如箭牌衬衣、凡士通轮胎、苏格兰奶油和吉列刀片。他不会盲目跟随消费者潮流，像他们一样认为半价的东西质量也不差。看到波莉在家里调和冷奶油跟面粉，他常常忍不住想说两句。他指出，她这样的做法没有把自己的劳动成本计算在内。

几年前，他刚从布朗学院毕业，结果就赶上了大萧条，正是对名牌的嗜好使他接受了共产主义。当时他的室友肖已经说服了他信奉社会主义，但是肖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你应该把你的产业献给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生产社会主义的公司——苏联。于是在毕业后的那年夏天，格斯和他的室友亲自去苏联游历了一番。那里的大坝、电厂、集体农庄和导游姑娘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来后，他就改信了共产主义。可是在那之后，诺曼·托马斯的影响力似乎日趋下降。格斯对那些社会主义的小团体从不在意，例如托派、拉夫斯通派和孟什维克派，波莉的朋友施耐德先生就是个托派成员。他说，每次的大运动都有些怪人的参与。然而，和室友从苏联回来后，格斯却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不想伤害他的父亲——秋河市一家印刷厂的厂主，他们一家经营这个工厂已经有四代了。勒罗伊家族在主街的报社附近有家店，在内战后就一直经营婚丧布告、名片、节目单、告示牌、拍卖公告的印刷业务，另外兼营学习用品、圣诞卡、情人节卡和礼品包装，与众多印刷业主有密切的业务往来。如果格斯加入了共产党，这些老顾客就会抵制勒罗伊家的商店。而且，在格斯看来，美国共产党似乎不如苏联共产党那么负责。但是，他还是娶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他在韦伯斯特舞厅里参加四人约会时认识的一个犹太姑娘。她在市中心的一所进步学校教一年级。

波莉知道，凯会说，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迷恋，尤其是对共产主义女人的迷恋，其实是他情感不稳定的一种表现。但是波莉不这么看。她无法把共产党和那个不贞的女人相提并论。而且，格斯也很少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他从来不参加示威活动，不参加五一节游行，也从来不称警察为“哥萨克”。《工人日报》上他唯一阅读的版面就是体育新闻。他从不跟无信仰者争论，包括波莉，事实上，他几乎从不传播他的信仰。而施耐德先生则不这样，他总想着把波莉转化到托派这一边，每次在楼梯上见到格斯都要对他说起莫斯科审判的事情。格斯说，我们离这些事情太远了，根本无法判断其对错，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决。他真正关心的是西班牙内战，与此相比，其他事情都无关紧要。

目前，他正忙着征集关于西班牙的书籍，一本保皇派诗人所作的诗稿，一套国际纵队的图片，《堂吉诃德》的新译本。他曾约海明威写一本关于西班牙农民的书，但遗憾的是，海明威已经跟斯克里布纳公司签了约。他还跟文森特·施恩联系过，但是对方没有回电。他希望能够出版一部有关林肯军团的大作，而且还想亲自加入军团，今年冬天，在军团招募的时候，他还曾经偷偷在午餐时溜出去做过体检。这件事，他连分析师也没告诉过。波莉一想到格斯戴着贝雷帽当志愿者的情形就欣喜不已。她想他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但是当他的妻子听说此事后，却指责他不负责任。她说，格斯这样的做法就是在逃避责任。按照她的说法，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愿意做完精神分析，他是在逃避真正的问题，这只会让她和孩子担心，而且当他在西班牙跟法西斯作战，或者在马德里逛咖啡馆的时候，她还得负担孩子的抚养费。听到这样的话，波莉很为他的妻子难过，这个女人和丽比一样，都是在自欺欺人。但是，回头细想一下，她又不敢确定，他的妻子表示反对是真的因为钱，还是因为担心格斯会战死而把钱作为借口呢？也许在这点上，他妻子对他的爱超过了波莉。因为她很愿意让他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去冒性命之险。

波莉内心很同情西班牙共和党人，当有人问起她为什么持这种政治态度时，她会笑着回答：“我是个巴斯克人。”波莉这样说是因为她的祖上是天主教徒。政治上，她和格斯的立场相反，她对战争中的失败者总是充满同情，她喜爱那些信奉古怪教义的小教派，例如多林格的老公会，这个教派的人认为教皇也会犯错。还有杜霍波尔派，这些教徒为了逃避沙皇的征募而远避加拿大。以及正直的再洗礼派和在波兰农村里载歌载舞的哈西德派。她支持像巴斯克这种连同其神秘语言一起消失的民族，偏爱那些濒危和灭绝物种，比如候鸽。她本人还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动物学的论文。自从美王子查理之后，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关心过西班牙保皇党。她和格斯都为西班牙共和党慷慨解囊，不同的是，格斯为飞机捐款，而波莉的钱则投向救护车和医疗设备。通常，她会微笑着说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如果站在格斯的位置，她也会志愿参战，所以当格斯接受了分析师的建议，对于自己在纽约比在马德里对西班牙内战更为有用的说法表示认同时，她感到非常惊讶。这样的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是任由自己像秤盘上的秤砣一样由人摆布，波莉可是连想都不敢想。

但是更让波莉惊讶的是，分析师竟然跟格斯交谈过了。她皱着眉说：“我想不应该是他们给你出主意。”格斯说，分析师是完全中立的，他只是倾听病人的陈述，偶尔问个问题。病人的想法由他自己来述说。格斯答道：“这是精神分析的理论。不过他也是人类，如果他看到某个病人要自杀，他当然也会干涉。”波莉温和地说：“我认为他的干涉也应该是站在医生的角度。”格斯摇摇头：“喔，这是他们必须注意的事情，病人总想把分析师以分析师的身份拉扯进来，诱使他们从屏障后出来，但是分析师必须待在屏障之后，这是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原则。如果他做不到，他就只能结束分析。但是病人也很狡猾，例如，贝奇尔医生也许会认为如果我加入林肯军团，我的做法就是在诱使他对我的个人决定产生兴趣。这是吸引别人注意的一个手段。”他眉头紧锁地说：“天啊，波莉，也许真是这样。也许我只不过是在假装要去当兵。”波莉大声地问道：“真是这样吗？我以前还真信你要当兵，格斯你真是这样想的吗？”格斯摊开双手，说道：“我怎么知道？”波莉说：“天啊！”又是这一套古怪的理论，总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迟钝、不透明的客体，或者是把自己看作动机不明的第三方。这种奇怪、直接的客体化现象是格斯的毛病还是治疗的结果呢？

她没有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她知道精神分析的第二原则就是病人不能跟朋友和家人讨论自己的病情。这次的讨论几乎已经是她和格斯就精神分析做过的最长的交谈了。他第一次跟她谈起这个事情，是在已经跟她睡过几次觉之后。他对她说，他要去看贝奇尔医生。波莉是个有心人，她不会诱使格斯去谈论自己的精神分析，就像她不会强迫糖尿病人喝糖水一样。结果就是她根本不了解什么才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不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他要每天花一个小时去看一个陌生人呢？

回首往事，波莉有时候会想，如果他事先告诉了她自己在做精神分析，那她是否还会让他来自己的房间，并且还让他跟自己做爱。他告诉过她自己结婚了，目前与妻子分居（她已经从朋友丽比那里知道了），但是对精神分析的事他只字未提。波莉知道这是为什么。刚开始，他对她的了解还不够深，不能告诉她，等到他对她了解深刻，他们已经上过床，事情已经木已成舟，波莉已别无选择。她让他爱上了她，而她也爱他。但是如果事先知道，她肯定不会失身于一个正在接受精神分析的人。

波莉一直都知道性对自己很重要，这也是她对男人警惕的原因。在大学里，通过与其他姑娘的谈话，她就知道接吻对她们的刺激程度不如自己订婚那段时间感受强烈。当时，有好几次她都差点越了界，但是总有什么事情拯救了她。有一次是个警察，不过大多数时候，是男孩自己的顾忌。当她解除婚约并在医院就诊时，最折磨她的就是欲望。在那之后，她尽力压制自己，甚至避免看有接吻镜头的电影，她不想“被唤醒”。她决定过一种清心寡欲、独立自主的生活。人们说她生性善良，易于相处，因为连鸟儿也会到她的手心里来啄食。仔细考虑过自己的情况和遗传方面的“缺点”后，她认为自己最好只要友谊，不要爱情和婚姻。近几年来，她把自己看作是个裹着头巾的修女，或者是圣公会里一个清理风琴、照顾教区病患的女执事。她本身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但是她想，也许时间会改变这一点吧。她知道，自己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被人看作一个“怪人”。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朋友把她当作古董店里的“文物”了，就像一件有裂纹的旧瓷器。

确实，她不喜欢那些动机强烈或者渴盼成功的人，就因为这个，她在瓦萨学院的时候就不太合群。对丽比和凯这种自信满满、咄咄逼人的女友，她只感到遗憾。她对丽比格外感到遗憾，甚至现在都不愿意见到她。丽比那张喋喋不休、涂着口红的大嘴巴就像是她空虚的脸上一道流血的伤口。但是当然，丽比肯定也可怜她，这也正是她令人可怜的地方。她以为她同情波莉，所以尽量施惠与她。如果波莉不再见她，那可怜的丽比就失去了怜悯的对象，因为丽比不会同情那些真正境遇悲惨的人，而只会怜悯像波莉这么快乐的人。但是波莉的这种快乐正是她那些多疑的朋友把她当作怪人的原因。在她们看来，安德鲁斯家族破了产，生活艰难。波莉对这样的想法嗤之以鼻，但是她们显然认为，当你钱财尽失的时候你却这样快乐，那就是在装模作样，怎么不古怪？竟然还高高兴兴地穿着姑妈给的旧巴黎时装。可是波莉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样的心态穿着这些服装，难道满腹伤心吗？如果波莉喜欢上了帆布工装，可能是因为她们根本不懂什么才是古怪，或者确切地说，她们以为你是个怪人，而你其实很正常。

只有一点是波莉的朋友们都认可的：她应该结婚。送冰人也附和着大家说：“美丽的姑娘，你为什么不结婚呢？”波莉说：“我在等待合适的男人。”虽然她的回答很巧妙，但是事实上她的境况确实如此。怎样才能让男人们较为容易地找到她，这是她必须经历的考验。她的室友就感叹地说：“波莉，像你这样的生活，从不跟人外出，你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人呢？”她很清楚她们的那套说法，什么要接触男人的途径就是通过另外一个男人，什么你不必非得爱上或者喜欢上一个男人才可以跟他出去吃饭或者看演出，什么男人只需要你的陪伴，又不需要你付出什么代价，等等。但是波莉强烈的欲望使她对此事表示怀疑，与一个男人交往，而又不准备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她认为这是错误的做法。而利用一个男人去结识另外一个男人又有不诚实的嫌疑。所以她坚决拒绝了所有给她介绍男朋友的企图，比如出去吃饭，或者看美术展览。“迪克想开车送你回家，波莉。对吗？迪克？”波莉会拒绝：“不用了，谢谢，我可以坐五路公交，我住的地方就在车站附近。”即使是施耐德先生和施波特艾弗先生也不例外。施耐德先生先后给波莉介绍过好几个托派的年轻人，而施波特艾弗先生也曾经把自己在芝加哥学酒店管理的侄子介绍给她。这其中，波莉最反感的是丽比的弟弟，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带她外出。

一天晚上，波莉责备施耐德先生又要给她找个男人，施耐德说：“这是你的荣幸，小姑娘。”波莉说：“也许是吧，但是，施耐德先生，难道你不认为爱情应该是不期而遇吗？”她的脸上露出浅浅的酒窝，“你知道在侦探小说里是怎么写的吗？杀人犯总是最不受怀疑的人，是你永远也想不到的人。我对爱情的看法就是这样。最适合我的人绝不是专为我而邀请来的人。这个人是女主人绝对想不到的人。”施耐德先生失望地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会爱上一个已婚男人。因为其他的嫌疑犯都太明显了。”

看来确实如此，格斯就是这样的人。“我绝对想不到你们两个会擦出火花，他邀请你外出了吗？”第二天波莉如实地说没有，他只要了她的电话号码。丽比一点也不惊讶。她说：“他很不好说话。不是适合你的那类型男人，我是在为你着想，波莉，你这种性格的人，年龄大点的男人会喜欢，但是像格斯这样的男人会对你的美貌视而不见。所以昨天看到你跟他出去，我的心里直‘扑通’。你跟他交谈时，也许不这么想，他不太爱说话，但他可是出版界的大人物，你该看看他的作者名单，都是些忠于他的人，而且如果他离开现在这家公司，那些作者都会跟他一起离开。”她叹了口气，波莉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丽比忽然问道：“他说起过我吗？”波莉说道：“一点。”“哦，他说什么了？都告诉我。”“他说你现在经纪人做得特别好，我想，他使用了‘特别’这个词。”丽比感到失望。“他说的肯定不止这些。他认为我有吸引力吗？他肯定是这样想的，否则他不会来参加我的聚会。我担心自己对他有点招待不周。他说过这事吗？我光顾着看尼尔斯了。你知道，就是那个男爵。”她又叹了口气，“他昨晚求婚了。”波莉笑着说：“丽比，你不能嫁给那个滑雪运动员。我希望你拒绝。”

丽比点点头：“他很愤怒，极其粗野。如果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你能答应不告诉别人吗？”“我答应。”“当我拒绝他的时候，他要强奸我。我新买的裙子都被撕碎了。浑身都是瘀青，你看看。”她拽起自己的衬衣。波莉盯着丽比瘦小的胸脯和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瘀痕说：“太可怕了。”丽比系上衬衣扣子。“当然，他后来道歉了，非常后悔。”波莉说：“可你是怎么阻止他的？”“我告诉他我是处女，这让他恢复了理智。毕竟他是个有尊严的人，但是非常粗鲁。还是你幸运，格斯这人性格很内向。我想他还没有吻过你吧。”

波莉说：“没有，他每说一句话，都要称呼我‘安德鲁斯小姐’。”她微微一笑，又加了一句，“可怜的家伙。”丽比问：“他有什么可怜呢？”波莉说：“他孤单又寂寞，请我吃饭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是个善良可靠的男人，常惦念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让我想起了鳏夫。”丽比抬起头，望着天空。

波莉说的是实情。她内心里为格斯感到难过，他一直在称呼自己“安德鲁斯小姐”，这让她感到很搞笑，好像他们之间摆着的是办公桌，而不是餐桌。她曾经想，那张办公桌就像是他的四肢，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操着一种特殊的办公腔调，思维缜密，头脑精明，常常后仰着靠在椅子上，这个样子很引人注目。他曾经以自嘲的口吻对她说过丽比晕倒在地上的事情。“安德鲁斯小姐，我想这个姑娘是饿坏了，所以就帮助了她。”他忧伤的眼睛看着波莉，他的话让波莉忽然笑了起来。她问道：“你什么时候发现她与众不同的？”“就在不久前，事实上，是她的老板告诉我的。好像麦克奥斯兰家是皮茨菲尔德市的大家族，是吗？”波莉说：“是的，他们家有个大加工厂，这还是我刚认识丽比时的事情。我们家住在斯托布里奇。”“你爸爸是工厂主吗？”波莉摇摇头：“我父亲是个建筑师，但是他除了自己的关系网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修建过。他一直靠自己的投资生活，一直到破产。”“那现在呢？”“我母亲有笔微薄的收入，我们家有个农场，靠我们大家经营。”她又随口纠正自己的说法：“啊，不，是他们在经营。”“那你做什么呢？安德鲁斯小姐！”“我在医院里当技工。”“那肯定很有意思，你肯定有很多收获。你在哪里工作呢？”凡此种种。波莉想，确切地说，他们之间的交谈就像是招聘时的面试。格斯的这种做事风格给丽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深深打动了波莉的心。有时候她感觉自己爱上了一张办公桌、一把转椅和一丛乱蓬蓬的胡须。

爱上的是一张办公桌，回报的却是一张病床，这真的很可怕。她经常会想象他躺在精神病病床上的情形，但是脑子里总是形不成一幅清晰的画面。他还会头枕着双手抽他的烟斗吗？或者是躺在床上不断地抽着香烟，把烟灰磕在胸口上的烟灰缸里？他会使用哪一种腔调呢？干瘪的办公腔调还是适合于他孩童般笑容的轻软语调呢？他有着修长的脚踝、粉红的嘴唇，朝她天真地皱着鼻子，像只大白兔，这是否暗示着他内心火热的情感？

当他第一次用颤抖的嗓音告诉她精神分析的事情时，他双眼含着泪。他下了床，穿着波莉的姑妈从东方旅行回来后送给波莉的日式睡衣，睡衣的下摆刚到他的膝盖。他紧张地点燃了一根烟卷，然后颓然坐在扶手椅上。

“有件事情我得向你坦白，我目前正在做精神分析。”波莉从床上坐了起来，双手本能地攥着床单，好像忽然有其他人闯进了房间。她问道：“为什么？啊，格斯，为什么？”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恸哭。他没有告诉她原因，虽然他似乎以为自己告诉过她。他只对她说过他要去看医生。

这都是他妻子的主意。在格斯与她分居后，他的妻子艾丝特决心要追回他。她用过了所有的老办法——哭泣、威胁、承诺，但是这都没有动摇格斯离去的决心。后来，有一天，她来办公室找他，用镇静的语气向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提议：他们两个都应该去看精神分析师，看看是否可以挽救他们的婚姻。在格斯看来，和她以前的做法相比，这是个很理性的提议，他妻子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打动了他。她说，精神分析对她教导孩子有利，她的好几个同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接受精神分析。她们学校的校长强烈建议所有的老师都这样做。这可能对格斯也有用，可以帮他更好地处理与作者的冲突。这样的话，即使在完成精神分析后他和她还是决定要离婚，从职业角度讲，精神分析也可以使他们受益良多。格斯对她说，他会考虑这个提议，但是她还没有离开他的办公室，他便已经决定了要尝试一下。他也想挽救自己的婚姻，为了小格斯，而他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认为他和她都已无法改变。如果不是由于内心的绝望，他早就回去了。因为他想念艾丝特，她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女人。波莉可以看出这个主意对他也很有吸引力，他也希望对自己做一番内省。他很感激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如今，他又急切地想获得一项新的思维工具。

对这一切，波莉都可以理解。她无法理解的是，既然现在他有了别人，为什么还继续去看精神分析师？既然他已决定要跟艾丝特离婚，为什么还不停止？难道是因为他曾经许下的诺言吗？然而如果是这样，那在波莉看来，有可能精神分析会使他回到艾丝特身边，就像是修补后的物品。也许他之所以继续去看分析师，完全是由于惯性？也许是因为分析师发现了他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就像你本来是要让牙医给你补个牙洞，但是医生却发现你口腔溃疡？

格斯曾经问过她，那天他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是否介怀。她回道：“当然不。”意思是她仍然像以往那样爱他，而且以后也是。但是事实上，她确实在意这件事。格斯每天都要去病床上躺一个小时后才会来她这里，这让她感觉很不舒服。她希望他能把这一个小时放在上午，在上班之前或者在午餐时间。一想到他们可能谈到她，她就感到恐惧，想到他们可能谈到艾丝特，她也感到恐惧。她希望他们的谈话只涉及他的童年，这样她还可以接受。奇怪的是每次他从精神分析师那里回来时，根本看不出思想上受到了什么触动，或者情绪上有什么不安。他总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好像刚从理发店回来。如果有哪个周五，他因为要去旁听书报杂志行业联合会的会议而可以不去做精神分析，他会特别兴奋。设身处地想想，波莉敢确定如果自己也像他那样花一个小时探索自己的潜意识，那自己的大脑一定是混沌一片。

在接受精神分析时，分析师不允许格斯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但是波莉曾经在午餐时到医院的图书馆里寻找过各种精神方面的书籍。虽然医院的医生强烈反对精神分析，但是至少这里还有弗洛伊德的书籍，也有一批他的追随者。她偷偷摸摸地想要找出格斯患的究竟是哪类精神病——歇斯底里症、焦虑症、强迫性神经症、焦虑性神经机能病、性格神经症，但是他的情况似乎和哪一种症状的描述都不相符。他的情况最像是强迫性神经症，做事有序，守时可靠，但是她注意到他从不做那些强迫性精神病人常做的事情，有这种病的人常常会踩踏人行道的裂缝或者特意避免这些裂缝。另一方面，焦虑症病人做决定有困难，的确，格斯在是否去西班牙参战的问题上三心二意，对于是否要离开妻子摇摆不定。按照书上的说法，真正的焦虑症病人是那些无法决定该乘坐哪种交通工具上班的人，而格斯总是坐公交车上班。而且由于神经衰弱，这些病人的性生活会受到影响。对此波莉无法比较，但是依她看来，格斯的性生活很正常。他总是急着和她做爱，而且似乎还很熟练，因为他很专业，还特别温柔地教波莉该怎么去做，就像是大人在教小孩放风筝、转陀螺或者扣扣子。很明显，他是个好父亲。波莉觉得跟他做爱真是自己的福气。

波莉对这方面的书籍读得越多，就越是相信，他的唯一问题就是每周花二十五块钱去看精神分析师。她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一种病、一种忧郁症，是否必须去找精神分析师来治疗。

她悲哀地发现，虽然格斯的情况和图例中的症状都不匹配，但是她自己却和那些症状很吻合。她似乎患有书中所说的各种神经病症状。她有不可摆脱的强迫性心理、歇斯底里、内心焦虑。如果说她的性生活现在正常，那以前肯定不正常。每周日晚上洗衣服时，她内心都有一种负罪感，她不得不通过熨烫和缝补衣服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她没有孩子，于是把窗台上的花草当成自己的儿女。她醉心于计算、收集扣子、饰针、丝线、鹅卵石、帽子上的别针、瓶塞、丝带和剪报，她喜欢列物品清单，慢慢地开始酗酒。对于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情形，她却觉得迷人、有趣，这本身就是一种糟糕的迹象，证明她患有人格分裂，正从“无法忍受的”现实逃避进空想和梦呓之中。弗洛伊德会说，整个安德鲁斯家的人都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

还是言归正传吧。很多时候，波莉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很凄惨的状态，虽然她不知道这种状态的医学名称。每到周日的晚上，她都极不快乐，她又一次尝到了爱情的苦涩。爱情对她有害，肯定有些人对爱情过敏，她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爱情不仅对她有害，而且还使她变质，毒害了她的灵魂。在认识格斯之前，她不仅快乐而且纯真善良。对格斯的爱使她成了一个可怕的人，连她自己也开始憎恨的人。

这个人每到周日就像个疖子一样流出脓水，因为在这一天，格斯要去看望小格斯和他的妻子。她可不像医院里那些连二加二也算不清的病人，对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她心里清清楚楚。这都是因为她内心的嫉妒。最重要的是，她时常受着良心的折磨，说实话，她也不赞同有孩子的夫妻离婚，除非两人当着孩子的面拳脚相向，或者其中一方对孩子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她自己的母亲就因为受尽了她父亲的欺凌而饱尝痛苦。然而他们现在还在一起。艾丝特一再与人通奸，看起来也不是个好女人，但是格斯曾经深爱过她，还跟她有了孩子。如果波莉不是那个第三者，她会劝格斯回到她的身边。至少是暂时试试看。不，不该这样含糊。是永远。

一想到这个词，波莉浑身冰冷。她在湿漉漉的头上裹了一条干毛巾，开始缝补袜子上的破洞。不是她请求格斯娶她，情况恰恰相反，但这不是理由，她的做法就像《圣经》里的该隐，假装离婚是格斯个人的事情，与她根本无关。她又不是格斯的保护人。但事实上她的确是。她对自己说，除了艾丝特本人，所有人都不愿意格斯回到她的身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知何时，她脑子里有了这样的想法。不是突然出现，而是逐渐形成的。工作的时候，她暂时忘却了这个想法，可是到了周日，当格斯不在的时候，它又无声无息地潜入了她的脑中，就像是某种诱惑，怎么也挥之不去。她渴望跟格斯谈论这事，但是又担心格斯取笑她。结果这个想法成了她周日的秘密。她的良知在心灵里窃窃私语，但却没有给她指引一条明路，反而致使她更加嫉妒。她脑子里甚至想着要杀掉艾丝特，那样她就可以和小格斯与他的父亲过着快乐的生活。

波莉放下球形修补架，走到窗边去摸衬衫，看看是否干得可以熨烫。衬衫干了，她用一块毛巾把它包裹起来，然后盘起自己的头发，用两根发卡夹起来。她对自己说，如果她熨烫衣服，格斯就会打电话来道晚安，她慢慢地感觉到这个电话就像是对她劳动的奖励。因为她发现，如果她只擦地，不熨烫衣服或者缝补衣袜，那么他就不会打电话，好像他知道她在做什么一样。

她发现了一个令人伤心的小规律。男人们的电话在你需要的时候不会响起，而在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却会打来。如果你真的满心欢喜地在熨烫衣服，或者在整理衣柜，不希望有人打扰，电话却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响起。因此，你必须学会享受一人世界的乐趣，完全忘掉他，那样你才可以看到这条定律的作用。如果波莉这样的推理正确，那就意味着你永远也达不到内心的满足。实际上，每个周日，波莉欣喜地发现没有格斯的陪伴，她也过得去；捧着一叠熨烫过的衣物爬上楼梯，她感到快乐、满足，甚至会想不结婚多好，可以永享这份温馨的感受。

她想知道，一个街区之外，格斯是否正在厨房里踯躅，抽着烟斗，听着新闻，也在想着同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一个单身汉和一个老孤女，是否在欺骗自己、欺骗对方，以隐瞒自己渴望性爱的心情呢？

但那天又是一个周日。今晚她需要他，所以也许他不会打电话过来。天黑了，四周一片寂静，她心里犹豫着，不知是否该去敲施耐德先生的门，请他陪自己到厨房里熨烫衣服。但是一想到地下室里孤寂的厨房，而且还要搬动那无比沉重的烫衣板，她还是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没有家里这四堵墙壁的保护，让她独自一人待在那里，她感到害怕。

可是如果她请施耐德先生过来，那他肯定会跟她谈政治，她想这对格斯有点不忠。施耐德的谈话不是莫斯科审判就是西班牙战争。他忠实于托派，也赞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但是在格斯看来，这两者都是在破坏革命。可施耐德先生认为，破坏革命的恰恰是苏联，是他们导致对佛朗哥的这场战争的失败。施耐德先生说，苏共是在迫害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成员，格斯否定这样的说法，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因为他们背叛了革命，是罪有应得。波莉知道，格斯理论上支持苏联，因为它是唯一支持西班牙的国家，但是她的直觉却不由得溜到了施耐德先生这一边。另外，施耐德先生的辩论技巧比她高明。她自己只能部分表达出格斯对她说过的话，这就意味着，在她跟施耐德先生的谈论中，由于她这个代理的作用，格斯已经不是施耐德的敌手。格斯认为，让施耐德先生吹吹牛，也没什么大害。但是波莉感觉还是该尽力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她也不太喜欢施耐德先生的谈论深入下去。对她来说，这就像是在偷听，他们的党派不希望她这样的人听到他们的消息。听完格斯的说法，再去听施耐德先生描述这些事件，对她来说就像是在通过一个投影器在看西班牙战争，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同一场事件。她想，如果像施耐德先生这样的人可以跟罗斯福交谈，那他也许可以说服罗斯福解除对西班牙的武器禁运，这样的话，苏联人就无法控制局面了。但是实际上，她对西班牙内战没什么兴趣，她的注意力大多在格斯身上，施耐德先生的言论无意中让她又获得了观察格斯的另外一个视角。施耐德先生常说，政治上格斯轻信于人，容易上当。但是如果格斯真的受了欺骗，波莉也并不想知道。

然而，对了解的愿望却让她伤透了脑筋，因此她很是埋怨那个精神分析师，是他把格斯变成了一个神秘人，她想，恐怕他自己也看不懂自己。一想到每天下午五点之后，另外一个格斯像土拨鼠一样出现，她就感觉到满心的不舒服。开始她就不大喜欢精神分析师，因为他是他们之间婚姻的障碍。如今，她更是对他由厌到恨，她推断，他和格斯之间肯定有什么不可外传的私密。她肯定格斯对分析师说过什么她所不知道的事情，也许他对分析师说，他如今不像以往那样热衷于和她结婚，或者他每晚都会梦到艾丝特。谁知道呢？分析师也许会对他说，他以为自己爱波莉，可他的梦境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的内心没有什么矛盾，他不可能总是去看分析师，但是矛盾何在呢？

不过，最重要的是，她厌恨分析师是因为是他使自己看到了自己内心里令人厌恶的一面。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格斯，那么也同样有另外一个波莉。不仅是一个满心嫉妒、内心充满了谋杀幻想的波莉，而且还是一个多疑、诡秘的波莉。最糟糕的是了解真相的欲望。当她想到要杀死艾丝特的时候，她并没有特别担心，因为现实中的波莉不会杀人，即使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上位，现实中的波莉可是会不顾一切。为什么她非得知道不可呢？纯粹是女性的好奇心。按照希腊神话的说法，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是所有罪恶之源。这些神话的寓意是告诉人们，无知是最好的状态。波莉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任何有科学知识的人也不会赞同。波莉想，丘比特和普赛克的神话故事其实也和自己的情况相似。躺在分析师病床上的格斯就是熟睡中的丘比特，她就是普塞克，手里拿着油灯，想要一窥他的真容，虽然她知道自己答应过不这样做。普塞克看到了什么？是丑陋的蛇怪？不是，她看到的是一个英俊的男神。但是当她好奇的灯油烧伤了他的面容后，他醒了，满心伤悲地展翅飞走了。故事的寓意是告诉我们爱情不容置疑，因为它来自上帝的旨意。波莉伤心地发现，自己的做法就像是在一件无价的礼物上找寻一个价签。它的代价就是失去爱情，而自己又无法阻止。这就是那些罪恶想法给自己带来的惩罚。可怜的普塞克，当她的心里产生了想要窥视丘比特真容的念头时，她就完了。她无法控制内心的疑虑，对他夜晚的到访满腹狐疑，每天忙碌完之后，他才能过来，这一点和格斯一样。波莉想，站在普塞克的角度看，她拿着油灯去一窥究竟，也需要巨大的勇气。

她希望自己能对格斯说，“要么选择我，要么选择分析师”，但是她做不到。她太温柔顺从，而且还一直希望精神分析早点结束。但是最近，她偶然听到一些传闻，使她得以一窥真相。凯说，她认识一个女人，精神分析做了八年。要是按照这个速度，当婚礼钟声敲响的时候，波莉都老得不能生育了，而格斯也该退休回家养老。波莉能看到的唯一希望是格斯的积蓄不久就会耗光，而精神分析是不许赊欠的。

想到这里，波莉一阵高兴，她轻轻地下楼来到厨房，支起了熨衣板。楼上，施耐德先生又在房间里拉起了小提琴。波莉正在熨烫第三件衣服时，楼道里的电话响了。是格斯。他问波莉今晚他是否可以来坐几分钟。波莉拔下熨斗的插头，赶忙回到自己的房间涂脂抹粉。她还没来得及做好头发，门铃就响了。他亲吻了她，然后就一起向楼上走去。

“像个洗衣店，”他刚进门就说道，“你在洗头发吧？”他靠近她的身边，用鼻子嗅了嗅，亲吻了一下她的发卡，说道：“洗发水的味道真好闻。”波莉说：“是甘菊洗发水。”她倒了两杯雪利酒。他环视了一遍房间。这是他第一次在周日来这里。她没有说话，心里想着他来这里的目的。他没有脱下自己的呢子大衣，而是端着酒杯走到临街的窗户旁，懒散地看着窗外，然后拉下了百叶窗。

“我今晚跟艾丝特谈过了。”“哦？”“我们谈了精神分析的事情。”“哦？”这第二个‘哦’听起来更为谨慎。他是来告诉她，他和艾丝特决定取消精神分析了吗？“她问我的情况怎么样，她的精神分析做得好极了。她梦到自己去参加分析师的葬礼，分析师说：‘你是在告诉我精神分析要结束了吧。’下周是她最后一次精神分析了。”“好啊！”波莉高兴地说。格斯咳嗽了一声说：“我自己这边的消息不是太好，我不得不告诉她，我卡壳了。”他伸手摸着波莉种的鳄梨树。波莉说：“卡壳了？”他点点头。“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做梦，很可笑，但是我根本不做梦。”“有那么严重吗？”格斯说：“很严重。”“但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也不做梦啊，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姑娘付钱给我，就为了让我在早上到她的床边大喊‘着火了’，好让她能梦到弗洛伊德精神病学科的试卷。”她笑了。格斯皱皱眉头：“问题是，波莉，如果我不做梦，我就无话对贝奇尔医生说。”“什么话也没有？”“一个字都没有。”

他沮丧地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雪利酒。“每天都一样，我走进去说：‘下午好，医生。’然后躺在病床上，贝奇尔医生拿起笔记本问：‘做梦了吗？’我说：‘没有。’他放下笔记本，然后就是沉寂。五十分钟后，他告诉我时间到了。我就交给他五块钱，说‘再见，医生’。然后我就走了。”

“每天？”波莉大声说。“基本如此。”“但是你不能说点别的吗？天气，或者你刚看过的电影，你不能干躺着什么也不说吧？”“但是情况确实如此，这不是社交场合，宝贝，你应该从你的潜意识中挖掘谈话的材料，如果我不做梦，就没有可交谈的内容，那就会卡壳。我不能从真空中自由联想。所以我就只好干躺着，上周有一天我还睡着了，在办公室太累了。他不得不把我叫醒，提醒我时间到了。”

波莉说：“但是你可以随便联想任何事情啊。例如，火，它让你想起了什么？”“水。”“那水呢？”“火。”她忍不住哈哈大笑：“啊，天啊！”他愁着脸说：“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意思，我卡壳了。”“你跟医生谈过你这种情况吗？”“贝奇尔医生也想过办法。他问我：‘为什么你拒绝交谈？’我说：‘我不知道。’谈话就结束了。”他苦笑一声，“我从来就不喜欢跟一个不回答问题，只是坐在那里思考的人交谈。”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大约一个月。也许更久一些，断断续续的。”波莉的脸上笑颜如花。“如果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就好了。”“和我的精神分析有关？”她点点头：“我从没想着要告诉你，我认为你谈到了我。”“为什么我要谈论你呢？”波莉说：“嗯，我的意思是说，性……”格斯温柔地说：“傻丫头，病人不会谈论真正的性，他们只谈论性幻想。我从小就没有性幻想。”他在房间里踱了几步，“你说说，波莉，我出什么问题了？我对自己一点兴趣也没有。”波莉轻柔地说：“可是，格斯，我想这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大家不是都追求忘我吗？你看看列宁，他想到自己了吗？”她本来想说“圣人”，但是又觉着不太合适。格斯答道：“他想的是大众。但是，坦白地讲，我也没有想到大众。”她好奇地问：“那你想到了什么？”他沉思着说：“销售会议、脏衬衣、书店的报告单、经纪人、跟美国作者联盟的会谈。”

她说：“我认为你的分析师不应该收钱。这不合乎职业道德。”格斯摇摇头：“我曾经对他说过我想退出，这样可以不浪费他的时间。他对我说，这也有它的好处。他说，大多数病人都是通过交谈来表达他们的对抗，而我是通过沉默来表达。但是他说，我的沉默也有价值，它表明对我的治疗生效了。”

波莉失去了耐心。看到格斯这么沮丧，这么卑微，这让她很愤怒。她问了一个自己从没打算问的问题。她尽量用轻松的语气问道：“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接受精神分析呢？你得了什么病？病名是什么？”“病名？”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惊讶。“是的，”波莉说，“是强迫性神经症、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还是焦虑症？”格斯挠挠自己的脑袋说：“他从没说过。”“没说过？”“没说过，我想也许他们那里规定不允许告诉病人自己的病名吧。”“但是难道你不想知道吗？”“不想，一个名称有什么重要呢？”波莉抑制住自己心中的恼怒：“如果你得了皮疹去看医生，难道你认为自己不应该知道得的是麻疹还是痱子吗？”“这不一样。”波莉尝试着用另外一种方法：“那么你的症状是什么呢？如果我要给你列个表，我该写什么呢？病人抱怨……”格斯忽然发起怒来：“波莉，不要再说什么医院了，我告诉你，我去了，因为艾丝特和我都同意去，因为我们的婚姻破裂了，这都是由于我的嫉妒，艾丝特想要自由自在的关系，而我无法接受。”

波莉的心中一阵惊恐，她说：“可你那种感受很正常，不是吗？”格斯拧紧了眉毛：“只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波莉，你知道吗？我心里存在一种有产者和劳工之间的矛盾。”“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是吗？我说的是我们这代人，也许不仅仅是有产者。”她犹豫了，“格斯，要是你没什么病，那会怎么样？要是你正常，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没问题，我就不会卡壳，对吗？”他疲惫地坐在了椅子上。波莉伸手按着他的肩膀，问了一句：“艾丝特说什么了？”他闭上了眼睛说：“她说我是在破坏精神分析。都是因为你。”“这么说来，她知道我了。”“是雅各布告诉她的。”是那个书籍封面设计师。格斯睁开眼睛：“艾丝特认为，如果我暂时不见你，我就不会再卡壳。”

波莉浑身僵硬，她的第一反应是大笑一声，但是她忍住了，小心地看着格斯。他红着脸继续说道：“艾丝特认为，我破坏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不想正常，我内心柔弱、逃避的一面总想着向你寻求支持和庇护。你在医院里工作，这使我把你看作个护士。如果我正常了，我就得离开我的护士。”他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她，“你怎么看这件事？”“我想，”波莉紧张地说，“艾丝特没有医学执照，提建议的不该是她。如果真是这样，也该是贝奇尔医生来告诉你，对吗？”

“波莉，他不能这样说，他是我的分析师，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事，他不能对我的生活提任何建议，他只能倾听我的叙述。”波莉说：“至少，这可以让你在下次分析的时候有点可谈的话题吧。”“这可真让人别扭，有必要这样做吗？波莉。”他恳求似的皱着眉头说，“我爱你。”“但是你已经决定了，是吗？”她平静地说道，“你要按艾丝特说的去做，这就是今晚你来这里的原因。”“在见贝奇尔医生之前，我想先跟你谈谈。明天我要跟一个作者吃饭，但是我还没做什么决定。今晚我们一起来决定这件事。”波莉双手抱胸，盯着格斯。“我不是说我相信艾丝特的话，不过当作一个实验试试也无妨。毕竟，她很了解我，头脑灵活。如果我们一周左右不见面后，我不卡壳了，这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果我还是卡壳，那就证明她说得不对。”他勉强地笑了一下，波莉观察着他的反应，说：“她很了解你。”

“嘿，这可不像是你说的话，波莉。你这话听起来很阴险，像是个情妇。”“我确实像情妇。”“不！”他摇摇头，“你不是，你就像是小说中的姑娘，我总是想，你就像是小说中的女主角，或者神话中的仙女。长发披肩，住在一个奇特的房间里，周围是善良的小矮人。”不知为何，对房客这个善意的想象触动了她的内心，她的眼泪如溪水般流下。她从来没想到他会喜欢这两个“房客”。她说：“这就是你让我离开的原因。因为我是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不真实。”她擦掉眼泪，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雪利酒。

“哎呀，我不是让你离开，这只是权宜之计，是为长远考虑。你一定要理解我，波莉。我跟艾丝特有协议，她坚持要我这样做。做不完精神分析，就不能离婚。”“我们可以等待，你可以取消精神分析，我们可以等待，就在罪孽中生活，你可以搬到我这里来，或者我们可以另找个地方。”“我不能那么对你，你不该生活在罪孽中，如果我那样做了，我将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这是在代表资方发言吗？”“不，这是劳工的恳求。”她含糊地笑了。他说：“所以，请你务必理解我。你知道我爱你。”

波莉用手指转动着手中的金边酒杯，沉思着：“我知道，我肯定是疯了，但是我确实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别的事情，你会回到艾丝特的身边，你认为你不会，但是你会。”格斯大惊失色：“你怎么会这么说？”波莉摆摆手：“小格斯、党派、精神分析师，你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她。离开她，你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你做不到。这一切都嵌在你的骨子里，就像是嵌入式家具。你的工作、你的作者、雅各布。我一直都明白，我们结不了婚。”她伤心地又说了一句，“我不属于你那些嵌入式家具，我只是个装饰品。”

格斯说：“波莉，你是在谴责我吗？”“不是。”“你认为我该有所改变吗？”“不。”“告诉我实情。”“这只是件很蠢的事情。”她犹豫着说，“跟我们毫无关系，我想你该听听施耐德先生说的莫斯科审判的事情。”格斯说：“啊，天哪，我告诉过你这很蠢。”波莉说：“不，格斯，你听着，你该回到艾丝特身边，或者说，我个人认为你该这么做。”她想，她真正的意思是他该做出正确的选择，要么做个好人，要么做个坏蛋。就在刚才，她忽然发现一个事实，可以解释这一切——格斯太平庸。这就是他的问题。

他可怜巴巴地看着她，好像自己无遮无掩地站在她的面前。这时，她惊讶地发现他仍然穿着外套，好像是来办公事一样。他忽然说道：“波莉，这几个周日可真痛苦，你不知道，我带孩子回家的时候，他总是问：‘爸爸，这次你留下好吗？’”“我知道。”“还有雅各布，老是给我看他的画板和美女，也不是说他不是个正派人。”波莉一瞬间忽然意识到，他相信了她的话，他要回家，只要能体面回去就行。他感到很高兴、很感激。好像她终于“解放”了他。这可不是她的本意，她想的是，将来有一天，他最终还是会回家。他说：“我是如此爱你，胜过世上任何人。”他深叹一口气，“每个男人都会毁灭他的所爱，我想。”她低语道：“我会好起来的。”他大声说：“你坚强又聪慧，我配不上你。”他转过头，环视房间，好似在与它道别。“就像是印第安人扔掉了比他整个部落还要珍贵的明珠。”他伏在她的颈边，喃喃低语。波莉感到有点尴尬。隔壁传来施耐德先生调试小提琴的声音。他亲吻了她的脸颊，然后轻轻地推开她，伸直胳膊探到她的肩上说：“这个周末，我会给你打电话，看看你的情况，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看来，他是不打算跟她做爱就要离开了。

这就意味着他们今天早上的做爱是最后一次了。但是这不重要，当时他们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当门在他身后砰然关闭的时候，她仍然无法相信这一切。她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不能就这样结束。”她用手指压住自己的嘴唇，以防自己叫出声来。他没有和她做爱就离开了，这证明他还会回来，他会想起来，并回到这里，就像某人不告而别，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仪式。当教堂的钟声敲响一点时，她明白他不会回来了。这么晚了，他是不会按铃打扰别人的。然而她还是等待着，心里想，也许他会往她的窗户上扔个小石子，她脱下衣服，穿着睡衣坐在窗旁，望着外面的大街。清晨，她睡了一个小时，然后像往常那样去上班，她内心的痛苦直到下午五点之后，才像打过卡下班的人潮一样向她涌来。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她的脑子开始自动整理今天的购物清单——面包、牛奶、生菜，这时大脑忽然停滞了一下。她不能只给自己购买食物，但是如果她不买食物，就是说她知道格斯今晚不会来了。她不知道，她的大脑拒绝知道。知道这一点，就意味着她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如果接受这样的命运，那么她连一分钟也无法生存。但是如果她购买两个人的食物，那就是说她还期待着他的到来。而当她有这样的期待时，他从未来过。只有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才会到来。如果她做了准备，他会来吗？她是不是该像那个聪明女人一样，修剪好灯烛？基督教告诉她去买两个人的食物，但是无宗教信仰者会说：“不要冒风险了。”

下了车，她站在商场的大门口，任由来往的顾客擦身而过。她怔怔地站在那里，好像这次购物将决定她未来的命运。她心中一片空白。她顺着大街走了几步，又茫然地回来了。她看了看橱窗里的特价公告，今天有特价牛尾，格斯喜欢牛尾汤。如果她今晚做好牛尾汤，那明天他来了就可以喝。但是如果他永不再来呢？这些汤该怎么处理？牛尾汤加雪利酒。她有雪利酒。也许该折中一下，买几个鸡蛋，如果他不来，这鸡蛋可以给她当早餐。一想到早餐，她不禁低呼一声，她把昨晚的事都忘了。她又读了一次特价公告。

她忽然想起这种迟疑不决的感觉好像很熟悉，似乎最近刚刚体验过。这时她想了起来，这就是她在医院的图书馆里读到的那些病例——焦虑症病人无法决定该买什么食物，或者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上班。精神病患者就是这样，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之中，总担心做错决定。“啊，可怜的人啊！”她惊叹道。她内心的痛苦不由得转化成了对那些常年忍受这种折磨的人的同情，她自己刚刚体验了几分钟，就已经感觉难以忍受。一个乞丐来到近旁，她的心又软了。她想给他些钱，她本打算在商场购物用的钱，但是她想起格斯反对给乞丐钱，他说，慈善助长了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她违背了格斯的意愿，那他晚上就永不会再来。当她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个乞丐已经蹒跚着离开了，他替她做出了决定，但是他的这一决定反倒促使她开始行动。她快步赶上他，打开钱包，往他手里塞了两块钱。然后慢慢地步行回家。她一时冲动把钱给了乞丐，不是施舍，也不指望有任何回报。

门下有一封信，是给她的。她低头拿起来，不敢打开，她知道一定是格斯给她的。她脱下外套，挂好，洗了手，浇了花，点燃一支香烟，然后用颤抖的双手撕开了信封。里面只有一页纸，是手写的一封短信。她没有直接去读，而是把它放在桌上，斜着瞄了两眼，好像这样就能知道信中的内容。信是她父亲写给她的。

亲爱的波莉：

你母亲和我已经决定离婚。如果方便，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嫌我碍事，我想到纽约和你同住。我可以尽自己的力量，给你买菜、做饭。我们也许可以找个小点的房子。农场由你母亲管理，我的精神状态很好。

你顺从的仆人与慈父

亨利·L·K·安德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