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散到后方的莫斯科人准备登上归程，对他们来说，摆脱疏散地的生活恐怕比重返莫斯科还令人高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塔什干、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街道和房舍，秋夜的群星，面包的味道，这一切如今都变得令人厌恶。

如果读到苏联情报局发布的胜利战报，他们就说：

“这下好了，我们不久就能回去了。”

如果读到令人不安的战报，就说：

“唉，不再批准家属回去探亲了。”

于是就出现很多传闻，说那些没有通行证却能回莫斯科的人开始乘坐的是远途列车，然后换乘工作人员的列车，然后改乘没有拦截人员的电气火车。

人们已经忘记，1941年10月他们在莫斯科度日如年。那时候，莫斯科人匆匆离开令人不安的故城，前往鞑靼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安全地带，人们曾以何等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

人们已经忘记，在1941年10月那些不幸的日子里，一些没有爬上疏散列车的人，扔掉皮箱和包袱，步行前往扎戈尔斯克，一心要逃离莫斯科。现在人们却准备扔下财物、抛弃工作和安排得很好的生活，步行去莫斯科，一心要离开疏散地。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迫不及待地离开莫斯科和热切向往莫斯科，实质上反映了过去一年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意识，人们对德国人的迷信和恐惧已变为对俄罗斯苏维埃力量的优势地位的信心。

十一月下半月，苏联情报局公布了苏军在符拉迪高加索（即奥尔忠尼启则）地区打击德国法西斯部队的消息，然后公布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胜利进攻的消息。在两周之内，播音员九次宣布：“在最近一个小时……我军继续进攻……再次打击敌人……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粉碎了敌军的抵抗，突破敌军在顿河东岸的新防线……我军继续进攻，乘胜推进10至20公里……部署在顿河中游的我军部队最近几天内转入对德国法西斯部队的进攻……部署在顿河中游地区的我军部队继续进攻……我军驻北高加索部队发起进攻……我军在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向再次发起突击……我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发起进攻……”

1943年新年前夕，苏联情报局公布了一则消息，“我军在斯大林格勒要冲地带进行了为期6周的进攻战总结”。介绍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围德国集团军的情况。

这个消息本来像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的准备阶段一样严格保密，在公布这个消息之前，人们的意识已发生悄悄的变化，人们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结束之后，人们潜意识中发生的这种新变化第一次公开化了，宣告了自己的存在。

人们意识上发生的变化，与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的日子里人们的思想转变是有区别的，尽管表面看来二者没有什么不同。

区别在于，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德国人的看法。1941年12月，人们对德军的迷信态度不复存在了。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增强了苏联军民新的自我意识。俄罗斯苏维埃人民开始重新理解自己，开始以新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的人民。俄国历史作为一部俄国荣誉史为人们所接受，而不再是俄国农民和工人的苦难和屈辱史。民族观念已由形式因素转变为内容，成为理解现实世界的新的基础。

在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的日子里，战前的旧的思想准则和旧的观念仍在起作用。

对战争中的各种事件的重新理解，使人意识到俄国军队和俄罗斯国家的力量，乃是一个漫长而广阔的进程的一部分。

这一进程在战前很早就开始了，但它主要不是发生在人们的意识中，而是发生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农村集体化、工业化、1937年，这三个重大事件和时间成为人们重新理解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奠基石。

这些事件和1917年十月革命一样，使广大居民阶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对人的肉体的消灭。这种消灭的规模不小于甚至大于清除俄国贵族阶级和工商资产阶级时期，对人的肉体消灭的规模。

斯大林领导的这些事件，标志着新型的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者们在一个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取得的胜利。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

然而，在集体化、工业化时期取胜并且几乎更换了全体领导干部的新秩序，却不想放弃旧的思想方式和观念，尽管这些思想方式和观念对新秩序来说失去了新鲜内容。新秩序使用了起源于革命前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形成的旧的观念和习惯用语。新秩序的基础乃是它的国家民族性。

战争加快了早在革命前就潜在着的重新理解现实的进程，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出现，“俄罗斯的”一词又具有了活的内容。

最初，在撤退时期，这个词多半与一些贬义词连用，如“俄罗斯的落后”、“俄罗斯的混乱”、“俄罗斯的泥泞道路”、“俄罗斯人的侥幸心理”……但是，民族意识出现之后，便等待着战争胜利日的到来。

国家也开始走向新范畴的自我意识。

在人民遭受苦难的日子里，民族意识表现为一种强大而卓越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人民的民族意识之所以卓越，是因为它是人所共有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民族的。这是通过民族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人对自由的忠诚，人对善的信仰。

但是，在灾难年代觉醒起来的民族意识的发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毫无异议，保护机关集体不受世界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侵害的干部处长，和捍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

苏联是一个大国，它的现实自然要把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国家在战后生活中面临的任务联系起来，这些任务就是，为民族主权思想而斗争，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确立苏维埃俄国的主权观念。

这些任务不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突然出现的，早在战前，当农村集体化、国家重工业的建立，大批新干部就职，标志着斯大林在一个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这些任务就出现了。

俄国社会民主的胎记被清除掉了。

正是在斯大林格勒转折时期，当斯大林格勒的火光成为黑暗王国唯一的自由信号的时候，这种重新认识过程就公开开始了。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事物发展的逻辑导致人民战争达到自己的最高潮。正是在斯大林格勒转折时期，斯大林才有机会公开宣布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