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报上出现那篇文章后，几天过去了。实验室里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斯特拉姆时而神色沮丧，时而精神振奋，精力充沛，在实验室里踱来踱去，手指飞快地在窗台和金属罩上弹奏着自己心爱的乐曲。

他开玩笑说，大概研究所里开始流行近视眼，一些熟人与他面对面相遇，竟沉思着走过去，连个招呼也不打。古列维奇大老远看见斯特拉姆，也装出沉思默想的样子，匆匆走到街道另一侧，在一张海报前停下来。为了观察他的举动，斯特拉姆回头望了一眼，在同一时刻，古列维奇也回头望了望，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古列维奇做了一个既吃惊又高兴的姿势，点了点头。这一切都令人不愉快。

斯韦钦见到斯特拉姆时，照常同他打招呼，故意用脚跟蹭地发出嚓的一声，但他的表情此刻却变得庄重而严厉，像欢迎一个不友好国家的大使。

斯特拉姆暗中计算着：谁没有理睬他？谁点了一下头？谁同他握手问好？

回到家里，头一件事便是问妻子：

“有人来过电话吗？”

柳德米拉通常回答说：

“如果不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么谁也没来过电话。”

柳德米拉知道她这样回答之后丈夫会提什么问题，于是又补充：

“马季亚罗夫暂时没有来信。”

“你应该明白，”他说，“那些天天来电话的人，偶尔还会打电话来的；那些偶尔来一次电话的人，恐怕再不会来电话了。”

他觉得家里人对他的态度也有些反常。有一次，娜佳从正在喝茶的父亲身边走过，竟没有同他打招呼。

斯特拉姆粗暴地向女儿喊道：

“为什么不打个招呼？你以为我不是活物？”

此刻，他的脸色大概非常可怜，满布痛苦，娜佳知道他心情不佳，就没有再说无礼的话，连忙对他说：

“好爸爸，亲爱的，原谅我吧。”

就在这同一天，他问女儿：

“听我说，娜佳，你还在继续同你那位统帅会面吗？”

她耸了耸肩，没有回答。

“我正想提醒你。”他说，“千万别同他谈政治问题，不要让人在这方面抓住把柄来攻击我。”

娜佳没有抢白，而是温和地说：

“你尽管放心，爸爸。”

早晨，斯特拉姆一走近研究所，便开始四面张望，一会儿放慢脚步，一会儿加快步速。他发现走廊里空无一人，便匆匆忙忙地低着头走过去，要是什么地方的门突然打开，他的心会马上缩紧。

终于走进了实验室，他气喘吁吁，像一个在炮火横飞的战场上跑向自己战壕的士兵。有一次，萨沃斯季亚诺夫到房间里来找他，对他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请求您，我们大家都请求您，写一封悔过信吧，承认错误吧，我向您保证，这会有用的。您好好想想，不谦虚地说，您正面临着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们科学界的有生力量都满怀希望地望着您，在这种时候，突然间一切都得停顿下来。写一封悔过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吧。”

“叫我悔什么过，错在哪里？”斯特拉姆说。

“哎呀，还不是都一样，要知道，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文学界，科学界，党的领袖们，就在您所喜欢的音乐界，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了错误，也在写悔过信，悔过之后，满不在乎地继续工作。”

“可是我究竟应该悔什么过，向谁悔过？”

“写给所委会，写给党中央。这并不重要，写给哪儿都行。重要的是您悔过。随便写点什么，譬如‘我承认自己的过错，曲解了一些东西，愿意改正，意识到了’，就这么写，您要知道，已经有了固定格式。主要的是这样做有用，向来如此！”

萨沃斯季亚诺夫那双总是充满着笑意的快乐的眼睛变得严肃起来，似乎连眼睛的颜色也与往日不同。

“谢谢，谢谢，我亲爱的。”斯特拉姆说，“您的友谊令我感动。”

过了一个小时，索科洛夫对他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周学术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我认为您应该在会上发言。”

“谈什么问题呢？”斯特拉姆问道。

“我觉得您应该作些解释，简言之，就是承认错误。”

斯特拉姆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突然在窗前停下，望着院子说：

“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也许写封悔过信更好些？总比当众打自己的嘴巴好受些。”

“不，我认为您应该发个言。昨天我同斯韦钦谈过，他向我暗示，那边，”他含含糊糊地向门楣上方指了指，“想要的是您的发言，而不是写悔过信。”

斯特拉姆陡然向他转过身来，说：

“我既不发言，也不写悔过信。”

索科洛夫像精神病医生对待病人那样用耐心的语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从您现在的处境来看，沉默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强加在您头上的是政治罪名。”

“您明白我最苦恼的是什么吗？”斯特拉姆说，“为什么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日子里我却遇上了这些事？也许某个心怀叵测的人会说我看苏维埃政权末日来临，就公开跳出来反对列宁主义原则。说我是莫里兹，喜欢揭人短处。”

“我听到过这种意见。”索科洛夫说。

“不，不，去他的吧！”斯特拉姆说，“我不悔过！”

夜里，他躲在自己房间里，反锁着门，开始写悔过信。写好之后，感到羞愧难当，就把它撕碎了，马上又动手起草在学术委员会上的发言稿。他把发言稿重读一遍，拍了一下桌子，立刻将它撕碎了。

“就这么办，算了！”他出声地说，“听天由命吧。让他们送我去坐牢吧。”

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体验着自己的最后决定。后来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写一封悔过信预备着，假如拿定主意要悔过，就把它交出去，反正这封信丝毫无损于他的尊严。谁也看不到这封信，神不知鬼不觉。

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房门紧锁，周围的人都睡了，窗外一片沉寂，既没有汽车喇叭声，也没有来往车辆的呜呜声。

然而，一种无形的力量压迫着他。他感到这种力量像催眠术似的支配着他，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愿去思考，根据它的思路去写。这种力量潜伏在他心中，有时使他心里发毛，有时在瓦解着他的意志，甚至在干预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态度。他回忆过去和思索青年时代的往事时，也摆脱不了这种力量的控制。他感觉到自己智力有限，是个毫无趣味的人，谈起话来既枯燥又啰唆，使周围的人感到厌倦。甚至他的工作也显得异常乏味，似乎蒙上了一层灰尘，不再使他感到鼓舞和喜悦了。

只有那些不曾亲身感受过这种压力的人，才会对屈服于这种压力的人感到奇怪。对那些亲身感受过这种压力的人来说，如果有谁能够流露出片刻的愤怒，哪怕是盛怒之下蹦出一句话，匆匆做一个怯生生的、表示抗议的动作，那才真正叫人奇怪呢。

斯特拉姆写悔过信是为了给自己看，他准备把这封信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看，同时他心里明白，说不定他真的会用上这封信，就暂时放在这里吧。

早晨喝茶的时候，他不时地看表。该到实验室去了。一种令人麻木的孤独感笼罩着他。他觉得，在他的生命终结之前，谁也不会来看他，谁也不会再给他打电话，这不仅仅是因为怕受牵连。人们之所以不来电话，是因为他枯燥无味，毫无才华。

“不用说，昨天谁也没打电话找我吧？”他对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接着他又朗诵“我独立窗前，既不等候客人，也不等候朋友……”

“我忘记告诉你了，切佩任回来了，他打电话说想见见你。”

“噢？”斯特拉姆说，“这件事你怎么能不告诉我呢？”他的手指在桌子上敲打着，弹奏起一支庄严的乐曲。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到窗前，只见斯特拉姆不慌不忙地走着，高高的个子，背有点儿驼，有时挥动一下公文包。她知道，他正在想着同切佩任会面的事，正在欢迎他，同他谈话。

这几天，她可怜丈夫，一直对他放心不下，但她同时又想着他的缺点，主要是他的利己主义。

刚才他还在朗诵“我独立窗前，不等候朋友”。现在他到实验室去了，在那里人们围着他，那里有他的工作；晚上他要去看望切佩任，大概十二点以前不会回来。他没有想到，在这空荡荡的住所里，她要独自待一整天，她独自站在窗前，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正像他所朗诵的，既不等候客人，也不等候朋友。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到厨房洗碗去了。这天早晨，她心里非常难过。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今天不会来电话了，她要去沙波洛夫卡看望姐姐。

娜佳也叫人放心不下，她总是沉默，不顾父母阻止，晚上照常出去闲逛。维克托一天到晚忙自己的事，一点空闲也没有，他也不愿去考虑娜佳的事。

门铃响了。大概是木匠来了，她头天晚上跟他约好的，叫他来修理托利亚房间的门。一想到来的是一个大活人，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便高兴起来。她连忙打开门，看见一个戴着灰色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的女人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手里提着一只皮箱。

“叶尼娅！”柳德米拉叫道。她的声音是那么响亮、那么悲伤，以至于将她自己吓了一跳，她亲吻着妹妹，抚摩着她的双肩说：

“托利亚死了，他死了，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