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委员会会议之后的第二天，萨沃斯季亚诺夫给斯特拉姆打了电话，问他的感觉如何，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身体好不好。

斯特拉姆问到会议情况，萨沃斯季亚诺夫回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不想让您难过，原来小人比我预想的还多。”

莫非索科洛夫也发了言？斯特拉姆心想，接着他又问道：

“作出决议了吗？”

“决议很残酷：认为不能与您一起工作，要求所委会研究下一步……”

“明白了。”斯特拉姆说，尽管他深信必然要做出这样的决议，但他仍旧感到突然，手足无措。

“我一点过错也没有。”他心想，“可是，当然，要坐牢的。他们知道克雷莫夫没有过错，但他却进了监狱。”

“有人投反对票吗？”斯特拉姆问道。他从电话里听得出萨沃斯季亚诺夫无言以对，大为难堪。

“没有，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好像是一致通过。”萨沃斯季亚诺夫说，“您没有出席会议，这使您受到很大影响。”

萨沃斯季亚诺夫的声音不太清楚，大概他用的是公用电话。

同一天，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打来了电话。她已被开除公职，近日没到研究所去上班，所以不知道学术委员会开会的事。她说，她准备到穆罗姆市的妹妹家去住两个月，并且邀请他同行。她的诚意使他大为感动。

“谢谢，谢谢！”斯特拉姆说，“即使去穆罗姆，也不是去乘凉，而是到中等师范学校去教物理。”

“上帝啊，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安娜·斯捷潘诺夫娜说，“您何必要这样呢，我是因为走投无路，一切都怪我。不值得为我这样。”

她大概把他所说的话理解为对自己的责备。她的声音也听不清楚，看来她同萨沃斯季亚诺夫一样，不是从家里打的电话，而是用的街上的公用电话。

“莫非索科洛夫发了言？”斯特拉姆问自己。

晚上，切佩任很晚才来电话。这天斯特拉姆像个病危患者一样，只有人们问到他的病情时，他才勉强打起精神。看来切佩任察觉到了这一点。

“莫非索科洛夫发了言，莫非他发了言？”斯特拉姆问柳德米拉，但她自然和他一样，不知道索科洛夫是否在会上发了言。

斯特拉姆同一些朋友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萨沃斯季亚诺夫显然不敢谈斯特拉姆感兴趣的问题，不愿当他的情报员。他大概是担心斯特拉姆遇上所里的人会说：“我已经全知道了，萨沃斯季亚诺夫把详细情况全告诉我了。”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倒是很真诚，但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到斯特拉姆家里来看看，而不是只限于打个电话。

斯特拉姆觉得，切佩任应该建议他到天文物理研究所去工作，哪怕是谈谈这个话题也好。

“他们在生我的气，我也生他们的气，最好连电话也别打。”他心想。

然而，对那些不给他打电话的人，他更是愤愤不平。

这一整天他都在等待古列维奇、马尔科夫、皮缅诺夫的电话。

后来，他对那些负责安装机器设备的机械员和电工也感到气愤。

“这些狗东西！”他在心里骂道，“他们是工人，有什么可害怕的！”

想到索科洛夫他更是受不了。他居然吩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不许给斯特拉姆打电话！要是那些老熟人，甚至亲戚、同事这么做都是可以谅解的，可他是朋友！一想到索科洛夫，他就感到痛苦、气愤、怒火中烧，甚至感到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当斯特拉姆想到朋友的背叛行为时，却不由自主地寻找理由为自己背叛朋友辩护。

一怒之下他给希沙科夫写了一封完全多余的信，请求他把所委会的决议告诉他，他本人因为生病近日不能去实验室上班。

又一天过去了，他没有等到任何人的电话。

“算了，反正得去坐牢。”斯特拉姆心想。

现在，这个念头并没有使他感到苦恼，反而似乎使他得到了安慰。病人常常这样安慰自己：“算了，管它什么病呢，反正大家都难免一死。”

斯特拉姆对柳德米拉说：

“唯一能够给我们带来新闻的是叶尼娅。这些新闻都是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待室里来的。”

“现在我坚信，”柳德米拉说，“索科洛夫肯定在学术委员会上发了言。否则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保持沉默这解释不通。在这之后她不好意思打电话。其实，他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可以往他家里打个电话。”

“千万别这么做！”斯特拉姆叫道，“听见了吗，柳达，千万别打电话！”

“你同索科洛夫的关系与我有什么相干！”柳德米拉说，“我同玛莎是好朋友。”

他无法向柳德米拉解释，为什么她不能给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打电话。一想到柳德米拉不明白这一点，无意中去充当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与他的牵线人，他就感到羞愧。

“柳达，现在我们同别人的联系只能是单方面的。如果一个人进了监狱，那么他的妻子只能到那些邀请她的人家里去。她自己无权说：我想到您那里去。这对她和丈夫都是一种屈辱。我们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已经不能给任何人写信，我们只能回信。现在我们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我们只能在人家打来电话时拿起听筒。我们无权先向熟人打招呼，人家没准儿不愿同我们打招呼。人们同我打招呼的时候，我无权第一个开口说话。也许人家认为向我点点头就行了，并不想同我说话。只有等他开了口，我才能开口回答他。我们成了不可接触的人，谁也不敢接近我们。”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但是，这些不可接触的人也有幸运的时候，这种规则也有例外。有一两个人是受到这些不可接触的人的深切信任的，我这里指的不是母亲和妻子。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写信，不必等到他们表示允许。譬如切佩任！”

“你说得对，维佳，这一切都是对的。”柳德米拉说。

她的话使他感到吃惊，她已经好久没有心悦诚服地说他的话是对的了。“我也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就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柳达！”他说。“柳达！你知道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已经向索科洛夫保证不再同我们见面了。既然如此，你去给她打电话吧！去打电话吧，去打吧！”

他从电话机上摘下话筒，递给柳德米拉。

就在这一分钟，他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柳德米拉去打电话……哪怕是听听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声音也好。

但柳德米拉说：

“唉，还打电话干什么。”她说罢放下话筒。

“叶尼娅怎么还不回来？”斯特拉姆说，“灾难把我们连在一起了。对待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温柔。”

娜佳回来了，斯特拉姆马上对她说：

“娜佳，我同妈妈谈过了，她会把详细情况告诉你的。现在我成了人人惧怕的人，你不能再去波斯托耶夫家、古列维奇家以及其他人家里了。这些人首先会把你看作我的女儿。我的，我的女儿。明白你是什么人吗？是我的家庭成员。我坚决要求你……”

他早预料到女儿会说什么，会表示抗议和愤怒。

娜佳举起手来打断他的话。

“是的，我看到你没去参加那些恶人的会议，心里就全明白了。”

他望着女儿，有些不知所措，然后用嘲弄的口吻说：

“但愿这些事不会影响中尉的前程。”

“当然不会影响。”

“真的？”

“话说完了。你自己心里明白。”

斯特拉姆望了望妻子和女儿，然后向她们伸出手来，走出了房间。

他的手势包含着内心的慌乱、负疚、软弱、感谢和钟爱。母女俩并排站了很久，谁也没有说话，彼此也没有互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