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一天之内收到三封信。两封是女儿写来的，一封是外孙女薇拉写来的。

还没有拆信，她便从信封上认出了寄信人的笔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知道，信中不会有令人愉快的消息。多年的经验告诉她，需要共享欢乐的时候，人们一般是不写信告诉母亲的。

三人都请她前去，柳德米拉请她去莫斯科，叶尼娅请她去古比雪夫，薇拉请她去列宁斯克。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从这些邀请看得出来，孩子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

薇拉信中谈到父亲的情况，他在党内和日常工作中遇到许多麻烦，已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他接到人民委员部的通知前往古比雪夫，几天前刚从那里回到列宁斯克。薇拉写道，父亲这次出差比冒着炮火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工作还累。他在古比雪夫的事情还没了结，吩咐他回去参加恢复电厂的工作，但事先已告诉他，不知他能否继续留在电站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

薇拉打算和父亲一起离开列宁斯克，迁居斯大林格勒。现在德国人已经不开炮了。市中心还没有解放。据进过城的人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过的那栋房子只剩下一个石砌的骨架和坍塌的房顶。斯皮里多诺夫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那套厂长住宅得以保全，只是震掉了一些墙皮，窗玻璃碎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母子打算住在那里。

薇拉信中谈到儿子的情况。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想不到外孙女会这么老练，薇拉以家庭妇女甚至村妇的口吻，谈到儿子的各种胃病、皮炎、睡眠不安和代谢失调。这些事情薇拉本应该对丈夫和母亲说的，她却写信告诉外婆。她没有丈夫，也没有母亲了。

薇拉信中谈到安德烈耶夫，谈到他的儿媳娜塔莎，谈到叶尼娅姨妈，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曾在古比雪夫见过她。薇拉对自己的情况只字未提，仿佛外婆对她的生活不感兴趣似的。

她在最后一页信纸边上写道：

“外婆，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那套房子很宽敞，够大家住，我恳求你，快点来吧。”

这突如其来的呼唤说出了薇拉信中没有说的话。

柳德米拉的信很短。她写道：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托利亚不在了，维佳和娜佳不需要我。没有我，他们照样生活。”

柳德米拉从来没有给母亲写过这样的信。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明白，女儿当真同丈夫不和。柳德米拉请母亲到莫斯科去居住，她写道：

“维佳老是碰上不愉快的事，要知道，关于他自己的痛苦，他宁可对你说，也不愿对我说。”

接着她又写道：

“娜佳变得城府很深，从来不同我谈自己的生活。我们家里形成了这种风气……”

叶尼娅的信叫人难以理解，信中措辞含糊，充满着暗示，似乎她陷入了某种纠纷，遇到了大麻烦。她请求妈妈到古比雪夫去居住，同时又说，她要立刻动身到莫斯科去。叶尼娅信中向母亲谈到利莫诺夫，说利莫诺夫常常赞扬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她信中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见到他会高兴的，他是一个聪明而且讨人喜欢的人，可是她在同一封信里又说，利莫诺夫到撒马尔罕去了。既然如此，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去古比雪夫怎么能见到他呢？实在是莫名其妙。

只有一点是明白的，母亲读完信之后心想：“你是我的可怜的女儿。”

这几封信使得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焦灼不安。三人都问到她的健康状况，问她房间是否暖和。

孩子们的关怀使她感动，尽管她知道，年轻人并没有想过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是否需要她们。

她们需要她。

但也可能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她不请求女儿们帮助，为什么女儿们请求她帮助呢？

要知道，她现在孤独、年老，无家可归，失去了儿子、女儿，谢廖扎杳无音讯。

她现在干活愈来愈吃力，心脏经常不舒服，时常头晕。

她甚至请求工厂的技术领导人把她从车间调到实验室去，因为她现在的工作太吃力了，她要在机器之间跑来跑去，逐个去取检验样品，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下班后她要去排队买食品，回到家里还要生炉子，做饭。

生活是这样的艰难，这样的困苦！其实站队并不算艰难。糟糕的是空空荡荡的柜台前无人排队。糟糕的是她回到家里无事可做，不用生火，饿着肚子躺在潮湿而寒冷的床上睡觉。

周围的人生活都很苦。从列宁格勒疏散来的那个女医生告诉她，去年冬天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距离乌法一百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她住的是一个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空空的木舍，窗玻璃被打碎了，房顶被拆掉了。她穿过森林步行六公里去上班，有时在黎明时分看见绿莹莹的狼眼睛在树木之间闪烁。村子里一贫如洗，农庄庄员们不愿意干活。他们说，不管你干多少活，反正粮食得上缴，集体农庄里贴着缴纳粮食时欠粮的账单。女邻居的丈夫上前线了，她一个人带着六个饥饿的孩子，六个孩子仅有一双破烂的毡靴。女医生告诉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她买了一头山羊，夜间她踏着深深的积雪到远方的田野里去偷荞麦，从积雪下刨出没有收拾干净的发霉的干草。她说，她的孩子们整天听乡下人粗野凶恶的谈话，学会了用脏话骂人。喀山的一位小学女教师对她说：“平生头一次看见一年级学生像醉鬼一样骂娘，而且还是列宁格勒人呢。”

现在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在斯特拉姆以前住过的那个小房间里。宽敞的大客厅里住着房东夫妇，他们在斯特拉姆一家搬走之前住在搭建的房子里。房东夫妇脾气很坏，经常为一些家庭琐事争吵。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生房东的气，不是怪他们爱喧哗，不是怪他们老吵架，而是怪他们趁火打劫，这么个小小的房间，每月竟向她索要二百卢布的房租，超过了她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她觉得，这些人的心不是肉长的，而是用胶合板和铁皮做的。他们只考虑食品和财物，一天到晚谈论的是素油、腌肉、土豆以及旧货市场上买卖的破烂儿。夜间他们窃窃私语。女房东尼娜·马特维耶夫娜对丈夫说，住同一座楼里的一个邻居，也就是厂子里的那个工长，从乡下带来一袋白瓜子和半袋脱了壳的玉米；今天集市上卖的蜂蜜很便宜。

女房东尼娜·马特维耶夫娜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一双灰眼睛十分动人。出嫁前她在工厂里工作，参加过业余文艺演出，在合唱队唱歌，在戏剧组演戏。丈夫谢苗·伊万诺维奇在军工厂当锻工。年轻时他曾在驱逐舰上服役，曾经是太平洋舰队重量级拳击冠军。现在看来，两位房东那些久远的往事令人难以置信。谢苗·伊万诺维奇早晨上班前喂鸭子，给小猪煮汤，下班后就在厨房里忙活，淘米、修皮鞋、磨刀、刷瓶子，一边讲述工厂里的司机如何从远方的集体农庄弄来鸡蛋、面粉、山羊肉……尼娜·马特维耶夫娜往往打断他的话，开始谈论自己的多种疾病，以及频繁地向医学泰斗求医的事。接着她谈到那条换了菜豆的毛巾，谈到女邻居从一个外地疏散来的女人那里买了一件马驹皮上衣和一套餐具中的五只碟子，谈到熟猪油和混合脂油。

他们并不是坏人，但从来没有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谈起过战争，从来没有谈起过斯大林格勒和苏联情报局公布的战报。

他们可怜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同时又瞧不起她，因为得到一份科学家口粮的女儿走后，她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她既没有糖，也没有奶油，只好喝白开水，她有时在公共饮食公司的食堂里喝点清汤，这种汤连小猪都不愿喝。她没有钱买木柴，也没有东西可以变卖。她的贫穷仿佛妨碍了两位房东。一天晚上，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听见尼娜·马特维耶夫娜对丈夫说：“昨天我不得不给了老太婆一块烤饼，当着她的面吃东西真叫人扫兴，她饿着肚子坐在那儿望着。”

夜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总睡不好。谢廖扎为什么没有消息？她躺在柳德米拉以前睡过的那张小铁床上，大概女儿夜间的预感和想法感染了她。

死神让人丧命是很容易的。活下来的人多么痛苦。她思念薇拉。她孩子的父亲也许是牺牲了，也许是把她忘了；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整天发愁，各种不愉快的事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失去亲人、忧伤没能改善柳德米拉同丈夫的关系……

晚上，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给叶尼娅写了回信，信中称呼她：“我的好女儿。”到了夜里，她突然为叶尼娅伤心起来。“可怜的女儿，她陷入了多么复杂的生活纠纷，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呢？”

阿尼娅·斯特拉姆、索尼娅·奥西波夫娜、谢廖扎……正如契诃夫小说里写的：

“米修司，你在哪里？”

房东夫妇在旁边低声交谈着。

“到了十月革命节应该宰一只鸭子。”谢苗·伊万诺维奇说。

“我用土豆养鸭子是为了让你宰杀的？”尼娜·马特维耶夫娜说，“要知道，等老太婆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那些木板会霉烂的。”

他们开口闭口总离不开物品和食物，他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物品。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地板漆、粮食、三十卢布的票子。他们本来都是勤快、正直的人，邻居们都说，尼娜和丈夫从来不拿别人一个戈比。但是1921年伏尔加河沿岸的饥荒、医院里的伤员、流落街头的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无家可归的孩子，都与他们毫不相干。

他们与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对人们，对公共事业，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是非常自然的。而她喜欢思考，急他人之所急，喜他人之所喜，有时甚至会为了一些事情发疯，其实这些事情与她的生活或者她亲人的生活都毫不相关。全盘集体化时期、1937年肃反、那些受丈夫牵连而进了劳改营的妇女们的命运、那些因家庭被破坏而进了收容所和孤儿院的孩子们的命运、德国人杀害俘虏、战争灾难和军事失利，这一切都像发生在她自己家里的不幸一样，使她感到难过、不安。

无论是她读过的那些优秀作品，她所生长的民意党家庭的传统，还是生活、朋友、丈夫，都没有教她这么做。她生来就是这样，不会变成别的样子。离发工资还有六天她就没钱了，她只好挨饿，她的全部财产可以包在一块手帕里。但她在喀山居住期间，从未想过斯大林格勒的住所里烧坏的东西，没想过那些家具、钢琴、茶具和那些丢失的刀叉，甚至那些书烧了她也没有怜惜。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亲人们需要她，尽管房东夫妇的庸俗的生活使她感到格格不入，但她现在依然远离亲人，与她讨厌的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收到亲人们来信的第三天，卡里莫夫到她家来了。

卡里莫夫的到来使她颇为高兴，她建议一块儿品尝用野蔷薇煮的热茶。“莫斯科的来信您收到很久了吗？”卡里莫夫问道。

“前天收到的。”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罢笑了笑，“奇怪，莫斯科的来信怎么走这么长时间？”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卡里莫夫拿起信封仔细打量着，忧心忡忡地说：

“路上走了八天。”

他沉思了一会儿，仿佛信件走得慢对他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据说这是邮检部门给耽搁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信件太多，邮检部门应付不了。”

他用那双漂亮的深色眼睛望了望她的脸。

“这么说，她们那里一切平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您的气色很不好。”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您好像一副病容。”

他如反驳指控似的连忙说：

“哪里话！恰恰相反！”

他们谈了谈前方的战局。

“连孩子们都明白，战争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卡里莫夫说。

“是的，是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勉强笑了笑说，“现在连小孩都明白，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聪明人都清楚地看出德国人会战胜。”

卡里莫夫突然问道：

“您一个人生活大概很困难吧？我看见您自己生炉子。”

她踌躇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仿佛卡里莫夫的问题非常复杂，一下子无法回答他似的。

“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您是专程来问我生炉子困难不困难？”

他摇了几下头，然后沉默了好久，仔细打量着放在桌子上的双手。

“前几天我被他们叫去了。他们详细盘问了我们会面和谈话的情况。”

她说：

“那您怎么不说呢？干吗要谈生炉子的事？”

卡里莫夫捕捉着她的目光，说道：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论过战争，谈论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在一起只谈电影，那当然可笑。我当然要对他们说，无论我们谈论什么，我们都是以苏联爱国者的身份谈论的。我们俩都认为，在党和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人民必胜。总之，应该告诉您，他们提的问题并不带有敌意。可是过了几天，我就着急起来，完全睡不着觉了。我似乎觉得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出了什么事。这里还有一件怪事，十天前马季亚罗夫到古比雪夫师范学院去了。这里的大学生们等待着，可他一直没有回来，系主任往古比雪夫发了电报，也没见到回音。我夜里躺在床上，心里老想着这些事情。”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沉默不语。

他悄声说：

“真难以想象，人们在一起喝杯茶、谈几句话，也值得怀疑，值得传讯。”

她没有吭声。为了让她开口说话，他用询问的目光打量她一眼。他已经把全部情况告诉她了，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默然无语，卡里莫夫感觉到，她在以自己的沉默向他暗示，他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她。

“事情的经过就这些。”他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仍在沉默。

“对了，还有，我忘记了。”他说，“他，就是那位同志，问道：‘你们谈过出版自由吗？’的确谈到过这个问题。对了，后来又问了什么？突然问我认不认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的妹妹和她过去的丈夫，好像姓克雷莫夫？我从未见过他们，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次也没同我谈过她。我就是这样回答的。他们还有一个问题：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是否同我个人谈过犹太人的状况？我问道：为什么偏偏同我谈呢？他们回答说：‘要知道，您是鞑靼人，他是犹太人。’”

告辞之后，卡里莫夫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站在门口用手指敲了敲信箱，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就是从这里取出那封通知她儿子负致命伤的信的。这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说来奇怪，这事和叶尼娅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毫无疑问，无论是卡里莫夫还是她，都无法回答，为什么住在古比雪夫的叶尼娅以及在前线的她过去的丈夫，引起了喀山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兴趣。

人们相信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她听到不少类似的讲述和自白，感觉谈话人吞吞吐吐，言犹未尽，对此她已习惯了。她不愿提醒斯特拉姆，她知道，这样做除了引起不必要的激动，不会对他有任何好处。猜测参加谈话的人谁说话走了嘴或者告了密也毫无意义。要猜出这样的人很困难，到头来肇事者往往是最不引人怀疑的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案子往往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有时仅仅因为信中的一个暗示、一个玩笑，因为在厨房里当着女邻居的面不慎说了某一句话。可是为什么侦查员突然向卡里莫夫盘问叶尼娅和克雷莫夫的情况呢？

她又好久没有睡着。她想吃点东西，厨房里飘来一股饭香，大概有人在用素油煎土豆饼，接着传来敲打洋铁盘子的叮当声和谢苗。伊万诺维奇平静的声音。天哪，她多想吃点东西！今天中午食堂供应的菜汤太难喝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没有把它喝完，现在想起来感到挺可惜，想要吃饭的念头不时打断和搅扰着其他的思绪。

早晨她来到工厂，在大门口的岗亭里遇上了厂长的女秘书。这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却生着一张男人的不大和善的脸。

“午休时到我那里去一下，沙波什尼科娃同志。”女秘书对她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大为惊讶。难道厂长这么快就批准了她的请求？

她走在工厂的院子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并且立刻把它说了出来：

“在喀山住够了，回家去，回斯大林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