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娅走后，斯特拉姆家里充满了忧伤。

斯特拉姆常常在写字台前一连坐好几个小时，一连好几天不出家门。他心中产生了新的恐惧，仿佛在街上会遇见那些极为讨厌的、敌视他的人，会看见他们残酷无情的眼神。

电话铃完全沉默了，纵然每隔两三天响一次，那也不是打给他的。柳德米拉说：

“这是找娜佳的。”

果然不错，打电话的人请娜佳接电话。

斯特拉姆渐渐明白了他的事情的严重性。在最初几天，他甚至有一种轻松之感，因为他安静地坐在家里，周围摆着他心爱的书，周围没有那些带敌意的阴沉的脸。

然而，家庭的宁静很快就使他感到压抑，这种宁静不仅燃起他的忧伤，而且使他惶惑不安。实验室里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工作进展如何？马尔科夫在做什么？一想到实验室里正需要他，他却坐在家里，他就不安。但是一旦想到实验室里没有他工作照常进行，他又感到无法忍受，不禁产生一种对立情绪。

柳德米拉在街上遇见了疏散时的女友斯托伊尼科娃。斯托伊尼科娃在科学院机关工作，她向柳德米拉详细讲述了那次学术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因为那次会议从头至尾都是由她作的速记记录。

重要的是索科洛夫没有发言！尽管希沙科夫对他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您同斯特拉姆共事多年，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但他没有发言。索科洛夫推说他夜间心脏病发作了，说话很困难。

斯特拉姆对此感到奇怪，但他并没有因这个消息欣喜。

马尔科夫代表实验室发了言。他的发言比别人有分寸，没有从政治上指责斯特拉姆，主要是批评他的脾气太坏，甚至还提到了他的才华。

“他不得不发言，他是党员，无法推辞。”斯特拉姆说，“不能责怪他。”

但大部分发言的调门儿都高得可怕。科夫琴科在发言中影射斯特拉姆是无赖、骗子。他说：“这位斯特拉姆拒不出席会议，完全是目无法纪，我们要用另一种语言同他谈话，大概他正期待我们这么做。”

曾经把斯特拉姆的工作与列别杰夫的工作相提并论的那位头发花白的普拉索洛夫发言说：“有那么一些人围绕斯特拉姆的有争议的抽象理论大做文章，简直下流。”

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的发言很糟糕。他承认自己对斯特拉姆的研究工作评价过高，犯了重大错误。他暗示斯特拉姆具有民族的狭隘和偏执。他说，政治上头脑不清醒的人，在科学上头脑必然也不清醒。

斯韦钦称斯特拉姆是“可敬的老兄”。并且援引了斯特拉姆说过的一段话——没有“美国的”物理学、“德国的”物理学、“苏联的”物理学，物理学是共同的。

“我说过这话。”斯特拉姆说，“但是要知道，在会议上援引私下交谈中所说的话，这纯属告密。”

斯特拉姆感到吃惊的是，皮缅诺夫竟在会上发了言。早已同研究所失去联系的他，在这里是无人需要的人。他在会上承认了错误，后悔不该过分重视斯特拉姆的研究，没有看到他研究中的缺点。这一点非常令人吃惊。皮缅诺夫曾说过，斯特拉姆的工作使他产生一种神圣的感觉，他曾经为促进这项工作的实施感到幸福。

希沙科夫简单说了几句。然后所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把决议交付会议表决。这个决议毫不留情，要求所委会把腐化堕落分子从健康的集体中清除出去。特别令人生气的是，决议对斯特拉姆的学术成就居然只字未提。

“不管怎么说，索科洛夫的表现是绝对正派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为什么不露面了呢？难道索科洛夫就这么害怕？”柳德米拉说。

斯特拉姆不发一言。

的确奇怪！尽管他没有基督教徒的宽容大度，但他却对谁也不气恼。他没有生希沙科夫的气，也没有生皮缅诺夫的气。对斯韦钦、古列维奇和科夫琴科，他也不怀恨。只有一个人使他感到心情沉重，怒不可遏，甚至一想到他，斯特拉姆就感到浑身发热，呼吸困难。这个人就是索科洛夫，仿佛斯特拉姆遭受的一切残酷的、不公正的待遇，全是索科洛夫引起的。这个可恶的索科洛夫，他怎么能禁止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同斯特拉姆见面呢！这种做法多么怯懦，多么残酷，多么下流，多么卑鄙！

但他却不愿承认，不但想到索科洛夫与他作对时他感到气愤，而且暗中感觉自己对不起索科洛夫时他也感到气恼。

如今柳德米拉经常谈论一些生活琐事：

多余的住房面积，申请住房补贴，食品供应卡，上新的食品店登记注册，办理新季度的定额供应卡，身份证过期了，更换身份证时必须提交工作单位的证明信，这一切使得柳德米拉日夜不安。生活费用哪里来呢？

以前斯特拉姆总是神气十足地开玩笑说：“我要研究一下居家过日子的理论问题，我要为自己建造一所茅屋实验室。”

然而现在看来这话并不可笑。他作为科学院的通讯院士，领取的生活费勉强支付房费、别墅费和水电费。他感到孤独，精神颇为压抑。

总得活下去吧！

到大学教书这条路看来是给堵死了——政治上不干净的人不能同青年们打交道。

那么他该往何处去？

他在科学界的显赫地位，妨碍他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人事部门的干部一听他的名字便会惊叫起来，谁也不愿录用一个科学博士去当技术编辑或者物理老师。

想到就业无望，生活贫困，受人支配，忍气吞声，他愈加感到无法忍受，有时他心想：“干脆快点让我去坐牢得了。”

可是柳德米拉和娜佳怎么办，她们母女还得生活啊！

哪里还有什么别墅的草莓！别墅肯定是要没收的，因为五月份就该办理延期租赁的手续了。别墅不是科学院的，而是属于机关部门的。可他开始没当一回事，错过了交纳租金的时间，他原本打算把过去的租金一次付清，同时交纳上半年的预付金。然而一个月前在他看来不值一谈的款额，现在却使他感到恐惧。

到哪儿去弄钱呢？娜佳需要买一件大衣。

去借钱？然而没有还债的希望是不能借钱的。

去变卖东西？可是战争期间谁愿意买瓷器和钢琴呢？再说也舍不得卖，柳德米拉喜欢她那些收藏品，就是现在托利亚不在了，她有时也拿出来欣赏一番。

他时常在想，他要到兵役局去，放弃科学院给他的免服兵役的权利，要求上前线去当一名红军战士。

想到这里，他就平静下来。

可是后来他又恐慌起来，一些折磨人的念头使他心神不宁。他走了，柳德米拉和娜佳怎么生活？去当教师？出租一个房间？房管所和警察局会立刻干涉，夜间搜查、罚款、记过。

在人们心目中，房管员、地段治安民警、区房管处的视察员、干部处的女秘书，现在都成了神通广大、威严而又英明的人物。

生活失去依靠的人，会觉得坐在票证管理局里的那个小丫头强大无比。这一整天斯特拉姆都处在恐惧之中，孤立无援，犹豫不决。但他的这些感觉在变化。这一昼夜，他一会儿害怕这个，一会儿思念那个。早晨，窗外寒气逼人，天色昏暗，薄雾茫茫，他离开温暖的被窝，感到有一股沉重的力量向他袭来，他往往像孩子似的孤立无助，他想钻进被窝，将身子蜷成一团，微微眯起眼睛，屏住呼吸。

上午他心里惦念着工作，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他很想到研究所去一趟。此时他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愚蠢而且平庸。

仿佛国家在一怒之下不仅能够剥夺他的自由、安宁，而且能够剥夺他的智慧、才能和自信，能够把他变成一个消沉、迟钝、郁郁寡欢的庸人。

午饭前，他往往精神好一些，心情有所改善。可是一吃过午饭，他便忧伤起来，心里空落落的，寂寞烦闷，郁郁寡欢。

暮色渐浓，他开始感到恐惧。现在，他像在森林中遇上暮色降临的石器时代的野人一样惧怕黑暗。恐怖在加剧、变浓……他回忆往事，浮想联翩。无法回避的残酷的死神从窗外黑暗的夜色中望着他。街上马上就要传来汽车声，马上就会有人按门铃，房间里马上就会响起吱吱嘎嘎的皮靴声，无处躲藏。就在这时，一股凶狠而欢快的淡漠情绪突然袭上他心头！

斯特拉姆对柳德米拉说：

“在沙皇时代，那些贵族反叛者倒也快活。失宠的时候，就坐上四轮马车，驶出京城，直奔平萨省的领地！在那里打猎，享受乡村的快乐，那里有邻居，有花园，在那里写回忆录。可你们呢，伏尔泰主义者先生们，请尝试一下吧：发给你两个星期的补助费，给你写上一份鉴定装在信封里，封上口。带着这样的鉴定，你连个扫院子的差使也找不到。”

“维佳，”柳德米拉说，“我们会熬过去的！我可以去缝衣服，到别人家做点零活儿，我会在头巾上画彩饰。我可以去当实验员。我挣钱养活你。”

斯特拉姆吻她的手。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脸上会露出负疚的痛苦表情，眼睛充满凄苦、哀求……斯特拉姆在房间里踱着，低声哼着一支古老的浪漫曲：

……他被人遗忘了，孤独地躺着……

娜佳得知父亲上前线的愿望，说道：

“我们学校有个小姑娘，名叫托尼娅·科甘，她父亲志愿上前线了。她父亲是研究古希腊某一门科学的专家，被分配到平萨的一个后备团。在那里，人们让他打扫厕所、扫地。有一次，连长走过来，他不小心把垃圾扫到连长身上，于是连长在他耳朵上揍了一拳，把他的耳膜打破了。”

“那好办。”斯特拉姆说，“我不朝连长身上扫垃圾就是了。”

现在，斯特拉姆同娜佳谈话，像同大人谈话一样。他对待女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近来娜佳放了学就回家，这使得斯特拉姆大为感动。他觉得女儿不想让他着急。同父亲谈话时，她那双惯于嘲讽的眼睛便充满了严肃而亲切的神情。

一天晚上，斯特拉姆穿好衣服，朝研究所方向走去，他想望一眼自己实验室的窗户，看看那里亮灯没有，晚班人员来上班没有，也许马尔科夫已经把机器设备安装好了？但他没有走到研究所，便拐进一条胡同里，顺着胡同往回走去。他害怕遇上熟人。胡同里人迹罕至，黑乎乎的。此刻，一种幸福的感觉突然溢上他的心头。积雪，夜空，新鲜的冷空气，嚓嚓的脚步声，夜色笼罩的树木，一座木头平房的防护窗帘透出的一道亮光，这一切都显得美好。他呼吸着夜晚的空气，走在寂静的胡同里，谁也不去打量他。他还活着，而且自由自在。他还需要什么，还有什么奢望呢？斯特拉姆来到家门口，那种幸福感便顿然消失。

最初几天，斯特拉姆紧张地等待着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到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没有给他打电话。他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他失去了工作、荣誉、安静、自信，难道他最后的避难所——爱情，也被人剥夺了？

有时他感到绝望，两手抓住自己的头发，似乎不见到她，他就无法再活下去。有时他喃喃自语：“算了，算了，算了。”有时他对自己说：“现在谁还需要我？”

尽管他已感到绝望，但他心里还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心灵的纯洁，他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都保持着这种感觉。他们自己遭受痛苦，但却没有折磨他人。不过他明白，他的所有想法，无论是富有哲理的，心平气和的，还是令人气恼的，都与他内心的感受格格不入。他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气，他嘲笑自己，想到不可避免地要同她分手，他悲伤，妥协；他想到对柳德米拉的责任，想到自己问心无愧，这一切仅仅是他克制自己绝望心理的一种手段。回想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双眼睛、她的声音，他立刻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寂寞。难道他再也见不到她？

一想到同她分手不可避免，最终要失去她，他就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时他竟不顾羞耻地对柳德米拉说：

“知道吧，我在为马季亚罗夫担忧，不知他情况是否顺利，不知有没有他的消息？你能否打电话问问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啊？”

恐怕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他的继续工作了。他在不停地工作，而忧伤、焦虑、痛苦在继续折磨他。

工作并不能帮他驱走忧伤和恐惧，工作也不是医治他心病的灵丹妙药。他并不是要在工作中忘却那些痛苦的思绪和内心的绝望，对他来说，工作比药物更重要。

他之所以继续工作，是因为他不愿中断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