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对丈夫说，她遇上了房屋管理员，管理员请他到房管所去一趟。

他们开始猜测此事与什么有联系。是因为多余的住房面积？还是要更换身份证？也许兵役局要检查？也许有人打了小报告，说叶尼娅在斯特拉姆家里住过，没有报临时户口？

“你应该问问他。”斯特拉姆说，“那就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费脑筋了。”

“当然，是应该问问他。”柳德米拉赞同地说，“可是他说，明天早晨让您丈夫来一趟，反正他现在不上班了，我一听这话心就慌了。”

“哎呀，天哪，他们全都知道了。”

“要知道，管院子的，开电梯的，邻居家的保姆，全都注意着我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是啊，是啊。还记得吗，在战前，曾经来过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本小红书，请你告诉他，什么人常到邻居家去？”

“怎么不记得！”柳德米拉说，“当时我顶了他一句，他半天没说出话来，走到门口才说：‘我原来以为您是个有觉悟的人。’”

这件事柳德米拉讲过多次，往常他听她讲述时总爱插话，催她讲得简单一些，但这回他却不厌其烦地向妻子询问各种细节，并且耐心听她讲完。

“知道吧？”她说，“这件事说不定与我在市场上卖了两块桌布有关。”

“我想不会有关系，要不然何必让我去，而不让你去。”

“也许他们想要你去提供一个证词？”她犹豫不决地说。

此时，他忧心忡忡，十分敏感。他接连不断地回忆自己同希沙可夫和科夫琴科的谈话，他什么话没对他们说过呢。他回想自己在大学时代的那些争论，他什么样的论调没有发过呢。他同德米特里争论过，同克雷莫夫争论过，当然，他有时赞同克雷莫夫的看法。可是，要知道，他一生中从来不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他连一分钟也不曾动摇过。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在某时某地说过的一句特别尖刻的话，吓得浑身发凉。克雷莫夫是个刚强的、思想坚定的共产党员，是个信仰狂，他这个人对现存秩序是从来不怀疑的，可现在却被捕了。他同马季亚罗夫、卡里莫夫进行的那些讨论就更免不了找麻烦了。

真是不可思议！

每当晚上，暮色降临的时候，他就不安起来，担心有人来逮捕他，恐惧感逐渐加重，他感到压抑，难以忍受。但是，当他感到死路一条、无法逃避时，他又突然愉快起来，心里松了一口气。唉，见鬼去吧！

想到人们对他工作的不公正评价，他简直气得发疯。但是，一想到自己缺少才华，愚不可及，想到他的论文枯燥乏味，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愚蠢嘲弄，不再是一种思想，而成了对生活的一种感觉，于是他又高兴起来。

现在，他甚至不再考虑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现在很渺小，无知无识，他承认错误不会有什么意义。他是个谁也不需要的人。在发怒的国家面前，不管他承不承认错误，他都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段时间，柳德米拉明显变了。她不再给房屋管理员打电话，叫他立刻给派个修理工来，也不再在楼梯上查问：“这又是谁在垃圾管道旁边乱扔脏物？”她现在穿着打扮也叫人捉摸不透。有时到内部商店去买素油，毫无必要地穿上那件珍贵的皮大衣，有时却系上那条破旧的灰头巾，穿上那件早在战前就打算赠给电梯女司机的旧大衣。

斯特拉姆打量柳德米拉一眼，想象十至十五年以后他俩会变成什么模样。

“记得吗，契诃夫的《黑衣修士》中有这么一个情节：母亲放牛的时候对妇女们说，她儿子曾经当过修士。但很少有人相信她。”

“我还是小时候读过这篇作品，现在不记得了。”柳德米拉说。

“那你就再读一遍吧。”斯特拉姆气鼓鼓地说。

为了柳德米拉不喜欢契诃夫的作品，他一辈子都在生她的气，他怀疑契诃夫的许多作品她根本没有读过。

可是说来也真怪。他越是感到孤立、虚弱，他的内心越是亢奋，他觉得那些房管员、票证管理局的姑娘们、办理身份证的工作人员，那些人事干部、实验员、科学家、朋友们，甚至亲人们，甚至切佩任，甚至妻子都瞧不起他……他在他们的心目中愈是渺小，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来说他就愈亲近、愈宝贵。他们虽然没有见面，但他知道这一点，他感觉到了。每当他遇到新的打击，遭到新的屈辱时，他便在心里问她：

“你看得见我吗，玛莎？”

就这样，他坐在妻子身边，同她交谈着，心里却想着她无法知道的心事。

电话铃响了。现在，电话铃声像夜间来的电报，像报告不幸消息的信使，总是使他们感到惊慌失措。

“噢，是找我的，关于我去一个临时单位上班的事，他们答应给我打电话的。”柳德米拉说。

她摘下话筒，微微扬了扬眉毛，说道：

“他这就来。”

“找你。”她说。

斯特拉姆用眼色问道：

“谁呀？”

柳德米拉用手捂住话筒说：

“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想不起来是谁了。”

斯特拉姆接过话筒。

“好吧，我等一会儿。”他说罢，望着柳德米拉那双询问的眼睛，在小桌上摸到一支铅笔，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母。

柳德米拉不知所措，慢条斯理地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然后给斯特拉姆画着“十”字。两人沉默着。

“……现在是全苏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这个声音极像1941年7月3日向人民、军队和全世界发表演说的那个声音：“同志们，兄弟们，我的朋友们……”

现在这个声音只对一个手握电话筒的人说：

“您好，斯特拉姆同志。”

在这几秒钟，他思绪万千，各种思维的片断和破碎的感觉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得意，他软弱，他害怕这是某个流氓耍弄的骗局，那些写满字迹的手稿、调查表、卢布扬卡广场的大楼和他的种种感觉连成一片……

他敏锐而清晰地感觉到命运的安排，同时又因为失去某种奇妙、动人而且美好的东西感到悲伤。

“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特拉姆说，同时他感到惊讶，难道这句非同寻常的话真的是他在电话里说的？“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谈话持续了两三分钟。

“在我看来，您正在从事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斯大林说。

他的声音很缓慢，带着浓重的喉音，仿佛在强调某些音节，很像斯特拉姆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声音。有时斯特拉姆在自己家里开玩笑，也曾模仿这个声音。那些在代表大会上听过斯大林讲话或被他召见过的人，也曾这样传达过这个声音。

莫非这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我相信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斯特拉姆说。

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大概他在思考斯特拉姆的话。

“在战争期间，您是否感到缺乏国外的技术资料？仪器设备有保障吗？”斯大林问道。

斯特拉姆真诚的口吻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说：

“非常感谢，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工作条件完全正常、良好。”

柳德米拉站在那里听着丈夫的谈话，仿佛斯大林看见了她似的。

斯特拉姆朝她挥了挥手，似乎对她说：“快坐下，多不好意思……”而斯大林又沉默下来，思考着斯特拉姆的话，然后说：

“再见，斯特拉姆同志，祝您工作取得成功。”

“再见，斯大林同志。”

斯特拉姆放下话筒。

夫妻二人像几分钟之前那样面对面坐着，他们刚才还在谈论柳德米拉在季申斯基市场上卖掉的两块桌布。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斯特拉姆突然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说。

餐柜、钢琴、椅子依旧摆在那里，他们谈论房屋管理员时摆在桌上的两只没有刷洗的菜碟原地未动，但却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令人欣喜若狂的事。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彻底变了样，他们面前出现了另一种命运。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特别的事情，他问缺乏国外的技术资料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斯特拉姆说道。他尽量显出一副平静而又淡漠的样子。

有那么一瞬间，他为那种充溢他心头的幸福感到尴尬。

“柳达，柳达，”他说，“你想想，我并没有悔过，没有低头，没有给他写信。是他自己主动打的电话！”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的威力是无比强大的。他斯特拉姆，夜里辗转不眠，填写调查表时精神恍惚；他抓住自己的头发，极力思索学术委员会对他的问题作了什么样的评价；他回想自己的过失，心中暗暗后悔，请求原谅他；他等待着被逮捕，想到贫穷的未来，预感到同女户籍警察和票证管理局的年轻女职员谈话的滋味，心里直发慌！难道是这些让一切发生了改变？

“我的天哪，天哪！”柳德米拉说，“托利亚永远不会得知这个消息了。”她走到托利亚的房间门口，打开了房门。

斯特拉姆从电话机上拿起话筒，接着又把它放下了。

“万一是什么人闹着玩儿呢？”他说罢走到窗前。

窗户里看得见空空荡荡的街道。一个穿棉袄的女人从街上走过。

他又走到电话机前，弯起一个指头敲了敲话筒。

“我当时的声音怎么样？”他问道。

“你说得很慢。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突然站起来。”

“是斯大林嘛！”

“说不定真的是有人搞恶作剧？”

“瞧你说的，谁敢这么干呢？开这样的玩笑至少也得判十年徒刑。”

一小时之前他还在房间里踱着，回想着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的那支浪漫曲：

……他被人遗忘了，他孤独地躺着……

斯大林打来的电话！莫斯科每年都有一两次传闻：斯大林给电影导演杜甫仁科打了电话；斯大林给作家爱伦堡打了电话。

他用不着亲自发布命令，用不着命令发给某人奖金、给某人一套住房、为某人建立一个科研所！他太伟大了，这种具体事务用不着他开口。这些事都由他的助手们去做，他们根据他的眼神、语调猜测他的意图。他只要温和地向某人笑一笑就足够了，这人的命运便会立刻发生变化，这个默默无闻的人从此便会摆脱黑暗，荣誉、尊敬、力量会接二连三地向他飞来。许多有影响的人物会拜倒在这位幸运者的脚下。要知道，斯大林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曾经微微一笑，并且同他开了一句玩笑。

人们传诵着这些电话的详细内容，斯大林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使人们感到惊奇。这些话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得令人震惊，仿佛斯大林不能说日常用语似的。

据说，有一次斯大林给一位著名雕塑家打了电话，同他开玩笑说：

“你好，老酒鬼。”

他给另一个著名人物打电话，询问他的一位被捕的同事的情况。这位著名人物是个极善良的人，但因为一时慌张，回答时张口结舌，于是斯大林说：

“您为朋友辩护很不得力。”

传说有一次他给一家青年报编辑部打电话，副主编说：

“我是布别金。”

斯大林问道：

“布别金是个什么人？”

布别金回答说：

“你应该知道。”他说罢放下了话筒。

斯大林又给他打来电话，说道：

“布别金同志，我是斯大林，请您解释一下，您是干什么的？”

这件事之后，据说布别金住了两周医院，治疗神经失常。

他的一句话可以让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流逝。元帅、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州委书记，那些昨天还指挥千军万马，掌管一些地区、加盟共和国和一些大工厂的人，今天可能因为斯大林的一句气话变得一钱不值，变成劳改营的囚犯，端着饭盒在犯人食堂门口等待分给他们烂菜汤。

据说，斯大林和贝利亚一天夜里来看望一位刚刚从卢布扬卡监狱释放出来的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在他家里待到天明。同一住所的居民夜间不敢上厕所，早晨都没有上班。据说给客人们开门的是一位产科女医生，她在住户中最年长。她穿着一件睡衣走出来，手里抱着一只小哈巴狗，由于这些深夜来客没有按照规定的次数按门铃，她心中大为恼火。后来她讲述说：“我打开门，看见一副肖像站立在面前，接着那肖像就向我走过来。”据说斯大林走进楼道，仔细察看贴在电话机旁的一张纸，看了好长时间。住户们用竖笔道在纸上注明通话的次数，以便计算谁家该付多少钱。

这些故事之所以令人吃惊、可笑，恰恰因为它们的词句和情节平淡无奇。这种事的确让人难以置信。难道斯大林真的会在公共住宅的楼道里踱步？

要知道，他只说了一句话，就出现了伟大的建设工程，伐木工人开始向原始森林进军，十万人的建设大军去开掘运河，建造新的城市，在极夜地区和永久的冻土地带铺设道路。他体现着一个伟大的国家。斯大林宪法像一轮红日升起。斯大林的党，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斯大林的建设工程，斯大林的战略，斯大林的航空事业……伟大的国家在他身上，在他的性格和气派中表现出来。

斯特拉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您在从事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现在非常明白，斯大林知道，国外开始重视那些研究核现象的物理学家。

斯特拉姆感觉到，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一种令人奇怪的紧张气氛。从英国和美国物理学家的论文的字里行间，从那些违背逻辑思维规律的吞吞吐吐的措辞中，他捕捉到了这一动向。他发现，那些经常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的名字从物理学杂志上消失了，那些研究重核裂变的专家们仿佛自行消亡了，谁也没有引用他们的论著。他感到，只要问题涉及铀原子核的裂变，他们就显得格外谨慎，就保持沉默。

切佩任、索科洛夫、马尔科夫不止一次谈到这些话题。前几天切佩任还谈到一些人目光短浅，看不到同中子对重核的影响有联系的实际前景。切佩任本人却不愿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空气中弥漫着战火、硝烟，充满着士兵们的皮靴声、坦克履带的喧哗声，出现了新的静悄悄的紧张气氛，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手拿起电话筒，于是这位理论物理学家便听到一个缓慢的声音：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

一个新的、难以捉摸的、无声的淡淡阴影降临在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降临在老人和孩子们的头上。人们没有察觉到它，不知道它的厉害，没有预料到一种笃定要来临的力量的诞生。

数十名物理学家在紧张地工作。他们的写字台、他们写满希腊字母的稿纸、他们的书架和实验室距离那种宇宙的魔力——未来的国家强盛的标志还十分遥远。

但这条道路已经开启，那个无声的阴影渐渐变浓，正在变成一片可以笼罩庞大的莫斯科和纽约市的乌云。

这天斯特拉姆并没有为自己的论文取得成就而感到高兴。他原以为这篇论文永世不得翻身，就把它锁进了家里写字台的抽屉里。这回它要重见天日了，它将进入实验室，成为教授们讲课和作报告的依据。他没有去考虑这一科学真理的幸运和成功，没有去考虑自己的成功，现在他又可以推动科学进步，可以有拥护者，他的名字又可以出现在杂志和教科书上，又可以为他的想法是否与计算机和照相胶片上的实际指标相符合而激动了。

此刻，他完全被另一种激情所占据：他终于战胜了那些迫害他的人，这一胜利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前几天他还觉得自己并不忌恨他们。直到今天他也不想报复他们，不愿让他们遭受灾难，然而他回想他们干的各种坏事，回想他们的虚伪、残酷和怯懦，他的心灵和理智就充满幸福。他们对他采取的手段越粗野、越下流，现在他回想此事就越觉得甜蜜。

娜佳从学校回来了，柳德米拉向她喊道：

“娜佳，斯大林给你爸爸打电话了！”

女儿将大衣脱了一半便跑进房间，围巾拖在地板上。斯特拉姆见此情景，便更加清楚地感觉到，那几十个人今天和明天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会何等慌乱。

坐下吃午饭的时候，斯特拉姆突然放下汤匙，说道：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

柳德米拉说：

“这下你那些仇人和整你的人算是把脸丢尽了。我想象得出，你们研究所和科学院开始做什么事了。”

“是的，是的，是的。”他说。

“妈妈，在限额商店里，那些女士们又要向你点头哈腰、笑脸相迎了。”娜佳说。

“是的，是的。”柳德米拉说罢，微微一笑。

斯特拉姆一向瞧不起阿谀奉承的人，然而现在想到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希沙科夫谄媚的微笑，他却颇为高兴。

说也奇怪，令人不可理解！一方面他感到喜悦、得意，同时他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对此时他所失去的那种宝贵的、深藏于心底的东西感到惋惜。他似乎做了什么错事，对不起某个人，但到底错在那里，对不起谁，他又弄不明白。

他喝着自己喜欢喝的土豆荞麦粥，想起自己在童年时代流过的眼泪。那是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他漫步在基辅街头，正在开花的栗树的枝杈之间露出闪烁不定的繁星。那时，在他看来，世界是美好的，未来是广阔的，充满着神奇的光明和善良。今天，他的命运终于发生了转折，他仿佛在同自己对奇妙的科学所怀有的纯洁的、孩子般的、几乎是宗教式的爱恋告别，在同几周之前产生的那种情感告别。那时他战胜了巨大的恐惧，最终没有对自己撒谎。

只有一个人可以听他诉说这些想法，但这个人不在他身边。

说来奇怪，他有些迫不及待，渴望大家快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盼着这个消息传到研究所、大学的课堂、党中央委员会，传到科学院、房管所、别墅区的警卫处，传到各个教研室和科学协会。至于索科洛夫会不会得知这个新闻，斯特拉姆却感到不在乎。他不愿让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知道这个消息，他虽然没有明确这种想法，但心灵深处却隐藏着这种愿望。他猜测，遭受迫害和不幸也许对他的爱情有些好处。他自己是这样感觉的。

他给妻子和女儿讲了斯大林的一桩轶事，其实她母女早在战前就听说过这个故事——据说一天夜里斯大林带着轻微的醉意去乘坐地铁，他在一个年轻女人身边坐下来，问她：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事吗？”那女人说：

“我很想参观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想了想，然后答道：

“这件事大概我能帮您的忙。”

娜佳说：

“你瞧，爸爸，今天你太伟大了，妈妈居然没有打断你的话，允许你把这个故事讲完。要知道，她听这个故事已经是第一百一十一遍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开心地笑了，嘲笑那个天真无邪的女人。

柳德米拉问道：

“维佳，要不要喝杯酒庆贺一下？”

她说罢拿出一盒糖果来，这盒糖本来是要等娜佳过生日时送给她的。

“吃吧！”柳德米拉说，“不过，娜佳，可不要狼吞虎咽。”

“爸爸，你听着，”娜佳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嘲笑那个乘坐地铁的女人？你干吗不求他放了米佳舅舅和克雷莫夫呢？”

“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难道能给他说这种事？”斯特拉姆说。

“我认为可以说。如果是外婆，她一定会立刻给他说的。我相信她会说的。”

“可能会说。”斯特拉姆说，“可能会说的。”

“好了，别说这些蠢话了。”柳德米拉说。

“蠢话不蠢，关系到你哥哥的命运。”娜佳说。

“维佳，”柳德米拉说，“应该给希沙科夫打个电话。”

“看来，你对发生的事情估计不足，用不着给任何人打电话。”

“快点给希沙科夫打个电话吧。”柳德米拉固执地说。

“要是斯大林对你说的‘祝你成功’，你就打电话告诉希沙科夫吧。”

斯特拉姆这天产生了另一种古怪感觉。往常，他总是为人们对斯大林的神化感到气愤，各种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都满是他的名字，到处是他的挂像、半身塑像、全身塑像、歌剧、史诗、颂歌……

人们称他为父亲、天才……

斯特拉姆气愤的是，斯大林的名字时常遮蔽列宁的名字，甚至有人把他的军事天才与列宁治国的智慧相提并论。在阿·托尔斯泰的一个剧本里，列宁殷勤地划火柴为斯大林点烟斗。在某画家的一幅画里，斯大林昂首阔步，大摇大摆地走在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而列宁讨好似的匆匆跟在他身后。绘画中出现列宁和斯大林在人民中间的场面时，往往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们亲切地望着列宁，而那些全副武装的巨人——披挂着机枪子弹袋的工人和水兵们却向斯大林探着身子。历史学家们在描述苏维埃国家生活中的那些紧急关头，如喀琅施塔得叛乱、保卫察里津、波兰人进攻时，竟说列宁经常向斯大林求教。在党史作者们的笔下，斯大林参加过的巴库罢工，以及他一度编辑过的《布得佐拉报》在党史上的地位，竟比俄国历次革命运动都突出。

“《布得佐拉报》，《布得佐拉报》，”斯特拉姆生气地重复着，“曾经有过热里亚鲍夫，有过普列汉诺夫、克鲁鲍特金，有过十二月党人，而现在只有一个《布得佐拉报》，《布得佐拉报》……”

千百年来，俄罗斯一直是一个专制和独裁的国家，是沙皇和宠臣们统治的国家。但在上千年的俄国历史上，任何君主都不曾有过斯大林这样大的权力。

然而今天斯特拉姆既没有气愤，也没有恐惧。斯大林的权力越大，那些赞歌和定音鼓越是震耳，那尊活的偶像的脚下燃起的香火越是烟雾弥天，斯特拉姆就越发强烈地感到幸福、激动。

暮色降临了，他却没有感到恐怖。

斯大林和他通了电话！斯大林对他说：

“祝您工作取得成功。”

天黑之后，他来到街上。

这天晚上天色晦暗，他却没有那种孤立无助、死路一条的感觉。他心情很平静。他知道，在签发逮捕证的地方，人们已经知晓这桩新闻。想到克雷莫夫、德米特里、阿巴尔丘克、马季亚罗夫和切特韦里科夫，他心里有一种古怪的滋味。他们的命运没有落到他头上。想到他们，斯特拉姆感到忧郁、孤独。

斯特拉姆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他的精神力量和智慧取得了胜利。在学术委员会审判那天，他仿佛感到母亲站在他的身旁，当时他曾感到幸福，然而为什么今天的幸福与那种幸福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不过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至于马季亚罗夫会不会被捕，克雷莫夫会不会提供有关他的证词，他现在都无所谓了。他平生第一次不再为自己带反叛意味的玩笑和那些不谨慎的言论担忧。

这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柳德米拉和娜佳已躺下睡觉，却突然响起电话铃声。

“您好。”对方的声音不大响亮。一股热浪冲上斯特拉姆心头，他似乎比白天更激动。

“您好。”他说。

“我不能不听到您的声音。给我说点什么吧。”她说。

“玛莎，亲爱的玛莎。”他说罢便沉默起来。

“维克托，我亲爱的。”她说，“我不能向丈夫撒谎。我对他说，我爱您。我向他发誓永远再不见您。”

次日早晨，柳德米拉走进他的房间，抚摩一会儿他的头发，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

“我在梦中听见你夜间同什么人打电话。”

“不，那是你的错觉。”他平静地望着她的眼睛说。

“别忘了，你应该到房屋管理员那儿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