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姆恢复工作之后，在实验室里没有遇见索科洛夫。在斯特拉姆回到研究所前两天，索科洛夫得了肺炎。

斯特拉姆了解到，索科洛夫生病之前，曾经同希沙科夫商定了新的工作。索科洛夫已被任命为重新组建的实验室的主任。总之，索科洛夫现在是事事如愿，步步高升。

就连爱管闲事、无所不知的马尔科夫，也不知道索科洛夫请求所委会将他调离斯特拉姆实验室的真正原因。

斯特拉姆得知索科洛夫调走的消息，并没有感到伤心和惋惜，因为一想到同他见面和共事，斯特拉姆就顾虑重重。

千万别让索科洛夫从斯特拉姆眼神中看出什么破绽。当然，他斯特拉姆无权像以前那样想朋友的妻子。他无权思念她。他无权同她幽会。

假如有人对他谈起这类事件，他也会感到气愤。竟然欺骗妻子！竟然欺骗朋友！但他却在思念她，渴望同她会面。

柳德米拉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恢复了往来。她们俩通过电话解释了很久，然后见了面，痛哭流涕，双方都对过去的坏念头、猜疑以及对友谊的不信任表示后悔。

天哪，生活是多么错综复杂啊！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诚实纯洁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她对柳德米拉却不真诚，她做了昧良心的事！然而，要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对他的爱！

现在，斯特拉姆很少见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关于她的一切，他几乎都是从柳德米拉那里听到的。

他得知，鉴于索科洛夫在战前发表的一些论著，他已被提名为斯大林奖金获奖者候选人。他得知，索科洛夫收到一些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写来的令人振奋的信。他得知，在科学院最近的几次选举中，索科洛夫将当选为通讯院士。这些事全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告诉柳德米拉的。现在他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见面很短促，他从未向她打听过索科洛夫的情况。

工作上的操劳、各种会议、出差旅行，都未能消除他心中的苦闷，他一直渴望见到她。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多次对他说：“我真不明白，索科洛夫为什么对你这么反感，连玛丽娅也解释不清楚。”

理由很简单。当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无法给柳德米拉解释清楚。她只要对丈夫说她喜欢斯特拉姆就足够了。

这种自白彻底毁坏了斯特拉姆同索科洛夫的关系。她答应丈夫不再同斯特拉姆会面。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哪怕对柳德米拉说一个字，斯特拉姆就会长久得不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出了什么事。要知道，他俩见面的机会太少了！他们的会面又是那样短促！他们见面时往往很少谈话，要么挽着胳膊在街上走一走，要么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坐一坐，常常是沉默不语。

在他那段伤心痛苦的时期，她对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极为敏感，并深为同情和关切。她猜得出他的各种想法，猜得出他的各种举动，仿佛她事先知道他所发生的一切似的。那时他的心情愈难过，想见到她的欲望便愈强烈，愈加无法忍受没有她在身旁。他觉得，他今天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完全彻底的理解。他觉得，只要这个女人同他在一起，他便可以轻松愉快地承受所有痛苦。只要能同她在一起，他就感到幸福。

他们在喀山的夜间交谈，在莫斯科两人一起在莫愁园散步，有一次他们在卡卢加大街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坐了几分钟，其实事情就这么多。这都是过去的事。对了，还有现在的一些情况：他们通过几次电话，在街上见过几次面，不过他没有向柳德米拉说过他们短促会面的事。

但他明白，他的过错和她的过错都是无法用他们偷偷在长椅上坐过的几分钟来衡量的。他的过错并不小：他爱她。她为什么在他的生活中占这么大的位置呢？

他对妻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半真半假。不管他愿意与否，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个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夹带着虚假的成分。

他故作淡漠地问柳德米拉：“喂，你的好友给你打电话了吗，她怎么样，她丈夫的身体如何？”

他为索科洛夫的成就感到高兴，但他这种高兴不是出自对索科洛夫的好感。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索科洛夫的成就可以使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消除良心上的谴责。

从柳德米拉那里了解索科洛夫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情况是令人难堪的。这无论是对柳德米拉，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还是对他自己，都是一种屈辱。

但谎言往往同真话混在一起。当他同柳德米拉谈论托利亚，谈论娜佳或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时，他的话都带有虚假成分。这是为什么？然而他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情感却是实实在在的，是发自他心灵、思想和愿望的。为什么这种真实产生了那么多谎言？他知道，假如他放弃了自己这种情感，他就可以把柳德米拉、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和他自己从谎言中解放出来。但是，每当他觉得应该放弃他无权得到的这种爱情时，一种狡猾的情感却借口害怕痛苦来阻止他的想法，规劝他说：“得了吧，这种谎言并不那么可怕，它不会损害任何人。痛苦比谎言更可怕。”

有时他觉得，他可以找到一种力量，毫不留情地断绝同柳德米拉的关系，破坏索科洛夫的家庭。这时他的情感便催促他，用截然不同的方法来欺骗他：

“要知道，谎言是最坏的东西，最好是同柳德米拉离婚，千万别再向她撒谎，也别再迫使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撒谎了。谎言比痛苦更可怕。”

他不曾发现，他的思想成了他的情感的忠实奴仆。情感给思想引路。要摆脱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忍痛割爱，牺牲自己，而不是牺牲别人。

对这一切想得愈多，他对这一切就愈弄不明白。这怎么理解，怎样才能弄明白，要知道，他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爱，既是他生活的真实，又是他生活的谎言！去年夏天，他同姿色动人的尼娜曾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不是那种中学生式的恋爱，他同尼娜不仅仅是在街心公园里散了步。但现在他却有一种背叛家庭的感觉，他感到对不起柳德米拉。

他为这些事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思想，为这些事忐忑不安，恐怕普朗克为创立量子理论花费的精力不比他少。

他一度认为，这种爱情是在他遭受痛苦和不幸的情况下产生的。假如没有那些痛苦和不幸，他也许不会有这种情感。

但他现在一帆风顺了，他想见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愿望却并没有减弱。

她是个气质特殊的女人。她所迷恋的不是财富，不是荣誉，不是权势。她只想同他分担不幸、痛苦和损失……他有时感到担忧：莫非她现在不想再理他了？

他知道，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非常崇拜自己的丈夫。这一点常常使他痛苦得发疯。

也许叶尼娅是对的。这是多年的夫妻生活之后产生的第二次爱情，它的确是精神维生素缺乏的结果。譬如说，母牛经年累月在草地上、在干草中、在树叶里寻找盐分但没有找到，它是多么渴望舔一点食盐啊。这种精神饥渴逐渐发展，常常变成一种巨大的力量。看来就是这么回事。唉，他的确了解这种精神饥渴……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同柳德米拉的区别十分显著。

他的想法对不对呢，这些想法是否合乎实际呢？斯特拉姆不曾察觉，他这些想法并不理智，它们正确也好，虚假也好，并不指导他的行为。理智不是他的主人。见不到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他感到痛苦，一想到可以见到她，他便感到幸福。当他想象他们将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时，他便感到幸福无比。

想到索科洛夫时，他为什么没有感到良心上的谴责？他为什么不感到羞愧呢？

的确，有什么可羞愧的？无非是在莫愁园里散散步，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

嘿，在长椅上坐一会儿有什么关系！他准备和柳德米拉离婚，他准备对自己的朋友说，他爱上了他的妻子，打算把她从他手里抢走。

他时常回忆他同柳德米拉生活中的种种不快，回忆柳德米拉对他母亲如何不好，回忆柳德米拉不让从劳改营回来的他的表弟在家里过夜。他时常回忆她的冷酷无情，回忆她对人粗暴、固执、不近人情。

回想柳德米拉的种种缺点，他的心就变得残酷起来。要做出残酷的决定，就不能保持慈善心肠。但要知道，柳德米拉同他生活了大半辈子，分担着他的全部艰难和痛苦。要知道，柳德米拉的头发已开始变白。她承担了多少痛苦啊。难道她身上只有缺点？有多少年，他曾为她感到自豪，为她的直率、诚实感到高兴。是啊，是啊，他准备做出残酷的决定了。

早晨，斯特拉姆准备去上班的时候，突然想起前些天叶尼娅来过一趟，他心想：

“不管怎么说，幸好叶尼娅到古比雪夫去了。”

这个想法使他惭愧。就在这时，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我们家坐过牢的人不少，现在又添了一个克雷莫夫。不过还好，叶尼娅现在不在莫斯科。”

他本想责备她不该说这种话，但他忽然醒悟过来，就没有吭声。他的责备是非常虚伪的。

“切佩任给你来过电话。”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他抬手看了看表。

“晚上我早点回来，再给他回电话。顺便提一句，我又要飞往乌拉尔。”

“去很久吗？”

“不。待两三天。”

他匆匆走了，繁忙的一天等待着他。

他在从事一项重大的科研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一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工作。然而，他个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细小又微不足道的，仿佛一条成反比的规律在他头脑中起着作用。

叶尼娅临走的时候，请求姐姐去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给克雷莫夫送二百卢布。

“柳德米拉，”他说，“应该把叶尼娅求你送的钱送去。你好像已错过日期了。”

他说这话并不是为克雷莫夫和叶尼娅担忧，他之所以说这些，是考虑到柳德米拉的粗心大意会加速叶尼娅再次来莫斯科。叶尼娅一来莫斯科就开始写申诉书，写信，打电话，把斯特拉姆的住所变成她奔走于监狱和检察院的基地。

斯特拉姆懂得，他这些想法不仅细小、微不足道，而且很卑鄙。这些想法使他感到羞愧，于是他匆匆忙忙地说：

“给叶尼娅写封信。以你自己和我的名义请她来吧。也许她需要来莫斯科，我们不请她，她不好意思来。听见了吗？柳达？立刻给她写信！”

说完这番话，他轻松了一些，但他又懂得，他说这些是为了自我安慰……他仍旧感到古怪。过去，他四处碰壁，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害怕房屋管理员和票证管理局的那个女办事员，头脑里充满有关人生、真理、自由、上帝等种种思考……谁也不需要他，电话机一连沉默了好几个星期，熟人们在街上遇见他也不愿和他打招呼。而现在，几十个人等待着他，不断有人给他打电话，给他写信，豪华型吉斯小汽车在窗下彬彬有礼地鸣喇叭，他却无法摆脱那些葵花籽皮似的微不足道的想法，无法摆脱那些无谓的烦恼和多余的忧虑。他时而说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时而漫不经心地笑一笑，缠绕他的这些对生活琐事的思考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斯大林给他打过电话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恐惧完全从他生活中消失了。可想不到现在恐惧仍在继续，它只是变了样，不再是平民的恐惧，而变成了老爷的恐惧。坐在小汽车里感到恐惧，给克里姆林宫上层人物打电话时他感到恐惧，恐惧依旧存在的。

他过去觉得不能容忍的东西——对他人科研成果和成就的妒忌、争夺，现在已成了合情合理的事。他时常担心是否有人超过他、欺骗他。

他不大愿意同切佩任交谈，似乎没有足够的力量应付漫长而艰难的谈话似的。他们毕竟很容易想象到科学对国家的依赖。不过，他的确是自由自在的——现在谁也不觉得他的理论体系是毫无意义的学究的废话了，现在谁也不再企图扼杀它了。国家需要物理学理论，现在这一点希沙科夫很清楚，巴季因也很清楚。为了使马尔科夫在实验中发挥自己的才智，使科奇库罗夫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力量，需要一些博大精深的理论家。斯大林打过电话之后，大家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这次电话给斯特拉姆带来了工作上的自由，这如何给切佩任解释呢？可是，现在他为什么觉得柳德米拉的缺点不可容忍？他为什么对希沙科夫这么温和呢？

现在他觉得马尔科夫非常讨人喜欢。上级领导的各种私事，秘密的和半公开的情况，无害的诡计和当真的狡诈，同被邀请和被拒绝参加主席团有关的气恼和不快，进入某些名单和那句令人烦恼的话：“名单里没有您的名字。”这一切都使他颇感兴趣，他也当真为此着迷。

闲来无事的时候，斯特拉姆恐怕宁可在同马尔科夫的闲聊中度过，也不愿像在喀山那样同马季亚罗夫讨论问题。

马尔科夫能极为准确地发现人们的一切可笑之处，温和而又辛辣地嘲笑人们的弱处。他具有审美的智慧，况且还是一位一流科学家。大概他是国内最富有才华的实验物理学家。

斯特拉姆已经穿上大衣，这时柳德米拉说：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昨天来电话了。”

他急促地问：

“什么事？”

大概他的脸色变了。

“你怎么啦？”柳德米拉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他说着，从走廊上退回到房间里。

“说实在的，我不太明白，好像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好像科夫琴科给他们打过电话。总之，她像往常一样，为你着急，害怕你再给自己带来伤害。”

“在哪方面？”他迫不及待地问，“我不明白。”

“我也对她说，我听不明白。看来她在电话中不便于说。”

“嘿，你再重复一遍。”他说着解开大衣扣子，在门旁的椅子上坐下来。柳德米拉望着他，摇了摇头。他觉得她的眼睛里带着责备，她悲伤地望着他。

似乎是为了证实他这个猜想，她说：

“你瞧，维佳，你早晨没有时间给切佩任打电话，可是关于玛丽娅的情况你却随时愿意听……还回到家里来，已经迟到了。”

他侧着身子从下面望着她，说：

“是的，我迟到了。”

他走到妻子面前，托起她的手吻了吻。

她抚摩着他的后脑勺，轻轻地揉搓着他的头发。

“你瞧，你同玛丽娅的关系多么重要，多么有趣。”柳德米拉说着苦笑了一下，补充道：“同这个常常把巴尔扎克和福楼拜混为一谈的女人。”

他望了她一眼。她的眼睛湿润了，他觉得她的嘴唇在颤抖。

他无能为力地摊了摊手，在门口回头望了一眼。

她的表情使他吃了一惊。他顺着楼梯走下楼去，心里在想，如果同柳德米拉分了手，就再也不见她，她这种表情——绝望的、动人的、痛苦的、为丈夫和为自己感到羞愧的表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也不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心里明白，在这几分钟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妻子在向他暗示，她看到了他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爱，而他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只知道一点：如果能见到玛丽娅，他便感到幸福，一旦想到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他会感到窒息，感到喘不过气来。

斯特拉姆的汽车驶近研究所的时候，希沙科夫的吉斯牌汽车从后面赶上来，两辆汽车几乎同时在研究所大门前停下来。

像刚才他们的吉斯牌汽车并驾齐驱一样，现在他们并排走在走廊上。希沙科夫挽起斯特拉姆的胳膊，问道：

“看来您要出差？”

“大概是的。”斯特拉姆回答说。

“很快我们就要同您完全分手了。将来您要同国家元首平起平坐了。”希沙科夫开玩笑说。

斯特拉姆突然心想：“我要是问问他，您有没有爱上过别人的妻子，他会说什么呢？”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希沙科夫说，“下午两点钟左右您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两点钟我有空，完全可以。”

这天他的工作很不顺利。

在实验大厅里，马尔科夫没有穿上衣，他卷着衬衣袖子，走到斯特拉姆面前，兴冲冲地说：

“如果您允许，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晚一会儿我去办公室找您。非常有趣的谈话，同您聊聊天。”

“两点钟我要去见希沙科夫。”斯特拉姆说，“那就晚一会儿吧，我也想同您聊一聊。”

“两点钟去见希沙科夫？”马尔科夫反问一句，沉思片刻，又说：“看来我能猜到他们求您做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