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彩

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年7月25日生于保加利亚北部鲁斯丘克（今鲁塞）。他的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1911年他随父母来到英国，并在英国小学读书。次年丧父，随其母迁至维也纳。他曾先后在瑞士的苏黎世和德国的法兰克福读完小学和中学的全部课程。1924年秋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同年他开始了用德语创作的文学生涯。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他流亡英国，定居伦敦，获英国国籍。1935年他的成名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迷惘》问世。其他主要著作有剧本《婚礼》（1932）、《虚荣的喜剧》（1950）、《确定死期的人们》（1964），政论《群众与权力》（1960），游记《马拉喀什之声》（1967），散文《耳证人》（1974），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1977）、《耳中火炬》（1980）、《眼睛游戏》（1985）等。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卡内蒂获得的其他奖主要有：格奥尔格·毕希纳奖（1972）、奈利·萨克斯奖（1975）和约翰·彼得·赫勃尔奖（1980）。1994年8月14日，卡内蒂于瑞士苏黎世逝世。

（一）

在未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前，卡内蒂并非是声名显赫的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默默无闻。他的《迷惘》直到1963年再版后才为世人所了解。

《迷惘》共分三部分：一、没有世界的头脑；二、没有头脑的世界；三、世界在头脑中。全书共三十章，每章都有小标题。

第一部着重描写基恩离群索居的生活。他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厌恶人们的虚荣心和贪图享受的本性，视富贵如浮云，不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社会，因而摒弃公职，过着穴居般的生活。他爱书成癖，藏书累万，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去了解。他认为他是唯一有性格的人。他的世界就是他的图书馆。为了他的图书馆，他雇了一个女管家，这是个奇丑无比、浅薄轻浮、心狠手辣的女人。她用尽心计，骗取了基恩的信任与好感，并与他结成夫妻。这两个人的结合并非出于正常人的感情和需要。基恩对异性从来感到厌恶和恐惧，他是为了他的图书馆免遭火灾才跟台莱瑟结婚的；而台莱瑟嫁给这个书呆子，则是为了控制他，为了取得他的全部财产。她跟基恩结婚后就撕下假面具，到处搜寻基恩的存折，逼他写遗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基恩进行残酷的折磨，最后甚至把他赶出家门，使他沦为乞丐。

第二部的内容是：基恩被赶出家门后，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又十分惦念他的图书馆，感到万分痛苦，迷惑不解。他信步走进一个所谓“理想天国”的小酒馆。这里是赌窟和妓院，是流氓、阿飞、赌棍、明妓暗娼出没的地方。基恩在这里结识了一个名叫费舍勒的驼背侏儒，此人靠妓女的津贴、赌博与偷窃行骗为生。他伪装成基恩的知心朋友，利用帮助基恩拯救书籍、赎回被典当的书籍之机，把基恩身边的钱几乎骗得一干二净。台莱瑟赶走基恩后不久就和看门人、退休警察巴甫姘居，并把基恩的书一次又一次地拿到当铺去当。基恩和费舍勒在当铺前碰到了台莱瑟和巴甫，酿成了一场大乱。台莱瑟恶人先告状，诬蔑基恩是小偷、强盗、疯子，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起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乱成一团。三个当事人被带到警察所审讯，只有狡猾的费舍勒溜走了。他用骗来的钱置办了新装，买好了车票，准备到美国去实现他多年的梦想——当象棋世界冠军。不料在临行前被他的同伙、假瞎子纽扣汉斯杀死了。

第三部的内容是：假仁假义的巴甫把基恩当作精神病人领回关在小屋里，自己则明目张胆地搬到楼上基恩的家里和台莱瑟同居。基恩被囚于斗室之中，又受尽了残酷的虐待。基恩的弟弟格奥尔格·基恩是位精神病医生，他交游甚广，阅历很深，处世精明，手段圆滑。听到哥哥患精神病，他便专程从巴黎赶到哥哥身边，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出发，千方百计地用精神病患者的语言和哥哥交谈，开导哥哥；对台莱瑟和巴甫则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把他们赶走。他像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一样，夺回了基恩的图书馆，使基恩从楼下的“囚室”回到楼上的书房，从而恢复了基恩失去的世界。原来的世界是恢复了，但基恩被破坏了的神经系统并没有恢复过来，他所经历的混乱世界的现实使他这位已及“不惑”之年的汉学家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恐怖和迷惘。他在绝望中点着了火，使自己和图书馆同归于尽。

（二）

正像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来自生活一样，《迷惘》也是来自生活。

1924年秋，卡内蒂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1927年4月，他在维也纳郊区租了一家私人住宅的一间屋子。这套住宅的女房东让他住在楼上，自己和一家人住在楼下。这位女房东就是卡内蒂在《迷惘》中塑造的台莱瑟形象的外形模特儿。“孔夫子做媒”那一章里，台莱瑟对青年问题所发表的一通议论以及“样样东西一天比一天贵，土豆价钱已涨了两倍”的那段议论，正是女房东经常对卡内蒂唠叨的话。在卡内蒂所住房间的对面山坡上是一所疯人院，那里有六千名精神病人，作者对那里的情况也耳闻了不少。这与作家塑造疯子的形象，描写疯人院的情况都不无关系。1927年7月15日在维也纳发生的一起工人示威游行遭到当局镇压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卡内蒂。自称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头头们为什么竟忍心下令枪杀工人呢？这时的卡内蒂已没有多少兴趣去攻读化学了，而是醉心于他所关心的事情，即所谓大众的问题。他博览了各国的文化史、希腊哲学、中国历史和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使他入了迷。他也研究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甚至宗教史他都研究过。他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想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找到大众问题的答案，他还研究了昆虫世界。所有这些研究在他的《迷惘》中都得到了反映。

1928年夏天，年轻的卡内蒂应朋友的邀请来到柏林。在这里他有幸会见了维兰特·赫茨菲尔德和布莱希特等德国进步作家。他们对年轻的卡内蒂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卡内蒂在柏林的第一次三个月的逗留使他眼界开阔了。柏林的生活跟他在维也纳闭塞的生活相比大有霄壤之别。那里的男男女女似乎都有些癫狂。他们聚集在咖啡店、酒吧间和餐馆里，公开表露自己的爱憎，甚至公开表露自己赤裸裸的情欲。他的所见所闻有的使他很激动，有的使他很惘然，有的使他很恐惧。他试图以一个清醒者的头脑来观察柏林这个大都会的生活。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柏林的世界仿佛是疯子们的世界。1929年夏天他第二次到柏林，在柏林又待了三个月。这次他比较冷静，决计接近更多的工人、小市民和小知识分子，花了一些时间，记下了不少东西。作家两次共六个月的柏林生活，为他塑造《迷惘》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秋，卡内蒂回到维也纳郊区的寓所，独自一人瞅着对面山坡上的疯人院，回忆着在柏林的经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日夜萦绕在他头脑中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创作一组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的长篇小说。他给自己的小说定名为《疯子的人间喜剧》。最初他的构思是写八部小说，每一部中都以一个接近疯狂的人物为中心。他对自己说，要造八个探照灯，用来从世界的外部向内部进行探索。从1930年秋到1931年秋，卡内蒂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以一个与世隔绝的书呆子为主人公的《迷惘》的创作。

（三）

和一切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的文学作品一样，《迷惘》的诞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它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惨痛经历，也是作者内心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一个天才的社会观察家对于由疯狂或半疯狂的人所构成的复杂、庞大、光怪陆离的社会的无情揭露和抨击。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欧洲，危机四伏，各种矛盾空前激化。1929年爆发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如诞生《迷惘》的德国和奥地利，则更是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以德国为例，由于战败而丧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和大片工业发达地区的土地，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殖民地也丧失殆尽，还要偿还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内民怨沸腾，少数大资产阶级为了扶植自己的党羽，东山再起，四处打击进步力量，并散布谬论说，德国的战败是由于中了进步力量的“暗箭”，挑拨离间，煽风点火。魏玛共和国风雨飘摇，奄奄一息。人们为生计疲于奔命，不择手段，同时又被战败的耻辱所压抑，为风传的谣言所苦恼，找不到发泄的窗口。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搞的“啤酒店暴动”就是这种疯狂状态的集中体现。一般说来，灾难到来前的时刻是最令人迷惘和恐惧的时刻，而一旦灾难真的发生了，人们却往往会变得麻木不仁。因此，《迷惘》在这个时候诞生也就并非偶然了。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当时的处境很有点像我国战国时的屈原，身不由己，“濯淖污泥之中”，却又无力回天，至多是像屈原那样来一篇《天问》，发发心中的怨气，于是只得洁身自好，追求“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我们可以这样说，《迷惘》如同一部因彷徨而产生的二十世纪的《天问》，而基恩正是当时苦闷郁愤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第一部《没有世界的头脑》，集中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现实失去信心、悲观厌世的思想状态。他们认为，人们所赖以生存的是良心，是爱美的天性和人类的自尊，而这一切都已被可怕的疯狂践踏得不成样子，只剩下人性的泯灭，欲望的横流，混乱、刺耳的聒噪。在这种境遇下，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一切为了钱，有钱就有一切”，多么可鄙可笑的信条和准则！面对着堕落的道德、疯人院一样的社会，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和孤芳自赏便油然而生。而在“清高”和“孤芳自赏”的后面更隐藏着一层深深的恐惧。这疯狂的社会现实和他们推崇备至的中国、古希腊完美和谐和理性的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啊！因为这恐惧，他们便竭力想摆脱它，但不幸的是，又不知道如何去摆脱，只好用“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消极办法去回避，到自己的图书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因为在当时毫无人情味的社会中，只有它们才是唯一可亲可爱可信赖的忠实伴侣。作者极力描绘和渲染的基恩对书的发狂般的热爱、对自己学业的不倦的、近于疯狂的钻研，实际上正是一个畸形社会的畸形现象，是作者匠心独运地对社会别出心裁的控诉。当一个人在世界上感到孤独、凄凉，失去了生活的支柱时，他心中郁积的情感就会愈积愈多而难以发泄，一旦有了机会便会喷涌而出，一发而不可止。这时他就会把自己的全力都倾注到一个本来无生命的事物上，去发狂地爱它，把它视作自己唯一的寄托，并不知不觉地把它人格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既然可以异化为物，为什么物不能异化为人呢？在外界看来，基恩对书的如痴如狂的热爱不免带上一种荒诞不经的味儿，这是可以理解的。寓荒诞于必然，这正是《迷惘》的成功之一。

然而，不去管冬夏与春秋终究是办不到的。人要生活、要工作，就必然要和外界发生联系，而在那疯狂的时代、疯狂的社会和人群中，尤其不可能让一个学儒去保持一个独立王国。于是台莱瑟闯到基恩的生活中来了。这个寡廉鲜耻、狠毒刻薄的女人，无疑是卡内蒂心目中可憎的社会形象的化身。她为了骗取基恩的信任，脑汁绞尽，机关算尽，一旦得手，便立即撕下假面具，诱惑、逼迫、殴打，极尽流氓恶棍之能事，最后将基恩赶出家门，毫无一点人性可言。这不正是那个充满着铜臭气味的社会的绝妙的缩影吗？而在这样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面前，我们可怜的汉学家显得那样的弱小、可怜，甚至有些滑稽可笑：他毫无一点反抗的力量，听任小丑们摆布，至多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来一通精神胜利法——分明是自己被台莱瑟赶出家门，偏要说是自己将她关在家里饿死，借以获得心灵上一点可悲的安慰和满足。这不只是对知识分子固有的软弱乃至某种程度上的迂腐的绝妙的暴露，而且从反面衬托出恶势力的蛮横无理，知识分子对它们束手无策、恐惧万分。对知识界的这种精神状态，卡内蒂无疑是不满意的，他用漫画般的笔触，将知识分子受制于小人的弱点无遗地暴露出来，实在耐人寻味。

如果说小说第一部是着重描写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令人不胜苦恼的处境的话，第二部则是作者通过基恩流落街头时的所见所闻和遭遇，用貌似荒诞、实为辛辣无比的笔触，对当时社会的昏聩黑暗、混乱不堪、是非颠倒、人伦丧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讽刺和抨击。作品展示给人们的是一批活生生的为金钱和欲望所驱使的混世魔王般的可悲可憎的人物形象。那个丑陋不堪的驼背侏儒，阴险狡诈，无疑是台莱瑟之外的又一个黑暗社会的化身。他是个十足的拜金狂，当他感到无精打采的时候，只要伸出长鼻子，闻一闻夹在腋下的骗来的钱，便会陡然间精神倍增；他爱慕虚荣，自不量力，虽然身无分文，丑陋无比，却对诸如百万富翁的“驸马”、象棋世界冠军之类的显赫地位垂涎三尺。作者通过对驼背侏儒的刻画，把资本主义社会追名逐利、觊觎财富的世风暴露无遗。再来看那个巴甫——那个看门人和退休警察，一度被台莱瑟视为威慑者的，不过是个十足的恶棍。他的头脑里空空如也，唯一的本领就是挥动拳头打人，而且只会恃强凌弱，最终和台莱瑟姘居到一起，使台莱瑟认识到他也只不过是为了钱和情欲。《迷惘》中所塑造的这些小人物是卡内蒂《群众与权力》的论著中所阐述的“群众人”。他们是一群只知满足个人欲念而丧失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他们对社会的破坏力很强。歌德曾经预言过：“我根本不反对‘群众人’，但是‘群众人’一旦陷入窘境，为了驱逐魔鬼，他们一定会叫来流氓无赖——专制独裁者。”歌德的预言不幸言中了。这些小人物正是希特勒之流后来得以上台的社会基础，作者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把一个个充当资产阶级政党打手和鹰犬的二十世纪的笞棒形象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但是，《迷惘》并没有停留在对社会的暴露和控诉上，而是试图通过第三部暗示，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切其他的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格奥尔格·基恩无疑是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他也许是当时知识分子期冀出现的救世主的化身吧？），但他的到来并没有使可怜的汉学家摆脱充满恐怖、迷惘的世界。他固然可以像奥德修斯赶走求婚者那样赶走台莱瑟、巴甫之流，从物质上恢复汉学家失去的世界，然而他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汉学家的根深蒂固的对世界的迷惘和恐惧心理。这位年及“不惑”的学者最终只能使自己和书——他的精神寄托和唯一可靠的朋友，在大火中同归于尽，期冀着能在那吞噬一切的大火中和自己的朋友（尽管他的朋友也造了他的反）一道寻找到本来并不存在的永恒的归宿。显然，作者不仅仅是在描写一个学者的遭遇，而是在影射当时社会扼杀科学、毁灭文化、摧残知识分子的不合理状况，是对二十世纪混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声控诉。作者意在暗示，如果让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希特勒上台后的欧洲历史证明，作家是不幸言中了。

（四）

卡内蒂笔下的人物形象是怪诞的、漫画式的：基恩的眼睛是淡蓝色的；他双颊干瘪，额头像不协调的破碎的岩壁，嘴巴像个自动切削机切出的口子；两条明显的皱纹像两条划破的伤疤从两边的太阳穴一直延伸到下巴，并在下巴尖上汇合了。台莱瑟的蓝裙子上了浆，一直拖到地面，人们看不到她的脚；她的头歪着，一对招风耳宽而平；因为头向右边歪着，右耳朵擦着肩，并被挡住了一部分，所以左耳朵就显得大些；走路或说话时她总是摇着头，两个肩头也就交替着晃来晃去；她笑起来嘴角一直咧到耳根。费舍勒仿佛就是由一个驼背构成的，驼背有时像大乌龟的龟壳，把他保护在下面；有时又像蜗牛的壳，他的肉体就蜷缩在壳里；或者像个蚌壳，把他团团包住。卡内蒂有时干脆用最能说明人物特征的那一部分来代替整个人，如用拳头代替巴甫，用裙子代替台莱瑟，用驼背代替费舍勒等等。

卡内蒂在描写人物形象时着眼于刻画人物的自我感受。这种创作方法显然是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凡是在现实中不能得到满足的愿望，往往通过幻想的作用制造出替代品来，给人以想象的满足，让郁积的情绪得到发泄以获得心理健康。比如，台莱瑟怎么也不相信基恩的财产仅仅就那么一点儿，为了满足想获得巨额遗产的欲望，她自欺欺人地在基恩所立遗嘱上的钱数后面加上几个她唯一会写的“〇”，似乎这样钱就真的十倍百倍地增长了。台莱瑟以为凭这巨额的百万遗产便可以得到心爱的店员格罗伯的爱情，可以开一个大家具店，当上家具店的老板。而天真的基恩听到这个数目时以为是台莱瑟给他的财产，也想入非非，计划将自己原有的四间图书馆扩展为八间，并打算把另一家私人图书馆买下来。这样的自我满足反映了这两个人的特征：一个是爱财如命，一个是爱书成癖。

又如“小人物”一章中描写费舍勒学英语的情况。费舍勒怪声怪调读的英语是令人发笑的，有一位老者很认真严肃地想给他纠正发音，一再对他说，英语不是这么念的，应该如何如何念。他回答说：“您懂什么？我念的是美国语！”他说着就向老者掉过驼背，不予理睬。那位老者被他抢白得哭笑不得，愤愤地走了。作者还采取烘云托月的手法，把围观的人也写成是支持费舍勒的人，这些人甚至讥笑那位老者，说他把英语和美语搞混了，大家乐得跟侏儒学点儿美语等等。读者此时要问：他们果真要跟他学点儿“美语”吗？否！他们不过是想看看费舍勒这个侏儒小丑的表演而已。这一段描写虽然不长，却把费舍勒爱虚荣、善诡辩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卡内蒂和现在许多西方著名作家一样，在《迷惘》中取消叙述者——实际上是作者的代言人。换言之，卡内蒂要让他小说的人物按照客观逻辑来行动，在自己的行动中显示出个性和品格，力戒干预人物的命运。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客观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让他的人物自由活动，死也好，活也好，他都不置一喙。我们举“孔夫子做媒”这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故事发生在一个星期天。这天早上七点至八点基恩照例去散步。回来后，台莱瑟给基恩讲了三楼小迈茨格尔要来图书馆看书的事情，接着台莱瑟发了一通议论。基恩从她的表现和议论中合乎逻辑地得出他自己的结论：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居然如此重视学习。于是基恩就给她讲了一个日本著名学者刻苦学习的故事。她这时的表现是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使基恩又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应该让她学习，让她读书。这时小迈茨格尔来了。台莱瑟气呼呼地拒绝他进馆看书。从这个行动中基恩得出的结论是：她爱护他的书。于是他答应借给她书。夜里基恩恍恍惚惚做了一个梦，梦的中心内容就是基恩奋力抢救着了火的书籍。第二天早晨当台莱瑟提醒基恩她要借书的事情时，基恩只借给她一本最没有价值的旧书。可是台莱瑟却如获至宝，而且用纸把书包好。基恩又得出一个结论：她跟他一样爱护书籍。当基恩试探她，如果他出门旅行，家里的图书馆着了火怎么办？台莱瑟大吃一惊，但坚定地说：救火。这时基恩得出的结论是：她是可靠的人，如果他出门，完全可以把图书馆托付给她。他慎之又慎，仍然有些不放心。一天，他假装要杯水，突然出现在厨房里，看到台莱瑟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前，那本旧书放在天鹅绒绣花枕头上，她戴了白手套在那里读书。她还告诉基恩说，她每页都要读十几遍。她特地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拿出钱来买了副白手套戴在手上，以便在翻书时不至于把书弄脏。她还设法把旧书中的油污斑去掉。这使基恩大为感动，他的结论是：她比他更爱书籍。孔夫子对他说的话使他得到了启发，他认为台莱瑟是跟他同心同德的，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化，但她对书的癖好不亚于他。为了他的书，他决定向台莱瑟求婚。台莱瑟就是这样逐步地达到了她的目的。作者自始至终没有插一句话，没有作一个字的评论。

卡内蒂在《迷惘》中运用的另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意识流手法。在这一点上，他的《迷惘》可以和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媲美。意识流手法是借助联想的功能把现实与幻想糅合在一起，制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不确切的虚幻境界。比如“孔夫子做媒”那一章，当基恩看到台莱瑟戴着白手套翻阅他借给她的书时，就想起自己对台莱瑟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于是他浮想联翩，甚至把孔夫子从墙上请下来，跟孔夫子展开了一场辩论，最后还是孔夫子帮助他解决了思想问题。

作者常常借助于“梦”来表达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是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之一。中国有句老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拿“孔夫子做媒”那一章来说，其中就有一大段叙述了基恩所做的那个噩梦。这个噩梦所要说明的中心问题就是基恩奋力抢救着了火的书籍。为什么会有这种噩梦呢？因为基恩唯一的性格就是爱书成癖，他害怕他的书有朝一日也会像亚历山大图书馆一样被大火烧毁。他后来在解释他的梦时说，他曾见到过一幅墨西哥画稿，画上就有两个化装成美洲豹的教士宰杀囚犯祭神的场面；他想到亚历山大图书馆主任埃拉托色尼和该图书馆被焚的情景；他曾见到过一幅中世纪木刻，上面雕刻着几十个犹太人被火焚烧的情景；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结束了他的梦。这些画是使基恩做的梦之所以有头有尾的现实基础。情节从现在一直跳到遥远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从欧洲跳到拉丁美洲。这些画不仅表现了某种具体的事物，并且担负着描绘以后事物的组织者的角色。

内心独白是意识流手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手段是通过人物的自言自语来宣泄内心世界的秘密的。这样的内心独白在《迷惘》中几乎到处可见。如“秘密”一章中台莱瑟的一系列内心独白使读者了解到，原来台莱瑟是怀疑基恩与别的女人有勾搭。又如费舍勒梦想当象棋世界冠军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费舍勒有许多如醉如痴的内心独白，他甚至还设想和当时的象棋世界冠军对弈，把他打败，获得世界冠军；纽约市为欢迎这位新的世界冠军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美国总统和他拥抱；他跟美国百万富翁的小姐结了婚，并且建造了棋宫。这样的内心独白极其深刻地刻画了像费舍勒这样的骗子，他们虽然很穷，但对那些具有显赫地位的百万富翁、世界冠军之类的人物，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梦想有朝一日也成为这样的人物。《迷惘》中从主要人物到次要人物无一例外，都有大量的内心独白。这些内心独白充分表现了各类人物的心理状态，有些甚至是变态心理。这无疑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好像冰山，只有很小部分浮现于意识领域，具有决定意义的绝大部分都淹没在意识水平之下，处于无意识状况，就是所谓的潜意识。人格结构中最底层的本我（id），总是处于无意识领域。由于本我遵循享乐原则，迫使人设法满足它追求快感的种种要求，而这种要求往往违背道德习俗，于是在本我要求和现实环境之间，自我（ego）起着调节作用。它遵循现实原则，努力帮助本我实现其要求，既防止过度压抑造成危害，又避免与社会道德公开冲突。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次是超我（superego），它是代表社会利益的心理机制，总是根据道德原则，把为社会习俗所不容的本我冲动压制在无意识（潜意识）领域。简单地说，本我就是本能的欲望，自我是理智和审慎，超我则是道德感、荣誉感和良心。文学家们把这种精神分析法运用到文学领域中来宣泄人物内心的活动，便达到了用内省的视角去揭开外部世界的帷幕的目的。用大量的内心独白的手段来充分地刻画人物的品德和性格，是《迷惘》的一大特点，也是卡内蒂创作《迷惘》的高超的艺术手段。所谓内心独白绝不是人物头脑中所固有的东西，而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是我们主张的唯物论的反映论。作家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揭示外部世界。

卡内蒂还利用人物头脑中因受外界事物的刺激而产生的幻听、幻觉的现象，有意在小说中布设令人迷惘的朦胧境界，这也是意识流手法之一。如“动员”一章就很明显。基恩眼看就要失去他的图书馆这个“天下”了，于是他便动员他的书籍起来和他一起去反对新来的侵犯者。这本来不过是基恩头脑中的幻觉或者是他的心理状态而已，作者在这一章中却写得绘声绘色，十分精彩。其中有基恩和家具的对话，基恩对书籍作的动员报告，基恩作为统帅对他的书籍大军所宣布的军事纪律以及基恩和各类不同观点的哲学家们的辩论等等，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迷惘》是值得介绍的一本小说。介绍这本小说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批判的意义，它反映了欧洲在法西斯希特勒上台以前知识界的精神状态，小说的寓意说明代表愚昧、野蛮的法西斯主宰欧洲有它精神上的背景和必然性。其次，这本小说的写作手法是应用了精神分析的手法，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现代主义的创作确是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和它的文化中存在尖锐矛盾的产物，看看《迷惘》怎样运用精神分析的创作手法，确实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

本书根据联邦德国法兰克福费舍尔袖珍书籍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原著译出。因为水平所限，译文有不妥之处，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2014年1月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