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能像某个年老的北欧海盗一样。我要让执事们把我抬到这儿放在圣餐桌下面，像点燃火炬一样点燃这艘古老的船，让它和我一起驶向来世。尽管事实上我希望他们能省下那张桌子。他们肯定会。

就连至圣之所也会坍塌。浓重的黑暗化为明媚的阳光，上帝的神秘变得更加辉煌。我珍贵的“寂静宝库”也会四分五裂，巨大的沉寂化为乌有。但是，感谢上帝，他们会等到我死的那天。

有时候我几乎忘记自己写这些东西的目的。我是想告诉你倘若我能看着你长大一定要告诉你的事情。我相信这些事情能把我变得像个父亲一样教导你。当然有十诫。我想你对第五诫特别熟悉：“当孝敬父母。”我特别指出这一条是因为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条都是根据刑法、民法以及社会习俗强迫人们必须做到的。第十条是不可强制执行的，即使自己愿意服从，即使出于天下最好的愿望，还是经常被人们违反。我已经十分坦率地对你讲过，看见别人结婚，看见所有人家都儿女成群，尤其鲍顿家，我心里就非常痛苦——不是因为我想要人家的孩子，是我想有自己的孩子。我想，所谓贪求的罪恶就是，甚至你最爱的人拥有你想有却没有的东西时，心里感觉到的那种怨恨和痛苦。从“爱人如己”的观点出发（《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没有什么比贪求更容易使人堕落。你觉得那种贪欲在你的心里，在你的骨髓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条戒律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从来没有真正成功地遵循过这条戒律：你不能贪求。如我所说，我避免违背它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独处。我敢断言如果我自己就接受所谓贪求是人不可避免的欲念，我履行天职的辛劳会更有成效。就像保罗那样，就像身上扎着一根刺，可以这样说。“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我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太难太难。倒是和别人一起哭泣，我做得更好。我不是当笑话给你讲这事，只是觉得很可笑。

如果我曾经活在这世上，你就会从我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有好的，也有坏的。我想告诉你，我失败在哪里——如果这些失败重要到足以得出真正应该引以为戒的结论。这次失败当然属于此列。

不过还是先回到尊重你母亲这件事情上吧。我想第五条戒律夹在与崇拜上帝有关的戒律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人的戒律之间，自有道理。我一直纳闷“十诫”的次序是不是按其重要性排列。如果确实如此，尊重母亲比不能犯杀人罪更重要。这种观点看起来不同寻常，但我还是愿意接受。

或者人们认为这些戒律是不同的法律，不能按其重要性加以比较。如果按崇拜对象的次序排列，尊重母亲可能放在最后，可是如果按正确行为的次序排列，就应该放在第一位。我想这种观点颇有说服力。

使徒说：“要彼此推让。”还说：“恭敬人。”这条戒律包含的内容却狭窄得多。从前的评论者经常说，戒律中“你的父亲和母亲”是指有权管你的任何人。好长时间人们就这样认为，这种解释带来许多害处。比如，奴隶制就是“父权制”的产物。任何人碰巧有权管你，就是你的“父亲”！于是这个世界就出了一些凶残、狠毒的“父亲”。“你是什么意思，压榨穷人！”经文里有没有什么地方说，“给孩子们好吃好喝，却把父母两手空空打发走？”没有。因为父母不能等同于富人或者有权有势的人。《圣经》里没有一个父亲凶狠地对待自己的孩子，而《圣经》里的富人和权贵经常那么狠毒。如果尊重权威仅仅意味着不要忘乎所以，公然蔑视权威，那就真正降低了“恭敬”这个字眼用于母亲身上时的价值。它就不会足够美丽、重要到被放到“十诫”的中心，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我认为第五条戒律一定刻在第一块牌匾上，列于那几条要求正确崇拜的法律之中。因为正确崇拜首先需要正确理解（见《罗马书》第1章）。在这个问题上，《圣经》要求你正确理解那些你非常熟悉、深刻了解的人。你只有尊重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个人，才能真正完成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对相互亲密、相互理解的人表示尊重。如果所有这些做法有利于父母的话，我愿意再次指出，《圣经》里的人物给我们树立了身为父母始终如一的好榜样，那就是他们都尊重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是亚当，而是上帝谴责该隐。以利从来不谴责他的孩子们。撒母耳也不谴责他的孩子。大卫从来不责备押沙龙。最后可怜的老雅各在为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才责备了他们几句。这也是一件不同寻常、耐人寻味的事情。

还有一篇讲道的经文，那就是《福音书》中关于“浪子回头”的故事。我应该问问鲍顿，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他当然注意到了。当然。我必须再想一想这件事。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上帝的仁慈、神的眷顾，给我们大多数人造就了一个尊重的对象。孩子有父母尊重，父母有孩子尊重。我就非常尊重你正直的人品、善良的心。你的母亲对你真是怎么爱也爱不够，怎么骄傲也骄傲不够。你生命中的每时每刻她几乎都关注着。她爱你就像上帝爱你一样，发自内心地爱，从骨子里爱。这就是对孩子的尊重。你看，爱某一个人的存在犹如神的爱。你的存在是我们的快乐。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像我一样渴望有个孩子。可是，哦，当你终于到来的时候，那是一桩多么美妙的事情。将近七年，我一直享受着你带来的幸福，这是上帝多么大的恩赐。

至于孩子尊重父母，我认为必须加以引导，因为父母是更大的谜团，从某种意义讲是陌生人。我们的生命已经过去那么多时光，就连你母亲也是这样，尽管她比我小一代还多。但是她走到我身边的时候也已历经风霜。我的意思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她已经三十多岁。如我所说，那些年她一定经历了许多苦难。我从来没有问过她，但是生活让我学会一件事情，就是知道根深蒂固的、已成习惯的悲伤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看到她，我心里就想，你从哪里来，我亲爱的孩子？那天，刚开始做祈祷她就走了进来，在最后一排椅子上坐下，抬起头看着我。从那一刻起我眼睛里就只有她那张脸。有一次我听见一个人说基督教徒崇拜痛苦。事实当然绝非如此。但是我们的确相信，这里有一种神圣而又神秘的东西，这样说也无可厚非。她脸上有一种总让我觉得要去努力胜任的东西，好像那里面有种真理要检验我说的话是否正确。那是一张很漂亮的脸，非常聪明，但是悲伤“嫁接”到聪明之上，可以这样说，直到合二为一。我相信悲伤之中有一种尊严，仅仅因为那是上帝美好的愿望。他觉得应该这样。他永远把被打入底层的人们提升上来。这并不是说，制造痛苦或者本来可以避免却非要无端自找痛苦是正确的，认可痛苦本身的价值是一件危险的、不同寻常的事情，所以我想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上帝站在受害者一边，反对迫害他们的人。（我希望你熟悉先知，特别是以赛亚。）

你母亲从来没有谈起过她自己，真的，从来不承认她生活中有过任何忧伤和痛苦。这是她的勇气，她的骄傲。我知道，你将为此而骄傲，与此同时你要记住，她能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常非常巨大的温柔和善良。因为从来没有人有过这样的勇气，也没有人需要这种勇气。年纪尚轻的时候你也许认识不到这一点。教堂里人们对她的态度常常让我担心。她对谁都敬而远之。她禁不住这样做。于是别人也对她敬而远之。从另一方面看，我经常想，她和我很相配，不管从外表看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因为我饱经沧桑，可以理解她。大家对她并不是不友好，他们会给她她愿意接受的任何帮助。但是大多数人不像我，看不到她身上的青春活力。我相信在他们看来她甚至有点严厉。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吩咐她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我还想把下面的内容加进去——过去好多年里，我给过别人一些钱，算不上太多，但也占了我薪水相当大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我都编故事说，是一笔忘记了的救济基金，或者匿名人的捐款。他们相信不相信很难说。那时候我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有妻小，所以如我所说，不把这事儿记在心上。我没有做过什么记载，也记不得在什么情况下，给过什么人多少钱。教堂的修缮费，比如换窗玻璃、买油漆，都是我掏的腰包。大家都有过艰难的时候，所以凡是我自己能支付了的，我就不会找别人。我说这件事的目的是想让你和你母亲知道，你们得到的任何帮助，哪怕是相当大的一笔钱，都不要看作是别人的施舍，而是偿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会众欠我什么，但是，事实是，我往水里扔了太多的面包，所以在有面包漂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应该看作是我亲手送给你们的。当然也是上帝的恩赐。

关于第五条戒律，我还想说几点，说说为什么我认为它应该刻在第一块牌匾上。简而言之，对上帝的崇拜最根本的原因是源于对上帝的正确理解。上帝与众不同——他是独一无二的。他不是人们想象之中的“物中之物”（偶像崇拜——这是费尔巴哈没能把握的原理）。他的名字引人注目，是神圣的（我把它看作是《圣经》蕴含的“神圣”的反映，是别的语言不可企及的创造性的表达）。安息日又被从其他日子中划分出来——也许，超越了存在于时间当中的生灵——作为对一段时间的享受。因为“最初”也许可以称之为“时间的种子”。“种子”落地之后，一切创造的条件才渐渐成熟。之后，你看，又把父亲、母亲划分出来。在我看来，几乎是复述了《创世记》的故事——首先是上帝，然后是上帝的话，然后是日子，再接下去是男人和女人——这之后是该隐和亚伯——你不能杀戮——所有罪恶都记录在这些戒律里，就如所有罪行都被记录在防止这些罪行发生的法律里一样。所以牌匾的区别就在于，它涉及的是“永久”还是“暂时”。

阅读会使你产生这样一个观点：父亲和母亲犹如人类之父和人类之母——上帝喜欢的亚当和他可爱的夏娃，也就是上帝亲手创造的人类的始祖。这些戒律有一个模式，那就是分门别类，从而凸显其神圣。每一天都是神圣的，但是把安息日划分出来，人们可以因此而体验时间的神圣。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别人尊重，但是把父亲、母亲划分出来，可以使我们更有意识地尊重他们。他们通常整日辛劳，负担沉重，也许脾气古怪，为人小气，或者愚昧无知，傲慢专横，但是作为人父、人母，他们理应被儿女尊敬。相信我，我知道这是一条很难遵守的戒律，但是我也知道孝敬父母将得到巨大的回报。因为真正尊重的根源在于你感觉到了那个尊重对象的神圣。拿你母亲这个特例来讲，我知道如果你能以这样的方式关注她，就会在她身上发现巨大的爱。当你爱什么人达到爱她的程度，当你看她就像上帝看她，这条戒律便具有了上帝、人类和存在本身的本质。这就是第五条戒律刻在第一块牌匾上的原因。我一直劝告自己相信这种看法。

我睡得不错。星期一，只要有可能我就待在家里。这是我休息的日子。一大早就想问题，祈祷，还收拾了一下书架。这当儿一个念头浮现到我脑海之中——应该想一想，如果我为自己辩护的话，该说些什么？事实上就像任何一个头脑清晰的人一样，我一直这样做。但是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喜欢像做数学题一样，约去一个问题两边相等的部分，的确如此。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我发现这种办法虽然本身看起来挺有意思，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如果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到纸上，可以表达得更严密。一个必须做出的决定，首先要有可行性。不做决定实际上是可供我做出的两种选择中的一种，所以决定也必须等待机会。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行为，不决定付诸实施和决定不付诸实施是完全相同的一码事。如果我在一系列可能性的一边决定不采取行动，另一边决定采取行动，最终的结果等于什么决定也没有做，也就是说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

不管怎么说，我的观点是必须特别强调做我害怕去做的事情的可能性。那就是把我认为应该告诉你母亲的事情告诉她。

问：你最怕的事情是什么？死亡？

答：我，死亡，最害怕丢下我的妻子和孩子，被一个人品极差的人摆布。

问：你为什么认为，他和他们接触或者他对他们的影响，足以使他们招致损害？

这个问题提得真好。我自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是，他来过我们家几次，来过教堂一次。这个答案实在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真正的原因是，当我站在讲坛上看着坐在下面的你们仨，觉得你们就像一家人，年轻、漂亮。我那颗苍老、邪恶的心从胸中升起。我曾经在别的什么地方提到的“贪求”淹没了这颗心。我又体会到当我看到别人过得很美，就衬托出自己的凄惨，就觉得冒犯了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我仿佛从坟墓里回头看这个世界。

哦，感谢上帝，经过思考我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趁我现在尚能真诚面对自己，我必须再补充几句——大约两个月以来，我觉得人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恰恰反映出我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也许我理解得不像我应该理解得那么深刻，也许我明白的不像我应该明白的那么多。

事实是我不想老，当然更不想死。我不想在你的记忆之中只是一个颤巍巍的老傻瓜。我迫切地希望你在我年轻的时候认识我，倒也不必真的那么年轻。你在我六十岁时认识我就行，我身强力壮，这方面像我的祖父和父亲，区别仅在于，我比较瘦、个子高，但我很壮实，很健康。就是现在如果心脏没问题，我依然可以做许多事情。

我不必因为这样想就责备自己。作为牧师我曾经对大家多次讲过，就连上帝，在他被出卖的那个夜晚还在花园里哭泣。所以不是我内心深处尚未被救赎的异教徒的东西使我害怕我本来应该欢迎的东西。尽管我的痛苦显然和一种可耻的情绪——其他性质的情绪——混合在一起。当然，当然。“谁能将我从这将死之躯中解脱出来？”哦，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不会都睡觉，但是我们都将被改变，一会儿的工夫，眨眼之间就被改变。”我想象一种让人欣喜若狂的皮鲁埃特旋转，有点像你很小、身体还不知道用力的时候跳起来接击球员击出的平直球。保罗不会说出和这个答案完全不同的、别的什么意思，所以还可以期待这样一个答案。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当然不是从医学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被人冷落，似乎是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流浪汉。昨天夜里，我做了这样一个梦。在梦里我实际上就是鲍顿。可怜的老鲍顿。

今天早晨你拿着你画的一幅画跑来让我看，想让我夸夸你。我正在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想把最后一段看完，所以没有抬起头看你。你母亲用最亲切、最悲伤的声音说：“他听不见。”不是“他刚才没听见”，而是“他听不见”。

那篇文章很有意思，刊登在《妇女家庭》上。那是格罗瑞在她父亲的书房里找到的一本旧杂志，她拿来给我看。杂志上面有一张纸条：给埃姆斯看。但是写在一大堆事情后面。我猜因为那是一九四八年。文章的题目是《上帝和美国人民》。作者认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声称信仰上帝。但是我们的宗教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远没有。在他看来，所有教堂、教堂里所有的人都是古犹太教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我看来他自己倒有点像文士，对自己行事的方式一味自嘲、揶揄。你怎么能分清法律学家和预言家呢？他显然把自己当作预言家。预言家热爱他所指责的那些人。而这位作者显然不属于此列。

“信仰上帝”这句奇妙的话让我想起费尔巴哈那本书的第一章。这一章实际上讲的是语言的笨拙，和宗教毫无关系。费尔巴哈不去想象“这一个”之外存在的可能性。我则认为现实包括了“这一个”，又超越了它。比方说，世界包括并且超越了索佩对它的理解。索佩也许一直是人类意识形态之争的牺牲品。它毫无疑问会对现状做出猫科动物的评价。这种评价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曼哈顿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它观念的贫乏和现实生活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过激的说法，不很准确。我不想推崇这样的“事实”。它只不过是这一事实扩大了的或者推断出来的“版本”。如果你在心里琢磨，我们称之为石头的东西和我们称之为梦的东西有着怎样的不同——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二者有天渊之别——我想说的则是一种更加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和这种东西共同存在于世。尽管何为“存在”，人类的环境在我们身上创造出极具局限性的、独特的观念。有一次，我就这个话题讲过一次道。经文是“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那是比两个月久远得多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去年。我想，那时候不少人听了大概迷惑不解，但是我自己颇为满意。我甚至希望爱德华在场。记得有位太太走出教堂大门时问我：“谁是费尔巴哈？”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一种脾性——过分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之中。你母亲想给我们家那只猫取名为费尔巴哈，可你坚持叫它索佩。

我对抽象的东西的确感兴趣。这自然情有可原。先是因为年轻，后是因为偏执，现在则因为老迈——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领会我说的那些话的含义。到目前为止这是一种表示原谅的、最糟糕的形式。我以前有过一本书，书中讲了不少关于讲道的幽默故事。记得那是别人送的一件礼物。送书的人没有写名字，多少年以前送的，我已经忘了。也许不少人早就厌烦我了。说来也怪，这个想法竟让我感到安慰。有些事情我一直认为必须讲给他们听，哪怕谁也不想听，或者谁也听不懂。其中一件就是，对过去一两个世纪影响深远的信仰的攻击事实上毫无意义。我必须告诉你这一点。因为如果不建立这样一种信念，我告诉你和他们的其他事情就几乎失去了全部意义和给予关注的必要。

如果再回过头看一看我从前写的那些讲道稿，或许会发现有些内容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推测起来我大概离生命的终点、力量的终点已经不远，这也许是对你讲清这些事情的最好办法。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今天下午我们去鲍顿家还那本杂志。很长一段路你都拉着我的手。马利筋籽四处飘飞，你跑着去抓，可是又不时跑回来拉我的手。要对我耐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日子我走路一直小心翼翼，生怕心脏出现问题。今年夏天晴天的日子那么多，听说已经出现旱象。尘土飞扬，蚱蜢飞来飞去，不过还没有到肆无忌惮的地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看不到了。

鲍顿坐在门廊下面，“听微风吹过，”他说，“感受微风吹过。”格罗瑞拿来几瓶柠檬汽水让我们喝，坐下来和我们聊了一会儿电视节目。你母亲也一直看这个节目。我自己并不喜欢。这不是我希望这个世界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格罗瑞发现那篇文章后，问她父亲还想不想让我看。鲍顿让她给他念一遍。他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哦，让，让。埃姆斯牧师大人一定想看看这篇文章。”他知道哪些段落会惹我生气，所以我一提到他就笑了起来，很为自己“料事如神”而得意。

我们俩都认为，当年这本杂志一定在我们俩的会众中广为流传。因为有一页刊登的菜谱是如何用橘子果冻加绿橄榄、切成细条的白菜和凤尾鱼做沙拉。在我最后这些年的牧师生涯中，女人们一直把这种沙拉源源不断地送到我的面前。如果鲍顿患了感冒，这道菜也会出现在他家的餐桌上。这本刊登着长达二十页的和宗教有关的文章的杂志，却同时发表做沙拉的菜谱，实在有失体统，应该有一项法律禁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在当代世界，从基督教的观点出发，有两种很有诱惑力的思想。（无疑比两种更多，别的等一等再说。）一种思想是，宗教和宗教经验是某些人（费尔巴哈、弗洛伊德等）的幻觉。另外一种思想是，宗教本身是真实的，但是你认为你参与其中是一种幻觉。我觉得第二种思想更具诱惑力，因为对于信仰宗教的个人的目的而言，验证宗教首先要靠你的宗教经验。

但是，对宗教敏感程度不同的任何人，倘若有人指责他们的意识或者他们的理解并没有达到信仰的最高标准，都无还手之力。因为对每个人而言，这种指责实际上切中要害。圣保罗说起这个问题头头是道。但是，如果宗教的尴尬、虚假和失败被诠释成它没有核心真理——《圣经》的证据从头到尾都不支持这种观点——那么，人们就无法信任他们的思想、他们对信仰的表达与理解，甚至无法相信他们自己以及邻居们信仰中总是有缺陷的经验中那种本质的高贵。在我看来，认真衡量起来，无神论也没有多少卑下之处。看起来，那篇文章探索的宗教自以为是的精神正是作者撰写此文时自身精神状态的表露。当然，在许多问题上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其中之一就是宗教自以为是的破坏性的潜能。

有一句话，我和鲍顿看了不由得笑出声来：“你可以问，有多少基督教徒能给基督教下定义。”我说，在二十五卷里，或者不到二十五卷。

鲍顿说：“不到。”然后朝格罗瑞挤了挤眼睛。格罗瑞说：“永远都是道难题。”她说的没错。

（我当然只是用了一个当代的习惯性用语，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同意。其实我也不常用，但是我想，时不时开个玩笑也很好玩。）

下面这段话我们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大多数人表达他们对天堂的看法时，虽然信心十足，但言谈话语中，确实有一种不无罪恶之感的骄傲的口气。因为，关于最后的审判，尽管《圣经》有诸多论述，对死亡之后生命的状态却没有做过明确的描摹。少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百分之二十九——承认对于《圣经》默示中最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主题之一不知所云。”

这是一种我可以称之为带有欺骗性的解释。一个主题含糊其辞，并不是说你不可能，或者不应该对这个主题形成自己的观点，也不是说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避免形成自己的观点。思想中的任何观念，都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一系列联想之中。我很想和那百分之二十九所谓不知所云的人谈一谈，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鲍顿说，他对天堂每天都会有新的看法。他说：“我主要是只想世界的辉煌，再把这些辉煌乘以二。如果我有精力，就乘以十或者十二。但是对于我，二就足以达到我的目的了。”所以他就只是坐在那儿，把风的感觉乘以二，把草的芳香乘以二。“我还记得我们把那辆旧马车放到法院房顶上的事儿，”他说，“在我看来，那时候的星星比现在明亮。明亮两倍。”

“我们那时候也比现在聪明两倍。”

“哦，聪明得多，”他说，“远不止两倍。”

杰克走出来，在我们旁边坐下。他问能不能看一下那篇文章。我把杂志递给他。他说：“我想，他主要的观点是，美国人对黑人的态度证明他们缺乏宗教的严肃性。”

鲍顿说：“这很容易判断。”

杰克面带微笑，把杂志还给我。“没错。”他说。

这是自从他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之后我第一次见他。那天礼拜结束后，他绕过圣坛从边门走出教堂。我想他是为了避免和我握手。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我心里很不舒服。说实话，我和他目光相遇都有几分尴尬。我知道，自己来还杂志主要是找个借口来看看鲍顿和格罗瑞。看他们是不是因为我而心绪烦乱。我还没看完那篇文章，还打算带回去细看。有时候我也能把自己的动机掩盖得严严实实。星期日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甚至想象杰克也许会因为我在教堂里提起从前那场大灾难而再度出走，或者看起来，他相信自己会这样做。我想道歉，但是这样做只能让他确信，他对我的意图猜测得准确无误，而对此我并不完全相信，同时这样一来也排除了他对我的意图少一点歪曲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都会在我们之间制造争端，也许压根儿就无此必要。后来我终于犹豫了，不知道是否应该来看他们，生怕来了会被人家看作是一种挑衅，一种刺激，而不来也有同样的担心。这时候格罗瑞来向我们问好。她看起来兴致很高。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我们俩的有生之年，如果有什么事情我最不想做的话，那就是惹鲍顿生气。我想杰克回家对于他来说真是天大的快乐。我还想，从杰克这方面看，能回到这个可怜的老人身边也算是难得的慷慨之举，考虑到格罗瑞那些麻烦事，这对她可能也是一种恩赐。想起自己急不可耐地想让他离开我感到非常愧疚。我承认我只是考虑自己的生活。我甚至想过他可能让老父亲搬出这幢房子，因为他和其他几个孩子要继承这份家产。这个地方确实需要好好收拾收拾，格罗瑞一个人根本干不了。和杰克一起坐在门廊下时，我突然发现他的年纪也不小了。当然不再年轻。他应该四十多岁。安吉丽妮五十一岁，他四十三岁。他头上已见华发，眼睛周围显出倦容。像历来一样他看起来有点紧张，在我看来还有几分忧伤。

你母亲沿着那条大路走过来，告诉我们晚饭好了。是冷餐，她说，所以用不着着急。她同意和我们一起坐几分钟。她总得让人劝才能和别人待上哪怕一小会儿。那时候我才能从她那儿听到一言半语。我想她是担心自己跟别人谈话不得体。我却喜欢她谈话时的那副样子，或者说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那副样子。“没关系。”她总是用那种轻柔的声音悄悄地说。当她表示原谅某人的时候，她就这样说。但那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悲伤的屈从的声音。好像她原谅的是整个大千世界，是上帝。想到今后我再也听不到这声音，我不由得悲从中来。我相信是鲍顿使她意识到他纠正别人的那些小伎俩。并不是他亲自纠正过她。

“没关系。”仿佛她为了将自己的委屈化为乌有，宁愿抛弃整个世界。这样一种慷慨的放弃和自我克制，这样一种虽然两手空空却表现出来的胸怀和肚量，我只有在从前的记忆中才能找到。我没有什么可给予你，让你拿走，让你吃掉。沾满灰的饼干，夏天的豪雨，她的头发湿乎乎地垂下来，贴着脸颊。如果我把世界的辉煌乘以二——我所感受的辉煌——我对天堂形成的看法和你在古老画卷中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截然不同。

如此说来，杰克·鲍顿已经四十三岁了。我不知道他自从离开这里，过着怎样的生活。从来没听说他结过婚，有孩子，或者做什么工作。我一直觉得最好不要打听。

我坐在那儿听老鲍顿“唠叨”（他自己用这个字眼儿）有一次他和妻子到明尼阿波利斯旅行的事儿。这时候杰克插嘴说道：“牧师大人，我想听听你对预定论的看法。”

这也许是世界上我最不想谈的话题。所谓预定论，我大半辈子听人们谈来谈去，可是没有一个人的理解有什么价值。我常常看到成年人、敬畏上帝的人为了这个学说争论不休。而此刻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当然会提出宿命论。

于是，我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

“让我把它简化一下，”他说，“你认为有的人会有意识地、无可挽回地永堕地狱吗？”

“哦，”我说，“实际上你这种简化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只能引起更多的问题。”

他笑了起来。“人们也许一直在问你这个问题。”他说。

“没错。”

“那么我想，你一定有办法回答他们。”

“我对他们说，宗教信仰将某些属性都归于上帝：无所不知，无限的权力，公正和恩惠。我们人类势单力薄，知识贫乏，对公正的见解那样肤浅，又没有能力施惠于人。因此这些伟大的品格和属性如何运作，都是一个我们无法看透的谜团。”

他笑了起来。“你讲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些文绉绉的词儿？”

“是的。或多或少就是这些词儿。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问题，我不得不小心翼翼。”

他点了点头。“我想你的意思就是相信宿命论。”

“我不喜欢‘预定论’这个词。它已经被人们用滥了。”

“你还能想出一个更好的词吗？”

“一下子想不出来。”你瞧，我觉得他在纠缠我。

“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你的帮助，牧师大人。”他说，一本正经。我开始想，他也许是认真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难道不是吗？我们不是在这儿死抠字眼，或是推敲一个抽象的概念。”

“你说的很对，”我说，“就是这么回事。”

“我猜想，按照你的理解，预定论的意思并非意味着，一个好人下地狱，仅仅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下地狱。”

格罗瑞说：“对不起，这种争论我听过不下一千次，我不想听。”

老鲍顿说：“我讨厌这种谈话。我从来也没看到能谈出个什么结果。尽管我不把这种谈话叫作争论，格罗瑞。”

“等我五分钟。”她说，站起身向屋里走去。你母亲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听。

杰克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业余爱好者’。我想，倘若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你们有同样的经历，也会厌烦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我相信，我和它也有历史的渊源。我有理由经常在心里琢磨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们能点拨点拨。”

“我不相信，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完美的人会堕入地狱；我也不相信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有罪的人就必然堕入地狱。《圣经》对这两种情况都有明确的论述。”

“我相信是这样。可是会不会有人天生就很坏，一辈子做坏事，然后就下地狱？”

“关于这个问题，《圣经》并无明确论述。”

“根据你自己的经验，你怎么看？牧师大人。”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秉性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他的行为也是一贯的。而这种始终如一、前后一致，正是我说到人的秉性时的含义。”我意识到这话绕来绕去，说得太啰嗦。他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照你这么说，人是不可以改变的？”他说。

“会改变的，如果有其他因素起作用的话。比如喝酒，或者人相互之间的影响。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或者性格的某一方面得以凸显就很难说了。”

他说：“对于一位以牧师为职业的人来说，你确实很精明。”

老鲍顿听了哈哈大笑。“你要是三十年前见到他就好了。”

“我见过。”

“那么好了，”他父亲说，“你得当心点。”

杰克耸了耸肩。“我当心着呢。”

我不由得有点沮丧，不知道鲍顿为什么这样“引导”他。我这个人，也许玩跳棋的时候很精明。

我说：“我只是想委婉地说明，有些事情我也不懂。我不想把什么理论强加到一个谜团之上，再拿它愚弄别人，仅仅因为夸夸其谈的人通常都这样做。”

你母亲抬起头看着我。我由此知道，听起来我一定有点心烦意乱。我确实心烦意乱。提神学方面问题的人，十个有九个都想把我置于尴尬的境地。我太老了，不想再开这种玩笑。这时候，格罗瑞走到门口，说：“你们五分钟的时间还没到呢。”似乎有谁需要强调这场谈话的徒劳无益。

你母亲突然开口说话，这让我们大家都大吃一惊。她说：“得救又是怎么回事呢？”她说，“如果你无法改变，得救也就没有意义了。”她满脸通红，“这不是我的本意。”

“你这个问题提得棒极了，亲爱的。”鲍顿说，“许久以来，我一直在想，如何才能把天命的奥秘和得救的奥秘变得相符合、相一致呢？我记得为此绞尽脑汁。”

“没得出个结论？”杰克问。

“不记得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艰苦探索的本质不是得结论。”

杰克朝你母亲笑了笑，好像正在寻找同盟者，寻找一个分担他的挫折的人。但是，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端详自己那双手。

“我认为，”他说，“埃姆斯太太提出了一个诸位先生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我知道，你们只是作为感兴趣的旁观者参加帐篷会议。可是……原谅我。我不相信还有谁愿意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不想再说了。”

你母亲说：“我感兴趣。”

老鲍顿有点生气，说：“但愿长老会教堂和任何别的地方一样，能让人们学会神圣的真理，首先是救赎和拯救。上帝知道，我一直辛勤劳作完成这个使命。”

“请原谅，父亲，”杰克说，“我去找格罗瑞。她能告诉我，如何把我自己变得有用。你一直告诉我这是排遣烦恼最好的办法。”

“别走，再待一会儿。”你母亲说。他留了下来。

谁也不说话，大家都有点尴尬。于是为了把谈话继续下去，我说，他或许能从卡尔·巴特的著作中找到点有用的东西。

他说：“难道这就是备受折磨的人夜半时分找到你家门口寻求帮助时，你的回答——推荐他读卡尔·巴特的著作？”

我说：“那得看情况。”确实如此。我发现巴特的著作充满慰藉。记得我在什么地方和你讲过这一点。但是，事实上我想不起曾经向哪个“备受折磨的”人推荐过巴特，除了向我自己。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提神学方面问题的人，十个有九个都想把我置于尴尬境地”的意思。

你母亲说：“人是可以变的。一切都会变化。”她连一眼也没有看我。

他说：“谢谢。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谈话就此结束。我们起身回家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