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纳闷，他提到的“帐篷会议”指的是什么。我还琢磨了半天“精明”这个词。我一直害怕和那些与神学并不意气相投的人谈论神学。我有时的确在回避。我明白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某人和你说话不怀好意是错误的。我也知道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所以我并不经常这样做。再说，我没有多少机会成天在镇子里转悠。大街上与我擦肩而过的人有一半都是我给他们施的洗礼。他们知道的神学知识基本上也都是从我这儿学来的。

但是，我很难从约翰·埃姆斯·鲍顿身上看到什么善意。这是个很糟糕的问题。回家的路上你母亲说：“他只是提个问题。”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几乎就是一种谴责。又往前走了一会儿之后她说：“也许有的人自己心里不舒服。”这就是谴责了。她说得很对。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兵即使被人嘲弄——如果他确实意在嘲讽——也没有保护自己的必要。但问题不是有无必要，只是习惯。

我相信我一直努力要求自己不要说爱德华称之为“乳臭未干”“天真无知”的话。依我看这种约束非常有用。这也是一种自卫的方式，但是我希望，总的来说，至少是有用的。有些宗教界人士有一些毛病，甚至招来别人的讥笑，或者理性的轻蔑。有时候，我觉得这种讥笑和轻蔑也很公正。但是，我要劝告你，不要总按原则自卫。因为这样做排除了最坏的可能性，但也同时排除了最好的可能性。最起码，表明一种信仰缺失。如我所说，最坏的可能性作为经验恰恰极具价值。经常，当我们认为自己是在保护自己时，其实是在反抗救助我们的人。我知道这一点，我亲眼看到确实如此，尽管我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也并非总能照此办理。我真的怀疑，我是否知道如何按照这个原则生活一天，甚至一小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相信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这些争议中的问题，会使我心里安宁一些。睡觉成了大问题，睡神总是躲避着你，真的到来的时候，你早已精疲力竭。祈祷也无法平息不稳的情绪、不宁的心神。如果我觉得我告诉你的话在某些方面不够真实，或者我干脆就不应该对你说，我会销毁这几页。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销毁自己写下的东西。过去我们用烧木头的炉子，这事儿办起来不费吹灰之力。看到满篇胡言乱语被火焰吞没，也是件令人快慰的事情。我在想，应该请人给我们在外面砌一个烤肉的炉子。就像缪勒斯家的那个。

首先我想说的是，上帝的宽恕和恩典对任何过失和错误都已经足够了。因此非要判断那些过失和残酷的根源与本质是错误的。我认识到了这个道理，希望你也能。

我还要说，有一些关系和纽带迫使我对这个年轻人——约翰·埃姆斯·鲍顿，给予特别的容忍和关心。他是我最老、最亲爱的朋友最喜欢的儿子。为了弥补我膝下无子的缺憾，可以这样说，他把他送给我当教子。我在鲍顿的会众中给他施洗礼。我还清楚地记着那个时刻。鲍顿、鲍顿太太和他们家那几个小孩子都站在洗礼盆前面，看我喜出望外的神情。我希望他们确实看到了我的表情。因为我当时的感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他们事先没有告诉我。

这种情况下，做不利于他的证明，我良心何安。然而，人们常常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为了人类的目标，我们把自己和自己的历史恰当地、公正地联系到一起。说一个贼是上帝的兄弟和喜爱的人是正确的。可是，因此就说贼不是贼就错了。我并不愿意以此影射小鲍顿。就我所知，他和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偷”字都不沾边。我只是想解释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向你讲他的过去，或者说讲我知道的那点事情，讲和我们说的这个话题相关的事情。

我之前说过，人们基本的生活情况都大同小异，可以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大约二十年前，无论具体情况是什么，反正上大学的时候他和一个年轻姑娘搞到一起，结果生了个孩子。任何一位牧师都可以告诉你，这种事并不少见，而且总有这样那样的解决办法。

可是这件事却很糟糕。第一，这个姑娘非常年轻；第二，她家的情况糟糕透顶，穷得要命。换句话说，退一步说她得不到一个年轻姑娘需要的任何保护。杰克·鲍顿究竟怎么和她相识的，我一直不清楚。她和她的家人住在一幢孤零零的房子里，门廊下卧着那么多癞皮狗。那是一个凄惨的地方，她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他却是一副大学生派头，身穿印着校名字母图案的运动衫，开着据他自己说靠唱歌赚来的一辆普利茅斯牌敞篷汽车。（鲍顿有那么多孩子要教育，所以大家都得干活儿，杰克也不例外。连老鲍顿也买不起车。一九四六年，会众们送给他一辆二手别克车，因为那时候他走路已经很困难，哪儿都去不了。）

杰克·鲍顿绝对没有理由和这个姑娘搞在一起。没有一个体面人会干出这种事情。可是翻来覆去在脑子里想，这种事还是逡巡不去。这也算是我的偏见。通过多年观察形成的看法越发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罪人并非都是不体面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是。但是那些不道德的人从来不会真正悔改，从来不会真正改造自己。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又错了。《圣经》对人的这种属性并无论述。悔改和自新是只有上帝才能做出评判的灵魂的问题。以我的经验，不名誉的人都是些顽固不化的家伙。看到这些，我的心就往下沉，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帮助那些不道德的人。我知道这完全是自己的缺点。

不管怎么说，小鲍顿从来没有承认孩子是他的，没有预先采取任何措施，更没有给过对方任何帮助。但是他确实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在老鲍顿看来，是儿子向他这个牧师忏悔自己的罪行，但是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卑鄙无耻的行为。因为他肯定知道，这个孙子将是压在老鲍顿心头的一块巨石。他甚至告诉鲍顿那个姑娘住在什么地方。格罗瑞开着那辆傻乎乎的敞篷汽车带着老头儿去找那个姑娘。鲍顿想给那个孩子——是个小姑娘——施洗礼，或者至少因为知道有人将为孩子施洗礼而放下心来。但是那家人对他充满敌意，好像干坏事的是他。鲍顿丢尽老脸，十分沮丧，只好留了点钱走人了。鲍顿太太看到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好生奇怪，硬从格罗瑞嘴里弄清事情真相。她听了之后也非常难过，格罗瑞只好开着车带两位老人到田野里兜风。鲍顿太太一定要去看那个婴儿，一定要抱抱她。她这样做也许很不明智。哦，我也抱过她。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才是“明智之举”。她们带去尿布、小孩衣服，还留了些钱。这种情况持续了好长时间。事实上持续了好几年。格罗瑞经常找我，为这事哭哭啼啼。因为事情一直没有进展。那个孩子总是那么脏，而且好像总也长不大。

她带我亲自去看那孩子。我可以对你说，确实非常糟糕。人们当然有权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但是，对于一个婴儿，那个家实在不是一个可以成长的地方。院子里到处都是罐头盒、碎玻璃，地板上铺着又脏又破的褥垫，乱扔着天知道的什么东西。到处都是狗。小鲍顿怎么会占这样一个姑娘的便宜？然后就把她抛弃？格罗瑞说，她问她哥哥是不是打算和那个姑娘结婚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也看见她了。”去那儿的路上，格罗瑞告诉我，一定要说服那家人同意那个姑娘和她的婴儿一起到城里，在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徒家里生活。我试着劝说，可是姑娘的父亲朝地板上吐了一口唾沫，说：“她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徒的家了。”

回家的路上，格罗瑞一直和我讲她想出来的一个拐骗那个孩子——就是那个婴儿——的计划。她听说过一些从前人们从密苏里州偷带逃亡者的故事。所以她认为把一个小婴儿藏起来更容易。城里的好几幢房子都有秘密地窖和阁楼，人在里面藏一两天毫无问题。教堂的阁楼上也有一个密室。我得记着哪天带你去看看。要爬过一截梯子才上得去。好的，我们会去看看的。

我对她说，从前像我们这样的小城都参与反对奴隶制的秘密活动。这儿的许多人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和奴隶制作斗争。现在情况不同了。想说服什么人从一位母亲手里偷走她的孩子谈何容易。尤其格罗瑞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自己有权得到这个孩子。她说，她一次又一次地给小鲍顿写信，要他看在父母的分上，承认自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她还把婴儿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拍了一张面带微笑的照片寄给他。她还拍了一张婴儿在老鲍顿怀里的照片。杰克在格罗瑞过生日的时候给她寄来贺卡和一盒盒巧克力，但是只字不提他的孩子和他给全家人带来的苦难。她哭得那么伤心，不得不把车开到路边。“他们那么难过！”她说，“他们那么丢脸！”（小鲍顿还算有点儿“良知”，把那辆敞篷车留给家里，自己坐火车回学校去了。这样一来，格罗瑞就可以每星期带着父母去看那个可怜的患哮喘、出麻疹的孩子。）

哦，下面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小姑娘活了三年多。她长成一个活泼的、瘦而结实的小东西。她的妈妈和那个“不错的基督教徒家庭”虽然因她而闷闷不乐，但也为她骄傲。可是后来她割破了脚，因伤口感染而死。他们最后一次去看她时，孩子已经不成样子。格罗瑞连忙找来一位医生，然而已经于事无补。孩子的外公说：“她的命运坎坷。”格罗瑞打了他个耳光。他威胁说要告她。不过我猜他一直也没有真的去起诉。他同意鲍顿家把小姑娘埋在他们家的墓地。因为一应费用都由鲍顿支付，而且还给了他们一点钱。就这样，她进了鲍顿家族的墓地。墓碑上写的是：婴儿，三岁（她母亲从来没有正经八百给她取过名字）。还有一行字：“天堂里的安琪儿永远看着我天父的脸。”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给我们大家都留下许多悔恨。我认为我们真的应该把孩子偷出来。尽管事实也许是，格罗瑞的计划以她和其他与拐骗孩子有关的人蹲监狱而告终。孩子回到母亲身边，小鲍顿坐在什么地方的一棵树下，读赫胥黎或者卡莱尔，他的那辆敞篷汽车又回到他的身边。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怎样做对，怎样做错。我想如果我们筹集到一笔钱，或许能把那个孩子买过来。可这也是罪过。孩子似乎成了人质，她家里的人则有敲诈勒索之嫌。如果上帝没有把她领回家，这出悲剧还得持续几十年。格罗瑞说：“如果我们能养活她哪怕一个星期！”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心里想。我很清楚她为什么这样说，但又总是纳闷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经常这样想我那个夭折的孩子。

现在我们有了盘尼西林，许多事情和过去都有很大不同。可是，那时候，几乎什么病都能死人，哪怕你其实没什么大病。“我们给她送来鞋，”鲍顿太太说，“她为什么光着脚？”那个姑娘说：“舍不得穿。”那个可怜的姑娘，她的母亲，脸色苍白，神情阴郁，看样子伤心得要命。如何面对生活中日积月累的挫折与悔恨呢？她离开了学校。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概不知，只知道她跑到芝加哥去了。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关于杰克·鲍顿的故事。我说过，他母亲去世他也没有回来。也许他想省掉我们大家应付他的麻烦。

鲍顿一家之所以那么喜欢那个孩子，因为他们爱杰克。她长得很像他。现在他终于回家，格罗瑞非常喜欢和这个弟弟待在一起，好像他们之间压根儿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回家，也不知道他们一家最后如何达成和解。如果我的讲道给他们这种和解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也不后悔。

二十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对于他这些年的情况我一无所知，但是我相信我会知道的——如果真的发生过损害他信誉的事情。如果我的判断正确的话，他不像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我发现床头柜上面放着的那本《圣经》下面有两篇讲道稿。我寻思是你妈妈放在那儿让我注意到的。她从阁楼上取下不少我当年用过的讲道手稿。她是用洗衣房的篮子拿下来的。拿下来，之后她就认真阅读。她说，有些稿子现在还能用，这样一来就用不着再费心劳神地新写，可以省下点力气给你写这些话。这种说法比先前的建议更容易接受。以前她只是说我用从前的稿子可以省点力气。如果我真的连写讲道稿的力气也没有了就该告别讲道坛了。可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而不写新的稿子，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码事了。

那两篇稿子中的一篇是关于宽恕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六月。至于当时为什么讲这个话题，我已经忘了。我想，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在心里琢磨“马歇尔计划”。讲稿根据摩西律法阐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就是，每七年减免一次债务，解放一次奴隶；每五十年归还一次人们的土地，如果这些人的身份还是奴隶，归还他们自由。在《圣经》里，减免债务的唯一理由就是存在债务。我的讲稿还拿这种减免和神的恩赐，同回头的浪子之后又在父亲家里恢复了原先的地位作了一番比较。尽管他既没有要求恢复自己儿子的身份，也没有为他给父亲造成的悲伤忏悔。

我觉得结尾部分相当有力。耶稣让他的听众把自己想象成父亲，想象成宽恕别人的人。因为，如果我们是债务人（我们当然是债务人），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资格施恩于人。恩典是最大的馈赠，因而被宽恕只是这馈赠的一半。另外一半是我们也可以宽恕别人，可以恢复失去的地位，可以获得解放。从而我们可以感觉到上帝的旨意通过我们得以实现。这就是我们伟大的自我回归。

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依然正确，是对经文完满的解释。哦，一九四七年，我已经快七十岁了，在这些问题上我的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你母亲应该听过我这次讲道，所以才能想起这篇手稿。她第一次来教堂是那年的圣灵降临节。我记得是五月。从那以后，除了有一回，一个礼拜日也没有错过。

我说过，那天下着雨，可是我们点了许多蜡烛。这是我们纪念圣灵降临节时的习惯，只要还掏得起钱就点许多蜡烛，还摆放了许多鲜花。记得当我看到屋子里有个陌生人的时候，我心里确实很高兴。因为我这个避难之所看起来其乐融融，成了人们走进来躲避风雨的舒适之地。我相信我那天是就着明亮的烛光，或者是在圣灵亮光的照耀下讲道。我想她没有发现，或者已经不记得这些，或者她不认为那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可是我真希望再看到那一切。

我确实愿意回忆那个早晨。准确地说那年我六十七岁。但我并不觉得老。我希望能把你母亲那天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讲给你听。我希望能把她在我心里的印象留给你，因为那印象如此美丽，一想到它们将随我而去，我心里就非常难过。不过生命自有其尘世之美。记忆的本质严格地讲不属于凡人俗世。那毕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能够回到根本没有真实性可言的某一时刻，甚至是在它消逝的过程中得以重现。我的意思是某一个时刻轻微不足挂齿，用记忆长久地保存下去实在是上天的恩赐。

有一次我和格罗瑞一起去给那个小宝宝送点儿东西。他们家住在西尼斯纳波特纳。快到桥上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两个孩子——小宝宝和她妈妈，在河里玩。我们开着车向那幢房子驶去，把带来的东西放在篱笆跟前。我们没法进院子，因为那群狗狂叫着向大门口跑来，没有人出来把它们喊回去。我们带来的东西一直都是罐装火腿、罐装牛奶，总而言之都是狗没法下口的东西。那个小姑娘一定听到汽车驶过的声音和狗的吠叫声，知道是我们来了，因为那天是星期一。如果她听见，对我们也视而不见、不予理睬。她忠实地反映出她父亲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嗤之以鼻。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了这种机会，她就要让我们知道她的态度和立场。我必须说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无法理解。她父亲显然认为我们之所以费这么大心思，花这么多钱财，就是为了不让杰克惹上麻烦。虽然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事儿，也没有人暗示过这种想法，但是我不能说他的看法全然错误。我也不能说这不是杰克向他父亲坦白这件丑事的动机之一。他知道可怜的老鲍顿不可能对这种局面无动于衷。这也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留下那辆普利茅斯。

不管怎么说，格罗瑞和我把车停在大桥那边一百码远的路边，然后走回来站在桥上看那两个孩子。小宝宝刚刚开始学习走路，一丝不挂；小姑娘穿着裙子，一直湿到腰部。已是夏末，河水很浅，河床有一半裸露着，泥沙呈现出河水流过的波纹。一片片沙洲横陈于河滩之上。大一点的沙洲杂草丛生，野花盛开，蝴蝶和蜻蜓像小精灵一样上下翻飞。小姑娘不时摆出母亲的架势对小宝宝发号施令，就像孩子们平常玩“过家家”一样。也许她知道我们能听见她的说话声。她正用树枝和泥巴筑一条“大坝”，想拦住一股水流。小宝宝努力弄明白这项“工程”的原理，好帮助妈妈。她两只小手一会儿捧来一捧泥巴，一会儿捧来一捧水，妈妈就说：“好了，别在这儿乱踩。干好的活儿也都让你弄坏了！”

过了一会儿小家伙把手掬成杯状，把水洒到妈妈胳膊上，高兴得咯咯直笑。妈妈也掬起一捧水泼到女儿肚子上。小宝宝笑着用两只小手往妈妈身上泼水。小姑娘也往她身上泼，直到小东西呜呜咽咽哭了起来。小姑娘说：“好了，别哭了！你这个样子还想让人家怎么对你呀。”她伸出胳膊抱起小女儿，放在自己膝盖上，跪在水里，用一只空着的手修她的“大坝”。小宝宝呢呢喃喃，一副想要说话的样子。妈妈就说：“这是一片树叶。从树上掉下来的。树叶。”然后，把那片树叶放到女儿手里。太阳似乎尽最大的努力把阳光洒向树影摇曳的小河，但是一大部分阳光还是被树木半道劫走。蝉扯开嗓子齐声歌唱。柳丝低垂，在河水中飘拂。棉白杨和白蜡树在夏末变得安静起来，只是在微风中发出沙沙的响声。

过了一会儿，我们回到车上，向家里驶去。格罗瑞说：“这世上的事儿我一件也搞不懂。搞不懂。”

这段往事涌上心头，是因为记得和宽恕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情。毫无疑问它们通常就是这样。应该原谅杰克·鲍顿的不是我。如果说他对我个人造成过什么损害，也是间接的，而且确实非常微小。或者，至少他对我造成的伤害在他做的那些事情中从来都排不上号。一个人失去自己的孩子，另一个人毫不在乎地否认自己父亲的身份，这并不意味第二个人侵犯了第一个人。

我不会原谅他。我不知道如何原谅他。

你和托拜厄斯在院子里玩。你把帽子放在一根篱笆柱子上，两个人朝帽子扔石子。也许扔久了就能打中。“啊，老兄！”托拜厄斯双拳紧握，仰起小脸，扭动着身子作痛苦状，好像差一点儿打中似的。你们俩又去拣石子，索佩跟在后面，小心翼翼拉开一段距离，似乎它自己有事情要办，碰巧和你们同路。

我极力回想没有电话线之前小鸟在哪儿栖息。那时候它们要想找个地方晒晒太阳一定比现在难得多。而它们显然喜欢沐浴温暖的阳光。

杰克·鲍顿带着他的球棒和手套来了。你和托拜厄斯沿着大街跑过去迎接他。他把手套放在你的头顶，你觉得非常好玩。你两只手扶着头上的手套，两腿绷直，在他身边大步走着，光脚，光肚皮，就像古时候的一位小王子。我看不见冰棍儿化了的糖水顺着你的肚皮流下来，但是我知道肯定是那样。托拜厄斯扛着球棒。因为杰克言谈举止从来都不是轻松自如，所以此时此刻他即使看起来有点紧张，我也不觉得奇怪。他就这样来了，穿过大门走进我们的院子。我听见他在门廊和你母亲说话，听起来很快活。我相信我打心眼里只想在椅子里坐着，至少此刻。

你们三个人一起到套院里玩。他在打飞球。你和托拜厄斯跑来跑去，似乎练习接球。跑到离球很近的地方，你就举起手套保护自己不被球击中。球砰的一声落在旁边什么地方。但是你突然想练习肩上投球。看着你玩，看着你们三个人玩确实很愉快。我想我一定要出去，看看他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他肯定有事儿。

他想知道明天我到不到教堂书房去。我说，早晨会在那儿。于是他约好明天去那儿和我谈话。

我真希望多有几张年轻时候的照片。我假定因为我相信你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会变老，当你走完漫长的人生之路、我们再相见的时候我们俩就都不老。我们像兄弟。这自然是我的想象。有时候当你爬到我的腿上，靠在我的怀里，我感觉到你身体的轻捷、灵敏和你沉甸甸的脑袋。如果你在洒水器下玩了半晌就浑身冰凉；如果晚上刚洗了澡就热乎乎的像个小火炉。你躺在我怀里，摸着我的胡子，告诉我你在想什么，那真是完美的愉悦。我还想象，你这个小东西在天堂找到了我，一下子跳到我怀里。这想法让我非常快乐。不过我相信还是前者更好，更接近现实生活。我们对天堂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我觉得还是加尔文做得对，他不鼓励人们怀着好奇心探究上帝认为不适合向我们展示的那些东西。

壮年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你一定要及时行乐。

我相信，天堂里的人们一定享受着更接近于精力永远充沛的壮年人的某种生活，而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其他状态的生活。至少这是我的希望。并不是说天堂会让人失望，但我相信鲍顿把天堂想象成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并且受用这种想象是正确的。我看不出他这样考虑怎么会全然错误。我当然不在乎你母亲在天堂里找到我的时候，发现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想法。在那里，没有男性也没有女性，他们既不结婚也没有人赋予他们婚姻，但是，经必要的更改，在细节上作适当修改后，还是件好事。这个修改！加在一个词前面多么累赘！

把你认为人世间最好的赐予我，

直到死亡和天堂展示其余。

——伊萨克·瓦茨

约翰·埃姆斯加上他的“阿门”。

今天早晨我很早就醒来。其实这实在是“我昨天晚上几乎一夜未眠”的另外一种说法。我一直在想，今天一定要穿戴得比平常更整洁点。我有一头好头发，虽然已经“分布”不均匀，但凡是长着的地方还很浓密，而且白得好看。我的眉毛也是白的，也很浓密。我的意思是，头发长得很长，向四面八方拳曲着。眼睛的虹膜从来没有特别的颜色，现在仿佛蒙了一层薄雾，有点浑浊。我的鼻子和耳朵看起来比壮年时候大。我知道从外表看，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个很说得过去的老家伙。岁月真是奇妙的东西。昨天你站在我的椅子旁边摆弄我的眉毛，拔下几根，看它们怎样拳曲回去。你觉得很好玩。没错儿，是好玩。

哦，我还是仔仔细细刮了脸，穿上一件白衬衫，用软皮擦了擦皮鞋。我想这样的准备就是一个年老的绅士和一个古怪的老头儿之间的差别。我知道对于你可爱的母亲，前者更适合做她的配偶。但是有时候我忘了这些必要的麻烦。这是我准备纠正的错误。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来到教堂，等待晨光泻入礼拜堂。我在长椅上直挺挺坐着渐入梦乡。这样很好，因为小鲍顿在书房找不到我就会来这儿找我。我想象可怜的老撒母耳被女巫拖出地狱时感觉到的幽暗。现在我也有这样一种感觉。“你为什么让我焦急不安，把我带到这儿来？”事实上，黑暗中我一直祈祷，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智慧对付约翰·埃姆斯·鲍顿。可是等他叫醒我的时候我立刻意识到，我那苍老、阴郁、卑劣的自我仅仅因为想多睡几分钟，就要让他大吃苦头。倘若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被人发现自己睡得正香而被人家同情，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对那种悲悯更是嗤之以鼻。你母亲总是对人家说，我整夜读书、写作，刚刚醒来。有时候的确如此，但是有时候我只是彻夜难眠。

（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劝告人们祈祷。因为一夜无眠意味着有问题需要解决。黑暗中我变得相当镇静，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能进入梦乡。问题是我睡得太死。谁都知道身体以动物的贪婪渴望睡眠。这时候倘若被打搅人就变得烦躁。如果我不记得自己曾经为心气平和而祈祷，碰到这种事儿也会发火。那时候我就无法声称自己得到了心灵的安宁。）

杰克·鲍顿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非常抱歉。”他在长椅上坐下，给了我点儿时间振作一下精神。他能这样做很好。我注意到他也刻意打扮了一番。他穿了一件夹克衫，系着领带，脚上的皮鞋擦得很亮。他看了看这间屋子，显然注意到它的简陋。我知道我的教堂确实非常简陋，没有任何装饰，和你见过的那些高雅的、装饰豪华的古老教堂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座教堂注定就是个临时性的建筑物。

“你父亲就在这儿讲道。”他说。

“讲了好多年。从那时候起，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和我在那儿长大的那座教堂一样。”

长老会的确有座教堂和这座非常相似，但是几年前就被一座宏伟的砖石结构的建筑物代替，现在已经爬满碧绿的常春藤。鲍顿说，如果他能让钟楼坍塌一点儿，那座教堂就真正成了“古建筑遗址”了。他还建议可以模仿这座破旧的老教堂盖我们的新教堂，这样就可以超过长老会的教堂，更像一座“古建筑遗址”了。我想我会这样建议的。

杰克说：“能接父亲的班，真是一件让人嫉妒的事情。”

我有个讨厌的习惯，一开始就按照是否能从中获得的快乐，或者是否能因此而实现什么意图，对一次谈话做出“评估”。现在我对这次谈话的期望值不高。我说：“我的使命和我父亲的使命一样。我以为，即使我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父亲，上帝也仍然会召唤我。”我承认，我当时有点儿恼火。

杰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似乎总惹人生气。可这总也不是我的本意。”然后他又说：“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并不是有意冒犯你，牧师大人。”

我说：“我会记在心里的。”

他说：“谢谢。”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倒很希望自己能像父亲一样。”他瞥了我一眼，似乎以为我会哈哈大笑。

我说：“你父亲一直是我们大家的榜样。”

他看了我一眼，以手覆额挡住眼睛。这个姿势包含了忧伤、沮丧，还有心力交瘁。我知道它的含义。我说：“恐怕惹你生气了。”

“没有，没有，”他说，“但我非常希望我们能更……更直截了当地谈话。”

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谢谢，耽误了你的时间。”站起身准备离开。

我说：“坐下，孩子。坐下。我们可以再试试。”

于是我们又一声不响坐了一会儿。他取下领带在手上绕了两圈，让我看了看，好像那上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然后装进口袋。最后他说：“小时候，我以为上帝就住在阁楼上，为我们买食品、杂货。这是我所形成的宗教信仰最极端的形式。”他接着又说：“我并不想说的那么难听。”

“我明白。”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可怜的老父亲说的那些话呢？甚至小时候也不信。而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他说的没错，都认为那是福音。”

“你现在相信吗？”

他摇了摇头。“我不能说我相信。”他抬起头瞥了我一眼，“我想说实话。”

“我看得出。”

他说：“我还想告诉你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经常撒谎，因为我说谎话的时候人们都信我，倒是说真话的时候没人相信。”他耸耸肩笑了起来，“所以我知道，我现在也在冒风险呢。”他又说，“事实上，我说谎话的时候也会出岔子。”

我问他到底想让我告诉他什么。

“哦，”他说，“我想，我已经向你提过一个问题了。”

他当然有理由指出这一点。他已经提出一个问题，而我避而未答。的确这样。我不能不注意到他声音中流露出的不满。我知道，他急切地希望把这次谈话进行下去，所以努力让自己表现得礼貌周全。

我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我真的希望我能。”

他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往后靠了靠，一只脚颤动了一会儿。“你是不是觉得，”他说，“你我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很正常？是不是没有办法给在烈焰中凋萎的、或者将要凋萎的我们这些人浇哪怕一滴水？说说你的条件好吗？难道你我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什么真实的思想无法交流？我觉得这真没有道理。”

“我不敢说这就是我的条件，但是这种情况下，我将谈到上帝的恩典。”我说。

“永远都不会谈到这种恩典也有不存在的时候。事实上，这正是我们的分歧之所在。如果你已经给出条件，我不会不恭不敬。”

“这一点我明白。”我说。

“这么说，”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无法和我分享你的智慧。”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该如何谈这个问题。你想让我说服你相信基督教的真理吗？”

他笑了起来。“我敢保证，如果我被说服，我将满怀感激之情去反思。就我所知人们通常都是这样。”

“哦，”我说，“这么说，我就没有多少活儿可干了，对吗？”

他一言不发坐了一会儿，说道：“我有个朋友，哦，算不上什么朋友，只是在田纳西州碰到的一个人。他听说过我们这个镇子，也听说过你祖父。他给我讲了一些堪萨斯州从前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他父亲讲给他听的。他说，内战期间爱荷华州有一个有色人种组成的团。”

“是的，有这样一个团。还有一个‘老头团’，一个循道宗信徒组成的团。大伙儿都那么叫。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禁酒主义者。”

“听说有一个有色人组成的团，我很感兴趣。”他说，“我没想到这个州有那么多黑人。”

“哦，是的。战争爆发前从密苏里州来了许多黑人。我想还有许多人到了密西西比河谷。”

他说：“我小时候，这个镇子里还有几家黑人。”

我说：“没错，前些年他们都搬走了。”

“我还记得，人们说他们的教堂失过一次火。”

“是啊。不过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火不大，损失也很小。”

“这么说，他们现在都走了？”

“是的，都走了。很遗憾。现在我们这儿新搬来几家立陶宛人。他们当然都是路德会教友。”

他笑了起来，说道：“很遗憾，他们都走了。”他似乎陷入沉思。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很赞赏卡尔·巴特。”我相信他将由此发泄他的愤怒。他那种狡猾的、让人厌倦的愤怒，我从来都无法对付。他永远都像鬼一样精明，也像鬼一样认真。我应该知道他读过卡尔·巴特的作品。

我说：“是的，我很赞赏他。非常赞赏。”

“但是，他对美国人信奉的宗教很少尊重。你同意吗？他在这个问题上很坦率。”

“他对欧洲人信奉的宗教也有很多批评意见。”我说。确实如此。可是话刚出口，我就意识到我的回答含糊其辞。小鲍顿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从他脸上的表情——算不上微笑——看出他的心思。

他说：“他的态度很严肃。他认为值得为此而争论。”

“就算这样吧。”情况当然就是这样。

于是他问：“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美国的基督教徒看起来总是在等待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在别的地方发扬光大。”

“不全是这样。”我说，吃了一惊。因为我确实多次想过这个问题。

话谈到这儿，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杰克·鲍顿占了上风。此外，对于这次谈话他一点儿都不比我开心，也许还有点厌恶。当然我又觉得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我似乎又要拿“年事已高”为自己找理由了。但是我坐在我的教堂里，和煦的、毋庸置疑的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我觉得——就像经常感觉到的那样——我没能认清真理和真理本身全然无关。这真理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由我或者由任何人决定的。我的心又提了起来——确实是那时的感觉。我说：“我这一生听过许多次精彩的讲道，也认识许多聪明、博学的人。我很清楚，人们爱挑毛病，但是在我看来评判一个人信仰的纯正性未免太放肆了，除了对自己的信仰审视与评判。而且即使对自己，这种评判也不无专横傲慢之嫌。”

我说：“当这个古老的圣所充满寂静和祈祷的时候，卡尔·巴特写下的任何一本书就其深刻程度而言，都无法与之比拟。如果我不相信巴特知道并且承认这个真理、尊重这个真理，我就不相信他自己信仰的纯正性。”

我觉得很累，觉得比我这个年纪的人受到更多的困扰。这是我惟一可以解释自己眼泪的理由。我几乎像小鲍顿一样惊讶。

他说：“我无法表达心里多么难过。”他说得很真诚，令人信服。

我像你一样用袖子擦了擦脸。相信我，那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他似乎说了一句“请原谅”之类的话就走了。

该怎么办呢？我现在的想法是给他写一封信，可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