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酒馆位于玛利亚广场，在慕尼黑市政府的地下室里。酒馆巨大，内部曲折，经年的烟熏火燎在筒形拱顶上留下了痕迹，整个酒馆散发着巴伐利亚特有的闲适安逸的气息。

多年来，古斯塔夫和格里希每周四晚上都会来这里聚餐。古斯塔夫的医生朋友以及弗里茨·格里希的朋友渐渐加入，大概十来个人，志趣相投。

自从纳粹上台执政，来聚会的朋友每周都在减少。今晚只来了五个人：两位医生，两个社民党党员，以及一位《慕尼黑邮报》的编辑。

扎啤已经送到桌上，古斯塔夫试着舒缓沉闷的气氛：“看来恐惧能抑制饥渴。尽管如此，来，先生们，让我们尽情享受，干杯！”

今晚几个人的讨论尤其激烈。后来，店主过来，略显尴尬地请他们尽量不要干扰到其他客人，然后急忙躲回吧台里。

古斯塔夫思绪恍惚。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差不多六个星期了。慕尼黑人以巴伐利亚人民特有的泰然接受了柏林政府更迭的现实，生活又回到定好的日程——也就是即将到来的狂欢节。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三月五日在国会大厦举行的新一轮选举和狂欢节王子的选举意义不相上下。过去几年里，柏林更换总理频繁得像走马灯：布吕宁，帕彭，施莱歇尔，希特勒……

店主又一次来到他们的桌前。他手里捏着擦碗布，用畏惧的目光瞟了眼酒馆另一侧的入口处，那里刚刚进来了几个冲锋队队员。然后他急忙避开，好像怕别人看到他和古斯塔夫这群人在一起似的。

古斯塔夫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过去十年里的聚会，会有一大帮人在此痛饮，兴致勃勃地聊天，这个店主也总是乐于参与，可现在竟然装作不认识他们。古斯塔夫垂下悲伤的目光，看着啤酒杯。开始啦，人们已经开始顺应新的政治气氛。

他又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八点多了。弗里茨去哪儿了？这么久还不来。慢慢地，他开始为朋友担心。每周四的这个聚会，弗里茨从未爽约。有时会来得晚些，因为要赶第二天见报的头条新闻。这种时候，他总会派个伙计来酒馆通知一声。一声招呼不打就缺席聚会不是弗里茨的风格。此外，弗里茨早上还打过电话给他，说今晚有重要的事情商议。古斯塔夫希望弗里茨尽快下定决心离开德国，迁居到奥地利去。弗里茨主编的批评性报纸《正道——真相与权利》一开始就是纳粹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听说，希特勒常常让人拿这份报纸给他看，对弗里茨·格里希的文章越来越愤愤不平。这位新总理格外不快的是，报纸上经常发表他的政敌国务委员冯·卡尔爵士的讲话，以及关于一九二三年慕尼黑的公民酒馆那场未遂政变的报道。

弗里茨已经亲身体验到来自冲锋队的猛烈报复。不久前，有人砸碎了他家的窗户。妻子索菲吓得要命，其中一块石头差点砸到她了。弗里茨收到的威胁要谋杀他的恐吓信也越来越多。不过，这位勇敢的记者不为所动，继续毫无畏惧地在报纸上刊登挑衅的文字。

恐吓信的恶毒和杂乱无章反映了写信人狭隘的思维。很长一段时间，朋友们一直劝说他和妻子离开慕尼黑。

古斯塔夫起身向店主借用电话。弗里茨出版社的电话占线，家里的没有人接。此后的二十分钟里，他又尝试了几次，内心愈发不安，啤酒已经喝不出任何味道。于是古斯塔夫和剩下几位勇敢的战友告别，任凭他们沉浸在各自被啤酒麻醉的担忧中。

他决定去编辑部找弗里茨。或许是今天慕尼黑发生的什么事件拖住了他，古斯塔夫试着继续自我安慰。但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他已经听说了，在任十二年的慕尼黑市长，温和保守的卡尔·沙尔纳格今天不得不收拾市政厅里的东西，让位给继任者。这一切都是遵照柏林新当权者的指令进行的。

市政厅酒馆离报纸编辑部不到四百米。古斯塔夫加快脚步，几乎跑了起来，帽子掉了都没有察觉。半路遇到了一伙怪叫着的冲锋队，他急忙避开，及时躲过了他们。他几乎为自己刚才产生的恐惧感到羞愧。刚才在聚会上，他们不是还高谈阔论，慷慨激昂地宣称，不能被那些人吓倒吗？不是要为言论自由抗争，阻止专断与不公吗？

而现在，他躲避着街道的灯光，心脏快速跳动，走进了一条黑黢黢的小巷。他的所作所为和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畏惧，胆小，像别人一样尽力适应。自己会是下一个吗？恐惧是传染病，他想。恐惧会摧毁一个人。“等一下，古斯塔夫！”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呼喊，这个声音知道他这个民族的苦难。“你是犹太人，”这个声音悄悄地说，“你属于一个三千年来没有祖国的民族。几乎每一代犹太人都被驱逐，被迫害，被没收财产，被谋杀。作为犹太人意味着永无宁日。好吧，维护你内心的安宁吧，古斯塔夫，保护好你的家庭。你无法改变世界，因为你无法改变人类。你能做的，只有像所有的父亲都应该做的那样：从这个仇恨的世界中拯救自己的孩子，这个成年人为他们准备的世界。”

他因此更加尊重自己的朋友，信奉天主教的弗里茨。弗里茨·格里希是个勇敢无畏的人，这样的人已所剩无几了。多年来，他用笔杆勇敢地对抗独裁和专制，即使面临死亡威胁和破产，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

弗里茨主编的报纸销量逐期下降，因为冲锋队恐吓购买报纸的读者，阻挠报纸的销售。

冲锋队队员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古斯塔夫警觉地四下看了看，继续赶路。在街上不时会碰到零星的散步者，夜深归家的人，或是一对对恋人。尽管动机不同，他们都和他一样尽量躲避路灯的光亮。

还没等他拐入农舍大街，冰凉的烟雾就窜进鼻孔。他再次加快脚步，转过街角，然后猛然停住了。

眼前的街道上散落着一堆堆东西，有些在黑暗中还冒着烟。一阵凉风呼啸着吹过街面，几乎熄灭的地方又冒出了火星。

几个看热闹的和散步的人分散在街道上，有些人在指指点点，别的人开始慢慢散去。刚刚发生的事件造成的紧张感还飘浮在空气中。带着极为不祥的预感，他继续朝农舍大街六号走近。再经过两栋房子，他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对着天空急促地祷告了一下，但愿出事的不是朋友弗里茨。

他立刻感到了羞愧。这已经是几分钟内第二次，他为自己感到惭愧了。即便勇敢的朋友没出事，他又怎么能轻松愉快地希望出事的是其他人呢？这是人类永远摘不掉的十字架。每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和最亲近的人。只要不幸的并非自己，人们就会长舒一口气。为了心安理得，人们总能自圆其说——不管因为什么，事情总会发生在某个人的身上，难道不是吗？所以，别胡思乱想了，视而不见吧，安静地过自己的日子吧，谁不是承担着生活的重量……

古斯塔夫有些迟疑地站到了弗里茨出版社的大楼前。他的理智拒绝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尽管冥冥中他早就预料到了。他慢慢抬起头，沿着这座砖砌建筑的外立面向上搜索，直到三楼。眼前看到的，是被国家权力摧毁后的废墟常见的痕迹。

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了。一堆家具、书和纸张星星点点地散落在街上，还在燃烧着，都是被人隔着窗户抛到街上的。古斯塔夫震惊地僵立在那里。一条桌子腿从一堆余烬中伸出来，像是一只在示警的手指。旁边躺着一台砸扁了的凯旋牌打字机，上面还夹着一张打印纸。弗里茨的毕生心血全毁了，什么也没有了。弗里茨在哪儿呢？他出什么事了？他在周遭的人群中没有发现弗里茨。他有没有及时躲开这帮刽子手，逃去安全的地方？

一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男人戴着镍框眼镜，走近他的身边，带着同样吃惊的表情望着被砸毁的窗户。然后他低声说：“您好，您不是格里希先生的那位医生朋友吗？”他偷偷地向四周看了看，好像在担心陌生人的目光。

“您是谁？”古斯塔夫疑惑地端详着他。他觉得以前见过这个人。

“哦，真抱歉，我是科勒，弗雷德里希·科勒。我是……”他停顿了下，咽了口唾沫，又接着说下去，“更确切地说，我曾经是格里希先生手下的夜班编辑。”科勒散发出来的无助和惊慌失措，像一把冰冷的刀子刺痛了古斯塔夫。他不安地抓住科勒的手臂问：“您知道格里希先生怎么样了吗？他在哪儿？您倒是说啊。”

“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来的是冲锋队，一群混蛋。他们打砸房间，把家具、打字机从窗户扔了出去。格里希先生想阻止他们，几个人就扑过来打他。格里希先生大喊，你们竟敢打我？我这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 随后，他们把他带走了。太可怕了，简直太可怕了。这些粗鲁又无法无天的行为，这一切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他摘下眼镜，揉揉鼻梁，摇着头，依旧惊愕于这件令人无法理解的事。

古斯塔夫无话可说，只是轻轻点了下头。他清楚地认识到，对抗自由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他知道，今天，此时此地，真相已经死亡。独裁这个怪兽已经抬起了头。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星期四，这一天，国务委员弗朗茨·里特·冯·艾普爵士获得了巴伐利亚的最高权力。

就在同一天，《正道——真相与权利》出版了最后一期。人们失去了要求获得真相的权利。同时纳粹党人开始了残暴血腥的清算与报复。

弗里茨·格里希成了第一批受害者中的一员。

这一次，即使是麦尔林克合伙律师事务所，在格里希一事上也帮不上什么忙。芬克斯坦合伙律师事务所现已更名为麦尔林克合伙律师事务所。芬克斯坦律师颇有预见性地做了这一安排，避免自己抛头露面。他们能做的，也只是打听到弗里茨起初被关在艾特大街的警察局监狱，后来被送到了施塔特海姆监狱。不允许探监。

医生和弗里茨此后再也未能见面。

惨案发生的那天，玛格达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天。次日她出现时，眼睛哭得红肿。

古斯塔夫对伊丽莎白说：“看看这个姑娘。玛格达有颗勇敢的心。而勇气，亲爱的伊丽莎白，是这些褐衫恶棍最害怕的东西。正是像我们的朋友弗里茨这样的人，以他们的坚毅与正直，无所畏惧地阻挡着不公正的浪潮。”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慕尼黑首次焚烧书籍。五月十日，首都柏林发生了同样的事。

被焚烧的不少书籍装帧精美，以漂亮的摩洛哥皮革装订成册。医生家中的藏书室也藏有不少这些作家的书籍：亨利希·曼和他的兄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海涅，库尔特·图霍夫斯基。这些人的书都遭到了焚毁。

古斯塔夫对伊丽莎白引用了海涅的话：“人们在哪里焚书，最终将在那里焚人。”他把自己关在藏书室里，免得让她看到自己的眼泪。

很久以后，古斯塔夫才知道，他的朋友弗里茨·格里希在长达十六个月的时间里被肆意审讯、拷打，但自始至终保持了自己的信仰和信念。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希特勒下令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对手和批评者。两天后，党卫军先后谋杀了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和他的妻子，巴伐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冯·卡尔——他是希特勒一九二三年政变的对头，以及记者弗里茨·格里希。在纳粹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也就是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里，弗里茨被枪杀。在希特勒的复仇行动中，超过两百人成为受害者，他以此向持不同政见者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此次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长剑之夜”。

弗里茨的妻子索菲给古斯塔夫捎去了丈夫的死讯。晚上，古斯塔夫对伊丽莎白说：“你知道吗？弗里茨说的一切都应验了。一开始就如此。他的聪明和敏锐让他预见了这一切。多么悲壮，纳粹谋杀他，恰恰证明了这些年来他提醒人们与之抗争是对的。这证实了纳粹是残忍的怪兽，狂热，无法无天，全无道义。他们只是以死亡相要挟的独裁者，永远不会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弗里茨是控方证人，同时又成了宣判者。他像是一只向同类预警光亮有害的昆虫。同类不愿意相信他，他就自己扑向那里，死在他们眼前，告诉他们光亮的危险。伊丽莎白，他算是白死了，人们不想看见，人们不想听见，人们尤其不想明白那么多。上帝啊，帮帮我们吧！”